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理论与政治参与紧密相关,“没有民众的参与,就没有民主。没有绝大多数民众的参与,就没有健全的民主。”①政治参与又与民主政治密切联系在一起,多数政治学家都承认政治参与对民主政治的作用,强调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性。②托克维尔因为美国公民在各个领域有着广泛的政治参与权利称美国是19 世纪最民主的国家,达尔把政治参与列为民主的首要标准,科恩则完全用政治参与界定政治民主的概念。③政治参与是实现公民政治权利的重要手段,也是推动一个国家文明进步和政治发展的重要力量。农民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的政治参与状况直接决定着整个国家的政治面貌,是衡量和检验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标志。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的政治参与权利主要是通过村民自治的渠道实现的,村民自治是中国农村基层民主的重要形式,其内容主要包括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等一系列政治活动,其实质是在民主选举的基础上,通过村务公开实行村民广泛参与的民主管理。但由于多种原因,农民在村民自治的实践中主要参与村委会选举的政治活动,对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参与明显不足,致使村落公共权力在实际的政治运作过程中扭曲变形,农民在自身利益受到损害后由于缺乏制度化的表达渠道和补偿机制而采取上访告状的方式,有时甚至采取暴力抵抗的手段。自20 世纪90 年代以来,农民的上访活动在全国各地普遍出现,而且数量、规模和程度都在不断上升,不仅严重影响到农村各项事业的发展,而且给农村稳定造成巨大隐患。鉴于这种情况,中央政府及其相关职能部门把推行村民自治的重点放在了村务公开、民主管理上,试图通过村务公开、民主管理使村民参与到村级治理的全过程中。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扩大基层民主,保证人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依法管理自己的事情,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社会主义民主最广泛的实践。”1998 年4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下发了《关于在农村普遍实行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的通知》,在全国推行村务公开制度,11 月,在正式颁布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进一步明确了村务公开的基本原则和具体措施。由于有这些政策和法律的保障,村务公开工作在实践中取得了一些成绩,但由于其制度化程度低、可操作性差,加之基层官员的重视程度不够, 村务公开在实践中往往流于形式。

进入新世纪以来,村民自治作为一种法律制度已经深入到农村实际生活中,并逐渐内化为亿万村民村民不可剥夺的和不可转让的民主权利,其发展重心已由组织建设转向权利保障,国家法律和中央政策也转向了村民参与农村公共事务的权利保障,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健全基层自治组织和民主管理制度,完善公开办事制度,保证人民群众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管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对干部实行民主监督”的要求,加大了村务公开民主管理的力度。2003 年9 月,民政部、中纪委等部门联合召开了全国村务公开电视电话会议,进一步明确了村务公开的具体原则和措施,要求各级党政部门把村务公开作为农村工作的重中之重,最大限度地尊重农民的民主权利、保障农民的合法利益。2004 年6 月,中办发[2004 ]17 号文件《关于健全和完善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的意见》,把村务公开民主管理作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对村务公开民主管理进一步作了详细的制度安排,明确了村务公开民主管理的内容、形式和程序,要求各村设立村民代表会议、村务公开监督小组和民主理财小组等,让农民真正参与到村务管理中。目前,在中国进入“以城带乡、以工补农”的新时期,村务公开民主管理又成为发动农民积极参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举措。本文就是结合当前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形势需要,通过村务公开民主管理的实证分析,说明村务公开民主管理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之间的密切关系,进一步深化社会各界对农村社会发展的规律性认识。

本文研究的两个村庄A 村和B 村都隶属于国家级贫困县。A 村共460 户2100 口人,版图面积3. 9 平方公里。该村改革开放前一直是当地有名的贫穷村,地上无资源,地下无矿产,土地贫瘠,严重缺水,经常是一年粮食半年完,人均年收入只有56 元,到集体经济解体时,村集体向外借粮达20万斤,向银行贷款6 万元。改革开放后,A 村人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以敢想敢干的精神,顽强地向贫困挑战,最终摆脱贫困,实现共同富裕。到2006 年底,年产值达50 个亿,而且在可持续发展、生态环境、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等方面取得巨大成功,在原本贫瘠的土地上真正建成了“生产发展、生活富裕、村容整洁、乡风文明、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B村位于晋西北地区的国家级贫困县,该村是一个只有80 多户不足300 口人的小山村,全村共有耕地1500 余亩,其中有300 亩水浇地。然而,改革开放后,水利设施因无力维护和管理不善而废弃,农业生产完全靠天吃饭,村庄公共产品提供严重不足,没有卫生所和小药店,也没有公路,出行极不方便。村庄的卫生条件极差,牲畜圈、厕所随处可见。村民生活极端贫困,上不起学、看不起病、盖不起房的家庭非常普遍。多年来,B 村的村民为了生存,不断到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上访告状,至今仍未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相比较而言,B 村比A 村有较好的发展条件,

地域广阔,人均耕地较多,而且那里的土地适合种植香瓜,个大瓜脆,口味香甜,有较高的经济价值和较广的销售渠道。另外,B 村还有大面积的林地。然而,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A 村人却在多数农村地区分田单干的时候,通过民主管理的方式把村民组织起来发展工业,依靠全体村民的共同努力,把一个贫困的山村建设成为一个集体经济发达、村民生活富裕的工业化社区,体现出社会主义的合作精神和人定胜天的精神。而B 村却在科学技术发达的现代社会,由于基础设施和公共产品提供的严重不足,以及村民参与渠道的不畅通和干群矛盾的激化,错失了一次又一次的发展机遇,始终在贫困中抗争与挣扎。本文试图通过这两个村庄的比较,理清现阶段中国农村发展的内在规律,说明村务公开民主管理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制度保障。

二、村级治理机制及其运作的比较分析

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制度的实行,使农民成了农村治理的主体,国家不仅以法律的形式赋予了农民参与村务的权利,规定了农民参与的方式和规则,将村民参与导入制度化规范之中,而且还要求村民在不违背国家法律的前提下制定本村的《村民自治章程》,进一步把村民参与的方式具体化。然而,在村民自治的实践中,由于不同村庄执行法律的状况和力度不同及其他原因,村民表达利益的方式也不同,致使村民参与村务的程度和水平也大不相同,有的冷漠麻木,有的激情无序,有的规范有序。

1.村级治理的组织渠道和制度基础比较

治理是公共权力对本区域公共事务的管理,公共管理的规则“决定谁能在政策制定和实施中从事什么活动”④ ,包括管理者行使权力的依据和管理程序。村级治理作为公共权力对村庄公共事务的管理过程,必须借助一定的组织手段,依托一定的组织机构,在组织化的过程中完成。这些组织包括国家制度安排的组织和村庄内部自生的组织两种。不同组织由于其在村庄权力结构中的地位不同,在村庄公共财产治理中发挥的作用也就不同。同时必须根据一定的规则、通过一定的方式进行,比如成文或非成文的、个人共同的、社区自定或外部导入的、正式或非正式的规则作出决定。⑤

A村的村治组织结构由党组织、村委会、党员的村民代表议事会和集体经济组织四部分组成,党支部自1979 年开始由全体党员按照党内民主的方式选举产生,三年一届,目前已发展为1 个党委、8个支部和50 多个党小组的基层党组织,A 村党组织一直在村级治理中处于领导核心地位。村委会自1981 年由村民代表(当时叫社员代表) 选举产生,任期五年,自1999 年第五届村委会换届选举开始,由全体村民选举产生,任期三年,属于村务执行机构,下设办公室、财务处、治保民调委员会、计生委员会、妇女委员会、环保处、供电处等机构的议事机构。由村民代表议事会和党员议事会组成,属于村务决策机构。村民代表会议自1981 年开始,以村民小组为单位,由村民按每8 户一名代表选举产生,任期五年。村集体经济组织主要负责集体经济的发展,最早只有1 名负责副业和企业的副职干部。1987 年成立经济联合社,组织和协调各业生产,为家庭经营提供服务。1993 年,成立A 集团总公司,其领导机构是由5 名成员组成的董事会,由党委成员兼任,下设监事会和股东代表会两个权力机构和办公室、财务处、审计处、环保处、基建处、安全处等办事机构。A 村的党委和村委职责分明,党委全面负责,重点抓经济建设,村委协助党委发展经济,重点抓村务管理“, 两委”的工作原则是“互相支持不争权、互相信任不猜疑、互相尊重不发难、互相补充不拆台”,要求村干部“上下一条心,拧成一股劲,团结一致,坚强有力”。而且,A 村“两委”通过党员的村民代表议事会先后制定了村民自章程、村务管理决策制度、财务公开制度、情况通报和反馈制度、村民代表巡查制度、村干部评议制度、十星级文明家庭评选制度等一系列规章制度,为村级治理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相反,B 村在改革开放后的很长时间内,主要村干部一直由乡镇政府协调解决,财务管理混乱,干群关系紧张,乡镇政府频繁更换村干部,也无法缓解矛盾。1991 年,部分村民在县“三级干部会”期间组织村民集体上访,罗列了党支部书记的23条罪状,贴到了县委大门口,要求政府清查村财务、撤换村干部,并要求由全体村民直选党支部书记。为了满足群众的要求,乡镇政府构思了一种“先由村民投信任票推荐支部候选人,再由党员投选举票选举支部”的选举办法,这一方案付诸实施后,暂时平息了村民的上访活动。后来这种党支部选人机制被冠名为“两票制”,在全县、全省乃至全国推广。然而“, 两票制”却抽了B 村上访群众一个大嘴巴,他们上告的党支部书记不仅没有被查出贪污问题,反而还被选举上台。他们不甘失败,继续上访告状。无奈之下,乡镇政府暗地说服党支部书记辞职,任命砖厂厂长为党支部书记,上访组织者为村委会主任,不久,新上任的党支部书记辞职不干,上访组织者又被任命为党支部书记。不久,新上任的党支部书记命他的侄女婿为村委会主任,侄媳妇为妇女主任,侄女婿的叔叔任会计。由这四个人构成的村“两委”班子,明显是一个有血缘和姻缘关系的家族网络。2002 年底该村第六村委会换届选举时,部分村民又组织起来告党支部书记的状,还不断到县政府上访,要求由当地一个非本村村民的企业家担任本村的党支部书记,乡镇政府没有办法,又说服党支部书记辞职,任命那个企业家担任了该村的党支部书记,这个企业家到B 村任职后,联合几个新的上访组织者组成新村干部班子。2005 年第七届村委会换届选举时,通过并不完全合法的程序这位外来的党支部书记兼任了村委会主任,上届村干部又开始了新一轮的上访活动,村内的派系斗争异常激烈,村级治理无法提上日程。

2.村民参与村级治理的方式与程度比较

现代公民社会的治理是公共权力主体与客体的双向互动过程,它不仅表现为公共权力对公共事务和公众行为的组织、调控与管理,而且是公众参与公共事务、影响公共权力运作的过程。⑥当代中国农村村级治理主要包括公共权力的产生及监督、公共事务和公共资源的管理与决策两个方面的内容,村民参与也主要涉及这两个领域。村民参与方式是指村民参与村庄公共事务参的渠道、途径和手段,参与程度是以村民参与的广度、深度和范围来衡量,广度是参与的人数及分布,深度是影响政治系统整体的程度和持续性,范围是在参与过程中所能影响的公共权力的大小和多少。⑦

(1)公共权力的产生与监督。

在公共权力的产生方面,A 村的村级组织是在不同领域通过民主程序选举产生的,B 村没有健全的村级组织,也很少进行过合法公正的选举。

民主监督是指村民通过各种方式对民主决策的执行过程和村干部行为的监督。A 村的民主监督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财务公开和村务公开。以村务公开栏、村民代表会议通报和村民代表口头宣传等形式公开,财务公开的内容主要包括一季度或年度详细的收支状况,如各企业的毛收入、纯利润收入等收入和企业投资、村民福利、村庄建设、社会_捐款等支出,不同收支内容公开时间不同,有一年一次的,有半年一次的,也有每季度一次的,项目工程是按项目进展情况随时公布。二是会议报告。两委每季度要组织一次党员的村民代表议事会,向村民代表和全体党员汇报两委的工作情况和财务收支状况。党委书记、村委主任、企业负责人、公司经理、厂长、项目负责人等都要到会汇报自己的思想作风、工作情况和任务完成情况,学校校长也要到会介绍学校本季度的财务支出及发展状况,接受群众的监督。村民代表和党员不能无故缺席会议,否则要根据情节给予处罚。在会上,村民代表和全体党员要就村民普遍关心的问题向主要村干部和有关负责人提出质询,对村干部和企业负责人、校长做民主评议,对村集体的各项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接受评议者要对村民代表和全体党员的意见和建议做出回应。三是组织村民代表和全体党员深入企业内部和项目工地进行视察,发现问题要及时提出。

而B 村民主监督的方式则是在村民发现自身利益遭受损害后,采取集体上访的方式,要求基层政府清查处理,有时也会采取暴力冲突的手段解决问题。自改革开放以来,B 村的上访活动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2)公共事务和公共资源的管理与决策。

在村级治理中,公共事务是与村民生产生活直接相关的事务,不同村庄不同时期的公共事务有很大差异。公共资源是村庄内部村民共有的资源,不同村庄公共资源的使用和分配方式完全不同,有的采用民主的方式,按照村民的意愿和利益处理公共事务,使用公共资源,最终使利益最大化。有的是根据村干部的利益和意志处理公共事务,使用公资源,结果造成资源浪费,村庄衰败。

A村的公共事务是通过党员的村民代表议事会的方式,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决策,公共资源也由村民以党员的村民代表议事会的方式民主管理,参加决策的人有村两委干部、全体党员、村民代表、村集体企业负责人(列席代表) 和爱提意见的村民(特邀代表) 。其决策内容是涉及村民利益的重大事项,包括重大项目的上马、重大建设工程的招标、资金的筹集、企业利润的分配和使用、村庄规划和建设、宅基地的划分和计划生育指标的分配等。其决策程序是:先由党支部书记召集两委联席会议,提出自己初步意见,通过讨论后形成统一意见;再将村两委意见在村民中广泛宣传,村民代表搜集村民意见;最后通过党员的村民代表议事会讨论,形成最终决策。

而B 村没有制定财务管理制度和村务公开制度,财务不公开,收支打白条,连形式上的民主决策的机构也没有,村里大小事情由党支部书记拍板,村务决策以村干部的家族利益为依据。村民对于村务没有任何制度化的参与渠道,只有不断的上访告状,对于涉及自身重大利益的事情如征地款的发放,村民就会组织起来通过集会、越级上访、暴力冲突等手段达到瓜分利益的目的。而在村民通过斗争获得决策权后,每个人都会不惜损害他人利益为自己捞取利益。

三、民主治理与村庄治理效果的比较分析

按照政治学的一般参与理论,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状况和水平由其参与的方式、程度和质量三个变量来衡量。A 村和B 村的案例说明:在村级治理中,村民参与的方式、程度和质量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参与的方式和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村级治理的效果,参与质量影响着村庄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决定一个村庄的命运。经常的规范的制度化的参与,可以集中公共资源,发挥集体智慧,取得理想的治理效果。相反,参与渠道的不畅通和非制度化参与的增多,是阻碍农村发展的主要因素。

1.民主治理有利于农村的稳定与发展

按照比较政治学的理论,在一个政治制度化程度较高的政治体系中,民众可以通过各种制度化渠道参与政治和表达利益诉求,实现自己的政治愿望,从而有效地保证政治稳定。相反,在制度化程度较低的政治体系中,政府的统治能力停留在较低的水平上,不能为民众提供畅通的参与渠道,更不能容纳和疏导体制外的政治参与,民众的上访和暴力抵抗必然导致政治参与的无序扩大,而政治参与的无序扩大必然会带来政治不稳定。⑧政治参与需要制度来保证,缺乏制度保证的政治参与会带来政治不稳定的严重后果。A 村有制度化的参与渠道,村民以各种方式参与到村级治理的过程之中,通过村民共同参与,实现利益在村民之间合理分配,达到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的目的。相反,B 村没有制度化的参与渠道,村民只能以非制度化的方式维护自身利益,严重影响农村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最终造成斗争—贫穷—再斗争—更贫穷的恶性循环。

A村由于有制度化的参与渠道,一方面通过经常性地参与,表达自己的利益和要求,发表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另一方面村干部对村民更负责,能够在自身自主权受到限制和束缚的情况下进行村务管理,在最大限度地保护村民的公共利益,最终形成强大的合力。A 村企业经过干群的共同努力,把一个单一的农业村发展成为一个集冶金、建材、化工、煤气发电、农业综合开发等多种经营于一体的大型股份制企业集团,下辖14 个子公司、4个分公司、30 余个大小企业,拥有固定资产20 亿,工农业总产值2000 年3. 2 亿, 2001 年4. 1 亿,2002 年5. 2 亿,2003 年12 亿,2004 年22 亿,2005年30 亿,2006 年40 亿,2007 年50 亿。而B 村由于村民缺乏制度化的参与渠道,农民缺乏合作能力,不能保证公共资源的合理配置、使用和分配,无法形成对村干部的有效监督,村干部以权谋私、贪污腐败等违法乱纪行为难以避免,最终造成公共财产流失,集体经济空壳,村民生活贫困。

2.民主治理有利于新农民的培育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处于主体地位的农民必须有参与的热情和能力。村民经常性通过制度化渠道参与村务管理,在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上发言,在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上决策,并在参与的过程中实现自己的利益要求和政治诉求,这必然会增强村民参与政治的极大热情。村民在参与村务的过程中,可以不断增强自己的民主意识,学习民主知识和民主程序,提高政治能力。正如托克维尔所说:“用什么办法能使人们养成权利观念,并使这种观念能被人们所牢记。结果发现,只有让所有的人都和平地行使一定的权利。”⑨

A村有制度化的参与渠道,村民通过经常性地参加村民代表会议,讨论村集体的一些重大事情,通晓村务决策的问题和解决办法,对公共事务发生兴趣并积极投入。村民参与村务管理的过程无论对村民个体的成长,还是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都有教育和锻炼的功能,村民在政治参与的实践中,培养了参与意识,提高了参与能力,逐渐变成关心国家、关心集体的政治人,以更加积极的态度自觉参与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建设。A 村企业的顺利发展,在于村民在村集体企业发展的关键时刻做出了正确决策和对决策执行的支持,把决策执行变成自觉行动。B 村村民尽管有一定的参与意识,但由于缺乏畅通的制度化的参与渠道,村民的参与能力相对低下,往往是只顾眼前的蝇头小利,而忽视了自身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缺乏社会责任感。

我们的研究还表明:经常性地参与村务管理,有利于提高村民的综合素质。A 村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尤其重视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建起了一流的小学、中学、职业技术学校和文化活动中心,定期进行十星级文明家庭评选活动,使村民的文化水平和精神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和提高,村民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心理习惯发生重大变化,这些变化必然影响人们的政治认知、政治感情和政治评价,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改变政治运行的文化条件。在当今时代,民主、诚信、奉献、和谐发展已经成了A 村村落政治文化的明显特征,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干群团结、和谐进步的政治局面。而B 村由于缺乏村民参与的渠道,村民没有合作能力,无法依靠村庄内生的力量建立村庄内部的秩序,村民对村干部的极不信任,村民与村民之间的关系也不融洽,大家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不断组成不同的利益群体,形成家族势力和宗派势力,在处理公共事务中表现出自私、狭隘和愚昧的特征。

3.民主治理有利于建设新农村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⑩在通常情况下,政治参与和利益分配密切相关,政治参与的人数越多、水平越高,利益分配就更加公正合理。相反,政治参与的人数越少,利益就越被少数人占有,如果没有人参与,利益就被公共权力行使者独占。在村级治理中,村民通过制度化渠道参与村务管理,直接表达自身利益,公共资源就能得到合理使用和分配,企业利润中的公共部分就会在扩大再生产的基础之上,不断在公共利益、公益事业和社会福利等方面表现出来。相反,如果村民不能以制度化的方式参与,公共资源就无法在最短时间内实现最佳配置,经济很难发展,公益事业和社会福利也就无从谈起。如果村民不去参与或不能参与,公共资源就为行使公共权力的村干部所独享。

A村在追求经济发展指标的同时,抱着“以人为本”的治理理念,特别注重可持续发展与和谐社会的构建,注重村民素质的提高、村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公益事业的发展,在居住环境、生态环境、福利待遇等方面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居住环境方面,统一规划住宅区,自1997 年起,村民逐渐从旧住宅区的土窑、砖窑、平房搬进了带新住宅区的别墅式楼房。住宅区有花园、人造湖泊,还有集体供电、供水、供暖、供气,排水、排污等节能环保的现代生活设施,完成了从传统农村向城镇化新村的转型。街道两旁的花草树木形成落叶与长青结合、乔木与灌木搭配、花草相间、四季有绿、纵横成景的别致景观,呈现出人与自然相和谐的美好景象。走进A 村的住宅区,能够深切感受到这种生态文明带来的独特魅力;在公共设施建设方面,A 村不仅建起高标准的幼儿园、小学和中学,而且还建起了职业技术学校,对村民和企业职工进行技术和技能培训,提高村民和企业职工的科技素质。建了老年公寓,公寓内设有老年活动中心、文化娱乐中心、医疗服务中心和现代化的生活设施。村中央建有面积为25000 平方米的集大型集会、大型演出、文化娱乐、休闲健身等功能为一体的广场;在生态环境建设方面,果断关闭高利润、重污染企业,并投入大量资金,利用国际先进技术治理工业污染,确保废气排放量达到国家标准。采取以绿化抵污染的措施,在工业区和生活区实施以“黄土不见天”为主要内容的绿化工程,尽可能减少工业污染给人们生活带来的影响,并投入大量资金把荒山秃岭变成了花果山;在社会福利方面,60 岁以上的老人全部由村集体在养老院集中供养,每月还按年龄为每位老人发30245 元不等的零花钱。孩子从幼儿园到高中毕业,所有学杂费都由村集体提供,考上大学村集体还给一笔可观的奖励,每年还给一定的补助,考不上大学者可以在村职业技术学校继续享受职业技术培训。村民每人每年供应白面360 斤,大米50 斤,还有一定数量的水果和蔬菜,过年过节村集体还要为村民发放肉、油及其他副食品。现在A村村民有稳定的经济收入,有丰富的文化生活和精神生活。相反,原本比A 村发展条件较好的B 村,却一直处在贫穷—斗争—更贫穷—再斗争的恶性循环中。

注释

①参见:Mark Lawrence kornbluh. 2000 ,Why America Stopped Voting : The Decline of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and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American Politics .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②安东尼·奥罗姆:《政治社会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年,第282 页。

③⑧科恩:《论民主》,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4 年,第11238 页,第39 页。

④徐勇《: 村民自治的深化:权利保障和社区重建———新世纪以来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发展的走向》《,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5 年第1 期。

⑤加里布埃尔·A ·阿尔蒙德、小G ·宾厄姆·鲍威尔《: 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年,第274 页。

⑥⑦张厚安、徐勇、项继权《: 中国农村村级治理———22个村的调查与比较》,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年,第8212 页,第67 页。

⑨亨廷顿《: 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89 年,第51 页。

⑩托克维尔《: 论美国的民主》(上卷)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年,第272 页。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年,第82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