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形势：就业难、招工难奇异并存

2008年末以来，农民工的失业数量至今尚无完整统计。最权威的抽样调查数据来自农业部：中国1.3亿外出就业农民工中，有15.3%，近2000万农民工“由于经济不景气失去工作或者还没有找到工作返乡了”。

我们这次调研发现，当前农民工就业形势的重要特点是就业难和招工难并存。这种状况已持续4年有余，且并未因金融危机的影响而消除。农民工就业难主要有两个侧面，首先是找不到工作，即无业可就;其次是虽然有业可就，但是不能持续、稳定，或者说，就业质量很低。

进入2009年，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似有减弱，农民工就业难也似有好转，但并不明朗。根据国家统计局2009年3月25日发布的调查报告，2008年末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2542万人，约7000万农民工返乡。春节后，80%以上再次进城务工，其中4500万已经找到工作，1100万人仍处于寻找工作状态，宁可在城里“混饭吃”，也不愿返乡。

“混饭吃”正在城市里形成一个“隐性农民工”群体。他们没有正式就业，也没有返乡，而是隐藏于这个社会、生活状态不被人知，从事着更为边缘的工作或者无业漂泊。在我们的调查中，这样的“隐性人”，一个村就常常有几十个。

“隐性农民工”群体的构成比较复杂，主要包括：失业后未再就业的农民工、新流入未就业农民工、自由职业农民工等。在这一隐性群体眼中，城市与农村是两个世界，简单迁徙无法完成根本转变。城市与农村在物质与精神享受上的巨大差距使他们默认：与其村里“混”不如在城市“混”。

与就业难相伴的是形势同样严峻的招工难，也有两个侧面：首先是行业性的，即特定行业的就业岗位无人问津;其次是企业性的，即特定企业招不到工人。两个层面的招工难，都表现为现存就业岗位的条件与农民工就业需求不相匹配。

企业招工难已不是新鲜事。根据2004年9月劳动保障部发布的一项调查报告，当年珠三角、闽东南、浙东南等加工制造业聚集地区缺工10%左右，其中广东有近200万用工缺口，缺工比率10%。这一状况自2004年以来持续5年有余。以用工大户广东东莞市为例，2010年初，按照东莞市劳动局测算，目前该市企业岗位缺口约为20万个。

农民工就业“两难”现象就这样持续并存。就业难与招工难看似互相矛盾，但实为相互联系与促进。这种“两难”既是农民的困惑，也是企业的困惑，更是政府的困惑。能否清除认知障碍，互相协商博弈，平衡利益矛盾，决定着这三方能否和谐共“舞”，跳好“三人舞”。

农民工：何时告别无序就业

农民工就业缘何难?根据我们的调查，农民工自身素质欠缺，包括文化程度低、缺少技术等，仍是就业的最大制约。农民靠一技之长找工作的很少，我们统计仅有23.7%，多数农民工均处于无序就业状态，主要竞争力体现在要求低、肯吃苦、干活无所谓高低贵贱。

许多40岁以上的农民工，外出务工10余年，一直从事重体力工作，如搬运工、建筑工人等。有的建筑工人说：“如果老板不好，拿了钱就去别处。”还有农民工说：“活特别重，没多少钱，就给孩子攒点饼干钱。”21.3%的父辈农民工是靠体力活供子女上学。

对于“技术”的认知程度，父辈农民工与新生代农民工接近，但渴望程度偏低，“没文化、脑子慢、懒得学”是常见的理由，只希望找点事做，多赚点钱，改善一下生活。这种低就业要求不符合产业升级与产业发展要求。我们的调查显示，认为自己需要学习与培训的农民工占69.3%，希望了解政策以促进个人发展并实现自我保护的为64.8%。但能够拥有此类“充电”机会的人寥寥无几。

与父辈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呈现“三高两低”特征：受教育程度高于父辈农民工，职业期望高于父辈农民工，物质、精神享受需求高于父辈农民工，工作耐受力低于父辈农民工，对社会欠公平现象承受力低。在北京各人才市场门口都聚集着这样一群人：衣着光鲜，“整身衣服都是进城前买的，穿得好，能找着好活”。这种需求提升是基于父辈农民工奋斗基础之上的必然发展趋势。

城里人常说：农村人见识短，没个长远规划。其实，农民工是有自我认知的群体，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我们调研发现，在有子女的农民工中，72.3%希望子女接受高等教育，不再像父辈农民工一样打工。新生代农民工中，有32.8%希望留在城市，75%认为自己属于工人群体，仅有8%认为自己仍然是农民。

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务工的移民化倾向日益突出，不畏惧城市，勇于向城市挑战。我们的调查显示，53.8%的新生代农民工表示，外出打工是为了开阔眼界、提高自身素质;38.2%希望留在城市，还有4.2%希望从农民变成市民。但城市人具有利用资源的机会与能力，而他们还没有。期望与现实的强烈反差，将新生代农民工变成了“夹生人”，当找不到理想的职业时，他们多选择待业，在城市游荡。

企业：如何摆脱用工荒

一面是农民工就业难，一面又是企业招工难。招工难不仅存在于企业，也存在于行业。

影响企业招工难易的因素很多，尤以企业自身不完善为主因，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企业信誉：企业软裁员、隐性失业、拒发少发工资、极力压缩成本、农民工工资低等都构成招工难隐患。二是企业条件：企业硬件条件与招工的难易程度成正比。三是企业理念：企业对农民工的管理理念与态度是影响其招工难易的重要因素。

我们调研发现，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一家日资电子加工厂，70%以上为女工，年龄集中在19～22岁，外来务工人员月平均工资1200元。两三年过去，虽然这些农民工技术日益娴熟、为公司创造的财富越来越多，但工资始终停滞不前。加工行业每生产一个产品，其价值大多超过60元人民币，但人工费不足1元，农民工付出与回报悬殊，与工厂还没有谈判能力，愤怒之下只能选择离职。

除了忍受超长工时、低廉且经常被借故克扣的工资，农民工的正常休假权利也受限。在三鹿奶粉三聚氰胺事件突发时，豆浆机销售行情大好。某豆浆机厂为了赚取更大利益，大大缩短节假日，并在员工宿舍楼门前明文警告：“节日来临之际，本厂形势大好，请员工慎重请假，长时间离职者，将被辞退。”

此外，很多农民工还经常遭遇企业“软裁员”。企业不直接裁员，而是通过其他方式迫使农民工自动离职。主要做法是换岗位，将原有较高收入的工人调至较低收入岗位……种种调换诱发了农民工的抵触情绪，不得不离职。

在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下，2009年中国已有67万家小企业被迫关门，约有670万就业岗位“蒸发”。许多工厂开工不足，工人即使上班也拿不到全额工资，最多领取每月800元左右的最低生活保障。偶有开工，加班也没有加班费，算调休。原来加班时工厂管饭，现在餐费自理。许多农民工没有积蓄甚至入不敷出，没有享受失业待遇的资格，被迫处于“隐性失业”状态，自动离职现象很常见。

再来看行业招工难。以家政行业为例，据全国总工会调查，目前家政行业用工缺口在1000万人以上。但是，农民工从事此行业存在诸多限制因素。首先，这个行业缺乏规范的管理媒介与管理模式，家政人员缺乏就业安全感。其次，家政行业没有固定的客户来源，家政服务人员收入存在旱涝不均现象。再次，行业保障体系缺失影响农民工就业信心。

政府：能否真正当好“第三方”

应当看到，农民工改变自身就业状况的能力是有限的，政府才是满足农民工就业需求的希望。政府连续促进农民工就业的相关政策确有积极意义，并取得了相当成效，但与农民工的实际就业需求还有相当距离。

根据我们的调查，认为缺乏就业信息与就业渠道影响就业的农民工比例达41.7%。通过政府获得就业信息就业的农民工仅有11.7%，多为就近就地转移。通过中专、技校毕业后统一分配就业的农民工只是少数，且主要是新生代农民工。

一位农民工输出地管理人员反映：“搜集发布信息、管理农民工流动成本太高，地方财力有限。有时连上级政府下拨的农民工服务与管理项目的配套资金都很吃紧，自发管理项目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有些地方政府虽有改进，但持续操作程度低，运动式搜集一下信息，数量不过10余条，贴在公告栏里便无下文。政府就业信息的发布与宣传往往无的放矢，使得农民工对政府就业服务的信任度降低。

在城市与农村、企业与农民工的关系中，政府逻辑与其存在什么样的关系，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这涉及政府的职责与利益问题。政府在履行职责保障农民工发展权利时，将会牺牲自身利益，与企业形成矛盾和摩擦，但企业能给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利益，又令政府非常动心。一些基层政府的实际操作让人感到，企业往往才是政府服务的真正对象，农民工不过是企业利益扩张的附属品，而非政府服务的真正对象。

农民工与企业彼此追求的利益目标不同，二者之间的矛盾应该保持平衡，否则就会呈现一端压倒另一端的动荡态势。政府要正确认知自我，当好“第三方”，在矛盾的演变中控制天平的倾斜，通过有效服务与监管，保障群体间、阶层间的公正与和谐。尤其要重新审视农民工，正视他们的发展需求，尊重他们的发展权利，为其提供合适的生存发展空间。

事实上，在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建立覆盖城乡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方面，政府确有许多工作需要做好。比如，岗位技能培训、招聘信息发布、失业数据登记、统一社保接续、恶意欠薪惩罚、劳动条件达标、劳动合同检查、劳资争议调解，等等。在这些环节，政府部门不仅要切忌厚企业而薄农民工，还要防止厚市民而轻农民。毕竟，中国解决农民工问题已进入了统筹城乡发展的新阶段，有了更宽的视野、更新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