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已经开始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是一个重要而艰难的过程，中国现在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如果这个坎儿过不去就是一场危机。

我们要进入这个时代，究竟需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一个社会要真正从柴米油盐的时代进入房子、汽车的时代，至少可以说得有五个条件：

1. 城市化，至少得有一半的人口住到城市当中来。   

1929年，美国发生大萧条的时候，城市人口是50%，也就是说美国已经在80年前有一半的人口住到城市当中来了。但是直到今天，中国的城市人口有多少？我个人的估计，也就是30%。流动人口算不算城市人口？流动人口和耐用消费品无缘，流动人口对耐用消费品的需求有的时候都不如纯粹的农村人口。所以不算流动人口，这个比例在30%比较准确。   

金融危机让世界对中国的城市化充满希望，也就是中国的城市化是把世界经济从低谷中拉出的重大引擎。有人担心中国13亿人口，一半以上的人口住到城市当中来，哪儿有那么多的城市？我个人的看法，我们把中国城市容纳人口能力远远低估了。   

以北京为例，十几年前有人说北京装不下上千万人口，但是现在已经装下了，大部分人还在这里扎下根了。所以城市容纳人口的能力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问题是如何进一步增加城市容纳人口的能力。

这些年中国城市规划更加关注的是城市的漂亮、现代化，但是一个城市如何给更多的人提供生存的机会，提供找一口饭吃的机会，很少有人考虑。我提了一个概念叫社会生态系统，原来上海人有一句话把社会生态系统说得很明白，就是“如果住在浦西的老城区，两口子没有工作，没有收入，一天煮100个茶叶蛋卖出去，一家老少的生计就有了。但是如果搬到浦东，连茶叶蛋都没有卖了，一家老少的生计就没了”。这说明现在的城市建设往往不是在保护生态，不是在改善生态，而是在破坏生态。   

概括起来说，一方面加快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步伐，另一方面增强城市能够容纳人口的能力，提高城市化的水平，是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首先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

2. 起码的基础设施。   

一个社会想要进入房子、汽车的时代，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起码的基础设施，因为很多耐用消费品的使用得以基础设施作为前提。最简单的说洗衣机起码得上下水，现在农村地区有多少有上下水的？热水器除了上下水还得有一个比较好的卫生间，现在农村的厕所有多少能挂热水器？所以农村中洗衣机、热水器保有量低，不完全是钱的问题，而是基础设施的问题。   

2008年农村居民的收入和1997年城镇居民的收入大体是相当的，也就是说收入上差不了多少。但是农村居民2008年每百户拥有耐用消费品的数量和1997年同样收入水平的城镇居民每百户拥有的耐用消费品的数量相比，远远低于城市居民。那个时候城市居民百户拥有的耐用消费品74.5%，而2008年，同样的收入的农民只有32.66%。这说明什么呢？耐用消费品的消费不完全是一个钱的问题，而是基础设施的问题。   

这次应对危机的4万亿中有相当比例投入基础设施当中，为什么把钱花到这儿？这是真正积累起来的财富，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后劲之所在。所以到了将来，一个社会拥有了铁路、公路、机场，发展的后劲就不一样。

从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来看，现在是中国搞基础设施最好的时期，为什么？现在人口年龄的结构还比较轻，社会抚养的负担还不算太重，是中国比较有钱的时候。这10年搞了也就搞了，这10年如果搞不了，将来再搞也难了。

3. 消费信用制度。

消费信用制度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按揭、分期付款这样的信用制度。这样的信用制度到了耐用消费品房子、汽车的时代就变得非常重要。房子、汽车的消费和柴米油盐不一样，柴米油盐的特点是数量多，单价低，消费起来没弹性。但是到了房子汽车的时代，耐用消费品的数量少，单价高。这时候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有限的收入和昂贵耐用消费品之间的矛盾，一个社会要形成耐用消费品的市场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

那是不是收入的问题？要说收入，就是欧美发达国家老百姓的收入和耐用消费品的价格相比，也是有限的。所以必须得用消费信用制度来解决这个问题。它可以让你分期付款，可以把一辈子可能挣的那点钱一次性买一两件东西。所以一个社会到了耐用消费品时代，消费信用制度发展的如何，就直接决定了耐用消费品市场的大小。现在老百姓收入低，房价高，如果没有按揭的话，能有房地产热？有没有房地产市场都难说了。

4. 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制度。

社会保障、社会福利不仅仅是一个公平的问题，更重要是，它是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必不可少的制度条件。或者从一个更直接的意义上来说，不妨把它理解为消费信用制度的措施，它解决后顾之忧，让老百姓可以放心的使用信用制度来购买昂贵的耐用消费品。所以社会保障、社会福利不是等经济发展了再做，而是有钱得做，没钱想办法也得做。

 但是社会中存在着一种普遍的误解，以为社会保障是花钱的，总得是经济非常繁荣才搞社会保障。大错特错。美国是什么时候开始做社会保障的？1935年，我们知道大萧条是1929年，美国1935年开始搞社会保障，那时候的经济情况一团糟，财政的状况一团糟，还没有完全从大萧条当中走出来。为什么急急忙忙的做社会保障？因为美国当时就在过这样一个坎儿，没有社会保障人们就不敢消费。

社会保障、社会福利从更宽泛的意义上是要营造一个更确定性的经济环境。我们想想，为什么劳动报酬的方式会从计件工资、日工资、周工资到月薪，甚至是到年薪？这和确定性是联系在一起的。人们的预期不一样，人们的消费就会不一样。

5. 中产阶层的发育。

一个社会到了房子、汽车的时代，如果贫富差距很大，两极分化，除了穷人就是富人，除了富人就是穷人，这个社会的耐用品时代到不了。富人的耐用消费品没有问题，但是富人是极少数的，只靠富人来消费，这个市场无论如何大不了。所以到了这个时候，就要有一个不断扩大的中产阶层，最近这几年扩大中等收入的规模，也是这个意思。但是问题是中产阶层从哪里来？欧洲和美国主要靠白领，坐在办公室里对着计算机的白领把消费就撑得差不多了。但是中国有可能吗？13亿人口，农民占多数，欧美的路又走不通，怎么办呢？

我曾经提出一个想法，通过政策的引导，造就大量的熟练技工，让熟练技工成为中国中等收入者的一部分。我觉得这对于中国来说，可能是一个更现实的路，如果这个路走通了，可以同时解决中国几个非常要命的问题。第一，这条路走通了，中间大了，两边小了，可以缓解贫富悬殊的问题；第二，中间大了，耐用消费品的市场可以逐步的发育起来，可以解决内需的问题；第三，通过这条路造就大量技工，有助于转变生产方式，提升经济结构。但是熟练的技工不是说有就有的，就中国目前来说，首先两个问题，一个是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第二个就是用工制度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