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30年来，在学术上我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参与了全国政治学学科的重建，并于1982年在华中师范大学率先开设了政治学课程；二是从八十年代初就重点研究中国农村问题，并创建了华中师范大学农村问题研究中心。
建国后，出现了这样一种状况，即在我们这样一个高度重视政治、重视政治斗争、到处都充满了政治口号、年年都搞政治运动、天天都强调政治学习的国家里，各大专院校却没有单独设置政治学学科、开设政治学课程（这主要是指建国后到1980年前的情况）。当然，没有独立地开设政治学课程，不等于对政治学的内容完全没有讲授。建国后，按照苏联模式有些院校开设了《国家与法》课程，把政治学与法学合在一起了，国家学说就是政治学的内容。关于国家问题，也是科学社会主义课程的核心内容，如《共产党宣言》、《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和《国家与革命》等一系列马列关于国家学说的经典都是必修的。但是，就是没有把政治学分离出来作为一门单独的学科加以系统地研究和讲授。所以，长期以来在我们这样一个高度政治化的国家，人们只知有政治和政治斗争，而不知有政治学。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拨乱反正，总结了历史经验、教训，认识到建国近30年来，在政治和政策上出现的许多问题和失误，都与违反了政治发展和政治斗争的客观规律有关，都和忽视了政治学的研究有关。所以正是在这时，邓小平在一次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过去多年对政治学有所忽视，现在需要补课”。自此，人们对政治学的重要性开始有所认识，从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正式成立了政治学研究所，各省市社科院也先后成立了政治学研究所。这时国内有一批高校教师和学者开始为恢复政治学学科串联起来为其重建进行了努力。当时，我正是这群为数不多的人中的一员。在华中师大我乃是为政治学学科重建进行努力的第一人。
湖北省社科院政治学所的成立，在全国也是最早的。1980年初，在该所所长刁田丁教授的邀约下，我参加了由他发起的《简明政治学》的编写工作并承担了资本主义政治制度部分的写作。《简明政治学》的成书和内部发行是全国此类书的第一本，可是在武汉市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时，北京大学编写的《政治学》一书己先于数月正式出版了。1982年秋，在《简明政治学》编写工作进行中，我邀请了刁田丁教授、陈嘉陵教授（他们都是中原大学的老同志）协助我在华中师大政治系开设了政治学课程，这在华中师大来说是开创性的，在全国也是建国后的首次。此后就在华中师大政治系本科生和科社所研究生中正式由我开设了政治学课程。
接着，我又接到苏州大学政治系丘 晓教授的邀约，参加了由丘 晓、张宏生（北大教授）、王正平（中央党校教授）、张厚安（华中师大教授）、王 松（华东师大教授）、王邦佐（复旦大学教授）为主编的建国后第一本《政治学辞典》的编写工作。我校有望作定等多名老师和研究生参加，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当时是复旦大学的讲师也参加了辞典的编写工作。编写工作先后在上海、苏州、成都开会讨论、修改，1984年秋在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定稿。我利用这次全国高校政治学学者云集桂子山的机会，又另外邀请了人大、社科院等单位的一些学者举办了建国以来第一个全国性的政治学讲习班，从全国各地来学习的高校教师有二百多人。有许多高校就是在派人来学习后才正式开设政治学课程的。此后不久，各高校都纷纷开设了政治学课程，从而把它从《国家与法》的课程中分离了出来。
这时，我们又接到中国青年出版社约稿编写一本《通俗政治学》。这本书由高 原、张厚安、胡原主编，在我的实际主持下（高原重病在床），科社研究所全所大多数教师都参加了编写工作，并于1984年出版。《通俗政治学》全书分四篇、十六章，四篇是：总论、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国际政治。这本书在把政治学通俗化方面作了一定的努力，如在序言的引言中，在谈到何谓政治时，就引用了《礼记》中孔子关于“苛政猛于虎”的典故来说明早在两千多年前我国就己经有了政治，而且当时是残酷的暴政，己经使人民无法忍受了……。《通俗政治学》出版后受到读者的欢迎并获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不少高校还用它作教材，因此很快脱销，还出现了翻印现象。据此中国青年出版社再次约稿，希望我们写一本《政治学》专著。这时政治学课程在华中师大本科生和研究生中都已普遍开设。于是我决定在我授课教材的基础上编写这本专著。1986年一本由我主编、王克安为副主编的《政治学》专著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这本专著在知识面和理论基础方面都有较大加强。全书体系在过去《通俗政治学》四编的基础上又加了前资本主义国家政治一篇，奴隶制国家政治、封建制国家政治两章。《政治学》专著印刷的一万册很快脱销，出版社提出再版。因为苏联、东欧政局的巨变，再版必须作大修改，当时我准备把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一篇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篇（原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只是一章），因为思考还不成熟乃搁置下来。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由刁田丁（主编）、陈嘉陵（副主编）和我（副主编）等还合作编写了《中国地方国家机构概要》一书并获国家优秀教材奖和省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此外，我还编写了《政治学考试纲要》、《政治学论丛》、《简明行为学辞典》，与丘晓、张宏生等共同主编了一套《政治学丛书》（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并参加了《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的撰稿工作。
原来华中师大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是一个单一学科的研究所。自此，在‘所’的下面成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和‘政治学’两个研究室。政治学研究室由我任主任，最早的成员只有张厚安、孙盛廉（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胡原。项继权从华东师大王 松教授那里学成回来后也参加到华中师大政治学的教师队伍中来。接着一批原科学社会主义研究室的教师也先后转到政治学研究室来，他们是：王克安、郑邦兴、徐勇、徐育苗等人，自此我校政治学的教师队伍逐步壮大。必须指出，政治学研究室的成员实际上都是先后从科学社会主义学科中转过来的，我不过是最早从科社转向搞政治学的罢了。这里还必须强调指出，《科学社会主义》与《政治学》在课程设置上虽然是分开的，但是研究的内容却存在着共同点，二者是相通的。也可以说‘科学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的政治学，它研究的主要内容：阶级与阶级斗争的理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政党学说、国家学说、民族学说、干部制度……这些同时也是政治学研究的内容。不过科学社会主义专业主要是研究社会主义社会，它不仅涉及到社会主义的政治，而且还涉及到社会主义的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当然，社会主义政治乃是其研究的主要内容。而《政治学》课程研究的对象则含括各个历史期、各种社会制度、各种类型国家的政治。
1986年华中师范大学由张厚安、孙盛廉、胡 原三人挂名申报的政治学硕士点获得批准，这也是国内政治学硕士点的第一批。这一年华中师大招收了第一届政治学研究生。到1999年华中师大政治学又获得博士点，并进一步发展到13个博士、硕士学位点。原来的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至今已发展成为政治学研究院。院长是徐勇教授，副院长是程又中教授、唐 鸣教授。
列宁曾经明确地指出说：“政治是一种科学，一种艺术”（《列宁选集》第4卷，第234页）。建国后毛泽东对我们这个东方古国实施的政治治理，在近30年的时间里应该说成绩不小、问题很多。而他所依据的思想理论除了马、恩、列、斯的经典外，也不乏我国历代帝王的统治之术。在他的卧榻之上，人们可以看到放满了四书、五经、史记、资治通鉴之类的线装书。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者，同时由于他所处的时代及其本身经历的局限性，也难免受到某些封建帝王思想的影响。这都反映到了他的言谈和行为模式中，并给新中国打上了毛泽东‘治国’风格的烙印（人治的色彩）。在那个年代，毛泽东一句话（如毛说：“人民公社好”），人民日报就是一篇社论，全国就会掀起一个运动。人民把毛的话当作‘最高指示’并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已经习以为常。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国内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新政策。新政策与过去的许多做法有重大的不同。新政策在加快了社会发展的同时也使人们产生了困惑。他们不禁要问：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呢？如果说五、六十年代实行的工业化和三大改造是搞社会主义，如果说消灭私有制、实行公有制，消灭剥削、实行按劳分配才是社会主义；那么今天为什么把过去改掉了的东西又改了回来？又允许私有制的存在与发展，又有了剥削并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於是有人对改革开放的种种做法提出了质疑，甚至认为这是否定‘社会主义’，是开倒车。怎样回答这个问题呢？回答是：前30年推行社会主义所实行的种种政策在很大程度上违反了‘科学‘二字，由于企图超越阶段实现‘社会主义’，结果只能是陷入‘空想’。所以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政策正是拨乱反正，不是倒退；是使前进的列车又回到了正确的轨道上来，是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当然，拨乱反正，决不是对过去的全盘否定，决不能在泼婴儿洗澡污水的时候连婴儿一块泼掉了；我们也不能迥避在改革开放中出现的种种失误和新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国家又一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大方向正确，使得国民经济获得了惊人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我们的国家正在日益走向‘民富国强’。但是必须指出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所以在前进中又出现了许多十分尖锐而亟待解决的问题，如贪污腐败、社会分配不公、社会治安形势严峻、社会风气沉沦、城乡差别体脑差别拉大……。我们必须正视政治体制中存在的如党政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地方与地方关系、政法委与司法（公、安、检、法、司）的关系等等都还有待理顺。我们必须下决心改变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状态并使之与经济体制的改革相适应。只有做到了这一点，才有可能化解现存的各种社会矛盾，使我们的国家真正实现和谐、稳定，才能更快地繁荣、富强。
解放后60年来，我一直从事社会科学理论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具体的就是从事马列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三十多年时间里，在科研方面则专注于中国农村问题，特别是农村问题的政治方面，如：中国农村基层政权、基层政治组织和村民自治、基层民主和治理、土地改革和土地流转等问题的研究,被报刊誉为“走向乡土大地的学者”。在‘六五’期间我与湖北省社科院政治学所刁田丁、陈嘉陵合作担负了国家六五规划项目‘中国地方国家机构’的研究，最后写成《中国地方国家机构概要》一书（我是副主编并担负了司法机构，公、安、检、法、司的写作）；‘七五’期间由我主持并在郑邦兴、吴志龙、王克安、项继权等同志合作下担负了七五规划项目：‘中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的研究，最后成果是出版了由我主编的《中国农村基层政权》、《中国农村基层建制的历史演变》、《中国乡镇政权建设》、《中国县以下层次区划模式》等书。同时在这个时期，我还出版了一本专著《中国特色的农村政治——‘乡政村治’的模式》并与王克安共同主编了《山东省莱西市村级建设‘三配套’的实践》一书……。‘八五’期间再次由我主持并在徐勇、项继权等同志合作下担负了八五规划项目：‘中国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最后成果是出版了由我主编、徐勇为常务副主编的《中国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一书。这本书被评为1996年‘五个一工程’的一本好书并获一等奖。在此期间我发表的关于农村问题的系列论文也获得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政府一等奖。此后，由于得到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助，我们进一步专注于村民自治的研究并出版了由我和徐勇主编的《中国农村村级治理——22个村的调查与比较》、《村民自治》等系列著作。
正是在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在完成七五规划项目后，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在我的提议下成立了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基层政权研究中心，我任中心主任、郑邦兴任副主任。随后在八五规划项目实施期间，由于我们扩大了对农村问题研究的范围乃改名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我任主任、徐勇任常务副主任（这期间我离休）。后来，经教育部评审通过，正式把华中师大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定为教育部对农村问题的研究基地（研究重点仍然是问题的政治方面）。从此，我担任中心顾问、徐勇任中心主任，项继权任副主任，我也正式交班了。最使我感到欣慰的是在我退下来以后，我从事的政治学学科和我从事的农村问题研究在华中师大不仅未因此削弱，在各个方面反而大大地加强了，并取得了更多的成果。过去，在我从事政治学学科建设、从事农村问题研究时，在华中师大就是我一个人单干起家的。当时条件十分艰难，我称之谓‘三无’，即无房子（曾经在成人学院借过一间房子）、无经费（只有争得项目才有项目拨款从事研究，没有专项经费）、无编制（没有配备专人）。只是在我们研究工作影响日益扩大的情况下，一些教师先后加入，我们的队伍才日益壮大起来。今天的政治学研究院、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的条件与过去比则不可同日而语了。政治学学科和农村问题的研究在全国也得到长足、快速发展。毛泽东在咏梅中的诗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乃是我今日的心情。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在全国（指大陆地区）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人口生活、居住在农村（主要是指户籍，根椐最后一次人口普查，全国有百分之63.9％的人口生活、居住在农村，共80739万人。在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大量外出打工，农村实際人口远低于这个数字）。只有了解到这一点，才能夠知道什么是中国的基本国情。正因为如此，中共中央明确提出了“如果没有农村的穏定就不可能有全社会的稳定，如果沒有农村的现代化和农民的小康也就不可能有全国的现代化和小康。”一再强调‘穏定压倒一切’，并提出：‘ 无工不富，无商不活，无农不稳’ 也缘于此。 1978年以来实行党的改革开放政策首先是从农村开始的，是从农村经济体制的变革、从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开始的。也正是农村经济体制的变革与发展推动了整个国民经济体制的改革与发展。作为一个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应该重视对我国农村问题的研究。正是基於上述认识，在1982年湖北省政治学年会上，我在大会发言中第一次提出了“理论务农”的口号。接着我写了《三个面向、理论务农》一文并发表在当时国家教委一个刊物的首页。在文中我阐述了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面向社会、面向基层、面向农村；应该研究当前农村的改革并将研究的成果服务于农村的改革。后来，在我们从事农村问题研究的过程中，我又进步提出了“三个面向、三个结合、三个服务”，即：面向社会、面向基层、面向农村；与农村的改革实践相结合、与政府的决策相结合、与我们培养研究生的任务相结合；为农村改革服务、为政府决策服务、为培养合格人才服务。在我们的工作中也确实是这样做的。这些年来我们的研究工作所以能够顺利开展，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因为得到各级政府职能部门的支持，而它们的支持又是因为我们的研究为其决策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依据。所以我常常说：我们要“面向社会，背靠政府”。直到今天，华中师大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仍然坚持着“三个面向，理论务农”的口号不变。
新中国成立已60周年，我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也和国家改革的进程一样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分水岭，可分为前后两个30年。在前30年里，.无论是在教学还是学术研究中与那个时代相关联，经院式、教条主义的学风极其严重。正如当时陈云同志所说我们理论工作者是“唯上、唯书，不唯实”。 我们国家在五、六十年代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实践中出现了许多失误和偏差。在那个时期，我们作为理论工作者做了些什么呢？在推进合作化的高潮中，在人民公社化狂热的日子里，在大跃进、大办钢铁的年代，我们这些人不但没有任何怀疑（当然也不敢怀疑），相反，我们还在那里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书本里找理论根据，并为之摇旗呐喊。当后来上面说人民公社错了，我们又跟着宣传人民公社实行“党政不分、政社合一”等等是失误。总之报纸上怎么说，领导怎么讲，我们就跟着怎么宣传。因为我们只会引经注典去论证，唯书、唯上，没有自己的见解。在教条主义的束缚下,我们只会从书本到书本,从理论到理论,从概念到概念。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引下，才使我们理论工作者得以摆脱“两个凡是”的束缚，思想得到了解放；才使我们摆脱了教条主义、经院式的教学与研究方法和学风，进一步认识到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更多地深入实际,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责任,认识到社会科学要更好地为社会改革服务,为政府的决策服务。也正是在这时,我们提出了“三个面向、理论务农”的口号。也正是在这时,我们才把我们的视野更多地投向了中国农村,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才有了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也就是说1978年以来的这30年里，我作为一个理论工作者所以能朝着社会科学研究的正确方向迈出了一大步并做出了一些成绩是因为转变了教条主义学风的结果。我们没有辜负人民的期望。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农村政治体制改革同步，先后研究了乡镇政权建设、村民自治和村级治理、土地承包与流转……。在这一过程程中，我们首先在全国各地进行了广范的考察，然后我们由面到点对22村进行了个案的比较研究，在对所研究问题形成一定的看法、有了一批成果以后，在1996年我们又在湖北省、黄梅县、小池口镇、水月庵村进行了‘村治实验’【实验进行了两年多时间】。也就是说在二十多年里，我们走了三步。在过去，科学研究的最终成果往往是出版一本书或发表几篇论文就算完成任务，可以交差了。至于这些成果的内容、结论是否正确，对实践是否有指导意义？好像就和自己无关了。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我们决心把对农村问题研究的成果，亲身到一个村子去实验，去检验和修正所得出的理论结论，使之能更好地为农村的深化改革服务。这项工作得到了当时湖北XXXXX贾志杰同志和湖北省委政策研究室、湖北省农委的大力支持。
总之，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坚定不移地走理论联系实际的道路。但是在今天，我还要强调问题的另外一个方面,那就是当我们重视深入实际,重视实证研究的时候,一定要防止“忽视理论”的倾向。希望我们年轻的朋友们,不要满足于发表几篇实证调查报告、论文或出版了一些著作,还要重视读书、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要重视把深入实际研究的成果进行理论升华,要在自己研究的领域形成系统的观点,要创立学派。理论工作者既要注重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又要重视深入实际，还要使自己的研究成果影响政府的决策、服务于改革，这才是我们的责任、我们的目的。也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科学才能成为生产力,推动社会的前进。因为正确的理论导致正确的决策，同样会推动生产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而错误的理论则会起到相反的作用。
我的《六十年记忆》与思考到此就暂时告一段落。我希望通过上述我个人亲身经历的一些粗线条的回忆和我从正反两方面提出的某些思考能对今天年青的理论工作者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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