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建国初期（1949～1957年）：农民物质生活得到初步改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国家主权的完全独立，迎来了一个和平建设的新时代。从1950年冬季开始到1952年底结束的土地改革运动，彻底废除了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使全国3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偿获得了7亿亩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免除了他们过去每年向地主交纳的700亿斤粮食的苛重地租。”这是中国几千年来在土地制度上的一次最重大最彻底最大规模的改革，广泛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农业生产力获得了极大的解放。1949年至1952年，我国农业产值由326亿元增加到484亿元，增长了48．5％，粮食产量由2263．6亿斤增加到3278．3亿斤，增长了42．8％，棉花产量由889万担增加到2607万担，增长了92．9％，其他经济作物和畜产品产量也都超过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全国平均每个农户收入增加120元左右，比1949年增长了30％以上，农民人均消费粮食达到440斤／人，比土改前增加了几十斤。同时，国家对乡村社会权力结构进行调整和重组，逐步将行政权直接延伸到村庄内部，自上而下建立起一套严格的支配体系，最终将农民完全整合到国家政治体系之中。在整个土改过程中，国家运用法律手段强制没收了祠堂、寺庙、教堂、私垫、墓地、祭田、义田、公会田等土地财产，割断了农村单个家庭与族群活动之间的社会关系网络，取缔了神汉、巫婆等封建迷信活动，革除了早婚、溺婴等社会陋习，改造了“二流子”，实行“男女平等”和“婚姻自由”政策，举办农民夜校和扫盲培训班，提高农民的文化知识，转变农民的社会价值观念，对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精神污垢进行了猛烈涤荡，逐步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革命的、健康的、朝气蓬勃的社会道德风尚。“这种新民俗成为一种新的精神资源，为随后中共动员广大农民参加更大规模的农村社会改造运动奠定了深刻的心理基础。”

我国在土改运动结束后，从1953年起按照“三步走”的计划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即第一步按照农民自愿和互利的原则组织几户或十几户的农业生产互助组；第二步组织农民以土地入股和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小型农业生产合作社；第三步组织农民联合起来成立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大型农业生产合作社。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只用短短3年时间就提前完成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任务，1956年底全国入社农户达到96．2％，除西藏和几个牧区外，其他大多数省份基本实现了“全面合作化”。尽管我国在农业合作化过程中存在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过于简单划一等问题，但是“就整体而言，中国6亿农民进入合作社，不像前苏联那样犹如一场国内战争，出现农民暴动，也没有出现紧随其后的农业大减产。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我国在“一五”时期农业产值达到604亿元，年均增长4．5％，粮食产量达到3900亿斤，年均增长3．7％，棉花产量达到3280万担，年均增长4．7％，其他一些经济作物和畜禽肉蛋产量也都有较大的增长。特别是从1952年到1957年，我国农业税征收比率一直保持不变，农产品价格提高了22．4％，而同期的工业品零售价格只提高了1．6％，农村家庭收入总计增加了110亿元左右，农民人均收入水平提高了27．9％，人均消费水平提高了22．9％。总的来看，“1956年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时，全国农民大体有20％～30％过着略有积余的生活；有60％左右过着有吃有穿的生活；有10％～15％过着少吃少穿的生活。平均起来每个农民一年的农业净收入有70元左右，合到每个农户一年的收入有300元左右。”

 

二、人民公社时期（1958～1978年）：农民生活资料极度匮乏，但精神生活比较充实

 

从1958年8月中下旬开始，我国仅花了短短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建立起农村人民公社26576个，入社农户12692万户，占农户总数的99．1％。建立公共食堂265万多个，托儿所和幼儿园475万多个，老人幸福院10万多个，组建民兵师1052个，民兵团24525个，基干民兵4905．7万人，6亿多农民普遍实现了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它不仅将农民的生产经营活动纳入了公社的管理范围，而且把农民的个人活动时间和生活空间也纳入了公社的管理范畴之内。这种强制性的制度变迁严重地违背了农民的意愿，也超出了农民的心理承受能力，结果造成了党群干群关系高度的紧张与对立，“因为从旧社会、旧轨道过来的人，总是留恋过去那种旧生活、旧习惯，所以对人的改造时间就要更长些。”比如，在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全国投入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劳动力达到1亿人，参加小土炉炼钢的人数达到9000万人，农村主要的青壮年劳力全部被抽走，留下搞农业生产的大多是妇女或老弱病残者，“致使这年秋季成熟了的粮食烂在地里，最保守估计全国至少也有一至二成的粮食没有收回，造成了巨大的粮食浪费。”紧接着，1959年至1961年发生了所谓“三年自然灾害”，造成大量人口死亡，这在当代世界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现象。究其根源在于片面强调“以钢为纲”，单纯追求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增长，忽视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民生活的改善。从1958年到1960年，我国积累率分别高达33．9％、43．9％和39．6％，大大超过了“一五”时期的平均积累率24．2％。这一时期，我国工业产值增长了2．3倍，而农业产值却下降了22．8％。1960年，全国粮食产量跌落到1954年的水平（3390亿斤），但国家征购粮食却逐年加码，农村居民留粮大为减少，农民人均消费粮食由1957年的409斤下降到1960年的264斤，消费指数下降了22．8％，导致不少地方出现了“饿、病、逃、荒、死”等严重的生存危机。

从1961年到1964年，我国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对整个国民经济和农村生产关系进行调整。直到1965年，我国农村人均用粮、消费的蔬菜、食用糖及货币收入才逐步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确定农村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是生产队，要求“至少保持三十年不变”。从1962年到1978年，我国农村集体土地归公社所有的比例由0．27％下降到0．12％，归生产大队所有的比例由4．1％提高到9．7％，归生产队所有的比例由97．8％下降到96．1％，以生产队为基础的农村土地产权结构始终保持稳定。这对我国长期保持农村社会秩序稳定和农业生产平稳增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据统计，从1958年到1980年，我国粮食产量由4000亿斤增加到7000亿斤，增长了75％，高于同期的人口增长速度56％。农机总动力增长了135．9倍，机耕面积增长了12．3倍，灌溉面积增长了0．62倍，农村用电量增长了282．5倍。特别是在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管理体制下，“国家权力对乡村资源的整合和动员能力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程度，单靠人力就使中国的面貌大为改观，全国建起了上万座水库、几千座小型水电站、几百英里的铁路线，在大江大河上建起了一座座桥梁，开拓了隧道，修筑了马路，开发了更多的矿藏，灌溉了更多的土地。直到今天，中国农村运作的水利设施大多在这一时期修建的。”然而直到1978年，全国平均每个农业人口全年从集体得到的收入只有70多元，有将近1／4的生产队社员收入在50元以下，平均每个生产大队集体积累还不到10000元，有的地方甚至不能维持简单再生产。据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的典型调查数据显示，我国在1954～1978年间农村人口日均摄取热量由1985千卡上升到2215千卡，脂肪由26．3克上升到31克，蛋白质由51克上升到57．6克，但与人体营养素的需要量相比分别降低了7％、52％和23％。直接导致这种结果的两大主因是：从1952年至1990年，我国农业部门为工业化提供的剩余积累总计达到11594．14亿元，其中有75．1％来自于工农业产品不等价交换的剪刀差，有13．2％来自于农业税，有11．7％来自于银行储蓄净流出，广大农民为国家工业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但在大量汲取农业剩余支持工业化发展的同时，我国却没有把农村大量的隐性剩余劳动力转移出去，造成了农业劳动生产率下降和土地收益报酬递减。从1957年到1978年，我国农业人口增加了2．6亿人，耕地面积减少了17661万亩，这样一增一减就使全国人均耕地面积由2．59亩下降到1．55亩。我国粮食生产始终不能满足城乡居民生活的需要，主要农产品长期处于严重短缺的状态，农民生活一直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善提高。从1957年到1978年，中国农业生产率年均递增0．3％，不仅低于印度的0．7％，而且更低于中等收入国家2．6％的水平。总之，“中国在人民公社时期农业总产量提高了大约三倍是了不起的成绩，但这是以劳动力投入增加三至四倍换取的，造成了平均每个工分值的停滞不前、甚或是递减。大集体时代的农业只不过促进了与过去同样的内卷型的过密化，这是没有发展的增长。”

虽然我国在建国后的头30年，农民的物质生活资料极度匮乏，但是精神面貌却显得比较充实。（1）我国从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以往的全新制度设计，“其全部意义在于超越了我国几千年来传统村落社会自我复制、自我再生、自我循环的封闭运行结构和机制，最终把‘一盘散沙’的农民组织起来，似乎展示了一条能避免资本主义的弊端，改造传统小农经济，使全体农村居民共同富裕起来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尤其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旧的村落传统和风俗习惯受到了无情批判和改造，革命的精神、理想、崇拜、幻觉、道德、秩序等被强制输入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的每一个角落。人民公社社员实行男女劳力“同工同酬”，一贯自私的个体农民被改造成了热爱集体事业的人，自由散漫的农民被改造成了有组织、守纪律的人，政治观念淡漠的农民被改造成了关心国家大事的人，甚至连乡村常见的“偷鸡摸狗”现象也很少发生了，整个中国农村似乎一下子变成了“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2）中国共产党塑造、支配和领导的人民公社，“彻底摧毁了乡村社会旧的经纪体制，国家完成了基层社会的官僚化和合理化，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乃至意识形态都直接通过自上而下的官僚系统贯彻到乡村社会，土地资源的征用和农业赋税的征收也是通过国家基层政权组织完成的，旧的各种经纪角色及其存在的土壤都被彻底铲除，使广大农民得到了近百年来从没有过的安定的生活环境，医疗条件从无到有，教育初步普及。”1957年我国农村适龄儿童入学率仅为61．7％，1965年上升到84．7％，1975年进一步达到95％。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我国已有60％的生产大队建立了合作医疗站，农村医疗卫生条件明显优越于同等发展水平的其他国家。农村“五保户”、烈军属户和老弱病残者等弱势群体逐步建立了最基本的社会保障制度。（3）从上世纪60年代初期开始，大公社制度向传统村落的倒退为农民提供了一部分自由活动的空间，他们顺着倒退的惯性积极行动起来，有意或无意地扩大传统的地盘，恢复传统的行为方式，在公社留下的空隙中继续像他们的前辈一样待人处世，在特定的时间、地点中营造出一种充满传统色彩的社会生活氛围。总之，“在人民公社时期，生产队作为集体所有制的基本单位仍保持着某种格局，使之与传统村落生活的社会形态、地方化的亲族关系网及邻里关系相适应。公社制度与村落传统二者之间的碰撞、冲突、融合、转化、消长导演出农村生活的活报剧，并决定着人民公社演化的历史走向。”（4）人民公社把亿万农民塑造成了“能通晓整个农业生产系统的人”，还培养和造就出了一大批农村基层管理者。据推算，全国6．5万多个公社拥有国家干部130～195万人左右，69万多个大队拥有半脱产性质的农民干部在483～621万人左右，602万多个生产队拥有不脱产性质的农民干部在3010～4214万人左右，这三项合计起来大约在4500～5000万人左右，几乎相当于一个欧洲中等国家的人口总和。然而，“这只是一种国家财政不负担的、靠集体自己养活自己的、一切听命于国家计划的劳动组织，其行政经费只占全国财政总支出的5％左右。”此外，人民公社时期实行的“按户头扎帐、按人头供给口粮”分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村的分化和析产，使广大农民群众能够长期保持着一个“结构完整的家庭”，他们安然地过着一种自然、自在、恬静、充实的乡土风情生活。

 

三、改革开放初期（1978～1988年）：农民生活得到较大改善，精神面貌充满生机和活力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标志着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历史转折，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从1982年到1986年，中共中央“每年都要搞一个战略性文件”（胡耀邦语），总结和吸收亿万农民群众在基层改革实践中创造出来的新鲜经验，然后把它转化成为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推动农村改革不断向纵深发展，极大地解放了农业生产力。1978年至1984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33．57元增加到355．33元，年均递增17．71％。粮食总产量由3000亿公斤上升到4000亿公斤，创造了以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占世界22％的人口的奇迹。从1985年开始，“乡镇企业在短短几年时间里，产值已达二千亿元以上，吸收劳力六千万人，为我国农村克服耕地有限、劳力过多、资金短缺的困难，为建立新的城乡关系，找到了一条有效的途径。”在1978年至1988年的10年间，我国乡镇企业用于农民分配的资金累计达到3828亿元，占同期农户净收入增量的75％。此外，国家还从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降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减免部分农业税，调整基本建设投资结构，增加农村信贷规模等方面来支持和保护农业生产的发展，保障农民收入水平的持续增长。仅在1979～1981年3年间，我国农副产品收购价格上涨和减免部分农业税所增加的农民收入就有520亿元之多。从1978年到1988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34元增加到545元，年均增长11．8％，农民人均消费水平由138元增加到508元，年均增长9．7％，农民人均储蓄余额由7元增加到138．7元，农民人均住房面积由8平方米增加到17平方米，城乡居民收入之比由2．37∶1缩小到1．86∶1。此外，从1984年到1988年，全国约有500万农村人口是以自理口粮的方式进入县城和中心镇落户居住，乡镇企业共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6300万人。这种“离土不离乡”就地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模式，使我国农村地区出现了“早期的繁荣”和“相对封闭的发展，广大农民群众在农闲之余一家人朝夕和睦相处，享受着天伦之乐，过着自耕自乐的恬淡生活”。当时，河南大别山区一位名叫王驾远的老农写下的一幅中堂最具有时代象征意义，即“依山傍水，瓦房几间，朝也安然，暮也安然；耕种几亩责任田，种也由俺，管也由俺，丰收靠俺不靠天；大米白面日三餐，早也香甜，晚也香甜；的凉的卡身上穿，长也称心，短也如愿；人间邪恶我不干，坐也心闲，行也心闲；晚归妻子儿女话灯前，古也谈谈，今也谈谈；安民政策喜心田，如今娱乐在人间，不是神仙，胜似神仙。”①总之，我国在改革开放的头10年，农村经济发展的最大特点是“农业的三大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力、资金全部留在内部转化了，当时的说法叫‘离土不离乡，就地办工业，就近城镇化’，农民收入的增加，拉动了国内消费需求的增长，整个国家出现了‘内需拉动型’的增长。这是上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个黄金时期’。”邓小平同志生前曾经回忆说：“我们真正干起来是1980年。1981、1982、1983这3年改革主要在农村进行。1984年重点转入城市改革。经济发展比较快的是1984年至1988年。这5年首先是农村改革带来许多新的变化，农作物大幅度增产，农民收入大幅度增加，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广大农民购买力增加了，不仅盖了大批新房子，而且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手表‘四大件’和一些高档消费品进入普通农民家庭。农副产品的增加，农村市场的扩大，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强有力地推动了工业的发展。农业和工业，农村和城市，就是这样相互影响、相互促进。这是一个非常生动、非常有说服力的发展过程。”

 

四、改革开放中期以后（1989～2001年）：农村收入

 

增长缓慢，农民精神家园日渐衰败和失落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农村改革发展基本处于一种“停滞”状态，最终导致出现了“三农综合症”。据我国著名的农业问题专家杜润生先生回忆：“继1986年‘一号文件’之后，在1987年深化农村改革主要围绕以下三项指标进行：（1）确立农户自主权；（2）发育市场体系；（3）继续展开优化产业结构。这三项指标实现的程度将视作衡量农村改革成功与否的标志。然而，中国农业的进一步改革受制于城市国有经济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用当时的一句话来讲就是对于中国农村改革一切‘便宜’的项目已经出台，不触动深层结构再也不能前进一步了。正是这个原因，农村改革初期一系列‘一号文件’的历史使命告一段落。”1988年下半年，我国经济发展中长期存在的投资过热、货币发行量过多、国民收入分配不合理等问题集中暴露出来，由此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商品抢购风潮”和“银行挤兑风潮”。紧接着，在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了“六四”政治风波，曾一度中断了农村改革发展的进程。比如，“在1993年、1994年，我国粮食市场推行了新的开放措施，但到1997年、1998年又退回到统购（近似于专卖）的老路上来。”实际上到了1999年，以政府管制为核心的国有粮食企业改革已经步履维艰、难以为继，造成了我国国内粮价持续低迷长达7年之久，中央财政为此支付了高达3000亿元的改革成本。从1994年开始，我国实行“分税制”改革以后，县乡两级财政收入只占全国的21％，而财政供养人员却占到了全国的71％，造成了乡镇一级政府基本处于“有政无财”的尴尬境地。从1985年到2000年，中央财政支农资金的比例由13％下降到8％左右，15年累计共向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资金1704亿元，仅占同期的基建投资总额2％。因此，从1997年到2000年，我国农民收入出现了连续4年的下滑趋势，平均增长速度分别为4．6％、4．3％、3．8％、2．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一度缩小后又开始进一步扩大。这一时期对我国农民生活方式转型起到决定性影响的因素是大批农民进入城市务工经商，他们在不改变原有身份、不改变城市公共产品供给的情况下，开创了“离土又离乡”的新发展模式。1989年，中国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人数由改革开放初期不到200万人迅速增加到3000万人。1993年，我国外出农民工达到6200万人，比1989年增加1倍多，其中跨省区流动的大约2200万人，比1989年翻了一番。特别是在1997年东南亚地区“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我国乡镇企业平均每年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人数由改革开放初期的1000万人减少到200万人左右，迫使大批的农民工千方百计挤进城市。截止2004年，我国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达到1．18亿人，在乡镇企业就业人员达到1．36亿人，剔除其中的重复计算部分估计农村流动人口在2亿人以上。这是中国城乡二元结构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在体制转轨、社会转型快速期的集中释放。但由于我国城乡二元体制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结果造成了大批农民“进城就业”和“身份转换”不同步，“新生代农民工”只好选择不离城、不返乡、不种地的生活方式，留守农民出现了“精神生活沙漠化”的现象。据中国农业大学一项调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农村留守人口有8700万人，其中包括2000万名留守儿童，4700万名留守妇女和接近2000万名留守老人。这支被人们戏称为“386061部队”的留守大军，劳动负担重，精神压力大，缺乏安全感，养老无保障，妇女情感孤独，儿童家庭教育缺失。不少村庄一到夜晚是漆黑一片，只听狗叫，不见人影，即使是逢年过节也人气不旺，显得十分冷清。凋敝的村庄使村民之间的合作互助，亲戚之间的交往互动，政府与农民之间的联系，都比以前大大减少了。农民精神家园日渐颓废和湮灭，反过来又打碎了农民工回家创业的雄心壮志，他们年复一年地在城市与乡村之间“荡秋千”，变成了一支“候鸟型”的劳务大军。资本逻辑无情地把大批的农民工驱赶到“你争我夺”的竞技场上，他们一心追求物质利益的最大化，逐渐成为“单向度”的消费机器，让留守在家的老人、幼童、妇女无可奈何地生活着，中国乡村传统的价值观、伦理道德已经发生扭曲和失范。总之，“在整个90年代，我国农业生产三要素已不是留在农村内部使用了——城市扩张，大规模占用农村土地，劳动力大量流出农村，企业得以雇佣最廉价的农村劳动力，9亿农民几乎什么社保都没有，农村资金大量外流，国家四大商业银行竞相抽走农村大量的资金。当农村发展所必需的生产要素统统被抽走的时候，就算农民有志气、有天大本事也没用。这是中国在90年代与80年代形成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原因。”

 

五、中共十六大以来（2002年至今）：构建科学文明健康和谐的农村生活方式

 

中共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把解决好“三农”问题提升到国家宏观层面来考虑，作出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以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关系为核心，积极建构“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制度框架，掀开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篇章。从2004年到2009年，中共中央连续发出了6个“一号文件”，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促进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政策措施，切实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和民主权利。据不完全的统计，从2003年到2009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资金投入累计达到2．87万亿元，年均增长22．7％，其中直接用于农民“四项补贴”的资金累计达到3406亿元。从2004年起，我国逐步扭转了农业和农村发展徘徊不前的被动局面，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5年增长幅度超过300元，平均增长速度超过6％。2008年，全国粮食产量达到10570亿斤，比历史最高年份1998年还多出324亿斤，粮食平均亩产超过660斤，比历史最高年份2007年高出了30斤。从2002年到2008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由2476元增加到4761元，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由1834元增加到3661元，农村消费结构不断升级，农民生活质量明显改善。全国约有1．5亿农村中小学生享受免费义务教育，有8．15亿农民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有4284万户农村困难群众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农村水电路气等基础设施条件得到较大的改善，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体制也由过去依靠农民自身解决转向以国家投入为主。可以说，最近7、8年是我国对农业和农村发展重视程度最高、改革力度最大、投入资金最多、农民得实惠最多的一个时期，主要标志是“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群众高兴”。

但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当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矛盾依然突出，制约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并没有得到彻底消除，“城市畸形繁荣，农村日渐衰落”的局面尚未从根本上得到遏制。2008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是4761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15781元，二者之比是3．33∶1，这是建国以来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差额第一次突破10000元以上。据有关专家估计，“即使是到2020年，中国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还不可能达到开始缩小的拐点。”究其根源在于“占我国总人口80％以上的农民，只占有20％的社会资源，城乡居民资源分配上的不平等，必然使创造财富和占有财富上的不平等。目前，我国第一产业劳动力占社会总劳动力的比例为43％，而第一产业年增加值只占GDP的10．4％，仅相当于二三产业的1／6。也就是说，全国平均每6个农民1年创造的财富仅相当于城市二三产业1人创造的财富。”预计到2020年，我国总人口将达到14．49亿人，乡村人口将保持在6．5亿人左右，这意味着中国在本世纪头20年总共将有5亿多人需要城市化（其中包括现有的农民工2．62亿人）。因此，对于这样一个庞大的农村人口群体，如何实现向城市生活方式转变，是当代中国必须面对的一个世纪性难题。列宁曾经指出：“每一个社会阶层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自己的习惯、自己的爱好。”这说明，各个社会阶层的文化根基、风俗习惯、价值观念以及生活情趣不同（即“各有所好”），就会产生不同的生活方式。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快速转型期，以职业分化为基础的新的社会阶层分化机制逐渐取代了过去以政治身份、户籍身份和行政地域身份为依据的分化机制，各个社会阶层之间的经济地位和生活方式及利益认同的差异性日益明显。但由于农民自身内在的乡土文化特征决定了他们不可能迅速地融入城市生活，这是一个需要较长时间的“自我调适”过程。因此在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我国必须坚持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双轮驱动”的现代化发展战略，走出一条短距离、波浪式逐级推进的城镇化道路，构建符合中国国情实际和各民族特点的科学、文明、健康、和谐的农村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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