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英洪曾告诉我，《农民、公民权与国家》是他思考最深、用力最多的作品，也凝聚着他几十年来的思考、责任和担当。的确，这本书出版后，受到学界和社会的广泛好评，实在难得。此次中央编译出版社郑重出版这部著作，并举办新书发布会，邀请各位专家就“农民、公民权和国家”问题进行讨论，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张英洪也非常荣幸能得到各位的支持。在我看来，对他这样一个研究农民公民权问题学者，大家的支持的力度有多大，他就能走多远；社会各届对农民公民权的关注和支持的力度有多大，农民公民权实现程度就有多大。为此，我想就是这本书、这个人和这件事谈些自己的看法。

《农民、公民权与国家》出版后好评如潮，这首先要归于这是一部契合时代需要的严谨的学术著作。《农民、公民权与国家》是作者把握时代发展有脉搏，通过他的家乡湖南溆浦县进行深入细致调查的基本上撰写的，他用大量的事实揭示中国农民公民权的发展和变化。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用事实说话，有理性思考，视野开阔，科学论证，使这部著作具有科学性和可信度。其次，这是一部有理论创新的著作。作者通过个案资料的分析，认为我国农民公民权的发展是从阶级化、结构化、社会化走向公民化的过程，这是对我国农民公民权的发展历程及其特征和特点的新概括；作者对农民公民权与现代国家构建的关系进行解释，强调农民公民权的发展过程也是现代国家形成的过程。这不仅是对农民公民权问题，也是对现代国家构建理论的新见解，是政治学理论研究上的新贡献。此外，作者也将三农问题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理论高度。最后，这也是一部很有强烈现实针对性的著作。这本书不仅是关注我国农民权益和命运的著作，也是关注我们的国家改革和发展以及我们每个人权益命运的著作。尤其是当前我国改革正处在十字路口，人们对过去的历史以及未来的走向有不同的评判和主张，也有尖锐的分歧。从这部著作中，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更深入了解到农民和国家的过去，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清醒地认识和把握未来。

张英洪曾在我们华中师范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我对他非常了解。他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有担当、有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人。他不仅将农民问题研究当作自己的学术研究主题，而且将农民权益问题，尤其是公民权的实现与农民的命运、国家的命运联系起来。在他看来，中国农民问题的解决应该是每个农民获得完全公民权的过程。不赋予农民公民权，也不可能解决“三农”问题；农民没有公民权，我国国家也不可能有现代民主、法治和文明；没有农民的解放，也就没有我们每个人的解放，没有我们国家的解放。维护和发展公民权是中国梦的重要内容。因此，他说“公民权既事关广大农民的自由、尊严和幸福，也事关我们每个人的自由、尊严和幸福。维护和发展公民权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神圣使命和当然责任。那么我的梦想就是有效实施宪法，在现代法治的轨道上开启一个尊重、保障和实现公民权的新时代。”

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认识，十多年来，他一直致力于从事农民权利问题的研究。先后出版了《给农民以宪法关怀》（2003年）、《农民权利论》（2007年）、《认真对待农民权利》（2011年）等著作。可以说，他的全部兴趣，全部心血就是研究农民权利问题，就是求得人的自由、尊严和解放。他将为农民公民权鼓与呼当作个人的学术追求和崇高事业，这也是他为之奋斗的目标。为此，他放弃了很多职位、利益和机会。众所周知，在中国讨论权利问题向来是不容易的，也是有风险的。但是，他将这一切置之度外，真有一种“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风范。这种以学术报效国家、服务人民的强烈使命感、责任感，需要有巨大的理论勇气、政治勇气，既要能“仰望星空”，又要能脚踏实地，这一切在当下中国是最难能可贵的，也是我们知识分子最值得学习的。

这部著作的主题是讨论农民公民权问题。虽然张英洪的个别判断我不一定同意，但书中的基本观点和结论我是非常赞同的。对于农民公民权，我有几个基本看法：

第一，“三农”问题的核心是赋予农民以平等公民权。我国是一个农村幅员辽阔、农民人口众多的国度，“三农”问题一直是我国党和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就“三农”问题来看，其核心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焦点是农民权益问题，其实质是农民平等公民权问题。

第二，我国农民公民权是一个不断扩大的过程。从历史上看，我国农民的公民权的发展从过去的臣民，到后来的国民、人民和公民，本身是一个历史的进步。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农村重大改革事实上都是围绕农民权益问题展开的，归根结底是重新确立和保障广大农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并赋予农民群众平等的公民权。如“家庭承包责任制”通过调整农村的土地关系，赋予农民土地使用权、受益权及经营自主权；“村民自治”赋予农民群众民主选举及村务自治权；“户籍制度改革”确认农民群众自主择业、自由迁徙等公民权；教育、医疗和社保的改革给予农民群众日益平等的受教育权和社会保障权。通过这些改革，农民的公民权范围不断扩大，公民权的保护不断强化。

第三，当前农民的公民权问题依然严重。迄今为止，农村及整个国家的改革仍在进行当中，涉及农民权益的一些重大改革并未完全到位，城乡居民权益不平等依然存在。农民不仅是一种职业身份，也是一种阶级身份，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和生活上仍是受到歧视和排斥的。而不少是一些制度性的规定。如政治上，工人阶级是领导，农民只是同盟军，城乡居民选举权长期不平等，农民的政治地位不平等；法律上，农民的土地产权是集体产权，城市土地是国有产权，财产权益不平等；身份上，农民是农业户籍，城市居民是非农业户口，由此带来了一系列教育、医疗、卫生、社保等城乡二元化，社会保障不平等；在生活上，凡是与农民相关的，都是与众不同，低人一等。如“农民意识”、“农民观念”、“农民工”等等，只要加上“农民”二字，必定是有贬义的。从一定意义上讲，这是文化的歧视，但是，更重要的，这是一种政治歧视、法律歧视和制度歧视。

第四，赋予农民公民权不仅仅是让农民变市民，而是农民和市民一道成为公民。农民公民权的缺失及不平等从根本上说是制度问题。这也是我国农民权益长期得不到保障，农民问题长期难以有效的制度根源。正因如此，进一步深化改革，破除观念上、政治上、法律上和制度上的歧视，赋予和保障农民平等公民权，是当前我们改革的重点和方向。在此，有一个流行的观念，就是改革要“让农民变市民”。从当前来看，这是有道理的，要让农民与市民一样享有基本的权益。但是，农民变市民仅仅是现阶段的平等目标。从公民权的角度看，这远远不够。按照现行宪法和法律，我国市民也没有享有完全的公民权，如我国过去的《共同纲领》和《宪法》都曾规定公民有自由迁徙权，但后来又取消了。市民在自由迁徙、自由表达、自由结社以及政治参与方面同样存在诸多的障碍。因此，我们的目标不是单纯的“让农民成为市民”，而是让农民和市民一道成为真正享受自由、平等、民主和充分人权保障的公民。

第五，农民公民权的扩大过程也是现代国家建构的过程。这一过程也是一种公民社会的建设过程。现代国家是什么，我认为不仅仅是民族国家，也不是单纯的民主国家（民主国家也可能只有少数人的民主），更重要的是民权国家，是一个维护和保障公民权的国家，或者说是一个让全体国民能依法平等享有公民权的国家。

事实上，现代民族国家产生之后，公民权也成为民族国家的辨别人们身份、确定“国家主人”和国家统治基础以及进行社会政治动员的工具。公民是一个现代国家的主权者或统治者。失去公民权也意味丧失公民资格，进而也被排除在国家主权者和统治者之外。也正因如此，一个国家享有公民权的公民对象、范围及其权利内容，在相当程度上也决定着这个国家阶级基础及政权性质。在现代社会中，广泛而平等的公民权是现代文明和民主国家的条件，也是现代文明和民主国家的标志！在一个社会中，如果仅仅只有少数阶级、阶层或人群享有公民权，这样的国家不可能是一个真正的现代民主国家！换言之，不赋予农民平等公民权，也不可能真正建立现代国家。而农民公民权的扩大，也表明我国的政治基础的扩大，民主范围的扩大，也是现代国家构建的表现。

在此，我提出公民社会的另一种解释，这不是一个与国家相对立的社会，而是一个人人都享有公民权的社会，是一个公民权得到有效保护的社会，是一个人人都成为负责任的公民的社会。否则，这个社会绝不会是一个公民社会，而是一个臣民社会。

第六，农民公民权扩大的过程也是公民自身成长的过程。公民权不仅是一种成员资格、法律地位，也是一种责任和义务。享有公民权的人们也必须对国家、社会和对其他公民应承担着义务。如承担交纳税赋、管理国家、保家卫国的责任，承担尊重和维护他人自由、平等和民主的权利。一个合格的公民或“真正”的公民（truecitizens），必然是一个积极的公民，也是一个愿意且能够参与国家社会事务管理以及为公共利益和他人福祉作出贡献的人，是一个富有公共责任和美德的人。否则，一些不愿付出，一心只想搭便车甚至逆来顺受的人，只能是一个“消极公民”，甚至是一个臣民！也正因如此，公民权的扩大本身伴随着并要求公民自身的成长。这也提示我们必须加强公民教育，提升公民的道德水准、法律意识和权利观念。

最后，公民权是一种宪政安排，公民权的扩大也是宪政建设过程。如前所述，现代公民权是《宪法》规定和赋予人们的基本权利，公民权需要《宪法》来保障，也是一种宪政的安排。公民权的发展状况也反映了公民在国家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国家性质的体现。正因如此，我国农民公民权的发展过程也是我国《宪法》完善和宪政建设的过程。

总之，农民公民权问题仍是当前有待深入思考的问题。如果将这个问题与整个国家建设联系起来，我们就更能体会到公民权研究的意义和价值，也更能体会到张英洪的著作以及当前出版这部著作的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