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建设，是国民教育取代家庭教育和民间教育的过程。盖尔纳认为，生产力发展催生民族主义，激发“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要求，推动“高文化”（high culture）的建设，其中现代公民教育最重要：工业化需要一支受过标准教育、可自由“出卖”自己的劳动大军。在盖尔纳看来，“同文同族”是国家稳定的基础，少数民族要么同化，要么“走人”，没有第三条道路可供选择。［1］对于盖尔纳来说，语言不仅是交流科学知识的媒介；语言就是一种讯息：“如维柯所说，语言不仅仅是文化工具，它就是文化。”［2］盖氏认为，教学语言之争属于政治，它与土改和公选同样重要；在农业时代，人们在农业劳动中学习必要技术，而在工业时代，他们必须在学校里学习工业知识和工业技术，因此学校一定要民族国家化。［3］文化教育的程度决定专业范围和知识水平。［1］不过，以盖氏理论为代表的这种建立在民族同化之上的现代教育观，毕竟属于理想建构，是“工具理性”的单向思维，距离历史和现实还比较远。首先，历史上作为民族国家思想库的民族主义并非如盖氏所说只有一种类型，即工业革命后的民族主义，而是至少有4种类型：建立在商业和公民意识之上的英法式民族主义；建立在语言、文化、历史和情感之上的德意式民族主义；殖民地独立后产生的后发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式的民族主义。［4］其次，盖尔纳民族教育观和语言意识形态的唯工业化理论，忽视了政治、情感、族性、象征等等方面的作用，忽视了国家内部不同族群的不同观点，也忽视了工业化以前就存在的民族国家，以及工业化之后民族主义风起云涌的事实。［4］最后，世界上迄今只有200个国家，而民族数以千计，按照盖氏“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威尔逊建构”，那只能是天下争国，群雄大战，可这样的情势并没有发生，绝大多数国家是多民族国家，绝大多数国家的居民使用多种语言，多元共生是我们所回忆的历史，是我们身在其中的现实。
全球化既带来多样性，也带来“大一统”的反弹，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是并蒂莲。在像中国这样后发建设中的民族国家，经济的崛起引发民族同化的想象和呼声，不同于主流语言和主流文化的“他者”被边缘化，成为隐喻中的“不安定”因素，随时要面临“同文同种”的选择。双语教育被理解为主流语言教育，少数民族发展滞后，尤其是教育滞后，被归咎于他们的语言和文化的落后。然而，正如陈志明、袁同凯指出，政府态度、政治权利分配不均往往是阻碍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的主要原因。［5］巴战龙认为，语言单一制与“交际工具论”相辅相成，他呼吁摆脱“交际工具论”，迈向可持续的“文化资源论”。［6］这些都是颇有见地的观点。
有语言学常识的人知道，语言有弹塑性，它本身和“先进”、“落后”并无直接联系，相反，它的地位取决于使用者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取决于使用者及其“他者”的语言意识形态。那种把少数民族语言说成是经济社会发展“短板”的论调，既不符合学理，也不符合实际。在全球化时代，各民族的语言会发生大规模接触，既涉及语言表层如语音、语法和词汇，也涉及使用语言群体的其他方面，尤其是语言背后的意识形态。语言意识形态是一种价值观，它要让某种语言的结构及其使用合理、合法；［7］它是社会生活中语言与人类之间的象征关系，是社会结构与言说（talk）形式之间的中介，反映基本的人观和社会制度，并且把语言和认同、权力、审美、道德及认识论联系在一起。［8］从特定语言意识形态出发判定语言地位，就是判定语言使用者是否属于“文明世界”，判定他们有无“公民”或“现代人”资格。［9］极端民族主义者把其他民族的语言说成“禽兽之言”、“鸟语”，把自己的语言说成“文明”的象征，优美的音乐。在民族主义语言意识形态中，自己的语言词汇丰富，表达力强，语法精确，语调优雅；别人的语言词汇贫乏，语调粗俗，没有语法，不能表达现代科学技术，从而不能表达现代文明。［10］
在中国，传统上占主流的语言意识形态多鼓励同化，反对差异，建立在这种语言意识形态之上的民族教育观也不例外。然而，历史和现实的经验，丰富的民族志材料告诉我们，多样化的民族教育观，多元化的语言意识形态，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常态。一个世纪前，帝国主义强国的坚船利炮迫使闭关自守的中国对外开放，被迫接受民族国家这样一个现代政治形式，被迫放弃文化天下观，转向政治主权观。以文化定中心的传统模式，要让位于以边疆定时空的现代格局。不过，中国多民族互动的历史并没有就此退出历史舞台，多语言多文化的现状也没有就此消失。无论是西方的思想还是苏联的主义，都在中国被本土化，“语言们”在起作用，“文化们”在起作用，“历史们”在起作用。无论是现代中国还是历史中国，都不限于某个地域、某个流域，不限于某种文化、某种宗教，不限于某种语言、某种风俗，也不限于某个人口、某个人种。多样性和共生体不存在必然矛盾；多样性是“重叠共识”的必要前提，而“重叠共识”是可持续“美美与共”的重要保障。
在经济发展超前、教育文化发展滞后的背景下，民族教育观的多样化是社会多样化、思想多样化的反映，是正常的“社会反拨”，其背后是语言意识形态的多样化。在如今这个前所未有的网络世界，所有社会和自然现象都要重新定义，但只能是有条件的定义，要受到历史、语言、文化、政治、情感、象征等因素的制约。冷战已经过去，意识形态之争已经不再时髦，世界恢复到多样性的本来面貌，“美人之美”，即敬重他人的自尊，包括敬重他人教育观中体现的语言和文化自尊，是多样性对话中形成的“重叠共识”之一。当然，人类学关于从本土人观点看问题、明了地方知识的取向，长时段的田野观察，对于不同教育观之间的对话具有重要价值。不同的对话语言从不同角度追求“本真”，表达不同的世界分类，表征不同的审美价值；对话使“本真”变得立体，有生命意义，充满生存智慧。多样性和共生体不存在必然矛盾，只要不断追求“重叠共识”，“美美与共”便会成为人类社会理想的互动形式。
［1］Gellner，Ernest.Nations and Nationalism［M］.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3.
［2］Gellner，Ernest.Thought and Change［M］.London：Weidenfeldand Nicolson，1965.
［3］Hall，John A.The State of the Nation：Ernest Gellner andthe Theory of Nationalism［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1998. 23Britain Teacher Turnover：Problems，Solutions and InspirationFANG Tong，WANG Fang-fang（College of Education，Huazhong Normal University，Wuhan，Hubei 430079，China）Abstract：There are both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with teacher turnover. Britain is a typical country that teacher
turnover results more problems than benifites. This paper reveals the major problems from overrate teacher turnover ofBritain and introduces some main policies that the United Kingdom recently implemented. Through analysing the British experienceand comparing，this paper comes up with some advices to China’s teacher turnover.Key words：Britain；teacher turnover；teacher mobility；problem；solution；inspirationNational Minorities’Educational Thinking and Language IdeologyNARAN Bilik1,2（1. Fudan University，Shanghai 200433，China；2. Guizhou University，Guiyang，Guizhou 550025，China）Abstract：National minorities’education in China involves thoughts on their education and on language ideologies. Ina new situation of globalized information connectivity and plural symbiosis of politics and economy，diversities in nationalminorities’educational thinking and in language ideologies have become normal patterns of human life. Diversities do nothave to contradict with a symbiotic entity. As long as an‘overlapping consensus’is continually sought for，an ideal patternof interaction，which allows for positive coexistence of cross-cultural variations，will not be far off.Key words：national minorities’educational thinking；language ideologies；overlapping consensus；anthropology of education
［4］O’Leary，Brendan.On the Nature of Nationalism：An Appraisalof Ernest Gellner’s Writings on Nationalism［A］.Hall，John A.，Jarvie，Ian.The Social Philosophy of ErnestGellner，Amsterdam-Atlanta［C］.GA：Rodopi B.V.，1996.
［5］陈志明，袁同凯.地方政府与少数民族学校教育：跨文化的视角［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0，（3）：16-20.
［6］巴战龙.裕固族语言文化遗产保护问题探究［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4）：92-94.
［7］Silverstein，M.Language Structure and Linguistic Ideology［A］.Paul R. Clyne，William F. Hanks and Carol L. Hofbauer.The Elements：A Parasession of Language Unitsand Levels［C］.Chicago：Chicago Linguistic Society，1979.
［8］Schieffelin，Bambi B.，Kathryn A. Woolard，Paul V. Kroskrityeds. Language Ideologies［M］.Oxford：Oxford UniversityPress，1998.
［9］Woolard，Kathryn A. Introduction：Language Ideology asa Field of Inquiry［A］.Bambi B. Schieffelin，Kathryn A.Woolard and Paul V. Kroskrity eds.Language Ideologies［C］.Oxford：Oxford University，1998.
［10］纳日碧力戈.语言人类学［M］.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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