无地青年“农民”是一个十分特殊的社会群体他们大多数原居住于城市边缘地区和被征地的地区在我国，农村土地大都是以被征用的方式转换用途的，征用部门给原有土地承包者一笔补偿金。这种征用方式可以使土地征用者迅速获得土地资源，与此同时也使原有的土地承包者迅速失去土地，从此也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轨迹。特别是对于那些正在成长为有劳动能力的青年一代，影响更为深远。他们很容易成为失去人生方向而又无所适从的群体。首先，从历史传承和现实制度看，他们仍然属于“农民”，但与其长辈不同，他们已是无地可耕种的“农民”，田地只是幼时的记忆了。其次，从现实生活和发展走向看，他们已属于“市民”，但与长期居住于城市的市民又不同，他们难以获得正常稳定的非农职业或以非农职业作为自己唯一的人生选择。

生活来源决定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无地便无根，无业便无依。无地可种和无业可就，使这一部分人处于游动不定的状态，具有游民化的特征。所谓游民，就是没有固定生活来源、稳定的职业而变动不定，游移不安的人。这种不安定的生活状态使他们缺乏归属感，不仅物质生活，更重要的是心理上也飘移不定。他们已无土地，也就失去建立在土地之上的组织和规范的约束。因为对于农民来说土地不仅是生存的来源，同时也是生活归属。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正是在世代定居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个彼此知根知底的“熟人社会”。在这一“熟人社会”共同体中，人们根据世代传承下来的习俗习惯生活，形成和谐有序的社会。而对于那些已无土地的青年“农民”来说，没有土地而不断的游动所面对的是一个全新而陌生的世界。原有的乡土习惯不再适用且也迅速掉失，新的规则又不熟悉。因为，我国的城市居民长期以来都以“单位”为依托。“单位”不仅是职业来源，而且是生活和心理的归属，同时又成为市民基本行为规范的起点。没有“单位”，也就意味着不在“体制内”，没有体制的约束。无地的青年“农民”是在城市体制改革过程中生成的，他们一方面很难进入城市“单位”；另一方面，即使进入了城市工作“单位”，也有一个相当长的适应过程。正是由于缺乏传统的乡土规则的约束，又未能建立起现代城市生活规则，使他们很容易在不断地飘移游动中行为失范失当。在当前的城乡现实生活中，已有相当数量的无地青年“农民”具有游民化的倾向。由于他们的行为往往失范失当，许多地方的人们以贬义的方式加以指称，如“游子哥”、“二流子”。

应该看到，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出现游民化群体，这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现象，同时也是一个需要高度重视的社会问题。因为这一群体的游动不定性对于形成和谐有序的社会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在法国工业化初期曾经产生了一个由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的流动群体。这批人既缺乏稳定的生活来源也缺乏城市共同体的规范，既极具革命性，也具有强大的破坏性，他们中产生的一些激进分子被称之为“无套裤党人”。上世纪初，毛泽东在其著名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一文也提到当时的中国“还有数量不小的游民无产阶级，为失去了土地的农民和失去了工作机会的手工业工人。他们是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并认为“处置这一批人，是中国的困难的问题之一。”

我国当前面临着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任务。要促进社会和谐，必须高度重视青年“农民”的游民化问题，并进行有效处理。其基本走向是通过各种方式使这批人从无地可种尽快转换为有业可就。一是逐渐改变简单的以现金补偿的重地方式尽可能实行“以土地换就业”、“以土地换社保”将无地青年“农民”纳入国家就业指导范围，开拓就业渠道，提供促进就业的政策，逐步保证无地的青年“农民”能够在失地后有稳定的职业和生活来源。十七大报告提出的“建立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为解决无地青年“农民”就业问题提供了政策导向。二是引导无地青年“农民”自主创业。“无地”农户通常都有一笔土地补偿金。但有相当一部分人只是依赖这笔钱为生，而不是创业，久而久之难免坐吃山空为此需要帮助无地青年“农民”用好这笔钱进行就业投资，如职业技能培训，掌握非农职业手段，以尽快获得无地后的就业机会。三是加强社区建设通过住宅区和社区建设帮助已无土地的青年“农民建构新的社会归属感，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支持使他们尽快地融人新的生活共同体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