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活质量研究与社会指标运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美国成为最富裕的国家,美国民众的物质生活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就可以理性观察的生活条件和状态而言, 当时美国人对自己的生活理应感到比较满意。然而就是在这一时期,失望乃至颓废的生活情绪在美国民众特别是年轻一代身上孕育和逐渐浮现出来, 并在20 世纪六七十年代达到高潮, 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也产生了强烈的回响。古瑞(Gurin) 、加尔布雷斯( J·K·Galbraith) 等人敏锐地捕捉住了这一社会动向的理论意义, 意识到物质繁荣和科学技术进步不一定带来人们日常生活中幸福感的增加, 从而掀起了生活质量研究的热潮。1957 年, 密歇根大学的古瑞、威若夫(Veroff) 、费尔德( Feled) 等人对美国民众的精神健康与幸福感进行了抽样调查。1958 年, 加尔布雷斯首次提出了“生活质量”这个概念。1965 年, 坎吹尔(Hadley Cantril)发表了13 个国家民众生活满意度的比较研究成果。同一年, 布拉德本(Norman Bradburm) 在一次全国民意调查中研究了美国民众的幸福感。1976 年, 坎贝尔(Angus Campbell) 、康维斯( Philip E. Converse) 、罗杰(Willard L. Rodgers) 等人出版了《美国人生活的质量: 感知、评价与满意度》一书。这一时期, 美国最主要的两家研究机构———芝加哥大学全国民意调查中心和密歇根大学社会研究所也非常积极地投入到生活质量的调查研究中, 推动了该领域的发展。在这些研究中, 生活质量通常是指人们对日常生活及其各个具体侧面的主观感受, 如满意度、幸福感、生活充实感等。起初, 研究者们并没有注意满意度与幸福感的差别。随着研究的深入, 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认识到, 幸福感、充实感属于情感层面的感受, 往往变动不居, 是瞬间的情绪; 满意度属于认知层面的感受, 是相对比较稳定和持久的态度与意愿,因而用满意度来测量和反映生活质量是更为恰当的选择。

西方学者对生活质量研究的兴趣与20 世纪60年代开始兴起的“社会指标运动”密切相关。1966年, 雷蒙德·鲍尔(Raymond Bauer) 在《社会指标》一书中首先提出了“社会指标”概念, 论述了各种观测和预测社会变迁的方法。此后, 大量有关社会指标的著作相继出版, 联合国统计署等国际组织在其实际应用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 社会指标研究与应用成为一股世界性的潮流。“社会指标运动”源自运用社会统计方法认识社会发展水平的传统, 与统计发展史上的国势研究有密切关系。这与生活质量研究源自社会学领域关注社会问题的传统是不一样的。不过, 促使两者兴起并迅速成为学术潮流的直接社会背景却是一样的, 即在科技不断发展、经济快速增长及物质生活高度繁荣的现代社会, 如何正确评价人类社会的实际发展状况, 如何看待人类的生活状态与环境。“社会指标运动”致力于探索观测和评价社会变迁的指标体系和具体方法, 涉及两大类研究内容: 其一是用来反映人类生活状况和环境的客观指标, 如人口数量、识字率、人均GDP 等; 其二是用来反映人们对自身生活状况和环境的主观感受的主观指标, 即生活质量, 如住房满意度、医疗条件满意度等。因此, 生活质量是社会指标研究的内容之一, 如何通过加强生活质量研究以深化对社会指标体系的探索是社会指标理论与实践的一部分。反过来, 社会指标研究及其实际应用也为生活质量研究提供了用武之地。正是由于这些, 美籍华裔社会学家林南特别强调了将社会指标与生活质量研究结合起来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20世纪80 年代以后, 社会指标及生活质量研究开始在中国受到重视。1983 年, 中国国家统计局首次提出了《社会统计指标体系》。此后, 国家统计局、国家计划委员会( 发展与改革委员会) 、国家科委等政府部门及其下属机构就社会指标体系的制定与实际应用做了大量工作。学术界也就社会指标的理论、方法、构成及各种体系进行了细致的研究, 提出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综合评价体系、中国社会保障指标体系、中国小康社会指标体系、中国社会综合预警指标体系等有影响的研究成果。随着社会指标研究的影响日益增大, 中国人生活质量的研究也逐渐增多。1985 年, 林南等人在天津开展了千户居民生活质量调查, 这是国内有影响的生活质量调查之肇始。其后, 各类生活质量的调查及相关的理论探讨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特别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提出以后, 政府有关部门投入大量经费资助了生活质量方面的研究课题。

二、生活质量的内涵与研究方向之争

实际上, 生活质量研究已引起了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公共卫生学等众多学科的关注, 并已积累了卷帙浩繁的研究成果, 前文关于国内外生活质量研究兴起与发展的概况是非常简略的, 或者说是有所取舍的。不同学科的生活质量研究可以依据其学科渊源和理论资源大致区分为两种类型: 一种是社会学视野( 含经济—社会学视野) 、另一种是心理学- 医学视野。社会学视野下的生活质量研究的基本主题是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过程( 即人与自然关系、人与人关系、心灵与现实关系的实践形态) 中把握生活质量, 心理学- 医学视野下的生活质量研究则侧重于从个体心理和生理健康的角度把握生活质量, 两者的问题背景及其所关涉的生活质量的理论内涵是根本不同的, 因而具体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等也有很大差异。本研究所讨论的是社会学视野的生活质量研究, 对心理学—医学视野的研究成果不做系统的关照与讨论。与生活质量研究在美国兴起时的情景不同, 中国的生活质量及社会指标研究( 特别是社会指标研究) 更关注如何客观地反映社会发展程度与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政府部门( 如国家统计局) 制定的社会指标体系由客观指标构成自不待说, 就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等研究机构提出的在国内具有广泛影响的那些社会指标体系, 也基本上由客观指标构成。关于生活质量, 林南等人在80 年代中后期曾延续美国的研究传统将其界定为“对生活及其各个方面的评价和总结”。但在其后很长一段时间中, 林南的观点实际上成为大多数国内学者批判的对象。按照一些研究者的概括, 国内对生活质量的理解有三种代表性的观点( 即“主观感受说”、“客观状态说”、“客观状态- 主观感受结合说”) 。其中, “主观感受说”被一些研究者认为是少数人提出的不符合中国实际的一种观点。“客观状态说”优于“主观感受说”, 在中国学者中有一定的代表性, 但这种观点也有失偏颇。“客观状态—主观感受结合说”比较符合中国实际, 将被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所采纳, 成为主导性的观点。对“主观感受说”的一种有代表性的批评认为, 由于我国还比较落后, 经济因素在生活质量中举足轻重, 生活质量指标应主要放在客观指标上,而不能一味模仿发达国家将生活质量研究投向主观指标。与此类似的另一种说法则是, 生活质量研究须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 现阶段在我国应成为指导社会发展的政策性研究, 而政策研究要以全国大多数人的利益为出发点, 关注国民生活的物质基础,因而不可能以主观指标为研究重点。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近几年来, 已有一些研究者开始认识到主观感受研究特别是幸福感问题在生活质量研究中的重要意义。

生活质量研究在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 主流的“理性化发展观”解释不了当代人面临的一些基本问题, 新的发展研究应当更多地关注被“理性化发展观”所遮蔽的人的体验性与反思性, 即关注人的生活质量本身。因此, 生活质量研究具有明显的批判性倾向, 是彰显日常生活的主观性与体验性维度、重构人类生活世界的努力。“主观感受说”的批评者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些问题的重要性, 主要从“理性化发展观”出发对生活世界加以一元化的理解。“客观状态—主观感受结合说”既重视客观指标在生活质量研究中的基础性地位, 也不否认主观指标的研究价值。表明上看来, 这是一种比较公允平实的研究思路。但持这种观点者事实上是将主观指标的价值锚定在其对客观指标的补充上, 实质上遵循的仍然是“理性化发展观”。社会指标运动包括生活质量研究(具体表现为对生活感受和主观指标的探索)的内容, 但不限于这些, 而是同时包括关于评价社会发展的客观指标体系的探讨, 遵循的是国势研究及社会监测的传统。由于“理性化发展观”与认识论的强大惯性, 也由于客观指标的探讨在操作层面有很多便利之处( 如便于跨国比较) , 即使在生活质量研究发源地的美国, 也有很多关于社会指标与生活质量的研究成果满足于运用客观指标及数据描述与评价人们的生活水准与状态, 未能超越“理性化发展观”的局限———没有充分认识到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主观感受对于理解和把握人类生活状态的意义。西方国家的这种局面也是生活质量与社会指标研究在中国兴起以后, 其客观指标研究倍受重视而“主观感受说”长期受到排斥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理性化发展观: 延续还是超越?

笔者以为, 生活质量的研究取向归根结底无外乎两种: 一种是“理性化发展观”的自我修补( 简称“修补论”) , 一种是“理性化发展观”的反思与超越( 简称“超越论”) 。在“修补论”看来, 以往的发展观片面追求经济增长, 忽视了人的全面发展。生活质量研究将人的发展摆在了中心位置, 强调各方面的全面协调发展, 提出了用一套综合性的客观指标体系全面监测与评估社会发展状况的思路, 因而是对片面发展观的一种突破。毫无疑问, “修补论”看到了以往的主要强调经济增长的发展观的缺陷, 提出了克服这些缺陷的系统方案, 即强调以生活质量指标体系衡量、评价及规划社会发展与建设, 是一种更新更合理的发展观。不过, 这种发展观仍然是“理性化”的, 是“理性化”框架下发展观由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向注重人的全面发展的转变。“理性化”的一元性遮蔽了人的主体性和生活世界的多维性, 因此“理性化发展观”尽管在自我修补的道路上逐步指向了以人为中心的发展, 但其视野中的人仍是抽象的人, 是可以用客观指标加以统一把握的人, 人的中心地位无法得到真正的体现。在这个意义上, “修补论”尽管是对以往的片面发展观的突破, 但没有跳出其窠臼, 是“理性化发展观”在自身限度内的一种完善。“超越论”开启了发展研究的新视野, 揭示了新的可能, 即从个人生活世界的多维性出发, 具体地把握人的生活感受, 并反思社会发展的进程。“超越论”的超越之处在于试图将生活世界从“理性化”的遮蔽下解放出来, 用“人性化发展观”代替“理性化的发展观”。因此, 超越论并不是反“理性化”, 而是在包容“理性化”的基础上对生活世界的丰富性和完整性的追求。从超越论的视角看, 生活质量应该理解为生活主体对生活世界的认知与感受, 是生活主体在日常实践中反思、行动和建构的结果。

尽管生活质量研究内在地包含了“理性化发展观”的修补或超越等深刻的理论问题, 但这些理论问题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 特别是在中国。因此, 自20 世纪80 年代中国人口的生活质量研究逐步兴起以来, 着眼于应用性的生活质量指标体系的建构这一课题成为学术界瞩目的焦点, 具体的做法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从已有的相关理论出发, 通过界定生活质量的内涵和外延而演绎出相应的指标体系, 进而寻找对应的经验数据以说明研究对象的生活质量状况( 简称“演绎途径”) ; 另一种是从关于研究对象的经验材料出发, 通过统计方法提炼生活质量的指标并探索其结构关系, 进而讨论生活质量的测量方法及其影响机制( 简称“经验途径”) 。20 多年来, 通过这两种途径建构的中国人口生活质量指标体系已经有不少, 但不同学者提出的指标体系相互间的对话和融通却面临很多困难。“演绎途径”的关键在于作为起点的理论, 但由于目前还没有关于生活质量构成与衍变机制的一般性理论, 一些研究将“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发展理论”这样一些比较抽象的理论作为出发点, 并按照“理性化发展观”从所谓客观性的角度界定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这样, 由于理论过于抽象, 不同的研究者会因为对以人为中心的发展的理解不同而演绎出不同的指标体系。不仅如此, 由于“理性化发展观”本身即面临着需要加以反思和超越的问题, 根据这种发展观演绎出的生活质量指标体系就非但是不严密的, 而且在本质上是需要予以批判的。“经验途径”以“客观事物和评价过程的双重复杂性理论”或“多元差异理论(MDT) ”等理论为指导, 希望在概括经验材料的基础上确定生活质量的指标体系。但由于“复杂性理论”并没有在理论上真正解决生活质量的衍变机制问题, 并且还因为“复杂性”本身即为不同类型的经验概括留出了空间, 而经验概括在逻辑上无法避开归纳法的缺陷, 于是不同的人便可以概括出不同的指标体系, 并且从不同指标体系中可以引申出关于人们生活质量的诸多矛盾说法。“多元差异理论”在经验层面对生活质量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系统的探讨, 并涉及经验背后的一些理论意蕴, 但未能充分阐明“多元差异”影响生活质量的具体机制, 从而为在“多元差异”中加入不同类型的成分及对“多元差异”的时空变异性作出歧义性解释提供了可能。这样, 不论是“演绎途径”, 还是“经验途径”, 最终都未能在理论建构方面达成充分的共识, 并在此前提下流于不同类型生活质量指标体系的提出与应用, 从而将生活质量研究引上了无根的飘泊之旅, 乃至该领域被很多研究者视为缺乏理论内涵与潜力的纯应用学科, 没有显示出其应有的活力与生机。

生活质量研究偏离其初衷并走入困境的根源在于其自有理论的缺失。“演绎途径”实际上假定生活质量具有普遍性的标准并可以用外在的客观方法加以测量以及通过外在力量的规划和设计而得以改善和提高, 它所依托的是“理性化发展观”下的相关理论。“经验途径”比较重视研究对象的经验对于理解生活质量涵义及指标体系的意义, 为研究对象的主体性留下了较重要的位置。这一途径的价值首先应在于建构理论, 而不是指标体系。由于生活质量研究是作为已有发展理论的一种批判性“范式”而兴起的, 在本质上无法与已有理论相契合, 所以, 如果生活质量研究不首先发展出属于自己的理论基础, 则其在应用层面的推进便很容易走入歧途。换言之,如果不以真正属于自己的理论作为研究依托与指导, 关于生活质量的指标体系及相应的经验材料要么是靠不住的, 要么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因此,目前生活质量研究的重点应该放在理论的建构上。由此出发, 生活质量研究应被视为一个首先需要在理论上加以开拓的学术领域, 即首先需要提出自身的理论架构。这不仅是是生活质量研究自身深入发展的基础和关键, 而且也是生活质量研究作为一种发展研究的“新范式”之新意所在。!

参考文献:

[1]林南.生活质量的结构与指标——1985 年天津千户户卷调查资料分析[J].社会学研究, 1987(6): 73- 74.

[2][4]朱庆芳, 吴寒光.社会指标体系[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11-12, 112- 119.

[3]林南, 卢汉龙.社会指标与生活质量的结构模型探讨———关于上海城市居民生活的一项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 1989(4): 76- 77.

[4]朱庆芳, 吴寒光.社会指标体系[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112- 119.

[5]徐愫.生活质量论[M].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12- 16; 易松国.生活质量研究进展综述[J].深圳大学学报, 1998(1): 105- 112; 罗萍.国内 生活质量指标体系研究现状评析[J].武汉大学学报, 2000(5): 645- 649.

[6]卢淑华, 韦鲁英.生活质量主客观指标作用机制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1992(1): 135; 冯立天, 戴星冀.中国人口生活质量再研究[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 22- 24.

[7]周长城等.中国生活质量: 现状与评价[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13.量所要求的等概率假设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