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地震后,中国政府组织开展了波澜壮阔的恢复重建活动,民间组织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民间组织参与灾后重建具有自身的特色,如注重新理念的倡导,以基层社区特别是农村村庄为重点,关注脆弱人群,将工作做到精微处,强调能力建设等。这些对政府工作可以起到很好的补充。
成立于1996 年的环促会以生态文明的传播与实践为宗旨, 主要活动包括倡行绿色生活、培育生态乡村、推动绿色传媒。“5· 12”汶川地震后, 环促会前往极重灾区绵竹市、彭州市考察与评估受灾情况,认识到生态重建的重大意义。之后, 环促会围绕生态文明与灾后重建策划举办了相关论坛, 倡导生态重建和绿色发展, 并选择四川省彭州市通济镇达村进行生态重建的实践探索 。
达村是一个有着两百多户的山村, 位于龙门山脉南段的一座海拔1600 多米的达山上。这里山清水秀,空气清新,清幽宁静,有淙淙流淌的清泉,郁郁葱葱的山林,漫山遍野的中草药;高山气候,四季分明,尤其是夏季十分凉爽,适宜避暑。同时, 当地民风淳朴, 村民勤劳团结, 守望相助,又远离市区, 受外界影响小,少了一份外界的纷扰喧嚣, 增添了一份宁静祥和, 俨然是现代版的世外桃源。地震之后, 达村90%的村民的房屋都倒塌了, 只有为数很少的旧式木制结构房屋保存了下来。经过实地考察, 环促会形成了在达村支持建设“乐和家园”的理想:“乐和生态”——“以生态人居为主题的低碳环境管理”;“乐和生计”——“以生态产业( 主要包括创意手工业、生态农业和生态旅游业) 为主体的低碳经济发展”;“乐和保健”——“以治未病为主导的低碳保健养生”;“乐和伦理”——“以敬天惜物为内涵的的低碳伦理教育”;“乐和治理”——“以互惠共生为特质的低碳生态社会建制”。带着这种理想, 环促会全面介入达村灾后重建, 和村庄组织及村民互动, 演绎出一个意味悠长的故事。
本文以田野工作所获资料为基础, 以环促会和村庄的关系为主线, 就其生态重建的曲折故事进行分析, 进而讨论民间组织参与农村发展工作的理念与角色等问题。
汶川地震以后, 在通济镇镇政府的推荐下, 环促会来到达村考察和评估灾情。经过一番考察, 该组织认为达村具备开展生态重建的优越自然及人文环境条件, 并与村两委进行了沟通。村两委认为环促会能够依靠机构影响力引进资金和其他资源支援灾后重建, 缓解当地灾后重建的经济压力, 并且能够为生计发展找到出路, 从长远来看还能够保护环境, 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可持续发展, 于是对环促会的到来表示欢迎和支持, 并表示愿意尽全力帮助环促会开展生态重建——建设乐和家园。
环促会选择在达村海拔位置较高的8、9、10、11组全部村民以及5 组部分村民住地建设乐和家园。在环促会到来以前, 政府为这些村民提供了五种可以选择的房屋重建方式: 统规统建、统规自建、原址自建、原址重建、货币安置。由于达山到通济镇交通不便, 乐和家园社区大多数居民打算选择统规统建或统规自建, 从世代居住的山上搬迁到山下通济镇定居。乐和家园项目则要求村民继续留在山上, 这就需要动员已经选择统规统建或统规自建的村民转而选择原址重建。村两委做了大量工作, 说服村民接受了原址重建, 并且在村民与环促会之间起到桥梁作用, 为乐和家园项目的实施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项目启动后, 在环促会提出由该组织与村两委、达山生态协会共同构成三方联席的乐和家园协调议事机制时, 村两委给予了支持, 并配合环促会组建了乐和家园管理委员会。三方签订了《达村乐和家园合作协议》,明确了三方职责, 确定了各自的权利与义务, 这为推动乐和家园项目的实施和管理奠定了组织和制度基础。
重建初期, 环促会引进的资金和其他资源及其富有激情的乐和家园建设理念赢得了村两委的信任, 同时也换来了村两委对环促会前期工作的鼎力支持。
随着乐和家园项目的推进, 环促会与村两委在项目规划管理以及产业发展路径等方面开始出现分歧。
在乐和家园项目规划方面, 环促会提出了“耕、读、游、艺、养”的基本建设内容, 将乐和家园的土地分为耕地和非耕地产业, 按照“统一规划、集中管理、分户生产”的原则使用。村委会认为环促会提出的是一个理念性规划, 是关于终极蓝图的描绘, 并没有提出实现这一蓝图的操作性步骤和具体措施。他们就此与环促会进行多次沟通, 建议环促会提出一个符合村庄实际发展需求的操作性实施规划, 但每次沟通都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环促会并没采纳村委会的建议, 继续按照理念性规划推进乐和家园项目。
在项目管理机制方面, 环促会项目管理团队主要由志愿者和义工组成。这支团队与达山生态协会、村两委共同组成乐和家园管理委员会, 并通过召开三方联席会议对项目实施和监管过程中的重大事宜进行决策。村两委认为, 环促会项目管理团队专业性不强, 管理经验不足, 这些给项目实施带来很大风险。村两委还认为, 在三方治理架构中, 环促会重点是引进外界资金和其他资源, 村委会重点是结合当地实际情况规划项目, 生态协会则具体负责项目实施, 三方各负其责, 相互协调, 相互监督。但实际运作过程当中, 乐和家园管理委员会形同虚设, 村两委和生态协会在重大事宜上即使有自己的意见, 往往也会被环促会否决, 三方联席会议不能够按照合同约定发挥作用。除了建房补贴资金由生态协会负责发放给村民以外, 环促会没有就其他资金使用情况向村两委、生态协会以及村民公开并接受监督。村两委向环促会提出公开项目经费和项目管理经费使用情况的要求, 但是并没有得到回复。这直接导致村委会对环促会财务管理工作的不信任。
在乐和家园产业项目股份和红利配置方面, 环促会以资金和理念入股, 村民以土地等自然资源入股, 环促会享有51% 的股份和红利, 生态协会享有剩余的49%。村两委对这种分配方式提出质疑, 认为村民以土地以及当地自然资源入股若只享有49% 的股份和红利, 你那么环促会则不足以占据51%的股份和红利。尽管环促会承诺拿出3%作为公益金, 用于乐和家园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 另外48%用于公益事业的滚动投资, 但村两委不信任这些, 并认为股份和红利的分配方式是不公平的, 缺乏依据的。
在产业发展路径方面, 环促会在乐和家园建立有机农场, 并且向当地村民推广种植有机蔬菜、猕猴桃、山药等作物, 按户生产, 统一销售并且承诺保证销售渠道。在村两委看来, 当地的气候环境不适宜发展这些作物, 环促会关于保证销售渠道的承诺也没有兑现, 环促会所倡导的??公益+ 农户??的经营模式也没有帮助村民实现增收。
因为以上分歧, 村两委与环促会多次进行沟通,但并未能达成一致意见。环促会认为村两委在乐和家园项目实施过程中上不配合他们。鉴于环促会是出资方, 同时出于对环促会负责人的尊重, 村两委没有坚持按自身立场解决问题, 但也失去了合作的积极性, 对乐和家园项目渐生失望和排斥, 分道扬镳。
(一) 引导与合作: 生态协会的诞生为充分调动村民参与乐和家园建设的积极性,建立有效的村民参与机制, 环促会引导乐和家园项目区( 社区) 居民成立了“达山生态协会”。它是彭州市第一个由村民组成的、以推动生态文明为宗旨的民间环保社团。达山生态协会设有会长、副会长、秘书长以及会计保管等岗位, 有自己的章程, 并且在民政部门注册登记。社区精英担任了生态协会负责人和管理者。他们也是最早接受环促会生态重建理念的村民。
成立之初, 达山生态协会认为乐和家园建设理念非常先进。如果能够借助环促会的影响力, 以生态旅游为核心的生计项目是能够发展起来的, 村民的增收致富也指日可待。基于这种认识, 生态协会积极协助环促会向村民讲解乐和家园项目内容及其促进村民增收致富的途径, 村民们慢慢接受了乐和家园建设目标, 并提交申请书加入生态协会。值得一提的是, 生态协会的宣传和讲解也是村民放弃统规统建或统规自建、转而选择原址重建的重要原因之一。
环促会与生态协会合作开展的第一项具体工作是房屋重建。环促会向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申请乐和家园社区房屋重建援助资金。申请成功后, 环促会将资金打入生态协会账户, 由生态协会统一向乐和家园社区居民发放。然后, 环促会邀请工程师为乐和家园社区居民设计房屋。设计图纸完成后, 生态协会邀请当地有建筑经验的村民与工程师一起讨论并修改设计图纸, 最终设计出村民喜欢的房屋样式。在房屋重建过程中, 环促会发挥引进外部资金和其他资源的优势, 生态协会提供本土经验和人力资源,双方实现了优势互补。
与村两委一样, 生态协会与环促会在乐和家园建设过程产生了一些分歧。这主要表现在产业发展路径、财务监管和双方角色定位等三个方面。
产业发展路径方面, 尽管都赞同乐和家园建设理念和发展生态产业, 但双方在发展策略上却出现不同意见。环促会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同时启动生态旅游业、有机农业和创意手工业。生态协会则认为要先将资金重点投入到旅游业配套设施建设当中,在旅游业发展起来以后再发展有机农业和创意手工业。按照生态协会一位负责人的观点, 村民最希望看到的是项目能够切实带来大家收入的增加。在旅游业没有发展起来的情况下发展有机农业和创意手工业成本很高, 不但不能够促进村民增收, 反而会亏损大量项目资金。
在财务监管方面, 环促会除了把住房重建资金交由生态协会发放给村民以外, 其他项目资金都由自己的财务进行管理。项目实施过程中, 环促会没有如合约规定的那样同生态协会一起成立财务监督小组, 共同监管财务。项目结束后, 环促会也没有向生态协会公布项目资金使用状况。生态协会认为他们有权利监管财务, 多次向环促会提出财务公开要求, 但没有得到环促会的答复。于是, 生态协会开始怀疑环促会在实施项目过程中存在财务方面的问
在双方角色定位上, 生态协会认为, 项目的规划、决策、实施以及监管都是由环促会主导的, 生态协会主要是配合环促会实施项目。尽管乐和家园管理委员会也召开过三方联席会议, 但生态协会提出的建议往往不被环促会采纳, 以至于协会认为自己只是一个空架子, 并没有行使三方协议所确定的权利。生态协会一位领导人还表示, 他们为乐和家园花费了很多精力, 甚至因此导致家庭收入减少, 但环促会未给予相应报酬和补偿, 这是不应该的。由于环促会掌握着资金和相关资源, 掌握着话语权, 生态协会在与环促会发生冲突时处于弱势地位, 一些与环促会意见不一致的领导人辞职。环促会转而扶持那些更愿意合作的领导人, 其与生态协会的关系逐渐蜕变为控制与依附的关系。
灾后重建刚刚启动之时, 后来纳入乐和家园项目区的达村农户本有选择统规统建或统规自建意向, 借此机会搬迁到山下居住。环促会推动召开村民会议, 向村民分析异地搬迁的利弊: 搬迁到山下交通状况得到改善, 生活更方便; 但是要维持生计会比较困难, 因为上山种地路途较远, 进城打工无一技之长。环促会告诉村民计划开发达山, 建设乐和家园,发展生态旅游业。如果村民能够选择原址重建的话, 基本都可以在乐和家园经营的产业中工作, 与搬迁相比会得到更多实惠, 能够实现增收致富。环促会还向村民承诺将与政府沟通建设达村主线公路。在环促会的推动下, 彭州市政府很快出资为达村修通了上山公路, 方便了村民出行。村民看到环促会能够兑现协调政府修路的承诺, 并通过媒体了解到该机构及其负责人的社会影响力, 更加确信环促会有能力带来资金和相关资源, 帮助他们增收致富, 于是便决定原址重建, 留在达山与环促会一起建设乐和家园。
此时, 村民对环促会非常感激, 颇为积极地响应环促会建设乐和家园的号召。
在乐和家园项目初期, 村民以极大的热情支持和响应环促会的工作, 对未来发展充满了信心和希望。但随着项目实施, 村民们不满意的地方越来越多。
乐和生计主要包括创意手工业、生态农业和生态旅游业。创意手工业是指绣制手绢。按照环促会的想法, 这种手工绣制的手绢既包含丰富人文价值,又可重复使用, 具有低碳属性, 因而是有市场的。然而实际情况是, 环促会启动此项工作后, 为参加绣制工作的妇女提供的日工作约为20 元。当地主导产业黄连的种植和加工属于劳动密集型, 遇到忙季时也经常有雇工现象, 一般待遇为日工资50 元, 另提供膳食。这样, 由于工作水平较低, 妇女就没有绣制手绢的积极性, 农忙时节尤其如此。更重要的是, 尽管手工绣制品在理论上可卖出好价钱, 且有市场潜力。但由于生态旅游业并未发展起来, 市场营销工作也缺乏实绩, 除了通过向克林顿、白岩松等名人赠送灾区妇女绣制的创意手绢并取得一定宣传效果外, 乐和家园的创意手工业并未取得市场效益, 手绢加工作坊在运营一段时间后由于无法盈利等原因限于停顿。
生态农业是指建设有机农场和种植有机农作物。这项产业的发展涉及三项条件。一是有足够的农家肥, 达到替代化学肥料的效果。二是有充足而廉价的劳动力, 能以人工除草捉害虫, 达到替代除草剂和农药虫的效果。三是有机产品能够卖出足够高的价钱, 能够覆盖大量劳动投入的成本并有盈利空间。然而, 实践结果表明, 农家肥没法保障丰产需要, 有机农业收成明显减少。有机农产品市场销售价格可相对较高, 但高出幅度太大时并无足够市场需求。乐和家园的有机农场所原意支付的工资调动不了村民参加劳动的积极性, 无法正常经营, 一些土地处于闲置荒废状态, 另一些已经种植的作物除了项目管理人员打理之外实际上处于自生自灭状态。
生态旅游业是指依托达村山地自然生态, 发展休闲养生旅游。但是, 由于资金短缺, 基础设施不完善, 配套建设未跟上, 除环促会利用自身影响力招揽过少量培训和考察休闲业务外, 乐和家园的生态产业实际上也成为半拉子工程。
乐和生态主要集中在房屋重建上。环促会给村民按照每人4850 元标准发放建房补助, 尽管少于统规自建每人8000 元补助标准, 但是村民当初并无大的意见。在他们看来, 如果旅游业能够发展起来, 相应收入来源比一次性建房补贴更重要。但如前所述, 旅游业未能像环促会所描绘的那样带来预期收益, 村民开始抱怨起来, 甚至后悔留在山上原址重建。尽管在继承传统民居风格基础上经科学改进后设计建成的纯木结构住房具有自然、美观、牢固、环保等优点, 真实彰显了生态重建的意义, 但村民们似乎“身在福中不知福”,崭新的房子并未留住他们的思绪和目光, 倒是外部世界增收致富和改善生计的无限可能性引起了他们不尽的憧憬和向往。
乐和保健与乐和伦理是乐和家园项目中村民感觉最遥远的两项建设内容。乐和保健涉及以中医药文化为根的乡村诊所和养生保健操等, 诊所因找不到愿意工作的医生而停顿, 保健养生操引不起村民的兴趣。乐和伦理弘扬天人合一、物我相齐、人与群和、身与心谐等具有浓郁中国传统特色的价值观, 只是并未能够在村民中扎下跟来。吊诡的是, 有村民还反映, 由于环促会在生态协会及一些公共项目建设管理过程中扶持意见一致者, 村民间关系变得不如项目实施前那样团结与和谐了。
当村民渐生对乐和家园的抱怨并想象未搬出而失去的发展空间时, 环促会没有予以有效回应, 转而抱怨村民不知道感恩。在此背景下, 村民开始自寻增收致富门道, 对乐和家园渐失兴趣, 趋于疏远和漠不关心。
(一) 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 村庄重建与发展道路的选择
气候变暖、环境污染、生态退化已成为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 环促会自成立以来即为应对这一挑战而呐喊与奔走, 并形成了以东方智慧疗治西方文明顽疾的环保理想。在汶川地震灾后大规模重建背景下, 从应对环境挑战的角度出发, 环促会提出生态重建理念无疑是正确和有远见的。然而, 达村“乐和家园”生态重建的实践非但未能扎牢根基,村庄疏离和背弃之心倒是渐趋明朗。
环促会在达村就像一个理想主义者。她树立了一个远大崇高的目标, 描绘了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心与物相融的生活蓝图, 并假定这就是每个人真正想要的世界。达村村民及其组织则有些像现实主义者。他们接纳生态重建的理念, 但首先追求恢复和改善当下的生计, 希望收入更多一些, 物质生活更富裕一些。
问题在于, 人与自然能够和谐相处吗? 特别是,当更大范围的国家和国际社会仍处于人与自然之间巨大张力且为应对气候变化而争吵不休的情况下,一个落后但已经深深卷入现代市场体系的村庄, 能够率先摒弃现代社会主流发展模式并转而引领这个世界吗? 这个村庄能够创造和支撑一个庞大坚实的意义体系并抗拒、改造主流世界吗? 倘若这些问题的答案不那么肯定, 那么环促会在达村的生态重建实践遭遇困境就不值得奇怪。
进一步的问题在于, 在一个存在鲜明分化的现代社会中, 处于社会底层的村民优先追求改善生计和脱贫致富是正当的吗? 倘若答案是肯定的, 我们就不能用“短视”及类似词语来评论或批评村民及其组织, 毕竟连“现代病”更明显的中心城市在倡导低碳生活方面也仅取得极为有限的成绩。就此而言,环促会在达村面临困境, 责不在村庄, 而在其自身。实际上, 达村和环促会一样, 希望既能够恢复和改善生计条件, 又能够走低碳发展之路。不一样的是, 当生计改善变成海市蜃楼之时, 村民们不大可能为“乐和家园”而坚持, 环促会却愿意继续捍卫理想。
毋庸置疑, 工业革命以来的西方文明需要大力批判和反思, 中国农村发展有必要从这种批判和反思中获取智慧。然而, 简单想象传统和落后的农村反而更容易走上生态发展之路, 则不免带有乌托邦色彩。如果说现实主义可能导致短视, 那么, 脱离现实就一定会陷入困境。缺乏理想, 人类会缺少激情和灵性, 但理想主义却时常给世间造成悲剧。灾区农村重建乃至整个中国农村发展不能失去理想, 惟首先须立足于农户的现实需求。
(二) 救世主还是分担者: 民间组织参与村庄重建与发展的角色和作用
中国是一个具有深厚理想主义传统的国度,“内圣外王”和“大同社会”的理想上下绵延数千年而不辍。20 世纪二三十年代, 一大批仁人志士( 包括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 抱着这种理想走上了救治农村、救治中国的道路, 乡村改造运动以多种具体形态登上历史舞台。80 年过去了, 仍有一大批社会精英为改造中国乡村而奔走呐喊。前后80 年, 变异之处颇多, 但有一点没有变, 那就是这些人中有不少抱着“圣人”理想和救世情结 。
有人说, 2008 年是中国公民社会和志愿行动元年, 汶川地震结束了关于中国到底有没有公民社会的争论。情形果真如此吗? 笔者认为, 中国公民社会成长的一些条件确实处在孕育和生成过程之中, 但汶川地震紧急救援和灾后重建中涌现的很多志愿行动仍然带有鲜明的传统印记, 一些参与其中的民间组织仍依赖奇里斯玛型权威获取资源和开展活动, 是传统“内圣外王”理想的延续。环促会在达村的生态重建实践就表明了这一点。
不论是与村两委、村生态协会的关系, 还是与村民的关系, 环促会都更像一个“外部权威”。她在村庄宣扬自己的重建主张和蓝图, 说服村庄将这些主张和蓝图当作“好的”,动员甚至要求村庄配合自己开展活动。这不是伙伴关系, 而是权威( 权力) 与服从的关系。这种不平等关系本身起初并没有引起村庄抵制, 但当村民和村级组织的意愿和权利得不到有效表达和照顾时, 问题就出现了,“乐和家园”生态重建项目逐渐变异为环促会的独角戏,“外部权威”失去了社区认同。
在健全的公民社会中, 公民权利和责任共同得到彰显是社会关系和秩序的基础。发展领域的民间组织不是救世主, 而是公民权利和责任的促进者,是发展之痛的分担者。尽管“参与式发展”、“赋权式扶贫”被广泛视作汶川地震灾后重建和整个中国农村发展实践的基本理念, 然而即使是高扬“参与”和“赋权”大旗的民间组织, 也时常以“外部权威”的角色君临村庄。而在村庄农户能够得到实际利益时,他们实际上也很愿意接纳这样的“外部权威”。在这里, 公民权利和责任悄然隐退, 中国传统文化的逻辑而非公民社会的逻辑发生着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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