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实的乡镇政府运行中，乡镇干部所做的事，用一些乡镇干部自己的话说，有的是虚事，有的是实事。

比如为村庄修路打井，为农民拉有线电视，或者需要乡镇干部出面协调土地，或者需要组织跨村的协作，这些农民的事情，在乡镇干部看来就是“实事”。

相反，按照上级的要求搞一些“规定动作”，如村支部和村委会要把议事规则用电脑喷绘上墙，要报送党员带头致富和带领群众致富的经验材料，这些任务有明确的时间要求，并且列入年末对于乡镇党委的工作考核，这样的事情也会让若干乡镇干部紧张地忙乎若干天。但是，乡镇干部往往把这些上级的事情，称为“虚事”。

乡镇干部在做这两类事情的过程中，有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是：实事重要？还是虚事重要。当然，最好是虚事和实事，都干得很漂亮，上级和群众都很满意，但是谈何容易？于是就有了一个选择问题。

一般说来，人们会认为当然是实事重要，但是，放在一些乡镇干部考核的具体环境下，却是虚事比实事更重要，因为实事干得多干得好，未必出现在上级考核的直接视野之内；

相反，“虚事”干不好，则直接影响业绩考核的分数。比如，有一个乡镇党委委员，按照上级要求，必须完成5000字的学习读书笔记，在考核中要占若干分，完不成则必然没有这些分，这样的虚事对于个人政绩的影响是很实在的。而对农民办了非常有意义的实事，但这对干部政绩的影响却是虚的。

因此，在现有的问责体系下，一些乡镇干部，就从负面总结“执政经验”，意识到要“把虚事当实事来办”，或者叫“把虚事做实”，或者叫“扎扎实实办虚事”。

相反，那些对老百姓来讲是真正的实事，则可以“把实事当虚事办”，点到为止，好看就行，甚至直接不办，或者只在上级的汇报中“办”。于是，在这样的体制运行环境下，不少乡镇工作中，就有了花样百出的形式主义，就有了堂而皇之的弄虚作假。

对于农民来说，当然希望乡镇政府多办实事，少办虚事，或者尽量不办虚事。起码，农民们希望，在乡镇干部办虚事的时候，要把虚事办得利索点，不要在这个过程中给农民添麻烦。

但很多虚事，需要把农民拉出来，陪同政府干部们“练一把”，或者叫“玩一回”。特别是在有的乡镇官员们，硬要“把虚事办实”的时候，在上级领导“真抓实干”的时候，农民们的麻烦就比较大了。

上级检查考核的时候，乡镇要手忙脚乱地应付，没有典型就生编硬造，或者把科技典型，包装成计划生育典型，并且教会他们怎样说一些“官话”，向前来检查的上级人员汇报，甚至外出介绍经验。一些乡镇政府的大院里，干部们进进出出，看上去都在忙工作，殊不知在许多情况下，有不少人在忙乎这些上级用心良苦、下级不堪其苦的事情。

严格地说，把乡镇的事情，分解为实事和虚事并不科学：

一是上级领导肯定不认同这样的划分，从上级的要求来说，没有什么部署是虚事，都是应该实实在在地做好的。更重要的是，事情在没有做之前，是很难界定虚实的。你能说文盲接受教育不好吗？你能说村干部学习政治理论不好吗？都不能。

从农民的角度看，有些事情应该认认真真去做，但是实事办成了虚事，变成了镜中月水中花，口惠而实不至，让农民失望甚至忿忿然；有些事情原本可以虚晃几枪而过，应付一下上面，但是有的乡镇，偏偏将虚事当成实事办，把农民拉进来一起折腾，让农民更加反感。我们经常听到上级说，好事没有办好，实事没有办实，是一些乡镇工作中的问题，是一些乡镇干部的能力，或者责任心等方面的问题，并不是上级的责任。

但是，从根本上说，一些乡镇政府在工作中，暴露出来的这些问题，主要不是乡镇政府本身，或者乡镇干部本人的问题，而是基层政府的运行体制问题。

这个体制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上级全面控制了乡镇，从职位安排到业绩考评，从工作内容和工作过程，都是上级在发号施令。乡镇只能围着上级转，干给这些上级看。在这样的问责体系中，乡镇政府的直接服务对象——农民被忽略了。

我们说上级有问题，不是说具体的某个上级部门有问题，也不是说上级的某项工作部署，是否合理科学，而是说，没有农民发挥核心作用的乡镇问责体系有问题。

因为这些问责体制中，没有农民的真正位置，农民的要求、监督被虚置或者悬空，基层政府的许多工作，变成了政府体系内部的自我循环，或者“内部游戏”，在许多时候，变成了下级陪着上级玩，有时候基层一些政府，还要拉上农民陪着上级政府玩，变成了基层干部自己所说的“扰民”。这样，就演化出乡镇政府，这些虚虚实实、真真假假、虚实相生、真假难辨的运作逻辑。

所以，农村工作中出现这么多问题，不能主要由乡镇官员本人负责，根本上，应该归因于某些问责制度，是它导致了“体制折腾乡镇、乡镇糊弄体制”的局面。乡镇干部在社会上，受到的诸多指责批评，是在代“人”受过，具体说，是在为不适应新农村建设要求的：乡镇政府运行机制和问责体制，背黑锅。看来，如何建立和完善、更加科学的乡镇工作运行机制和问责体制，确实是今后基层政府改革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