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一系列的群众运动虽然存在一些失误和偏差，但是正面的好作用还是明显的、主要的。解放前旧社会的那些污泥浊水如卖淫丶嫖娼，吸毒丶贩毒，偷盗丶抢劫，帮派黑社会组织等等几乎一扫而光；寺庙的和尚丶尼姑大批地还俗并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人们不再信菩薩去燒香拜佛求保佑了，他们认为共产党丶毛主席才是大救星；劳动者人人有工作而且是铁饭碗；工薪阶层都享有公费医疗，孩子读书，中、小学低学费，大学不仅不交学费而且食宿和医疗都是公费；人们不是一切向錢看，而是专心于自己的工作......。这些也就是当时常说的社会主义优越性。那时，人们工资收入和生活水平虽然很低，但是因享有如医疗、住房、教育、奍老等多种福利，且大家收入差别不大【最高收入约400多元与最低收入30多元相差不过十几倍】从而感受到社会公平和满足。
五十年代整个社会风氣是清新旳。与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旧杜会比较，共产党治理下旳新社会真有脱胎換骨的感觉。那时，人人都自觉地改造思想，成人努力工作争先進、孩子发奋学习天天向上。平时走在大街上车少人稀，原因是人们都忙于学习、工作，几乎看不到游手好闲的人，当然更看不到抹牌赌搏、扯皮斗摳、算命扑掛、乞讨和小偷那些今天常见的现象。人们憧憬着一个道不失遗、夜不闭户的大同世界的降临。
解放初期，为什么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就能使我们常说的那个‘万恶的旧社会’如此迅速地得到净化呢？這是因為共产党政策的正确、是因为人民对共产党的信任、是因为共产党自身正。正是共产党自身的‘清亷’、‘风氣正’才决定了政风、军风、民风和整个社会风氣都是正的。這就是‘正人先正己’、‘己不正焉能正人’ 的道理。从那个年代较为融恰的党、政、群关系,再回头来听听今天的社会民怨，就会清楚地认识到人民群众今天的‘气不顺’ 乃是由于党风、政风不正所引起的。只有党、政风气正了，老百姓的气才能顺、劲才会足。执政者应该认识到端正党风、政风的紧迫性。
1958年，毛泽东提出了：‘大跃进、大办钢铁、和人民公社’ 所谓的三面红旗，并想在15年内赶上美国超过英国。就是在這一年的秋天，我带着政治系一个年级的学生来到沔阳【现在的仙桃市】和天门考察。在岀发前，8月13日人民日报宣称湖北省、麻城县、麻溪河乡早稻产量放了一个大卫星，发布了畝产粮食高达三万六千九百斤的惊人消息。全国农村丰收的喜报频传，安徽、河南、．四川等省相继宣布人均粮食产量己达千斤。粮食部宣布全国全年粮食产量已达8000亿斤（1957年是3700亿斤）。人们已开始讨论粮食多了怎么办？人民公社纷纷办起了食堂，甚至宣布吃饭不要錢。各食堂为了比赛看谁办得更好，还竞相放‘卫星’每歺八莱一汤、十菜一汤.......。到了沔阳，我们看到田地里的庄稼都长得很好。我数了一株棉花桿上的棉桃，竞超过了100个。各种农作物都丰收在望。在我们离开沔阳的前夕，县委还告诉了我们一个更惊人的消息：‘沔阳将放一个更大的卫星——粮食畝产超过十万斤’ （后来这个消息并未发布）【 当时各地正竞相放粮食高产卫星，一个比一个大】。
离开仙桃镇坐船来到了岳口（当时通过汉水船能到达岳口）。上岸后找到一家歺馆吃饭，奇怪的是这家歺馆却没有饭卖，我们每人只好吃两小碗有盐无油的芋头充饥。天门考察完了，又坐小火轮顺汉水南下,来到了汉川县城。那知县城歺馆同样没有饭卖，这时我已感觉到情况有点不妙。
回到武汉，桂子山上大办钢铁正热火朝天。這是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要在1958年把钢的产量在1957年535万吨的基础上翻一番而采取的行动。在元宝山的北侧一大排小土高炉把夜空映得通红。58级政治系的新生进校后立即投身到煉钢铁的行列中来一一捶矿石。时间长了，一些同学提出了疑问：“捶矿石能捶出马列主义吗？”于是全系进行了大辩论。大辩论的结论是：“不捶矿石就学不到马列主义”。华师的大炼钢铁，最后是以大量人力、物力为代价炼出了一大堆毫无用处的废铁扔在原三号教学楼后边,再也无人问津。
到了1959年春，人们感到物质供应越来越紧张，特别是农副产品拿着票也难买到。城市居民定量的口粮虽然得到了保证，但是由于一个月只有半斤油，鸡、鸭、魚、肉都见不到。二十几斤口粮已无法填饱肚子，整天都感到肌肠辘辘。食堂为了增加饭的份量还搞‘双蒸饭’。饭不够，菜来助。于是都去买南瓜、萝卜----充饥，南瓜一下从几分涨到两角錢一斤。歺館只有萝卜汤卖，人们排队用五分钱可以买到一小碗。郊區农民做的糠粑粑不要粮票卖一角錢一小块。由于营奍严重不良，师生大批地发生浮腫病和肝炎。学校还办了一个疗奍院。那个時期出生的孩子如果缺少毌乳，买牛奶、奶粉十分困难，只能靠米汤、奶糕喂奍。
困难時期，华师的老师们都进行生产自救。我也在“老36家”教工宿舍周边开了几分地，先后种过麥子、高梁、包谷、蠶豆、黄豆、绿豆、红薯；还种过南瓜、土豆、丝瓜和蕃茄等一些蔬菜。当时，每天清晨起床的笫一件亊就是背着锄头去种地。记得1960年我收的红薯达500多斤，家里每张床底下都堆的是红薯。由于物质供应极度紧张买什么东西都要票。我记得用过的票有：粮票、油票、布票、肉票、魚票、蛋票、豆子品票、烟票、火柴票、肥皂票，......甚至发过醤油票。凭票可买到限量的物品，但有了票还要听通知排队购买，并且不一定能买到所有的东西。有錢无票那是根本买不到计划供应的东西的。而票证又掌握在政府手里根据户口发放。所以在那个年代离开了政府，没了户囗是很难生存的。
人们会问：1958年秋农村既然是一片丰收的景象，并且粮食已经丰产，为什么59年会出现饥荒呢？能说是天災造成的吗？当然不能。在這里，必须正视政策失误的因素：1 、1958年为了大办钢铁农村主要劳动力都上山去找矿石、砍树和炼钢铁去了，农作物大面积烂在地里，导致丰产没丰收；2 、1958年秋农村大办食堂，吃飯不要錢，伙食放卫星，甚至提出‘放开肚皮吃饭’ 以至‘寅时’吃了‘卯时’粮等等，不能不说是重要原因。到了60年、61年形势更加严峻了，各地都出现了饿死人的情况。
三年困难时期，中西部的情况又比东部严重。在1960年夏我带着几个学生去上海考察，船下行时乘客吃饭都像饿老虎，吃了一碗又一碗，因为船上吃饭不收粮票。到了上海，我们来到一家歺館吃饭。上海歺馆也不收粮票，吃了多少，最后按每个人面前的空碗算飯錢。结果我们每人面前都叠放着十几只空碗，服务员也被惊呆了。后来回武汉船上行，就看不到那种饥饿的状态了。
从59年到61年的三年期间（据后来公怖的气象资料），并未出现大的災害天气。如果说困难是天災造成还不如说是人祸；或者说是天災、更是人祸。
上面所谈到的还只是武汉市三年困难时期的情况。然而災难是全国性的，在那些中小城市、特别是广大农村，情况则要严重得多、悲惨得多。而这些災难性后果主观政策方面的原因，则是違反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也就是違反了‘科学发展观’。总的根源就是犯了‘左’ 的错误。建国后，从土地改革开始就存在一些‘左’ 的因素，合作化则是犯了‘左’ 的错误，‘人民公社、大办钢铁、大跃进’更是‘左倾’ 错误的顶峯。为什么‘左’ 的思想在解放后能一直大行其道呢？这是因为长期来，人们持有一种非常危险的观念：“左比右好”、“ 右是立场问题，左是方法问题”， 所以“宁左勿右”。1959——1961 三年所出现的困难既然主要是‘左’ 的错误造成，那么就应该反‘左’，纠正政策上‘左’ 的偏差。可是卢山会议后，却从批判彭德怀同志进一步发展成全国性的反‘右倾’。
大约是1961年初，在华师也展开了反‘右倾’ 的斗争。政治系当然不能例外。但是這时却找不到斗争的对象，怎么办？党总支于是进行动员，要大家写大字报，大鸣、大放，想再从鸣放中找问题。可是人们已经有了57年反‘右派’ 的教训，有如惊弓之鸟，再想‘引蛇出洞’就不那么容易了。大家都不鸣、不放，要么只说好、不说坏，也不写大字报。党总支又进一步动员，并硬性规定每人每天至少写十放张大字报。为了防止应付，又提出了大字报的具体要求如：观点鲜明、开门见山、反映真思想、讲真话等等。总之先是‘诱、骗’，后是‘逼、压’，企图 促使人们把心里的话掏出来。教师、学生对当時的形势、对党的政策都是有意见、有看法的，但是谁也不敢说、不願说。因为说了真话，下一步就要挨整。于是总支又要求党团员、积极分子带头。這时有些‘听党的话’ 的人就上鈎了。
陈 氷老师一向热爱党、坚信马列，为人直爽、敢说真话，在57年反右派斗争中，他是‘左派’、是反右派斗争的积极分子。这次他因为听党的话带头对形势讲了一些真心话，谈了些意见，结果说他思想右倾，被下放到草埠湖农场劳动，最后被调离华师到荊州师专工作。那么陈氷究竟放了些什么呢？他说：‘大跃进为什么搞得东西都买不到了，搞得供应如此紧张’？‘粮食高产、丰产了，怎么会弄得吃不饱飯’？‘牙膏挤出来的为什么都是稀水水’等等。他说的這些话，其实代表了大家的想法，是现状真实的反映。
政治系三年级的一个学生余太和是团支部书记，为了响应党总支的号召，他带头写了一张大字报。为了‘观点鮮明、开门见山’，他给大字报加一个标题：“毛主席一句话，害死了千万人”。他所指的一句话是指‘吃饭不要钱’。 首先，这句话是否出自毛主席之口还有待考证；同时大字报的标题也把问题简单化，且过于片面。所以，这张大字报是不正确的，应该受到批评。但是，后来不应该把這张大字报的材料塞进余的挡案从而给他带来不少麻烦。
在1978年11屆3中全会以前，我们的国家就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在不断地反‘右’ 斗争中走过来的。我们吃尽了‘左’ 的苦头。所以在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可忘记‘左’ 的错误所造成的那些沉痛教训，再也不能搞‘左’ 的那一套。
加入收藏
中心概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