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阶层结构这个题目本来是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问题，但若干年来由于种种原因，虽然还在讲，但是一直没有运用到实际工作中来。所以现在中国有哪些阶级，有哪些阶层，什么状况，不少人不是太了解。
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怎么实现全国人民的和谐，也就是实现各阶级各阶层间的和谐。所以，锦涛同志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的时候，强调要进行社会结构调查，要调查分析阶层结构、就业结构、社会组织结构、城乡结构等方面的情况，非常重要。社会结构的核心或者说主要部分就是社会阶层结构。
1、社会阶层结构是一个国家、地区的基本国情、基本地情。研究阶层结构本身就是研究基本国情。
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经济怎么样，社会怎么样，以前往往从经济结构来说，经济发展的怎么样，人均GDP多少？一二三产业多少？大致比例怎么样，由此大致可以知道这个地方的发展水平。其实，国情、地情同样也可以从社会阶层结构来判断，比如这个国家、地区的上层阶层、社会中间阶层、社会底层的比例如何，工人阶层农民阶层有多少，通过对他们的状况分析就可以判断这个国家、地区的基本国情、地情。以前往往只讲经济方面，对社会方面了解不多。一般说社会中间阶层占到40％以上，这个社会才能是现代化社会。过去社会建设只是笼统讲科教文卫，其实还不光这些，还有社会结构的调整和发展。这方面过去缺乏调查和研究，现在看来我们所讲的经济社会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不光是说科学教育事业发展不够，更重要的是社会结构的调整也落后于经济结构的变化，社会结构跟经济结构处于不相适应的矛盾状态。
2、改革开放大大加快了工业化、城市化、社会化的步伐，随着经济的发展、经济结构的变化，社会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二三产业的结构变了，就业结构也变了，但是社会结构的变化没有相应跟上。
由于经济结构的变化，特别是所有制的变化，原来单一的公有制发展到现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成分，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90年代以后，社会上产生了一些新的阶层，一些社会阶层分化了，有些阶层的社会地位提高，有些社会阶层的地位下降。当今社会阶层结构呈现出向多元化现代化发展的趋势，已经不是原来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结构了。对于这些新情况，由于过去对阶级阶层方面的研究不够，所以现在对社会阶层结构的认识基本是笼统的，更没有取得应有的共识。
3、根据社会阶层结构的分析，制定革命和建设的方针路线和政策，历来是我们党的传统。
锦涛同志提出要进行社会结构方面的研究，我觉得非常重要。很多人都研读过《毛泽东选集》，其中第一篇文章就是《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由于分清了依靠谁、团结谁、打倒谁的问题，我党根据这个阶级分析而制定了正确的政策，从而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但在革命取得胜利后就不是这样了。我们囿于斯大林在1936年制定苏联新宪法时指出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阶级阶层结构是“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理论，就不再对社会结构作实事求是的分析研究了。实践证明，“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说法是不符合实际的。当时按照这个理论，我们基本放弃了对客观的阶级阶层状况的调查和分析，放弃了根据阶级阶层的实际情况制定方针的好传统，而只是抽象的强调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对立，进行了长期的阶级斗争，导致了许多严重的失误。
改革开放以后，在这个问题上，政治学、社会学包括经济学、哲学界的一些学者，虽然也对社会阶级、阶层的变化状况做了一些小课题的调查，但是国家有计划的大规模的调查没有，所以现在我们对于阶级状况、阶层状况到底怎么样，还不清楚，而且在主要理论问题上至今还没有形成共识。
4、只有通过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才能对社会阶层结构有个正确的认识，制定政策才能有的放矢。
现在经济多元化了，所有制也多元化了，社会也已分化了，多种利益群体实实在在地出现了。因此，我们应该对社会阶层结构这个变化了的基本国情有一个全面正确的认识，借以制定正确的经济社会政策，整合、协调各个社会阶层的利益关系，使得各个社会阶层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各得其所，共同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而奋斗。
国家和地区都需要有这种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只有对社会阶层结构有个正确的认识，制定的政策才能有的放矢，才能真正解决问题。例如，我们从1993年就提出了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千方百计减轻农民负担的方针。一讲就讲了十多年，但农民收入就是上不去，城乡差别、地区差别、阶层差别越来越大。为什么呢？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一点是很明显的，就是农民本身已经分化了，全国有农民身份的至今还有9亿，但一部分农民已经富裕了，一部分农民已经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农民了，真正务农的农民，据我们调查只有42％。如果作了正确的分析，就可以有合理的政策，对那些已经富裕了的不以务农为生的农民，不要笼统的讲增加收入，而是要增加他们的税，对那些贫困的农民就要免除他们的负担，还要帮助他们。
因此，当前的一项重要工作，是要进行社会阶层结构这一基本国情的调查研究，摸清摸准我们国家现在到底有多少阶层，每个阶层有多少人，占多大比例，他们现状怎样？以此制定合理的社会政策，把各个社会阶层都团结起来，把积极性都调动起来。这样，许多问题就能比较好的解决。
根据阶级阶层实际变化的情况制定政策，对于一个地区、单位也是必要的，各类人不同，对不同人群采取不同政策很有必要。所以在构建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时期，进行社会结构方面的调查，强调进行社会建设和管理，非常重要。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性工作。
1、对社会结构分析研究，有两种方法，一种是阶级分析，一种是阶层分析。
现在社会上有一种意见，认为阶级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阶层分析是西方学者马克思·韦伯的，有的人干脆说是资产阶级的，这实际是一种误解。马克思主义不光进行阶级分析，同时也进行阶层分析；韦伯主要的是进行阶层分析，但也搞阶级分析。因此，从学术观点来看，不能笼统地说二者是对立的。
二者的不同点在于出发点和落脚点不同，或者说研究的目的、方法不同。譬如在革命时期，要搞无产阶级革命，革命的目的是要夺取政权。我们现在进行阶层分析不是这个目的，时代不同，目的不同，方法也要不同。
我们认为：当今中国还有阶级，也有阶级斗争，阶级分析的原则还是要坚持。但要根据变化了的情况，作实事求是的分析。在现阶段，根据我们党的执政地位，从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考虑，还是运用阶层分析的方法为好。而且，国际上自上个世纪60年代以后，多数国家也都采取阶层分析方法来研究认识自己的社会结构这个基本国情。如日本从1955年起，每十年进行一次社会结构调查，名称就叫“社会阶层和社会流动”。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我认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协调社会各阶层的关系，使社会各阶层的经济利益关系和政治关系都得到恰当的实现，而且这种关系是能够不断调整的，这样的社会才会比较和谐。
目前社会学界对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研究，从大的框架来说，有这么三种：第一种还是用两个阶级分析，认为分为两个阶级，若干个阶层，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以及私营企业主阶层、经理人员阶层，技术人员阶层等等。第二种是进行阶级分析，把现在中国分成七个阶级，分六个阶级的也有，这一观点多限于内部学术范围里。第三种主张搞阶层分析，认为目前进行社会阶层分析比较好，更符合现阶段国情。我们就是属于这一分析框架。
前两年，我们在大量社会研究资料和调查数据的基础上，对全国的社会阶层结构作了分析，分析的结果是划分成十个阶层。这里要说明一下，这主要根据我们一个全国的抽样调查。我们抽样调查了十二个省市七十二个县市六千户，并对调查结果做了加权，所以这个数据跟统计局做的数据不完全一样，但基本接近。(十大阶层状况见上表)
对于这一划分，当时因为比较新，过去没有做过，社会上反映较好。但一个事情有赞同的就有反对的。据中青网做的一个调查，在线访谈了两千多人，大概65％赞同这个分法。但也有工会的同志持不同意见，有的还认得我，说老陆你们把工人阶层排到第八，你叫我们怎么办？我们给他回答的是两条：第一，工人阶级是中国的领导阶级，这是政治概念。我们这里讲的产业工人阶层，是社会学上做社会分层研究用的学术概念，两个概念是不一样的，不能相提并论；第二，要分清，不是我们把产业工人阶层排在这儿，而是调查的结果就是这样。客观地讲，我们定义社会阶层分析的标准，一要看他从事什么职业，二要看他拥有的组织资源、文化资源、经济资源的多少。从这两点来确定他们的社会分层，不是我们把他们排在这儿，而是根据社会生活、社会位置的变动，他们现在就在这里。
跟国际上对比起来看，中国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阶层结构？对此，我们有以下四个方面的认识。
第一、中国已经形成一个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但还只是一个雏形，而且还正在发展变化之中，正在继续成长。
为什么说我国已经形成了一个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呢？首先，国际上一些现代化国家阶级阶层的一些基本成分，比如技术工人、专业技术人员、经理阶层、企业主阶层，我们国家都有了，都已经具备了。这些阶层以前我们很少或者没有，现在都有了。与国外现代化国家的阶层结构相比，差别在于我们的结构比例还不合理。其次，中国现代社会结构中的社会阶层位序已经确立，这个排序不是随意搞的，而是按照他们拥有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这三种资源的多少来排列的，而且基本上一个阶层是一个台阶。社会阶层位序取决于各个阶层所拥有三种资源的数量及其综合实力。拥有资源越多、综合实力越强的阶层，其阶层位序就越高，反之就越低。这十个社会阶层的位序排列，是根据我们多方面大量的社会调查及对各种文献和数据的分析进行的，而不是任意的。
而且，从我们的分析看，现在中国的职业正在趋高级化，国家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快速发展之中，整个社会职业在趋高级化，整个社会在发展，社会是在往上走，这样群众就有了希望，这个社会就充满活力、充满希望。
第二，现代社会的流动机制正在形成，以“后致性”为主的社会流动机制正在逐渐代替以“先赋性”为主的传统社会的流动机制。
在改革开放前，中国实行的是身份分层、政治分层，在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下，出生在农民家庭的人，就只能从事农业，身份只能是农民；凡出生在工人、干部家庭的人，一般就是工人和干部。农民想转变为工人，转变为城市居民，工人想转变为干部，则几乎是不可能的，或者说非常难，因为存在着制度性的障碍。这种先赋性(社会身份是先天赋予的)的社会流动机制限制了人们通过努力奋斗实现向上流动的积极性，这是很不公平、很不合理的，这种流动机制使国家的发展缺乏活力和动力，也阻碍了经济社会的进步。
改革开放后，我国正在由“先赋型”社会演变为“后致型”(社会身份经过后天努力可以改变的)社会，农民可以进城来打工，年轻人通过学习、努力，可以上大学，毕业以后可以当教员、当国家干部，所以这是一个开放的、能流动、有活力的社会。一个现代社会一定是个开放、社会流动畅通、公正的社会，现在我们已经往这个方向走，正在发展。但是现在的户口制度、某些人事制度、某些社保制度还没有完全改革到位，还不能说现在已经是开放的社会。但是总的来说，社会流动的机制已经改变了，现代社会结构包括现代社会的流动机制正在形成。只要你自己努力，就有机会实现向上流动的理想。
第三，现阶段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是在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发展和社会体制改革滞后的背景下自然、自发形成的，还不合理，还在发展变化之中，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还不相适应。
现代化国家需要有一个合理的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这个社会结构应该是与现代化的经济结构相适应的，相辅相成的，使经济社会能够协调发展。从世界各个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的历史经验看，这些国家的社会阶层结构形态都是“两头小中间大”(参见相关链接)的橄榄型结构。实践证明，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形成了橄榄型的社会阶层结构形态，这个国家也就实现了现代化，经济社会事业就能够健康稳定持续地发展。拿中国传统语言讲，这个社会才能够长治久安。
我们经过20多年的渐进式改革，已经基本建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应该说，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已取得了空前的成功，所采取的一系列经济政策是有效的。相比较而言，中国的社会体制改革，社会结构的调整和社会事业的发展则相对滞后一些，理应采取的社会政策，有些是滞后了(如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有些则因各种原因至今还未出台。目前的社会阶层结构是在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发展的影响下自然形成的、也可说是自发形成的。虽然已经形成了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雏形，但它还有不足的一面。
第一点，现阶段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还处在不断地变动过程中，有时某一社会阶层的规模会扩展得很快，而有的社会阶层的经济社会地位理应有所改善和提高，却又长期停顿。整个社会阶层结构变动不居，很难以常理来预测。当然，像我们这样一个正在进行大规模经济社会建设的国家，社会结构变动不居是常态，这既是它的优点，也是它的问题。从1999年至今六七年的时间里，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内部，已经又有了不少新的变化。私营企业主阶层有了新的发展，外出农民工这个大的社会群体的变动也很大。但总的来看，尽管这几年不同社会阶层的规模有所变化，但整个社会阶层结构的基本构成成份并没有变化，十个社会阶层的位序也没有变化。变化的不过是有些社会阶层的规模扩大了，有些社会阶层的规模进一步缩小了。
第二点，中国现有的社会阶层结构还不合理，与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及其要求还不相适应。中国现阶段的社会阶层结构，离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还有较大的距离。就目前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形态说，还是一个中低阶层过大，上中层刚发育还没有壮大，最上层和底层都较小的结构，形象地说，是一个洋葱头型的社会阶层结构形态。不合理之处有二：一是该大的没大起来，中国社会的中间阶层产生比较晚，而且现在的规模还小。社会中间阶层规模过小，意味着社会结构的不稳定，这是当前中国诸多经济社会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二是该小的没有小下去，是指农业劳动者阶层规模应该缩小。户口制度早就该改革，这也是社会政策，城市的就业制度、人事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关键，现在这几个制度卡在那里，这些都不利于农业劳动者阶层的缩小。
今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一个战略性任务，是要继续深化改革，采取恰当的经济、社会政策，使社会中间阶层的规模扩大起来，使农业劳动者阶层的规模能较快地缩小下去，以适应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健康发展的需要。
第四、一个国家要形成一个合理有活力的社会阶层结构，不仅要靠国家的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发展的带动，靠“无形的手”的推动使之自然地演变和成长，还要靠国家在恰当的时机采取恰当的社会政策，也就是还要靠“有形的手”加以调控和引导。
现阶段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基本上是在经济体制改革，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影响和推动下发生的。我们在促进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发育成长方面，迄今还缺少明确而自觉的社会政策。有效及时的社会政策缺位和不到位是造成现阶段社会阶层结构不合理的主要原因，国家这只有形的手，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具体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1、该改革的一些社会体制、社会政策没有适时进行改革和调整。中央提出要构建和谐社会，要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这很有必要。我们现在经济上实施宏观调控，很有经验也有力量，而且进行的效果也很好。而对于社会的调控，对于社会情况、信息的掌握、反映机制等各方面都不健全，对社会发展中的社会问题进行宏观调控的机构还没有，有些事情有人在管，有的还没有管起来。一般是出了问题以后再管，一些应该改革的社会体制、社会政策没有实质地进行，例如户籍制度，多少年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现有户口政策是为计划经济服务的，早该改了。有些省市已经改了，但效果不明显。因为这是一个全局性的问题，要国家统一改才行。
2、该出台的社会政策没有适时出台。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的安全阀、稳定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定要有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原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不能适应的。我们对原来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和新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至少晚了5－8年，至今还没有完全地建立起来，由于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保障力度不够，没有起到保护弱势阶层、贫困阶层的作用，不能确保这部分人的基本生活的需要，这也是一些地区社会不安定的重要原因。又如社会分配政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开展竞争，追求效率是必然的。但作为政府，要培育合理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需要出台相应的社会政策，应当以公平为目标，通过各种再分配手段，调节各阶层的利益关系，缩小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各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不能使富者愈富，贫者愈贫，防止出现严重两极分化，缓和社会矛盾。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滞后了，一些比较重要的再分配政策，却迟迟没有出台，如遗产税、财产税等等。
3、过去有关方面对社会政策的引导作用认识不够。改革开放以来，拨乱反正，把工作重点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这当然是完全正确的。经济建设是中心，是第一，但不是唯一。有第一，就应该有第二、第三……因此，若干年来，我们制定了这样那样的经济政策，推动经济健康持续稳定快速地增长，这方面的成绩是巨大的，但我们没有投入一定的力量来制定相应的社会政策，以引导培育一个合理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
有的同志以为经济政策可以替代社会政策、可以自发产生社会政策所需要的结果。可以说，这正是我们在政策层面考虑上的一个严重误区。现在，社会方面的调控、社会结构的调整以及社会政策的研究还远远没有到位。比如，现在中央已经提出，在进行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政治建设的同时还要进行社会建设和管理，这非常正确，但社会建设和管理应该包括哪些方面？怎么使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落到实处？等等，显然有一系列的问题要解决。这方面力量的投入，政策的设计，机构的设置，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好在这方面中央已经提出要进行调查研究，起点是很好的。
本世纪头20年，是我国改革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从发展前景看，经济增长的目标，可以说是能够实现的。因为我们已经实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家也积累了宏观调控的经验，也有了宏观调控的手段和能力。但是社会结构的调整，社会事业的发展，社会事业管理体制的改革，社会问题的治理等方面，难处还很多，如何真正做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还有很多改革和调整、发展工作要做。如果社会体制方面不改革、社会建设上不去，社会结构改不过来，该大的大不起来，该小的小不下去，农民还是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六十、七十，那现代化肯定实现不了。
一是按照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统领构建和谐社会，真正这么办了，进行社会方面的改革和建设，社会结构的调整，该大的大起来，该小的小下去，形成中产阶层比较大的橄榄型的社会结构，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公正公平的、有活力的、开放的、和谐的社会阶层结构，这样现代化就实现了。
二是如果改革改不动，改革不下去，那么即使经济上达到人均3000美元，社会结构还是这样，一些社会政策就是出不来，比如累进所得税、遗产税、财产税就是出不来，户口制度就是改不了，农民工的制度就是改不了。这样，现代化的社会结构仍实现不了。
三是我国的发展遇到阻碍。现在看，我们的发展遇到了一个大好的机遇期。但同时要看到，咱们的邻居特别是东边那位不希望咱们大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另外，国际环境也有恶劣的一面。如果上述这些国内问题解决不了，现在的洋葱型结构不是变向良性的橄榄型，而是变向烛台型，即中下层变得越来越大，中间阶层可能反而缩小。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是一个大的战略决策。只要按照这个去做，我想会逐步地解决上述问题。
我们设想，如果今后继续深化改革，继续按照中央的部署去做，今后十五到二十年可能发生一下变化：
1、通过改革和调整，城市化的步伐会加快，改变现在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状态。2003年的城市化率是40.5％，今后每年能够提高一个百分点，到2020年城市化率能够达到55％－60％。
2、调整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关系。举例说，2003年的经济结构中第一产业占14.6％，但是就业的劳动力占49.1％，差35个百分点。这是农民收入低的根本原因。如果今后第一产业的劳动力能够平均每年减少1－1.2个百分点，使农业劳动力降到30％左右，我想这个社会结构方面该小下去的就有可能小下去。“三农”问题的根本点要解决农民问题，现在有关方面只注意解决农业问题，对这么多农民的问题却不重视解决，这是不行的。
3、城乡差别、地区差别能逐步缩小。地区差距实际上也是城乡差别表现的一个方面。城乡差别从收入上看，2003年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为8472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622元，城乡之比为1：3.23。如果加上城市居民的其他隐性收入和多种福利、社会保障，城乡差距约为1：5。要采取措施，今后每年能缩小0.1－0.2个百分点，使城乡差距缩小到1：1.5，实际差距在1：2之间，社会就安定了。
4、贫富差距要逐步缩小。1978年，我国的基尼系数为0.22，现在已超过0.4。在0.4以内是正常的，0.2以下是平均主义。这几年收入差距急剧拉大，现在是0.458，要制定政策，每年能降一点，要降到0.4以下。
5、扩大社会中间阶层的规模。这是构建和谐社会，保持社会稳定的社会基础。中间阶层2004年约20％，今后每年能扩大一个百分点，到2020年，达到38％左右，如果能达到40％，就进入现代化社会了。有了这样一个社会阶层结构，国家社会就可以比较稳定。社会结构真能如上述预计的那样，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就比较协调了，社会也会逐步趋于和谐，经济社会就会更加繁荣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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