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最早的研究生———我的“六十年记忆” 与思考之三
1951年6月在红安的土改工作完成，我们全体土改工作队员回到武汉。不久，接组织上通知：决定选派我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学习。8月初由中原大学三个学院选送的二十多个毕业生就来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并成为新中国最早的研究生。
到北京后，我得知己被分配学‘教育心理学’专业。在当時，是工作、还是学习？到那里工作、学习什么？都是绝对服从上级的决定和安排，不存在提意见、讨价還价。但是对心理学专业我实在不喜欢，所以闷闷不乐。正在這个時候，韩之梓同志刚好因为分配学习马列主义专业不满意来找我，如是我俩私下互換了所学专业。這样，我就成了马列主义专业的研究生。這一換也就决定了我這一生工作的方向。
中原大学来的人中，共有十一人分配到马列主义专业。這也说明当时对这个专业之重视。十一人中教育学院又佔有六人即：张 瑗、陈 氷、王啟荣、劉镇豪、胡原和我。六人中除一人因病提前返回外，最后学成归来的有五人。
我们中原大学来的十个人开始住在北京北新桥附近一个四合院内。这个四合院有前后两层，前院除了我们外，还住有人民大学自已选送的四人。后院住的则是河南开封师範学院选送来的同志们。我和张瑗分住一个房间。第一天天黑下来了，我们去开电灯，可是满屋找不到开关。於是去隔壁房问吕 颕【材经学院选派的】和陈 氷，那知他们也在找，同样找不到。最后去问人大的郑邦兴同志才搞清楚‘开关’ 就是吊在屋角的那根细绳子，一扯灯就开了，再一扯灯就关了。我们笑自己好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到了十一月，天冷了，每个房间安了一个铁炉子。一长条烟筒，一头一罩在炉囗上，另一头伸出到窗外。這天我和张瑗生炉子了，两个人都是第一次，不知道应该利用烟筒抽风，反把烟筒挪到一边。刚燒燃柴禾就弄得－屋烟，於是我俩把铁炉子抬到院子去生。张 瑗站着添柴加炭，我蹬着煽風、吹火，两人搞的一头汗炉子还是生不燃。這時隔壁人大的同志看到我俩的狼狈相，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一学期后，学校把全国各地选送来学马列主义专业的研究生【约20余人】除女生外，都集中安置到海运仓人民大学校内一间大房子里。我就住在屋子左边进门的一角。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热水瓶、一盏灯，再加上脸盆、毛巾、牙刷和一些书籍、衣物[放在床头]，這就是我的全部。每天清晨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提着书包跑到图书舘佔个位子。在洗潄、早操、早歺后，就到图书舘开始這一天‘经院式’的苦读【马列经典】。马、恩和列宁的许多著作，由于不熟悉其历史背境，开始時就像读天书－样地‘生吞活剝’，从《共产党宣言》起，一本－本的读。
到人民大学后，我们的待遇也有了变化，由原来旳‘供绐制’攺成‘小包干’， 即由发实物攺为发錢。从這時起，我每个月可领到十三元五角錢【全国干部的供给制是同時攺变的】。這些錢我用九元吃飯、四元五角购买书籍、衣物和生活零用。开始，我们在教工食堂吃饭【因研究生属在职待遇】，九块錢一个月，吃不饱、更吃不好。一天三角錢，只能吃高樑米飯和小菜。吃了高樑饭就反酸水，胃也不舒服，实在难受。搬到诲运仓以后，学校同意我们每月交九块錢在本科生食堂搭伙，从此旣能吃饱、又能吃好，歺歺都能吃到白面和大米饭【当時一角錢可以买三个鸡蛋】。這样就解除了在生活上的后顧之忧。
马列主义专业研究生由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招收培奍。教研室位于北京东四、十二条，距海运仓约4里之遥。教研室一些著名的教师如王 南、张盘石、谢滔、高 放等人担负着全校本科生的教学工作。对研究生的培奍工作则由苏联专家担负。当時人民大学从苏联各高等院校聘請了一大批教授和专家、学者。负责培奍我们的专业导师是莫斯科大学教授高尔尼诺夫和莱米佐维奇。
高尔尼诺夫教授担任授课。他根据中国学员的具体情况写好每节课的教案和讲稿，讲课通俗而严谨。翻譯是仅仅学过八个月俄文的黄良平同志。高讲一段，黄翻譯一段，我们就像打字机一样的快速记下来。开始，由于黄经常听不懂，高必须反复解释他才能搞清楚。但是黄进步很怏，几个月后，他就能流利翻译、勝任工作了。上课的地方就在原日军侵华总司令冈村宁次的衙门鉄獅子胡同内。从海运仓到铁狮子胡同要走半个小時，当時强调克服游击习氣，要求衣冠整齐、不许迟到、早退。有一次我们几个人赶到教室前高已开始讲课，就不敢进去了。
高尓尼诺夫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说话幽黙、对学员十分和谒，在严粛的外表下有着活泼可亲的性格。在一次联欢会上他表演的踢踏舞之精彩让全教研室的教师、学员大吃一驚。
研究生的学习分为四个环节：课堂讲授、自学辅导、课堂讨论、考试。莱米佐维奇负责我们的辅导、讨论和考试。在讨论课中，往往是我们几个年轻人抢着发言，一块学习的老同志则反映较慢，所以老莱对我们这几个人印象特别深，也特别喜欢。其实对问题的理解，老同志比年轻人深刻得多。同时中国教员张盘石胁助莱米佐维奇对研究生的辅导工作。
马克思主义包括三个组成部分，那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马列主义专业的研究生其实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生。我们的学习是採取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布’是指苏共党内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 派】为经．以马恩列斯的著作为緯，史论结合的方法进行的。所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马、恩、列、斯的主要著作我们都系统的精读过，有的还不止读过一遍。毛泽东曾经把《联共（布）党史筒明教程》誉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百科全书，指定为‘干部必读’。当时苏联派专家到北京来授课，這等於是不出国门的畄学了，大家的学习積极性都很高。
除了‘科学社会主义’ 专业课程外，‘哲学’、‘政治经济学’作为公共课也是苏联专家讲课，不过是几个专业的研究生合一起在大课堂听课罢了。俄语课则由专家夫人们担任，她们也都有很高的学历。中共党史則是由中国教员讲课。
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的两年時间里，我们从苏联专家那里学到了系统的马列主义知识、奠定了较扎实的理论基础，并且初步树立了‘革命’的人生观和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念。但是在他们的影响下，我们也形成了一种教条主义的学風。
也正是在这段时间里，在我们脑子里己经形成一种比較固定的观念，那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是真理的化身，他们的著作和他们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经典，都是不容置疑的。斯大林则是列宁的忠实继承者、是列宁的化身。在讨论问题時，判断是非都是到马、恩、列、斯著作中去找根据、引经註典，看谁找的多。甚至认为只有领袖才能创造理论、发展马克思主义，人民群众只能听从他们的指引前行，而理论工作者则永远只能是一个註释者。也是从这个時候开始，我们对无产阶级的‘领袖’的祟拜几乎到了迷信的程度。他们己经被神化了。
马、恩、列、斯都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的著作和理论都是工人运动和革命实践的产物。实践也证明他们理论的核心部分乃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就是在今天，我们也不能不承认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唯物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不能否定马克思的《资本论》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正確性。但是，我们必须看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本身也是一个发展过程；必须看到它前后的变化和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马列主义是在革命斗争和争论中产生、发展和成熟起来的，在任何時候都不能把它当作一成不变的教条。在新的历史时期它必将遇到新的问题并接受新的挑战。马、恩、列、斯是人，不是神。把工人阶级领袖和国家领导人神化、制造个人迷信，乃是教条主义的根沅。
在写研究生毕业论文时，我因有一年土地改革工作的实践，所以选择了‘农民问题’，也可以说这就是我研究农民问题的开始。论文在谈到苏联的集体农荘时，认为中国农民的最终方向也必须走合作化的道路。在论文中我突出地强调了合作化必须具备的条件和坚持自願原则，并认为如果条件不成熟强行推行合作化就必然会违反自願原则。论文同时也把苏联的集体化看成是中国的范本。如果联系到俄罗斯的集体农荘今天已经解体的状况，这种看法就值得反思了。
1952年，全囯在继‘土改’、‘镇反’之后又掀起了‘三反、五反’运动。运动首先从党政机关內部反贪污、反浪费、反对官僚主义开始。在人民大学，运动的矛头很自然的指向校行政机关和领导。一些穿兰色棉衣的老教师纷纷起来揭发，我们这些穿黑色棉衣的研究生因不了解情况只能干着急。校长吴玉章、副校长胡锡魁、陈仿吾等老同志都受到冲击。我还清楚地记得吴玉章校长在大会上检讨自己按规定吃小灶和每天供给一隻鸡是不应该有的‘浪费’。联系当前，如果再回过头去看看那些老一代的领导人，他们对工作那么勤勤恳恳、认真负责，生活上那么严格要求自已，革命一生两袖清风，怎不叫今天的某些高校领导人汗颜。
在北京两年学习期间，每年‘五一’、‘十一’有两次大游行。特别是十一的游行，事前都要多次排练。十一那天，白天游行完了，晚上还要到天安门广场狂欢，跳集体舞。因为来回都是步行，所以很累、很累。也是从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唱：‘五星红旗迎风旚扬’这首歌的。
因为埋头读书，平时很少文娱活动，一般只有星期六晚上看看不花钱的露天电影。北京那么多好玩的地方，记得我只到故宫去参观过一次。直到第二年，学习不再那么吃力了，在同学互相影响下，周末也跳跳交际舞。那时的北京也正风行跳交际舞。我们跳舞的地方则是铁狮子胡同原日军司令冈村宁次衙门的小礼堂，还有乐队伴凑。当然都是男同学擄着男同学跳。
1953年夏，我们毕业了。二十多位同学都各自回到原单位，奔赴全国各地。我和王启荣、阵氷等五人也回到了华中师范大学。因为在1952年，原中原大学教育学院已经与湖北教育学院、中华大学、华中大学等院校通过院系调整组建成了一所师范学院。当时名称是：华中高等师范学校。所以我们回原单位自然就是回到‘华中高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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