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中原大学教育学院受中南局教育部指令接管解放前由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私立华中大学，为此并成立了‘公立华中大学改制委员会’。改制委员会由潘梓年[中原大学副校长]任主任，徐茂庸[中共领导干部]、王自申[中原大学教育学院院长]、韋作民[原华中大学校长]任副主任。潘、徐、只是挂个名，韋虽在学校但实际上不管事。改制委员会的实际负责人是王自申。
1952年，全国高校进行了大规模的院系调整。这时乃进一步将中原大学教育学院、华中大学、湖北教育学院、中华大学、广西大学的生物系、南昌大学的历史系等合併，成立了华中高等师范学校。1953年又将海南师专的艺术系合併到华中高师…。华中高师最先的校址就设在曇华林原华中大学内。从1956年开始才逐步迁到桂子山上。所以华中师范大学是在新中国诞生后，1952年成立的一所新型的高等师范院校，它只有57岁，没有一百多岁的高龄。至於学校的师范性质则是根据中原大学教育学院的性质决定的。
说华中师大有一百零六岁了，是把原华中大学的出生日当作了华中师大的生日，这是说不过去的。解放后，对私立华中大学的改制，实际上是走了两步。第一步通过改制由私立变成了公立；第二步通过院系调整与上述高等院校合併成了华中高等师范学校，1953年又改名为华中师范学院。从此，原来的中原大学教育学院、湖北教育学院、中华大学…以及华中大学都不存在了。它们都只能说是今天华中师大的前身。有人说华中师院是以华中大学为主体建立起来的，这不符合事实。当时华中大学处于被接管、成员处于被改造的地位，特别是在批判亲美、崇美、恐美和帝国主义披着宗教外衣进行文化侵略的形势下怎么可能以一个有美国背景的原教会学校作为主体去合併其他院校呢？！如果说有一个主体的话，那也只能是中原大学教育学院[因为是由中原大学来接管，合并后学院主要领导人也都是中原大学教育学院共产党的干部]。总之，不能以上述任何一所学校过去的生日为生日。原华中大学除了还有些房子存在外，从校名到学校性质都改变了，当然也不能以它的生日为生日。华中师大不是华中大学的延续。五十年代初在武汉，与华中师范学院同时期经院系调整而诞生的还有华中工学院、华中农学院等兄弟院校。它们如果按其前身计算年龄，同样也可以说自己经有一百多岁了，但它们没有这样做。如华中理工科技大学其前身是武汉大学的工学院和其他院校工学院经调整合併成立，武大工学院也一百多岁了，但华工没有说自己是百年老校。在武汉地区只有武汉大学是从庚子赔款开始建校的真正百年老校。至於学校办的好不好，并不是看它老不老。华中师范大学在2003年庆祝建校‘百周年’后，开始简称‘华大’而不再称华师了。如果要改称‘华大’，那么总称就应该干诡也改成华中大学。如果华中师范大学名称不变，那么华师几十年来的简称也就不能变。在武汉、在湖北，人们只知有华师而不知有个‘华大’。我也只承认自已是华师的教授，而不认可自己是‘华大’的教授。我们必须尊重历史，而不能因为今天的某种需要，如想和美国加强联系就隨意涂改历史[华中大学是华中师大的前身之一。根据这一点，不是同样可以加强这种联系吗？]。
王自申是华中师范大学真正的奠基人，他为华师建校工作竭尽全力并积劳成疾于1954年春因肾结石病不治去世。他的遗体就埋在桂子山上。他爱人余文同志也长期住在华师。遗憾地是这位华师的奠基人今天几乎完全被人遗忘。
王自申任院党委书记时，杨东莼任院长[杨原是广西大学校长]，不久杨又调往国务院任职。王老生病，中南局乃将中南教育部副部长刘介愚调到华师任党委书记兼院长。刘介愚在华师从1954年一直工作到文化大革命以后[调武大任副校长]，二十多年里他为华师付出了其全部精力，最后因病瘁死于桂子山上。刘介愚是在华师任职最长的领导人，是对华师建设发展贡献最大的人，是我们最尊敬、最值得纪念的人。他也是值得后任领人学习的人。1985年华中师院乃改名为华中师范大学。
在刘介愚之后，任党书记的有：高 原、戴绪恭、晏章万[有一次我问晏说：‘我这个华师老人怎么都不知道华师有了一百岁啊？！’他说他也不太知情]。现任校党委书记是丁烈云。在刘之后，任院、校长的有：章开沅、王庆生、谷世文、路钢。现任校长是马 敏。他们都是为华师作出过贡献的人。我们相伩华中师大的明天更美好。
从中国人民大学回来后，我们学马列主义专业的五人都安排在华中师大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从人大回来学其他专业的人则安排到相关的哲学教研室、党史教研室、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四个教研室都设在原华中大学校址内的‘颜母室’。华中高等师范学校成立初期设置了政治、历史、教育、中文、外语[主要是俄语]、数学、物理、生物、化学等系。政治系1952年还是招收的两年制专科生，以后才招四年制的本科生。
四个教研室的年青教师既担任政治系的有关课程，又担负全院各系的政治课。从1953年开始我除了担任校内的公共政治课外还受邀兼任中南财经学院的马列主义基础课。因为教师少，公专政治课都是三个系同一个年级的学生集中在一起在礼堂上大课。我当时担任两个大班的主讲：一个是中文、历史、教育三系的三年级合在一起；一个则是俄语、生物、化学三个系的三年级合在一起。学生对马列主义课程高度重视，听课认真，课堂讨论发言也积极。老师深入学生，学生尊敬老师，师生关系非常亲密。我清楚地记得这样两件事。一件是，一个俄语专业的女学生马列主义课考试不及格，她因此非常伤心并哭脸了。她感到这件事很丢人，因为人们认为这是一个政治态度问题，所以比专业课不及格还难过。另一件是，历史系考马列主义，在口试中有一个平时伩教的女学生问题回答得很好，主考教师不知道怎么办了。因为这个学生一方面学马列很用心，另一方面信教也很虔诚，每个星期她都到教堂做‘礼拜’。主考老师认为只看考试结果应给优秀，如果结合其‘信教’则不能打优，他为难了。於是打电话我，问怎么办[因为我是主讲老师]？我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只看考试结果’。他就打了优秀。因为我认为如果不这样做，不管她考试答卷再好也不打优，那等於是叫她不要再好好学马列了。至於她还上教堂，那是我们的‘说教’还没有真正使她信服，我们也有责任。一个人是唯物还是唯心本来就存在着矛盾，这必须通过其自身的实践和思想斗争去发生变化。如果放在今天，更应该认识到对待‘伩仰’问题是不能简单化的。
在五十年代初期，华师的四个政治理论课教研室不仅担负着校内很重的教学任务，而且还担负着武汉市许多大专院校政治课教学和社会上马列主义的宣传任务。在这个时期我就先后在中南财院、武汉大学、华中农学院、湖北医学院、武汉音专、武汉美专、省委党校等单位讲授过马列主义基础课程。各个机关团体也纷纷到华师来请我们去作报告。特别在1954年开展思想改造运动后，武汉[乃至全国]更是掀起了一个学习马列主义的高潮。
马列主义在武汉的公开传抪最早是1949年。当时是隨解放大军、中原大学南下的一批著名的教员：陶军、陈 铁、高 原、何 汉、田家农等担负了这个任务[陶、陈、高已去世]。到1953年，又有一批教师加入到武汉地区马列主义宣传普及的教员队伍中来。这些人是：趙其田、张 洪、杨洪禹、李定坤、胡 原；再加上从人大学习归来的五人：张瑗、陈 冰、王启荣、刘镇豪、张厚安等[这些人中趙、陈、王、刘已去世]。这里我必须强调指出，当时在武汉市[乃至全国]所以出现那种学习马列主义的热潮、我们讲课所以到处受到欢迎，主要的原因并不是由於我们课讲得好。相反，在那时我们这些年青教师对‘马列’实际上只是一知半解、不胜了了。上述情景的出现，主要是因为人们相伩共产党，认为听党的话、跟着共产党走才有光明的前途；是因为人们相伩马列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如果以为只是因为我们课讲得好，那就大错而特错了]。如果联系到今天在国民经济迅速发展的形势下，却出现了一种兴建庙宇热、出现了人们不信马列、伩菩萨的现象。就更值得我们警醒和深深地思考了！
1955年中央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高校教师无不振奋。我们在埋头专业学习之外又开始学英语了。1956年学校在暑期组织教师到庐山歇暑时还结合起来办了一个英语班，我也参加了学习。1956年，新中国第一次在高校评职称，我被第一批评为讲师。从此我的工资从44元5角升为85元。这以后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再也没有评过职称，85元工资20多年未变。
在王自申院长还在世时，他就开始筹划为华中师院建设新校，并选定了武昌东边郊区的桂子山为新校址。最先，华师校址的划界是：东到卓刀泉、南至元宝山[包括元宝山]、西至马皇山[包括马皇山]、北至广埠屯公路。后来合作干校佔去了元宝山，武汉师范学院佔去了马皇山，海军22所佔去了东北边一角。文化大革命期间空司又佔去华师东边一块地。文化大革命后元宝山龙家湾周边原华师的几百畝耕地[华师农场]也不知怎么一回事一下子全部丢失。剩下的就是今天华中师大校址了。桂子山过去是武汉市埋死人的一座墳山。当时建校迁走墳墓约两万座。
在建校之初，华师的教学楼、行政楼、图书馆、宿舍…所有的正门之所以都是向南开，是因为当时武汉市规划在学校南边将要建一条主干道，学校大门也准备建在南边。可是这条路迟迟未建，学校只好于58年在老图书舘后边发动师生日夜奋战修了一条今天通往大门的路，而大门却朝向北，而不是南。这也是今天人们到华师从校大门进来后，再到各教学楼面对的都是后门的原因。今天学校南边也确实修了一条干道---雄楚大道。但是，由于元宝山校农场的士地己经丧失，这条道路离华师也太远了点，所以学校也未打算再改变大门了。
到1956年，一、二号教学楼和教工宿舍‘老36家’建成。于是政治系、历史系搬到新建的一号楼，中文系、数学系搬进二号楼。我也第一批搬进了‘老36家’宿舍，成为桂子山第一批居民。原来华中师院教学楼、学生宿舍的设计是按照过去燕京大学为标本的，即採取青砖、绿瓦大屋顶的形式。一号、二号教学楼就是按这个要求建成的。可是在1956年，建筑界掀起了对梁思成建筑思想的批判，矛头首先指向了大屋顶，认为这是极大的浪费。这样一来，用从湖南买来的青砖已经建成的1—6栋学生宿舍就不敢用从江西己经买来的绿色琉璃瓦盖屋顶了。所以今天这六栋学生宿舍就成了小屋顶，与一、二号教学楼很不相称。为了节约，在修建三号教学搂时，居然采取了竹筋水泥的方案，结果这栋楼不到二十年就开裂不得不毁掉重建，而一、二号教学楼则至今安然无样。什么是浪费、什么是节约，不是很清楚了吗？！
三号楼建成后，外语、教育两系也搬到了桂子山。后来，四号楼、五号楼陆续建诚，物理、生物、化学等系也搬了过来。改革开放后，桂子山又进到了一个新的大发展时期，校容、校貌日新月異。
政治系搬到桂子山后，四个政治理论课教研室都合併到政治系了，马列主义教研室改名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同时另外成立了一个‘公共政治课教研室’[不属政治系，与‘公体’一起直属学院]统一负责全校公共政治理论课教学。这时我也回到了政治系，从1958年起在政治系讲授马列主义基础课程并兼任教学秘书。
政冶系的系主任先后是陶军、陈铁、高 原等，总支书记是乔达世、徐 彬、霍秉旭等，政治系今天已发展为多系、所的政法学院。
文化大革命后，1978年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又从政治系分离出来，单独成立为学院直辖的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1982年又由‘科社’单学科发展成‘科社’、‘政治学’双学科，接着政治学研究室又成立了中国农村基层政权研究中心并进一步发展成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科社研究所已进一步发展成今天的政治学研究院[这些问题在以后将会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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