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市收容所的“难童”

    当抗日战争进入第二个年头，大片国土沦丧，大批逃乱儿童离乡背井并大量聚集鄂西之际，为了抢救战区儿童，世界红卍字会沙市分会成立了慈幼院。沙市慈幼院实际上就是一个难童收容所和转运站。今天，在荆州市档案馆材料的记载中还清楚地可以看到从1939年春到12月28日所收容的七批难童共287人（不含第六批）的名单。武汉失守后，我也成了难童，被沙市慈幼院收容。当时，沙市慈幼院在《告比邻战区小朋友家属书》的布告中写道：“现在劫难日亟，战祸演进已到大家身边了，你们知道长途跋涉、扶老携幼的痛苦么？幼小儿童，既无强健的体力，又乏交通工具怎么办呢？现在我们本着慈善的宗旨，组织了慈幼院来收容难童，就是来解决你们的负累，又可以使他们得到读书的机会……”。当时被收容进来的有华北、华东各地沦陷区的儿童，但更多地是湖北和华中新沦陷区的儿童。被送到这里的儿童，战难已经给他们带来了无穷的痛苦，大家聚到一起都诉说“日本鬼子”的残酷暴行和自己家庭的痛苦遭遇。我也是在祖父被日军枪杀后噙着泪水、怀着仇恨逃出家乡来到沙市的。在沙市住了不到一个月，由一位年青的冉老师带队，送我们这一批共20个孩子去后方。在轮船甲板上，冉老师指挥我们唱抗战歌曲。“奋斗抵抗，奋斗抵抗，中华民族不会亡……”的歌词至今不能忘。轮船为了躲避敌机轰炸在宜都停了一个星期再继续西行，最后到达万县慈幼院。记得在船到万县的那天，风雨交加，我们一身淋得透湿，冒雨前进。这也是我们这群十岁左右的孩子，离家后遇到的又一个考验。万县慈幼院在一个叫王家岩的很高、很高的山寨子上。我们拖着疲惫无力的双腿，不知走了多少路、又爬了多少坎，才爬上那个望不到尽头的悬崖陡壁的顶端。第二天，雨过天晴，我第一次用皂角到溪沟里去洗衣服。当然，这时我既不知道如何使用皂角，也不可能洗干净衣服上的黄泥。但毕竟是自己洗了自己的衣服。在万县王家岩慈幼院时间不长，我们又被送往重庆。解放后，我多次路过万县，但始终未打听到“王家岩”在何方?

重庆神仙洞的“难民”

    在重庆，我们被送到神仙洞的一个“难民”收容所（大人、小孩都有），这样，我们也就成了小难民了。时值五月，天气已很热，敌人的飞机天天来轰炸。由于打了防疫针，膀子很疼，无法去防空洞，我们就躲在附近财政部前面的一片树林里。晚上，敌机投弹后的一片火海，机枪扫射和我方的防空高射炮弹发出的满天闪光和响声令人生畏。好象那些子弹就要落到自己身上了，于是把头抱得紧紧的。

难民收容所每天开两餐干饭，每餐只有两筲箕饭。筲箕刚一搬到桌上，饭就被大人（难民）一拥而上，抢得一干二净，我们这些孩子（难童）只能等大人离开后拾得一些饭粒，当然无法果腹。无奈，只好到厨房借一只小桶和一条扁担，两个人到江边抬水到街头叫卖。每天卖水可得二百文一枚的铜板数枚。等到傍晚，专门有人从餐馆将拾得的残菜剩饭煮热后，挑到神仙洞卖时，我们就用卖水得来的铜板换碗汤饭吃。这在当时，对我们来说已是一种莫大的享受了。像这样的事又怎么能忘记昵?

解放后去重庆时，多次寻找神仙洞未果。1992年冬，在重庆朋友的陪同下再次专门去寻找神仙洞。最后，地方是找到了，那里的街道、环境变化不大，过去的印象还依稀可见。但是神仙洞所在的那个院子、那幢房子、那个洞已无影无踪。

    在神仙洞住了一个多月，我们又被转送到位于重庆北碚、北温泉、缙云山山上一座古庙“绍隆寺”的北泉慈幼院。从1939年——1942年，我在这里生活了三年多时间。

缙云山古刹的读书声

    经过沙市、宜都、万县、重庆，最后到达北泉慈幼院。而这一路的经历也使我们进一步受到战难的洗礼。到了北泉慈幼院，我们很快习惯了这儿的一切。我们爱院长、爱老师、爱同学；我们爱学习、爱劳动、爱那座古老的庙宇、爱这里的一切……也正是由于这群难童的到来，从此古刹钟声变成了孩子们的读书声。

    北泉慈幼院是一个难童收容所，也是一所小学。所有难童被分到各个不同班级学习。当时全院有四百多名难童。但是，湖北来的难童几乎占了一大半，而且一家兄弟姐妹几个同时来到慈幼院的不少。今天还活着并有联系的昔日难童尚有二百多人，其中在台湾和海外的有二十余人。我2001年到台湾进行学术访问时，就见到了十六位战时的慈幼院同学。由于教师的精心教导和我们的刻苦努力，当时我们学习成绩都很好。在慈幼院，我们不仅要自己洗衣、洗被，自己种菜、种瓜，而且还要抬煤、抬米。“上山抬黑的(煤)、下山抬白的(米)、上山打豹儿、下山打疤儿(指寺庙的主持)”的顺口溜就反映了当时我们的乐观情绪。

    正是在北泉慈幼院，我第一次生了疥疮、第一次患了砂眼、第一次生了癞痢。在一个冬天当我第一次在内衣上发现一排排白色而发亮的小虫子——虱子时，真吓了一大跳。还有我们和臭虫作斗争的那些场面至今还记忆犹新。由于条件艰苦、营养不良，不少同学患病。有一次我患上严重的痢疾时，一天跑二十多次厕所，由于没有手纸，几乎把垫絮扯去了半截。而当时，我并不知道自己患的什么病，也没有吃药，慢慢地就拖好了。

图3：1940年在慈幼院同年级同学合影第二排右起第四人（矮个子）就是我

    供给慈幼院经费的盐务总局因遭敌机轰炸等原因而无法继续支持下去了。慈幼院的生活也越来越困难，很长时间大家都吃不饱饭。但是全院师生都能坚强地面对战时环境下遭遇的一切，去战胜所有的困难。当时，我们也有自己的乐趣，如踢毽子、打弹子、游泳、爬山……几乎个个都是能手。1995年我重游绍隆寺时，还发现了当年我们用来磨弹子的那块石头，石头上磨出的一条条深深的印痕还清晰可见。见到那块石头，重温儿时的苦、乐，怎不令人思绪万千。1998年5月当我再次去绍隆寺时，昔日的庙宇、殿堂都已拆毁，新规划建设的道观正在加紧施工。所幸的是那块见证了我们苦难童年的磨弹子的石头仍在原地，没有遭到毁坏。

图4：我拾起一块石子在石槽上磨弹子，重温儿时的梦。

    在慈幼院生活期间我和我的同伴们，从来没有‘苦’的感觉，也很少哭鼻子。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在慈幼院里，同学们、老师们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是因为在这个‘师生成一体’的大家庭里，大家都一样。不管别人怎么看我们，怎么说我们，我们从不自暴自弃。相反，我们充满了自信，并自认为是国家未来的栋梁。正如院歌歌词所说的：“我们都是好兄弟，我们都是好姐妹，这儿就是我们的家，北泉慈幼院。亲、爱、精、诚，团结互助，我们相聚在一起，师生成一体……”。三年的慈幼院生活，给我留下了太多的记忆。我不能忘记在温泉里游泳、去乳花洞寻找乳花石和我们磨得非常精美的乳花石印章；我不能忘记女同学们为我们每个男同学做的那双布鞋，这也是在慈幼院穿过的唯一的布鞋（平时都是打赤脚或穿草鞋）；我不能忘记《苦儿努力记》那本小说中的苦儿路美和他的奋斗精神对自己的影响；我不能忘记半夜里起来打更、紧急集合、躲飞机轰炸的场面；我不能忘记两个人抬着八十多斤重的煤炭赤脚走在小路、石阶上，踩着骡粪、马粪与雨水混成的、令人恶心的浆糊糊的情景；我不能忘记缙云山上的竹林和缙云寺的钟声；我更不能忘记绍隆寺‘山门’外的两棵白果树和‘山门’内的四棵桂花树……。

图5：我站在绍隆寺大殿前，这里是我1939一1942年睡觉的地方

周之廉一一我们的院长、母亲

    北泉慈幼院的院长是教育家周之廉女士。1938年她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系获教育硕士。五四运动时，她曾是天津北洋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学生总代表，与郭隆贞、周恩来、邓颖超一起参加反帝爱国运动，并共同发起、组织觉悟社。抗战爆发，为了参加救亡工作，她毅然从美国回国。关于周之廉，当时在重庆的《新华日报》这样报导她：“只有做母亲的人才能体会到抚养孩子的艰辛和责任的繁重。这里，我们要介绍一位为着爱护那些在战争中失去了父母和家庭的难童，而把自己的全副精力灌注到战时儿童教养事业上去的母亲，她将永远被许多儿童尊敬着和热爱着。她就是北泉慈幼院的院长周之廉……”。

    在慈幼院三年多时间里的一点一滴都值得我去回忆、去重温、去思考。但是，有些人和事则是记忆中最深、最深的。正是这些最深的记忆，在我脑子里常常浮现出当年慈幼院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周之廉院长就是对我们影响最深的人，也是我一生中思念最多的人。我还清楚地记得她对我们训话时那种感人的情景。她教我们的颈部运动操，我至今还坚持在做。我还记得她亲自给同学们分食孔祥榕先生［1］所送生日蛋糕的场面，她把一块大蛋糕平均地分给每一个同学。虽然每个人只能分到很小很小一块，但是大家感受到的家庭温暖、母爱和幸福则是无法估量的。有一次有一个小同学生病，病情较重，同学们担心，院长更是着急。这个同学叫苏邦华，现在台湾高雄市，那年我去台湾见到他时，他还念念不忘这件事。他告诉我，在当时那么困难的条件下，周院长亲自安排每天保证他吃一个鸡蛋以增加营养。周院长为了给慈幼院筹措经费不得不四处奔波，并因此小产，以致终生无子嗣。有一次，她去财政部筹款想找当时的财政部长孔祥熙呈情。门房以“衣装”取人不给通报。在她换上西服用英文名片再次拜访时，就顺利会见了。她不胜感叹地说：“真是侯门深似海。"特别是有一次为筹款，在重庆过江时，因为人太多，跳板被压断了，大家都掉到江中，她因为会游泳才幸免于难。结合这件事，她鼓励我们学游泳。我怎么也不能忘怀，她用自己微薄的收入买来鱼肝油为同学们治夜盲眼的事。大家排着队，依序地来到院长房间，一人分食一匙鱼肝油的情景，就像发生在昨天。是院长想尽一切办法为我们治疥疮、砂眼和癞痢。我们小学毕业后，能顺利的到中学读书，也是由于她从教育部为我们争得了享受“贷金”权利的结果(如果上不了初中就只有去工厂当学徒)。院长的好处是说不完的。正是因为有周之廉院长和我们在一起，我们才更加有信心、有勇气去面对一切困难，才更加热爱劳动、努力学习去迎接未来。在任何时候，只要想到院长，我们就感到温暖和力量。院长的言传身教对我们每一个慈幼院同学影响至深，她为我们奉献了自己的一切。周之廉院长于1960年在美国去世。我们——这群昨日的难童，今天还活着的白发老人则永远地怀念着她。

    下面我录下原北泉慈幼院几位健在的教师1999年为纪念周院长写下的《良师慈母赞》：

抗日烽烟漫  难童流蜀川

丧失父和母  更无家可还

慈幼绍隆寺  院长周之廉

含辛又茹苦  撑起一片天

让童有书读  不受饥与寒

教童知农务  柴米自己搬

聘教旨忠诚  任务赛争先

师生成一体  苦中实有甜

之廉女中杰  有识又有胆

拳拳慈母爱  保育英万千

桃李满天下  功绩应留传

北慈精神美  光彩照人间

    当然，北泉慈幼院在战时所以能发挥如此重大作用，还与一批热血青年教师的努力工作是分不开的。

    正是因为周之廉院长在我们这群“难童”心目中有如此崇高的地位，所以1999年5月4日在纪念北泉慈幼院成立60周年之际，我们这些还活着的“难童”捐款，在重庆市委、北碚区委的大力支持下，在慈幼院旧址树立了一座周之廉院长的纪念碑。纪念日，海内外（台湾、美国来了部分同学）共有200多人（包括部分家属和重庆市、北碚区委领导）到会，盛况空前。周之廉院长永远活在我们心里。

图6：2007年我和夫人何允湘在（今天还活着的同学们集资建立的）周之廉院长纪念碑前

龙溪河畔的湖北学子

    在北泉慈幼院小学毕业后，我考取了国立二中和国立十二中【2】。前者位于合川，后者则在长寿县的龙溪河畔，因了解到国立十二中乃是从湖北迁来，所以选择了十二中。国立十二中由高中部、初中部、女子部三个部组成。各部校区相隔数里之遥。到了中学，过去慈幼院一些习惯了的感觉已经很难找到了。这主要是因为中学的同学，家庭环境大不一样，经济条件相差悬殊，贫富不均带来的差别处处都能感受到。这时，也就更加想念慈幼院、想念我们敬爱的院长，想念慈幼院的老师、同学。

图7：我站在原国立十二中初中部大门前，门的上方还保存着十二中校徵

图8：和我说话的老人叫向忠贤当时他是上下课摇铃的校工，2007年我再次去访问时，他己去世，实在令人伤感。

    到了中学，因为享受到国家贷金【3】，所以除了不要学费外，吃饭也是公费。课本是向学校借、或与同学共用、有时还要抄。借书、共书、抄书，就是没钱买书。没有钢笔，写英文也用毛笔，有时还用竹子削尖了代替钢笔。条件越艰苦，同学们学习越努力，成绩也很好。老师基本上是逃难到后方的湖北知识分子，学生基本上是一群湖北学子。大家都怀着一颗共赴国难的心，师生间关系很好。教育部规定给我们每个月米的定量是24.5市斤，米是最差的，谷子、砂子、稗子、老鼠屎……都搀杂其中，所以我们把吃的饭称之为“八宝饭”。一般一个月才能吃一次肉，叫做打“牙祭”。由于油水太少、主食定量又低，大家都吃不饱。也正因为都吃不饱，所以饭的公平分配就很重要了。吃饭前，炊事员首先将饭用称均分到每个小木饭桶里，八个人拿一桶回来后，再用瓢均分到每个人碗里。每人轮流掌瓢分一天。在用瓢分饭时，八双眼睛都睁得大大的，有时觉得掌瓢的人把自己的分少了一点，心里就很不舒服，到了该自己分饭时就报复他一下。因为吃不饱，在课后休息时间里，同学们常常到农民地里去偷老乡种的苕、包谷、萝卜等农作物充饥。整天总是感到饥肠辘辘的。

图9：这是原十二中高中部男生宿舍

2007年我重访国立十二中，十二中高中部原来的旧房己无踪影，只留下了这一块纪念碑（我和我的夫人站在碑的两旁）。 

    国立十二中位于长寿县境的一个村子里。离学校不远就是著名的龙溪河狮子滩水库和水电站，这也是我们游泳的地方。由于十二中的到来，这里改名“东新村”。于是茶馆、餐馆、商店、照相馆……也应时而生，一度还出现某种“繁华”景象。    1996年我专程去长寿重游了十二中旧址。原初中部（北庄）已成为一个村民小组居住生活的地方；原高中部（官庄）已成为一所中等专科学校的校址；原女生部（桅子湾）已成为一座变电站。东新村，由于没有了过去那种人气已经萧条、冷落，只看到一个小卖店里坐着一些人在那儿拉家常。我站在东新村街头，回想在这里战时的四年中学生活(1942--1946年从初中到高中一年级)不胜感慨。 

图10：我站在东新村街头久久不忍离去

宝稍庵日军遗留的马棚

    1945年8月15日傍晚传来了日本投降的消息。同学们欣喜若狂，大家含着眼泪，举着火把连夜游行到长寿县城。抗战胜利了，经过八年战难和离别，人人都急切地盼望着回家。当官的可以坐飞机，有钱的可以坐轮船，而我们这些“难童”、流亡学生则一票难求。我们回不了家。

    到了1946年的夏天，学校一些师生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不顾生命危险纷纷搭乘小木船返乡。这种木船，舱里挤满了约可坐百人。船头甲板上有12名船工划船。我们就坐上它从长寿出发了。目的地是我们可爱的故乡——武汉。川江滩多、浪急，所谓“青滩、叶滩不算滩，下面还有一个鬼门关”。我们的小木船如一叶扁舟行驶在川江里，每天都是险象环生。特别是经过三峡时，如果遇到横冲直撞的美军登陆艇，就更是大难临头了。每天早晨开船时，一般有多艘木船同行，傍晚到达下一个码头时，就会发现有几艘不见了，因为它们已经葬身江底。大家都明白，这意味着又失去了多少年青的生命。我们除了为他们祈祷外，也暗暗地为自己担心。我曾亲眼看到一艘小木船，在已经通过了最危险的江段——三峡后，快到宜昌时，被一艘美军登陆艇冲起的大浪掀翻，我亲眼看到被掀翻到江里的人们求生的挣扎。

    木船每到一个码头．我们就在长江里游泳、洗澡，并花一毛钱在江边那些临时搭盖的“鸡鸣早看天”的草棚旅店里睡一晚。第二天清晨再登船踏上新的旅程。经过一个多月艰难地的行船，我们终于到了日夜思念的武汉。当有人问：“你是怎么回来的?”我则苦涩地回答说：“是从长江游回武汉的!”

    这时的武汉满目疮痍，国民党湖北省政府把国立十二中改名为湖北省武昌第一中学(简称省武一中)。因为没有校舍，开始把我们安置在武昌十字街一个废弃了的当铺里。正是在这里，我睡过有四层高的当架，如果身体伸直了，小腿就要掉在当架外。因考虑到是战后恢复时期，这些困难大家都能忍受。一学期后，省政府又把我们安置到武昌徐家棚宝积庵日军侵华时期遗留的一片废弃的马棚里。马棚的棚顶是铁皮盖的，晚上睡觉，人多、热气上升，遇冷结成水珠常常滴到上铺同学的嘴里。这时，当我们看到邻居农学院比我们的条件好很多，并且还在省武一中周边盖了许多活动洋房时，同学们因不平而愤怒了；加上当时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解放战争捷报频传，“一中的学生闹事了”。这时整个武汉已是学潮不断，震动全国的武汉大学“六一惨案"也是这个时期发生的。

    1948年秋，我高中毕业，1949年5月16日武汉解放。以后省武一中也几经调整与其他学校最后合并为今天的武汉市第十四中学，位于武昌昙华林。

结 束 语

    以上，是从我个人的经历叙述了一个湖北“难童”对八年抗战的回忆。这个回忆不仅仅是我个人的。因为对那个年代的孩子来说它带有一定的共性。“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句话对今天的日本政府和日本人民来说十分重要；同样它对我们中国人民来说，也是很重要的。我们决不能淡忘了这段历史，不能忘记中华民族在近代百年，因为落后而蒙受的国耻。我们珍惜今天的和平生活。但是，和平不能靠“乞求”，只有一个强大的中国，才能让那些对新中国心怀敌意的战争狂人保持必要的消醒，才能有持久的和平。我们要“居安思危”！

2010年6月于武汉华中师大

【l】孔祥榕先生是当时国民政府黄河水利委员会的委员长，他的别墅在北温泉，与北泉慈幼院相邻。那年在他生日，慈幼院派了几名学生代表去给他祝寿，于是他送了慈幼院小朋友一块大蛋糕。

【2】当时各国立中学基本上是由逃难到四川的沦陷区各省的中学教师和知识分子所组成。一所中学往往代表一个省。

【3】贷金是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对来自敌占区的流亡学生采取的一种政策，即：读书时的费用由国家贷给，将来毕业后参加了工作，有了收入了再返还。1949年国民党政府逃到台湾后，当然也就无法收回这笔贷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