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无论是对“大同社会”的憧憬,还是退而求其次地“升平治世”或“小康家庭”的向往,幸福美满的日常生活一直处于社会理想与个体价值诉求的中心。概括而言,幸福生活涵盖的无外乎三方面的主要内容:衣食、住等诸领域优裕的物质生活条件;不同个人和群体间的协调关系;个人良好的内在精神状态。衣、食、住等领域的物质生活条件涉及的是人和自然的关系,即人类如何抵御饥饿、严寒、疾病等威胁,获得相对于自然界的安全感和自由感。个人间和群体间的关系实际上就是人与人的关系(或人与社会的关系) ,涉及的是个体如何在社会关系网络中获得安全感、归属感和自由感。个人的内在精神状态涉及的是个体的无限心灵与其所处的有限现实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是超越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关系,其所面对的是如何在有限的现实中追求永恒的价值和获得生活的意义感。在不太严格的意义上,可以将人与自然的关系视为主客关系,所关涉的是物理性世界(或曰物质性世界) ;将人与人的关系视为主体间关系,所关涉的是社会性世界(或曰交互性世界) ;将个体的的无限心灵与其所处的有限现实之间的关系视为主体内的反思性与超越性,所关涉的是超越性世界(或曰价值性世界) 。在个人日常生活世界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个体的无限心灵与其所处的有限现实之间的关系分别与人的生物性、社会性及“神性”相联。在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古代中国,社会性被置于生活世界的中心,生物性是应该克制和贬抑的“, 神性”则寓于社会性之中。所谓“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内圣外王”、“慎独”等说的都是个人的内在反思与精神锤炼,最终要体现于社会性事务中,通过社会性的作为加以表达。“齐家、治国、平天下”虽然包含多方面的诉求,但关键显然在于“家齐”、“国治”和“天下平”,即在于社会秩序。幸福生活就是“天人合一”、“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的生活,是人的生物性需要和超越性追求最终均有效融入社会秩序之中的生活。
在基督教文化传统中,个人的生活世界本身是没有自存价值的“, 幸福”生活应该是自觉领受苦难的生活,是追随上帝的赎罪之旅。因此,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个体的无限心灵与其所处的有限现实之间的关系都被人与上帝的关系所取代。在人与上帝的关系中,人的主体性实际上被遮蔽,只剩下依附性和无尽的信仰。13 世纪发轫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改变了这种状况。在这场运动中,生活世界的价值被热情地颂扬和讴歌,个人的主体性重见天日，被赋予观照无限的宇宙和内在心灵的合法性。文艺复兴运动以后,自然科学的发展、启蒙运动、资产阶级革命、工业革命等前呼后应、相互激荡,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迅速兴起,物质财富空前繁荣。科学技术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充分揭示了人类主体性特别是理性所蕴藏的巨大能量,为个人生活世界描绘出了一幅气势恢宏的画卷,也为人们对理性及其主导下的未来生活的乐观与自负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于是,随着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个体的无限心灵与其所处的有限现实之间的关系逐渐被化约为理性与客观世界(自然界、人类社会、客观心理过程) 的关系(主客关系) ,生活世界被赋予普世性的客观性内涵:有保障并日益改善的物质生活条件(吃、穿、住、交通、医疗卫生设施等) ;普遍的、理性化的行为规范和制度体系; 理性的追求与行动,如重视教育、科学技术、效率和效能等。换言之,生活世界随着现代社会的兴起而很快被理解为一种可以经由理性加以科学审视的客观状态,幸福生活就是技术发达、物质繁荣、运转高效而有序、理性规划的生活。虽然自资本主义兴起以来,不论是在抽象哲学的层面,还是在具体社会理论的层面,对于理性特别是工具理性的批判不绝如缕; 马克思、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人关于异化、个人生活世界的单向度形塑、系统过程对生活世界的侵蚀等论述更是如黄钟大吕之声,久久回荡在现代社会的旷野之中,但在文艺复兴时期曾被完整表达的生活世界的丰富内涵在现代社会中仍然被无情地流放。
概言之,个人生活世界可以区分为三个不同的维度,即物理性世界、社会性世界和超越性世界。如果说传统中国社会将个人生活世界横向压缩为聚焦社会秩序的一维伦理世界(即以人的社会性统摄其生物性和“神性”) ,那么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则将其纵向抽象化成了注重客观性的一元理性世界(即以人的理性统摄其非理性的本能、情绪、情感、信仰等) 。尽管具体内容不同,但两者都强调不同个体所处生活世界的同一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富甲天下,其政治、经济、军事和科学势力如日中天,美国民众的物质生活也很快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就可以理性观察的生活条件和状态而言,当时美国人对自己的生活理应感到比较满意。然而就是在这一时期,失望乃至颓废的生活情绪在美国民众特别是年轻一代身上孕育和逐渐浮现出来,并在20 世纪六七十年代达到高潮,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也产生了强烈的回响。古瑞( Gurin) 、加尔布雷斯(J ·K·Galbraith) 等人敏锐地捕捉住了这一社会动向的理论意义,意识到物质繁荣和科学技术进步不一定带来人们日常生活中幸福感的增加,从而掀起了生活质量研究的热潮。1957 年, 密歇根大学的古瑞、威若夫(Veroff) 、费尔德(Feled) 等人联合几所高校对美国民众的精神健康与幸福感进行了抽样调查。1958年,加尔布雷斯在其所著《富裕社会》一书中首次提出了“生活质量”这个概念。1965 年, 坎吹尔(Hadley Cant ril) 发表了13 个国家民众生活满意度的比较研究成果。同一年, 布拉德本(NormanBradburm) 在一次全国民意调查中研究了美国民众的幸福感。1976 年,坎贝尔(Angus Campbell) 、康维斯( Philip E. Converse ) 、罗杰(Willard L.Rodgers) 等人出版了《美国人生活的质量:感知、评价与满意度》一书。该书以全美生活质量抽样调查为依据,重点研究了美国人对生活整体的满意度以及对生活中13 个具体方面的满意度。这一时期,美国最主要的两家研究机构———芝加哥大学全国民意调查中心和密歇根大学社会研究所都非常积极地投入到生活质量的调查研究中,对该领域的发展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在这些研究中,生活质量通常是指人们对日常生活及其各个具体侧面的主观感受, 如满意度、幸福感、生活充实感等[1 ] (P242 - 277) 。起初,研究者们并没有注意满意度与幸福感的差别。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认识到,幸福感、充实感属于情感层面的感受,往往变动不居,是瞬间的情绪,满意度属于认知层面的感受,是相对比较稳定和持久的态度与意愿,因而用满意度来测量和反映生活质量是更为恰当的选择[2 ] (P149 - 152) 。
美国学者对生活质量研究的兴趣是与20 世纪60 年代开始兴起的“社会指标运动”分不开的。1966 年,雷蒙德·鲍尔(Raymond Bauer) 在《社会指标》一书中首先提出了“社会指标”概念,论述了各种观测和预测社会变迁的方法。1966～1975 年,大量有关社会指标的著作在美国出版,如谢尔登(Eleanor Sheldon) 和莫尔(Wilbert Moore) 的《社会变迁指标: 概念与测度》、邓肯(Otis Dudley Dun2can) 的《向社会报告迈进:下一步》、坎贝尔和康维斯的《社会变迁对人类的意义》等均属这一领域颇有影响的成果。在美国的影响下,一些重要的国际组织也在社会指标的研究和实际应用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联合国统计署出版的《社会和人口统计体系》《国家和国际关于社会指标发展的报告》《国家和国际关于社会指标的工作以及有关通用概念、分类的进展报告》等文献在推动世界各国社会指标和社会统计工作方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使得社会指标研究与应用成为一股世界性的潮流[3 ] (P11 - 12) 。“社会指标运动”源自运用社会统计方法认识社会发展水平的传统,与统计发展史上的国势研究有密切关系。这与生活质量研究源自社会学领域关注社会问题的传统是不一样的。不过,促使两者兴起并迅速成为学术潮流的直接社会背景却是一样的,即在科技不断发展、经济快速增长及物质生活高度繁荣的现代社会如何正确评价人类社会的实际发展状况、如何看待人类的生活状态与环境[4 ] (P76) 。“社会指标运动”致力于探索观测和评价社会变迁的指标体系和具体方法,涉及两大类研究内容:其一是用来反映人类生活状况和环境的客观指标,如人口数量、识字率、人均GDP 等;其二是用来反映人们对自身生活状况和环境的主观感受的主观指标,即生活质量,如住房满意度、医疗条件满意度等[2 ] (P150 - 151) 。因此,生活质量是社会指标研究的内容之一,如何通过加强生活质量研究以深化对社会指标体系的探索是社会指标理论与实践的一部分;反过来,社会指标研究及其实际应用也为生活质量研究提供了用武之地。正是由于这些,美籍华裔社会学家林南特别强调了将社会指标与生活质量的研究结合起来的理论与实践意义[4 ] (P76 - 77) 。
20世纪80 年代以后,社会指标及生活质量研究开始在中国受到重视。1983 年,中国国家统计局首次制定了《社会统计指标体系》。此后,国家统计局、国家计划委员会(发展与改革委员会) 、国家科委等政府部门及其下层机构就社会指标体系的制定与实际应用做了大量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一些高等院校也就社会指标的理论、方法、构成及各种体系进行了细致的研究,提出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综合评价体系、中国社会保障指标体系、中国小康社会指标体系、中国社会综合预警指标体系等有影响的研究成果[3 ] (P112 -119) 。随着社会指标研究的影响日益增大,中国人生活质量的研究也逐渐增多。1985 年,林南等人在天津开展了千户居民生活质量调查,这是国内有影响的生活质量调查之肇始。其后,各类生活质量的调查及相关的理论探讨在全国各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特别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提出以后,政府有关部门投入大量经费资助了生活质量方面的研究课题。
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不同,中国的生活质量及社会指标研究(特别是社会指标研究) 更关注如何客观地反映社会发展程度与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政府部门(如国家统计局) 制定的社会指标体系由客观指标构成自不待说,就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等研究机构提出的在国内具有广泛影响的那些社会指标体系,也基本上由客观指标构成。关于生活质量,林南等人在上世纪80 年代中后期曾延续西方国家的研究传统将其界定为“对生活及其各个方面的评价和总结”[2 ] (P149 - 175) ,不过,在随后越来越多的研究中,林南的观点实际上成为批判的对象。
按照一些评论者的概括,国内对生活质量的理解有三种代表性的观点(即主观感受说、客观条件说、客观条件- 主观感受结合说) ,其中主观感受说被认为是少数人提出的不符合中国实际的一种观点;客观条件说优于主观感受说,在中国学者中有一定的代表性,但这种观点也有失偏颇;客观条件- 主观感受结合说比较符合中国实际,被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所采纳,成为主导性的观点。对主观感受说的一种有代表性的批评认为,由于我国还比较落后,经济因素在生活质量中举足轻重,生活质量指标应主要放在客观指标上,而不能一味模仿发达国家将生活质量研究投向主观指标[5 ] (P135) 。按照这种观点,中国社会发展程度还较低,所以对生活质量及其研究应该做出自己的新理解。然而问题在于,既然中国的生活质量研究关注的是另一种东西,我们为什么要使用“生活质量”这个概念而不用另外一些更清晰的概念(如“生活条件”、“生活环境”、“生活水平”等) 呢? 就是因为西方的生活质量研究蔚然成风吗? 就是为了“新瓶装旧酒”吗? 反过来,既然在中国这样的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主要应该用客观指标来表述生活质量,那为什么在西方国家当初处于中国目前这样的发展水平时没有出现用客观性内容来阐述生活质量研究的热潮呢?西方国家的生活质量研究为什么是在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蓬勃兴起呢?
生活质量研究在西方兴起的根本原因在于,“理性化”的主流发展观解释不了当代人面临的一些基本问题。新的发展观应当更多地关注被“理性化”发展观所遮蔽的人的体验性与反思性,即关注人的生活质量本身。因此,生活质量研究具有明显的批判性倾向[4 ] (P76 - 77) ,是彰显日常生活的体验性维度,重构人类生活世界的努力。国内的生活质量研究显然忽略了这些根本性的问题,仍然停留在“理性化”发展观下对生活世界的一元化理解上,从而导致了所谓经济发展程度与生活质量内涵具有相关关系等似是而非的说法。社会指标研究包括生活质量的内容,但也包括很多客观指标的探讨。由于客观指标的探讨在操作层面有很多便利之处(如便于跨国比较) ,即使在西方国家,也有很多关于社会指标与生活质量的研究成果未能超越“理性化”发展观的局限———没有充分认识到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主观感受对于理解和把握人类生活状态的意义[6 ] (P1 - 15) 。这也是生活质量与社会指标研究在中国兴起以后客观指标备受重视,而生活质量的主观感受说受到排斥的一个重要原因。尽管国内的研究者大多都承认主观指标的研究价值,但他们显然将这种价值锚定在其对客观指的补充上,实质上遵循的仍然是“理性化”的发展观。
在现当代社会学家中,舒茨、哈贝马斯及常人方法论者比较关注行动者生活世界的建构问题。不过,在他们的理论中,生活世界的要害在于共享的主观意义及建基其上的社会秩序。哈贝马斯更明确指出,生活世界的再生产所面临的危机只有借助交往行动及其背后的沟通理性才有最终克服的可能性。因此,在他们的眼里,生活世界的同一性仍然是最关键的,只不过这种同一性与韦伯所谓“理性化”过程中外在世界的“同一性”不同,乃指行动者在实践中达成的对于主观世界的意义共享[7 ] (P169 - 179、253 - 275) 。
哈贝马斯所倡导的“沟通理性”乃至韦伯的“工具理性”无疑都是认识与建构生活世界的重要途径或力量,资本主义的扩张及全球化进程印证了这一点。然而,自20 世纪下半叶以来,人类社会感受到的重要挑战(生活意义的危机) 及其在理论与现实层面的反主流表现形态(如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环保运动、反全球化浪潮等) 既非“工具理性”所能解释的(毋宁说是与工具理性的直接对抗) ,也不是“沟通理性”所能完全化解的。生活质量研究兴起的最主要意义恰好在于开启了一个新的探索危机管理与解决之道的方向,即从生活主体的感受与经验出发去认识行动者之间的差异和冲突及在此情景中社会秩序的再生产过程。在生活质量研究的视野下,生活世界是以行动者的主体性为中心的世界,主体间的沟通及意义共享与他们间的差异及冲突在生活世界中具有同样的重要性,社会秩序并非理性设计或追求的结果,而是不同行动者在表达和张扬个人主体性的过程中协调、冲突与妥协的产物。
以行动者的主体性为中心,生活世界首先是一个实存的世界,是由人与自然、人与人、个体的无限心灵与其所处的有限现实之间的关系共同形构出来的世界。又因为行动者的主体性在实质上是一种个体性和具体性,所以生活世界同时还是一个意义建构与体验的世界,是行动者个体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个体的无限心灵与其所处的有限现实之间的关系中所感知与体验到的一种生存状态。由此出发,生活世界可以区分为两个不同的层面,即实存的层面和体验的层面;每个层面涉及三个不同维度的关系,即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个体的无限心灵与其所处的有限现实之间的关系。就具体个人来说,实存世界只是自在的世界,体验世界才是自为的世界。传统的发展研究大多将问题设定在自在的实存世界或其某一个维度上,从而使得发展在很多时候变成了外在的乃至强加的发展,未能进入当事人的生活体验之中。与以往的发展研究不同,生活质量研究将关注的焦点投注于自为的体验世界中,即以生活世界体验层面的三维关系为中心,致力于分析当下的、具体的人的需要及其满足感,进而探讨社会发展问题。因此,正是通过将生活质量理解为体验世界的基本状况,生活质量研究凸显了发展研究的另一个方向,弥补了其以往的不足,为更加完整、更加深入的发展理论与实践奠定了基础。
毫无疑问,自为世界与自在世界是紧密关联的。一旦自在之状进入人们的感觉和体验中,它就开始影响人们的动机与行动,成为自为世界的一部分。换言之,体验世界是进入个人感知与体验领域的实存世界。因此,尽管体验世界是个体性的,但不同个体的体验世界因为外在的实存世界而相互关联起来,并在这种关联中展现出其共通性与差异性,也即开启出意义共享或冲突的空间。这就为生活质量的测量指明了方向:以实存世界为依托,探索行动者的感知与体验状况,并在实存世界与体验世界的关联中剖析不同行动者感知与体验的共通性与差异性。无论是不同行动者对生活世界感知与体验的共通性还是差异性,都必须通过相同的标尺或标尺体系才能反映出来。在笔者看来,这种标尺或标尺体系可以经由生活世界(实存世界- 体验世界) 的三个不同维度得到较好的把握,因为任何个人都是通过人与自然、人与人、个体的无限心灵与其所处的有限现实之间的关系来展现其具体性,从而成为完整之人的。也就是说,可以将人们对人与自然关系、人与人关系、心灵与现实关系的满意度作为生活质量测量与评估的三类一级指标。现代社会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主要表现在工作条件、居住条件、收入、饮食、卫生与健康等方面。人与人的关系主要表现在婚姻关系、代际关系、工作关系、亲朋关系、阶层关系、族群关系、社会地位、社会秩序等方面。个体的无限心灵与其所处的有限现实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在文化素质、闲暇生活、成就感、信仰与心态等方面。由此出发,经过概念化和操作化,就可以设计出测量生活满意度的各种具体问题。不过,这些都只是理论与概念操作化的产物。现实生活中的生活满意度是否具有这样的结构关系? 这种结构关系受哪些因素制约? 这些问题的答案需要在体验世界与实存世界的关联中才能找到。因此,生活质量的指标体系研究同样应该涉及实存世界的方方面面,即人与自然、人与人、个体的无限心灵与其所处的有限现实之间关系的自在之状。
图1是生活质量测量与研究的理论框架图。（图省略）生活质量就是体验世界的总体状况,或者说是关于实存世界的总体感觉。它由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满意度、对人与人关系的满意度、对个体无限心灵与有限现实之间关系的满意度三个维度构成。实存世界构成个人的生活条件与环境,它与体验世界具有对应关系(对应关系只是就内容而言,并非指相关关系或因果关系) ,即个人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个体无限心灵与有限现实等关系维度的满意度是不同维度的现实表现在行动主体认知倾向与价值观的观照下经感知与体验过程而形成的,而认知倾向与价值观则是在行动者、文化、生活质量、生活环境的互动中形成与嬗变的。
而成的实证分析框架。Y1 、Y2 、Y3 及其下属的具体问题共同构成体验世界或生活质量的指标体系,X1 、X2 、X3 及其下属的具体问题组成实存世界或生活条件与环境的可能内容,即生活质量的可能影响因素。这些因素对生活质量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即X1 既可能影响Y1 ,也可能影响Y2 和Y3 。在整个分析框架中,认知倾向与价值观占据着重要位置,它受生活质量、文化、社会环境、个体先天性生物特征等多方面因素的作用,并直接制约着体验世界的形成与演化,即影响着生活质量。当然,图1 和图2 所示的框架仍然是抽象的,是依据理论上的假设建构出来的。现实生活中某一特定人群的生活质量是怎样的? 受哪些因素制约? 不同社会群体的生活质量有什么差别? 这些问题要通过将这里的统计分析框架与其对应的真实调查资料相结合才能找到答案。以这些答案为基础,我们就可以从生活质量的视野出发,认识与分析不同个人或群体生活世界的形构与变迁,进而审视当代社会的发展过程,反思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的功用与限度。
[1 ]邢占军. 生活质量研究的重要领域:主观幸福感研究[A ] . 李培林,覃方明. 社会学: 理论与经验:第二辑[ C ]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2 ]风笑天,林南,等. 中国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研究[M] . 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8.
[3 ]朱庆芳,吴寒光. 社会指标体系[M]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4 ]林南,卢汉龙. 社会指标与生活质量的结构模型探讨———关于上海城市居民生活的一项研究[J ] . 中国社会科学,1989 , (4) .
[5 ]卢淑华,韦鲁英. 生活质量主客观指标作用机制研究[J ] . 中国社会科学,1992 , (1) .
[6 ]Slottje , Daniel Jonathan. Measuring the quality of life across countries : a multidimensional anal2ysis[M] . Boulder : Westview Press , 1991.
[7 ]Wallace , Ruth A. , and Alison Wolf . Contem2porary Sociological Theory : Expanding the Clas2sical Tradition [ M ] . Upper Saddle River , N.J . : Prentice Hall ,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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