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是研究社会政治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学科，是社会科学的重要基础学科之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学的恢复和发展与中国的政治发展密切相关。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中国的政治发展，中国政治学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展，政治学学科在不断细化的同时，学科之间的融合也在不断加强，出现了许多政治学的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这些新兴学科的发展历程成为中国政治学30年发展历程的缩影，是中国政治学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
政治学的发展与改革实践紧密相连，伴随着改革开放恢复和发展起来的中国政治学，顺应着历史发展的潮流，不断丰富和完善自己的学科体系。在这个过程中，政治学研究领域的扩展和研究方法的多样化造就了数量众多的新兴学科的出现。中国政治学恢复30年来，已经出现并且被学界普遍认同的政治学新兴学科主要有:政治社会学、政治经济学、区域政治学、民族政治学、地方政府学、农村政治学、生态政治学、经济政治学、政治心理学、政治人类学、政治传播学等。中国政治学恢复与发展的30年，也是政治学新兴学科蓬勃发展的30年。
(一)政治学新兴学科的起步( 1978－1988)
中国有着很长的研究政治现象的历史，几千年的政治发展史，有着丰富的政治学方面的典籍。然而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因为特殊的原因，政治学却丧失了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地位，政治学的发展一度陷入停滞和徘徊。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同志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提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1]从此，中国政治学迎来了发展的春天，中国政治学也进入了恢复和重建阶段。在政治学的恢复与重建过程中，中国政治学界创办学会组织和研究机构，恢复高校政治学专业设置，创办学术期刊等等，为中国政治学的学科建设创造了良好的平台。在此基础上，政治学界同时积极进行理论研究，深入研究政治学的基本理论，并且鼓励一些实践性比较强的政治学分支学科的发展，致力于巩固政治学的学科基础。
通过多种形式的人员培养和理论积累，中国政治学得到了初步的恢复，不仅使自己的理论基础得到充实，而且许多分支学科也得到长足的发展，这些都成为新兴学科出现的前提条件。中国政治学在度过了初期的恢复和重建阶段之后，逐渐开始拓展自己的学术视野，完善自己的学科体系。政治学是一门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结合的社会科学，“政治学之所以将所有社会政治现象和政治关系都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是因为政治与各类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日益密切的结合在一起”。[2]政治学学科的发展必须要求政治学研究的触角延伸到更广大的社会领域中去，它的学科领域和学术视野不断扩大是必然的趋势，这也就促使了政治学学科体系必然会不断充实，不仅包括政治学学科要不断细化，而且包括许多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的产生。
中国政治学界分别于1986年和1987年召开了两届学术讨论会，专门讨论中国政治学新兴学科的发展状况。因为在当时，中国政治学新兴学科的发展尚未成熟，许多学科还都是处于一种发展的初期，所以这两次会议并未直接针对某些学科进行讨论，而是宏观地分析了我国当时政治学新兴学科的发展现状，并指出了新兴学科发展的指导思想和发展思路。在这个阶段，主要的工作是对国外新兴学科研究成果的引入和借鉴，主要是介绍了许多国外政治学新兴学科发展状况和它们的基本理论内涵。
(二)政治学新兴学科的发展( 1988－1992)
经过一个阶段的发展，中国政治学的一些新兴学科已经跨越了单纯介绍和学习国外研究成果的阶段，开始逐渐探索自身应有的发展逻辑。其中一些学科发展相对比较成熟和全面，已经具备了建立适应中国客观现实的学科体系的条件。在1988年11月，政治学界在昆明召开了第3届政治学新兴学科学术讨论会。这次会议“集中讨论新兴学科中发育相对比较成型的‘政治心理学’和‘政治社会学’，大家讨论了这两个学科的对象、体系、方法、沿革，国内外发展的现状和问题，我国公民政治心理素质，当前政治社会化等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问题”。[3]这表明，中国政治学新兴学科已经超越了模仿的阶段，开始了积极探索中国特色政治学学科体系的进程。尽管在这个阶段，诸多新兴学科中发展相对成熟的学科还比较少，但是它代表着中国政治学新兴学科的整体发展进程迈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政治心理学是政治学和心理学的交叉学科，主要是利用心理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政治现象和政治行为。政治心理学主要研究心理活动在政治活动中的作用，探索个人或群体的政治行为背后的心理因素。心理因素与政治活动的关系，不仅包括个人的政治行为存在着内在动因，也包括外在政治活动对于个人心理的影响。“具体而言，政治心理学不仅要研究人们的心理过程对政治过程的影响，同时还应注意探求政治过程对于形成人们心理过程的作用。这就是说，政治心理学所研究的主要是政治过程和心理过程这样一种双向的互动关系”。[4]这种研究既包括纯理论的研究，探求人类的政治认知、政治态度、政治信仰的发展规律，也包括实证的大众心理研究，探索伴随着社会变动和政治活动，大众政治心理的变迁。政治心理的研究，既具有理论价值，也具有现实意义。
政治社会学从字面意义上理解是政治学和社会学的交叉学科，它是两个学科之间互相融合的产物。政治社会学提倡的是用社会学的方法来研究政治现象，目的是通过使用社会学的方法来检验政治现象和政治理论，以提高分析政治现象的能力，力图实现研究的客观性。但是政治社会学却又不能单纯地理解为仅仅借用了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它不仅假定政治事件都是社会性的，而且它也假定社会事件都具有政治性。它拥有本身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所拥有的独立视角来认识政治和社会事件，政治和社会在政治社会学的领域里不是作为两种现象存在的，而是作为统一的“政治社会学”视角下的一种事件的两种性质。作为一个交叉性的学科，而且又是一门新兴学科，大家对于政治社会学的内涵就有多重理解。关于它与政治学和社会学的关系，学界仍然有许多争论。但是，认为“政治社会学是用社会学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政治现象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它着重研究政治系统和社会环境的相互关系，探讨政治体系在社会结构中的存在条件等”，[5]是政治学的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可以被大部分学者所接受。
在中国政治学恢复和重建过程中，为了弥补与国外政治学研究水平的差距，政治学界翻译了大量国外政治学著作，为中国政治学界引入许多西方政治理论和思潮，基本上属于一种全面学习的阶段。自1989年之后，中国政治学界则开始重新思考我国政治学和政治实践的发展方向，探讨中国政治学的“价值”所在。经过深刻的反思，中国政治学界基本达成了一个共识:“我们的价值指向和宗旨十分明确，就是要直接或间接地为中国的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理论服务，舍此，政治学的教学和研究都将失去任何意义和价值”。[6]这个共识为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提供了最终的目标和价值依托，也为中国政治学将来的发展不偏离正确的方向提供了保证。
中国政治学界在保证正确发展方向的同时，鼓励学术研究的百花齐放，提倡学术争鸣，努力培育政治学新兴学科的发展。“科学地把握了指导思想的一元性和学术观点的多样化的关系问题，正确地处理了中国政治学的本土化和国际化的关系”。[7]重点发展了那些与中国的社会发展实践紧密结合的学科，鼓励政治学者们将理论研究运用到实践中去，通过实践中获得经验反过来完善中国政治学的理论体系。在学科整体建设上，努力协调政治学传统学科和新兴学科之间的关系，在构建众多的学科之间有效关联性的基础上，不仅保证了众多新兴学科作为政治学分支学科的地位，又通过有效融合多种研究方法和范式提高了中国政治学的研究能力和解释力。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和新兴学科的繁荣就成为了本阶段中国政治学发展的重要特征。
众多新兴学科的出现也导致了学科发展水平的差异。有些已经拥有了比较完善的研究规范和学科体系，成为了较为成熟的政治学的分支学科，比如政治社会学、农村政治学;有些则发展程度相对低一些，学科体系并不完善，但也拥有着明确的研究范围和固定的研究方法，例如区域政治学、地方政府学等;除了少数几个发展相对成熟的学科之外，更多的新兴学科发展程度比较低，学科建设比较薄弱，例如政治人类学、政治传播学、发展政治学等。
农村政治学是以农村政治为研究范畴的一门政治学的分支学科。我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农业文明的国家，自有政治活动始，农村政治就已经客观存在。但是长期以来，农村政治被包含在宏大的国家政治范畴之内，农村政治从未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研究范畴。改革开放以后，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带动了全国性的经济体制改革，而且“在农民群众和基层干部构成的基层社会的推动下，超越了农民政治行为的经典模式，形成了特有的创造性政治”。[8]这就需要在研究农村政治活动时超越传统的经典分析框架，构建一种新的分析范式。许多学者和理论工作者开始把农村政治单独作为一个研究范畴，运用政治学的理论框架来分析农村和农民，形成了一系列固定的、科学的研究方法，拥有了一定的理论框架，农村政治学逐渐成为了一个独立的政治学学科。农村政治学虽然产生较晚，但是已经取得了很好的发展。
当前对于农村政治学的研究，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研究农村政治活动。主要成果有:詹成付的《村民选举权利救济机制研究》( 2007)，肖立辉的《村民委员会选举研究》( 2002)，项继权的《集体经济背景下的乡村治理:南街、向高和方家泉村村治实证研究》( 2002)等;第二是研究农村政治组织和制度。主要成果有:刘友田的《村民自治:中国基层民主建设的实践与探索》( 2010)，赖海榕的《中国农村政治体制改革:乡镇半竞争性选举研究》( 2009)，夏忠胜、丁延武的《农村社区组织与制度》( 2007)，徐勇的《中国农村村民自治》( 1997)等;第三是研究农村政治关系。主要成果有:朱炳祥的《村民自治与宗族关系研究》( 2007)，潘嘉玮、周贤日的《村民自治与行政权的冲突》( 2004)，徐勇、项继权的《村民自治进程中的乡村关系》( 2003)等;第四是研究农村政治发展。主要成果有:刘亚伟的《无声的革命:村民直选的历史、现实和未来》( 2002)，程同顺的《当代中国农村政治发展研究》( 2000)，张厚安、徐勇的《中国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 1995)，徐勇的《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城市与乡村比较》( 1992)等。
对于地方政府的研究，在我国有着很长的历史，但是地方政府学在90年代之后才发展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它是在我国行政制度改革的背景下产生的，以地方政府为研究对象，通过考察和分析地方政府的产生和演变、地方政府的类型、地方政府的权力、地方政府的构成、地方政府的职能、地方政府关系、地方政府管理、地方财政、地方选举、地方自治等，深入探讨地方政府的本质和规律，并对地方政府的未来发展进行展望。“在中国研究地方政府原理，其目的很明显，就是为了通过这种研究，认识地方政府活动的一般规律，建设一个符合中国现实需要的、能充分发挥其应有作用的地方政府”。[9]
当前对于地方政府学的研究，一方面是地方政府学的教材建设，主要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李明强的《地方政府学》( 2010)，中国人民大学吴爱明的《地方政府学》( 2009)，东北大学冉清文的《地方政府概论》( 2008)，中国地质大学曾伟、罗辉的《地方政府管理学》( 2006)，苏州大学沈荣华的《中国地方政府学》( 2006)，华中师范大学徐勇、高秉雄的《地方政府学》( 2005)，湖北省社会科学院胡盛仪的《地方政府原理》( 2003)，中国地质大学龙朝双、谢昕的《地方政府学》( 2001)，刁田丁、刘德厚的《地方政府教程》( 1994)等。
另一方面是地方政府学的理论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向:研究地方政府职能、研究地方政府财政、研究地方政府间关系、研究地方政府制度建设和地方政府比较等。代表成果有:张俊辉的《新时期地方政府职能转变》( 2006)，李大林的《中国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理论和实践研究》( 2005)，郑琳的《地方政府地位及财力配置问题研究》( 2008)，金太军的《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建构与调谐》( 2005)，张紧跟的《当代中国地方政府间横向关系协调研究》( 2006)，陈小京的《中国地方政府体制结构》( 2001)，沈荣华的《中国地方政府规章研究》( 1999)，陈嘉陵的《各国地方政府比较》( 1991)，刁田丁的《中国地方国家机构概要》( 1989)，刘德厚的《当代中国县政发展》，薄贵利的《近现代地方政府比较》( 1988)等。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学历经了从恢复重建到蓬勃发展的过程，政治学学科体系与恢复重建的初期相比有着长足进步，不断出现的新兴学科使中国政治学的研究内容和研究领域不断拓展。但是新兴学科的发展并不是整齐划一地向前推进，在诸多因素的影响之下，数量众多的新兴学科有着各自不同的发展状态，在发展程度上有着很大的差异。从整体来看，中国政治学新兴学科的发展，仍然面临着各式各样的问题。
1．学科拓展和分支学科成熟的统一。政治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为了不断巩固和增强政治学的实践解释力，就需要更多、更细致的理论框架出现，这就导致了政治学的学科细分。“所谓学科细分，是指在政治学这一基础学科的基础之上，随着研究的日趋深入和专门化，而不断出现新的分支学科与理论的过程。这个细分过程一般说来源起于如下两个因素:学科之间的交叉互融和对社会现实问题的理论回应”。[10]在这两方面因素的作用之下，政治学新兴学科就不断涌现出来。在这些新兴学科中，一部分是研究某一特定领域的分支学科不断成熟，以致发展成为独立的新兴学科;另一部分是学科之间相互关联，形成许多交叉学科。中国政治学新兴学科就是两种情况的有机统一，既包含许多分支学科的不断发展，也包含许多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的形成。不断涌现出来的新兴学科，使政治学的理论框架更加充实和丰富，有效地增强了它适应社会现实的灵活性。同时，政治学的新兴学科的不断出现，也促使政治学学科体系更加合理与细致，理论框架更加完善，在面对复杂社会实践时的理论解释力更强。
2．现实性和学术性的结合。政治学新兴学科产生的动力来源于社会实践的需要。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是经济生活的多样性在增强，社会生活也越来越复杂。中国的社会发展现实迫切需要中国政治学的大力发展，以为经济、社会改革和政治活动提供理论支持和行动指导。社会发展和改革的需要成为了中国政治学新兴学科迅猛发展的强大动力。而且当时的改革实践也为中国政治学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外在环境，不仅使中国政治学可以在其中获取丰富的现实经验，也为政治理论提供了很好的实验场所。在这样的环境之下，为了适应许多新生的研究领域，数量众多的新兴学科就应运而生。但是诸多新兴学科并不是完全亦步亦趋跟随社会实践而发展，它们自产生之初就具有学术性。它们有着自己独立的学科规范和逻辑结构，伴随着学科的不断完善，它们就会拥有越来越成熟的学科思路和学术观点，并且能够用于指导社会实践。政治学的发展是社会发展和改革实践的需要，新兴学科的出现是政治学的实践性和学术性相互作用的产物。
3．研究领域的具体化和研究方法的实证化。伴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人们对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越来越成熟，对于社会实践的研究也越来越细化。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改革实践所涉及的经济社会事务也越来越复杂。在这样的局面之下，就需要政治学研究能够更加适应具体目标和具体事务的需要，以保证它的准确性和客观性。所以，改革开放之后产生的诸多新兴学科就普遍表现为研究对象和研究目标的具体化。例如政治文化学就是以政治文化为研究对象，政治传播学是致力于研究大众媒体和公共传播的政治意义，以及它们与政治行为的关系。
新兴学科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影响。行为主义政治学提倡更加灵活地运用多种学科的研究方法进行政治学研究，既包括利用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和范式，也扩展到借鉴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这种对于研究方法的统一性认识大大开阔了政治学研究的思路，为政治学研究领域的拓展和一些边缘和交叉学科的出现提供了基础。行为主义政治学追求的研究方法多样性促使政治学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内，可以通过新的研究方法而获得更新的思路和收获，使众多的分支学科和边缘学科出现成为可能。而对于研究方法的统一性追求又使众多学科之间联系和沟通能力增强，使学科之间的交叉和融合程度更大，促使了越来越多的新兴学科的出现。行为主义政治学特别推崇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而且众多的新兴学科的研究领域比较明确，研究对象比较具体，这都为实证研究方法的发挥作用提供了条件。
4．借鉴国外的学科发展成果。由于学科恢复的时间不长，中国政治学的发展程度相对比较低，所以政治学界一直在不断引入和学习西方的政治学研究成果。国外对于政治学分支学科和交叉学科的研究有着很长的历史，并且取得了很好的发展成就。国内新兴学科的发展，在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上，深受西方政治学的影响。
改革开放之后，中外政治学界的交流不仅有政治学研究成果的交流，还有高校和人员的往来。在学科建设的初期，国内就“翻译出版了一批西方政治学的学术著作，重点是关于西方行为主义政治学、比较政治学、西方政治分析的方法，也包括某些西方当代政治哲学的作品”。[11]例如，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当代学术思潮译丛”、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政治学丛书”、华夏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纪文库”等。同时，国内外高校和人员的交流也不断加强，国外许多政治学学者来到中国访问，许多年轻学者出国考察与进修，高校之间也增强了学术交流和合作。
1．新兴学科发展不均衡，系统性有待增强。学科建设是中国政治学学术体系建设的基础工程，学科体系的系统性又是学科建设趋向成熟的重要标志。能否整合数量众多的新兴学科，使他们能够组合到政治学的大框架之内，构成政治学学科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衡量中国政治学学科体系完善程度的标准之一。而在这些新兴学科中，既有已经发展相对成熟的政治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也有仅限于初期探索阶段的政治语言学、政治传播学等。不同的学科之间，在学科规范、研究方法、学者数量等方面，发展程度差别很大，相应造成了政治学学科体系的系统性大打折扣。
由于政治学学科本身有着自身独特的研究领域，它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也只能在原有基础上有所扩展，而不是凭空产生。所以，那些与政治学有着相似或相近研究领域的学科就容易与政治学发生联系，产生一系列新兴学科。研究范畴和研究方法越相近，研究方法的吸收和借鉴越容易，学科之间的融合程度就越高，所产生的交叉学科就更容易有好的发展。而且由于政治学具有实践性的特色，在与我国的政治、经济发展实践联系比较密切的领域里，就容易产生细化的政治学分支学科。相应的，与社会实践联系比较紧密的学科，也容易与政治学产生联系，形成一些交叉学科，并可能有着比较大的发展。
2．新兴学科定位不准，学科归属不定。当前阶段，政治学新兴学科发展面临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学科定位和归属的不清晰。政治学新兴学科很多是一些交叉学科，它们更多是介于两种学科之间，吸收和借鉴了两种学科的研究方法而产生出来的，在研究领域上与它们都有交集。我们国内，在确定这些交叉学科，尤其是那些发展程度比较低的交叉学科的归属问题上，存在着诸多问题。很突出的问题就是学科定位不准，许多是属于政治学范畴之内的就被划入了其他的学科范围之内。而且因为没有统一的学科划分标准，在不同地区和不同学者之间，往往也没有统一的认识，许多在这边属于政治学，在另一边又被划入其他学科的范围。这种状况在高校政治学专业的设置上非常明显，政治学交叉学科被划入社会学、管理学、经济学、地理学等诸学科的都有，成为集中力量进行学科建设的很大障碍。
3．缺乏统一、独立、合理的研究方法。政治学新兴学科的出现是建立在形式多样的研究方法基础之上的，诸多新兴学科就是依赖多样的研究方法才取得了飞速的发展。复杂、多样的研究方法，在交叉学科中表现得更加明显。许多政治学的交叉学科都是在借鉴和运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基础上产生的，都有着各自独特的研究方法。但是，新兴学科之间的交流却比较少，研究方法的融合也很有限。所以，纷繁复杂的新兴学科更多地表现为在研究方法上的各自为政，未形成比较统一的方法论体系。有许多政治学的新兴学科，在借鉴其他学科研究方法的同时，未能有效地整合而形成自己独立的研究方法，仍然停留在几乎照搬的基础上进行研究，大大限制了研究成果的学术水平，也阻碍了学科的进步。
蓬勃出现的诸多新兴学科，不仅丰富了政治学的理论框架，也提高了政治学的实践能力。正是因为它们的贡献，中国的政治学研究才能一直保持着勃勃生机，不仅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政治学体系，也积极为改革开放实践提供理论指导。有鉴于此，我们不仅需要回顾它们30年的发展历程，更加需要对它们的未来做出前瞻性的预测。只有这样，才能对我们的发展现状有着更加准确、清晰的认识，才能够保证学科发展的正确方向。
首先，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新兴学科数目不断增加、已出现学科的不断完善就成为必然趋势。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社会的分化尤其是利益分化程度并不强，又加上对外的相对封闭，造就了相对同质的社会。伴随着改革开放，社会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了利益的多元化，新阶层和新诉求的不断出现，社会阶层分化程度在提高。社会的多元化和不断变动，使中国政治学能够拥有不断出现的研究资源，这就为新兴学科的不断涌现打下了基础。与政治、经济和社会实践同步，政治学新兴学科也会更多样、更细致、更完善，学科归属和学科定位问题也会在发展中得到解决。
其次，发展中的新兴学科会更趋向于本土化。中国政治学的诸多新兴学科是回应国内的社会和经济变化而产生的，但是这并不代表它们就是真正本土化的学科。新兴学科产生之初，在研究方法上更多地只能选择是照搬，而无法做到很好的吸收和融合，对于西方理论的本土化做得还很不够。但是要想取得更大的发展，就要更加重视自身理论框架的建设，无论是基本概念、研究方法还是思维逻辑，都要做出本土化的界定和创新。只有这样，才能巩固自己的独立学科地位，并逐渐形成严谨而完善的理论框架。伴随着新兴学科的发展，“本土化”是它们的必然发展方向。“本土化实际上是一个开放性的命题，它要借鉴和学习世界各国政治学研究的一切优秀成果，将其吸收、消化并以民族化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以平等的身份成为世界政治学大家庭中的一员”。[12]在吸收和借鉴中发展的中国政治学，一旦处理不好，就有可能丧失自己的独立地位。
最后，新兴学科的发展必然推动政治学研究方法的推陈出新。数量众多的新兴学科，尤其是交叉学科，基本上都是在借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来研究政治现象。这不仅促使了政治学和其他学科的融合，也大大扩大了政治学的内涵，增强了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新兴学科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既可能来源于其他社会科学，比如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等;也可能来源于自然科学，例如生物学、地理学等。但是，这些研究方法“往往只是从单一或特定的角度去研究政治，带有较大的片面性”。[13]不同学科之间因为研究方法的不兼容，容易导致学科之间的壁垒森严，单一学科的学术研究对于政治学学科整体发展的贡献是有限的。再加上新兴学科带来的研究方法的复杂性，同样是政治学学科构建学科统一的方法论体系的障碍。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深化对政治学科的整体认识，能够综合多种学科的研究方法，促使政治学学科研究方法的推陈出新，构建一套能够涵盖整个政治学学科体系，把所有新兴学科囊括在内的方法论体系。
[1]《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0页。
[2]王沪宁:《世界政治学面临21世纪》，《政治学研究》1988年第2期。
[3]刘峰、甄明达:《政治学新兴学科第三次学术讨论会综述》，《政治学研究》1989年第2期。
[4]蒋云根:《我国政治学心理学在当前应该着重研究的若干主题》，《政治学研究》1999年第1期。
[5]张友渔:《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版，第502页。
[6][7]杨海蛟、亓光:《回顾与展望:改革开放30年来的中国政治学》，郑惠:《回顾与展望: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政治学与政治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页。
[8]徐勇:《农民改变中国:基层社会与创造性政治》，《学术月刊》2009年第5期。
[9]徐勇、高秉雄:《地方政府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4页。
[10]刘京希、姜强:《学科细分与学科扩展的统一———政治学研究的新趋向》，《政法论丛》2006年第4期。
[11]王浦劬:《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政治学( 1978－2008)》，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3页
[12]杨海蛟:《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政治学研究特点及发展趋势》，《浙江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
[13]冯志峰:《政治学方法论30年:现状、问题与发展———一项对86本有关政治学方法论教材的研究报告》，《政治学研究》200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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