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在2010年1月发布的《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研究报告中指出，当前中国社会结构滞后经济结构大约15年。当前中国的经济结构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甚至有些指标表明已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但多数社会结构指标仍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社会结构涵盖的人口、家庭、就业、组织、城乡、区域、收入、消费等领域的结构都处在调整的关键时期。中国应争取用10年左右的时间，即在2020年，初步扭转社会结构显著滞后于经济发展的局面。其中，应使城市化率提高到55%以上，使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重下降到30%以下；使中产阶层的规模达到35%左右。报告是在金融危机这种特殊的背景下出炉的，虽然有一定的针对性，但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和症结，却真实地向我们警示一个不争的事实——一个健康的社会，需要有一种合理的社会结构，这是经济社会生活能够正常运作的基础。如何使这种结构良性、稳步地调整，这其中需要我们对中层、下层社会投入更多的关注，更多的呵护。
中产阶层在政治上被看作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在经济上被看作是促进消费和内需的重要群体，在文化上被看作是承载现代文化的主体，这在国内外学术界已经成为一种基本共识。在近几年调整贫富差距过大的利益格局时，我们又看到，扩大中等收入者群体也是缓解贫富差距过分悬殊的重要措施。在一个社会中，如果等收入者不能占一个较大的比重，两极分化的社会结构将是不可避免的，贫富悬殊的问题也很难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但客观地说，我们的中产阶层发育得还相当缓慢。除了在经济发达地区，特别是大城市之外，中产阶层还是踪影难觅，中等收入者在整个社会中所占比例还很小。社会学家陆学艺先生认为，如果按照目前我们的中产阶层每年1%的增长速度，20年内中产阶层可以达到总就业人员的40%。但在目前的社会阶层结构形态中，农业劳动者阶层仍占总就业人员的42.9%，社会中间阶层仅占20%，还未形成社会中间阶层占多数的“橄榄型”，而是各中下级阶层偏大的“洋葱头”型。
从根本上说，中产阶层的发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有关，比如产业结构、受教育水平等。我认为，一种现实的可能性是，可以考虑将技术熟练工人，作为支撑一个以中等收入者为主的社会结构的重要因素，这是一个有着巨大潜力的结构空间。有资料显示，我国现有技术工人7000万人，其中高级工只占3.5%，即使是全国最大工业基地的上海，高级工的比例也不足7%，与发达国家高级工占40%的水平相差甚远。因此，如果在技术熟练工人数量不断增加的同时，使其收入水平能有一个较大幅度的增长，将会对我国社会结构的优化起到重要的作用。同时，还要防止两个问题的出现：一是要防止社会上层过多地占有资源，以免限制了中产阶层发展的空间；二是要防止中产阶层成为调整贫富差距的牺牲品。通过努力，我们期待着中产阶层能够得到更好的培育和壮大。
再分配和社会保障固然是缓解贫富差距的重要手段，但要根本改变贫困群体和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仅仅有再分配是不够的，需要通过切实的措施改善其在市场中的机遇和地位。
如果不能改善贫困群体在市场中的机遇，其脆弱的生存状态是无法改变的。改善贫困群体在市场中的机遇和地位，最重要的是谋生的机会，而谋生的机会是存在于一种社会生态系统中的。因此，要改善贫困群体在市场中的机遇和地位，就要保护这个社会生态系统。
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我们今天的城市管理和城市建设中，人们生存的社会生态，特别是贫困群体生存的社会生态，不仅受到普遍的忽视，甚至在遭到严重的破坏。举个例子，在有的城市中，营业面积达不到多少平米的小饭馆和小食摊被一律取缔。这样一来，吃早点变得更加不方便，更多人失去了谋生的机会。而在这背后，是一些地方政府对城市发展美轮美奂的追求。在这种追求之下，一切有碍观瞻的事物，比如棚户区、城乡结合部等都被列进了改造清除之列。事实上，这些地方可能恰恰是下层的安身立命之所。在西方发达国家，即使在经济发展水平远远高于我们，政府的财政能力也远远高于我们的情况下，也没有将贫民窟全部改造掉，原因就在于这是下层群体的安身之处。我们现在的城市建设、城市发展就像要把原来的泥塘建设成水泥底的游泳池，虽然比原来干净、漂亮、卫生，游泳也方便了，但是小鱼小虾却无法再寻觅到维持自己生存的食物。现在城市高楼拔地而起，马路越扩越宽，现代化设施越来越多，但是底层的生存生态却不见得比原来更好，这是非常突出的问题，需要我们更加关注。
从理论上说，只要社会中存在着分层现象，只要人们的经济社会地位存在上下之分，世袭与继承就是不能完全避免的。在一个社会中，继承与流动需要保持大体的均衡。尤其是在一个贫富分化较大的社会中，一种相对畅通的社会流动渠道以及较多的流动机会，则是抵消贫富差距过大的重要机制。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经常听到类似的说法：有时贫富差距大一点还不要紧，最怕的是穷人失去向上流动的希望，最怕的是一种绝望的感觉。
当我们在今天讨论继承与流动问题的时候，也许需要注意到一个特殊的背景，即我们正在经历一个空前的财富分配过程，而这个过程可能更进一步固化近些年来正在定型化的财富格局和社会结构。种种迹象也表明，近年来，由于我国社会结构开始处于定型化的过程中，社会流动渠道缩窄的趋势开始出现。这种趋势在社会底层人群中显得更加明显。据
2006年成都、重庆、西安三地有关部门调查，我国生活在城市底层的无业失业人员、低收入者、进城农民工等弱势群体定型化趋势比较明显，富有者和贫困者的代际继承效应明显增强，一些底层人群因此出现了以暴力或非法手段获取更高社会经济地位的苗头。根据该项调查，有43%的低保户认为“靠个人努力不能改变生活状况”，认为“能”的只占13%；有43.5%的农民工认为“靠个人努力不能改变生活状况”，认为“能”的仅有0.3%。因此，在一些贫富分化不断加剧的社会中，如何保护和扩展社会流动的渠道，特别是下层人向上流动的机制，就成为优化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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