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是认识农业、农村、农民的钥匙，是理解和分析小农社会的基础。理论匮乏和现实需求呼唤对当今中国农户进行“再认识”，并以此为基点建构分析框架。从经营规模看，中国农民本质上仍然属于小农，但已被卷入或融入到一个高度开放的社会化体系中间，社会化水平之高史无前例。传统的经典小农学派已难以充分解释现代农民的动机与行为模式，需要建构新的小农理论范式。当今中国农村和农民处于一个社会化程度高、经营规模相时较小，且将长期存在的“社会化小农”时期，它有别于传统小农、商品小农和理性小农。这一时期是农户内部急剧变化，农民打破思维定势、突破身份歧视、冲破地域束缚，演化成为社会化、公民化的国民体系成员，获取国民待遇的关健时期。“社会化小农”的性质、时期、形态定位，将为政府时农民国民待遇的制度安排、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等政策选择提供充分的理论依据。

农户是农民生产、生活、交往的基本组织单元。农民与社会、农民与国家、农民与市场的联系都是以户为单位进行。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及国家变动都可以从农户动机和行为中寻找内在逻辑。可以说，农户是认识中国农民和农村社会的一把钥匙。但是，在相当长时间里，农户研究几乎被学术界所遗忘，对农户的认识和解释仍然沿用已往的“生存小农”、“阶级小农”、“商品小农”、“理性小农”等经典理论。这些理论虽然可以解释中国改革开放以前某些类型小农的动机和行为，但很难解释当今社会化程度较高、土地均等化、税费全免等制度安排下的小农动机和行为，无法解释劳动力大规模转移、配置及外部“内卷化”现象。当今中国，小农处于“商品小农”与“理性小农”之间，还部分带有“生存小农”的特点，基本上没有“弱势小农”的痕迹。.小农成分之复杂，即使用黄宗智的大综合理论也无法解释。。通过多年的实践观察和实地研究，笔者认为，当今小农受货币支出压力约束，以货币收人最大化为行为伦理，“支”、“收”、“往”都源于“社会”，农民生产、生活、交往都被卷人“社会化”大分工网络，属于“社会化小农”。这个概念，既是对当今农民特性的基本抽象，也是“再识农户”的基本视角，更是以农户为基点研究“三农”的分析框架。

一 社会化小农:定义、形态与计量标准

(一)社会化小农的基本界定

社会化小农是一个解释性概念，它包括社会化小农经济、社会化小农生产、社会化小农发展阶段、社会化小农(户)、社会化农民。顾名思义，社会化小农就是社会化程度比较高的小农户，即“社会化十小农”，或者说与外部世界交往密切，融人现代市场经济，社会化程度比较高但经营规模较小的农户。社会化小农既不同于排斥社会化、拒绝市场、对强权具有依附性的传统小农，也不同于采取企业化经营的大农场。 社会化小农经济、小农生产、发展阶段是从经济形态、生产形态、发展阶段定义的概念，指社会化程度比较高的小农所组成的经济形态、生产形态和发展阶段。社会化小农发展阶段处于传统小农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具有独立性和特质性。这个阶段与商品小农有重叠，但外延比商品化小农更大。如果将商品小农作为一个独立阶段，小农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即传统小农、商品小农、社会化小农、理性小农。如果将商品小农并入社会化小农，小农发展只有三个阶段:传统小农、社会化小农、理性小农。本文提到的小农除非特别表述，一般指社会化小农。通过定义社会化小农，可以从字面上把握其共同特征:一是社会化程度高;二是经营规模比较小;三是一个独立的生产形态，具有与其他发展阶段不同的特质。

(二)社会化小农的形态和形式

1.纵向层面的小农社会化形态

第一种形态:以亲缘为载体的小农社会化。考察小农社会化的形态，必须先考察社会化发展历史。从历史起源考察社会化的不同形态。人类产生以来，原始人是以部落为单位活动，部落源于血缘、姻缘关系;血缘、姻缘的延续，产生近亲、远亲和更远的亲戚。亲友往来构成最早的社会化形态:以血缘和姻缘关系为载体的小农社会化。

第二种形态:以非亲缘关系为载体的小农社会化。如果两个部落合并、联合，或者一个部落吞并另一个部落，则会产生非血缘关系的部落，部落成员之间非亲友关系生活在一个部落，部落成员的共同劳动也会产生一种社会关系。这种非血缘性质的社会关系也是一种社会化的形态，即小农家庭之间的社会往来。家庭之间、各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构成第二种形态的社会化:以非血缘和姻缘关系为载体的小农社会化。

第三种形态:以商品交易为载体的小农社会化。部落之间需要交换产品以满足日常生活需要，家庭不能生产所有的产品，需要与其他家庭交换劳动和产品。因此，部落之间、家庭之间、地区之间形成商品交易关系。商品交易关系将不同部落、不同家庭、不同地区联系起来，即建立了社会联系，以后发展成为企业、市场与家庭之间的商品交易。这种社会联系构成第三种形态的社会化:以商品交易为载体的小农社会化。

第四种形态:以系统为载体的小农社会化。随着社会组织和国家的产生，家庭及其成员要依附于某个组织，接受该组织的保护，或者归属于某个国家、政府，接受国家和政府的征税和公共服务，组织和政府构成了一个社会化的系统。小农家庭就与社会组织和国家、政府形成互动。这种互动就是第四种形态的社会化:以家庭与组织、国家互动为载体的小农社会化。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社会化的形态主要有四种，四种形态依次出现。直到目前为止，小农社会化也无法超越这四种类型。四大形态以不同形式同时存在。四种社会化的形态构成小农社会化的本身，社会化小农的行为和活动就围绕着四种形态展开。

2.横向层面的小农社会化形态

第一种形态:生产社会化。即小农家庭在产、供、销过程中的社会化，即产前、产中、产后的社会化。生产社会化是小农社会化的重要内容，它是区别传统自然小农和商品小农的重要标志。

产前的社会化，主要指种苗、生产资料准备过程的社会化(以水稻生产为例)。当今农户种子大部分外购，外购就是一种社会化过程。有些农户早稻晚稻种子全都外购，种子社会化程度达到100。生产资料主要是薄膜、肥料。现在农村基本不用农家肥，肥料几乎完全购买。小农家庭无法生产薄膜，也需外购。总体而言，小农家庭产前社会化程度比较高。

产中的社会化，主要是指插秧(播种以南方插秧为例)、犁田、除草、治虫(植保)、收割等环节的社会化。(1)插秧。目前抽筋插秧采用“撒谷”和软盘抛秧，虽然“撒”和“抛”需要农民自己完成，但是撒的种子和抛秧的软盘却是通过市场交易而来的，特别是能够用来“撒”的种子，有特定的技术含量。前者是直接社会化，后者是间接社会化。(2)犁田。大部分农户不再喂养耕牛，请人犁田比较普遍;即使不请人犁田，自己也购买铁牛。请人机耕的农户，犁田基本实现社会化，购买铁牛自己犁田的农户，也因铁牛的购人而具有间接社会化性质。(3)除草和治虫。现在农民不需要下田除草，而是购买除草剂一次性解决。购买除草剂不仅使除草环节实现社会化，而且导致除草环节从此消失。治虫基本上是农户自己完成，因为治虫的劳动强度不大，而且治虫时期，农民正处农闲时节。因此，治虫的社会化程度比较低。(4)收割。收割是劳动强度最大的环节，最不易社会化的环节。现在大部分农户租用收割机或者脱粒机，农民只需要在家中收受粮食就行。收割环节基本实现社会化。

产后的社会化，主要是销售、加工和运输程序的社会化。农户已经没有家庭手工业，加工基本不存在。农产品销售主要是小商贩上门收购，社会化程度也较高。既然大部分农产品是商贩上门收购，则不存在运输问题。可见，在农业生产环节中，加工和运输环节已经因为社会化、专业化而独立。对小农产后农产品销售、加工和运输而言，社会化程度非常局。

第二种形态:生活社会化。即农户家庭日常生活和开支方面的社会化。生活社会化是已往小农经典理论忽视的内容。然而，它不仅是社会化小农的重要内容，也是区别其他经典理论的重要标志。农户家庭生活社会化主要包括教育、医疗保健、日常生活用品支出、赡养老人的社会化，等等。 教育社会化是指农户家庭通过支付货币向社会购买教育的过程，对于农民来说，除政府提供的义务教育外，还要支付大量非义务教育成本。即使是义务教育，农民也要承担相当大一部分费用。教育社会化程度非常高。农村医疗保健也是如此，通过支付货币向社会购买医疗服务。

日常生活用品的支出社会化程度也逐步提高，农民不再自己缝衣而是外购;不自备柴禾而是使用煤、液化气、电;农民不自己理发而到城镇理发;农民不愿意走路而是租摩托，等等。农民日常生活已经与社会大系统紧紧联系在一起，离开社会服务，农民将寸步难行。

第三种形态:交往社会化。即非商品交易、货币支出性的关系，包括人情耗费、政治关系、社会往来等。交往社会化是已往经典理论没有涉及的内容。人情往来是一种以货币、礼品为媒介的社会交往。它曾经是联系亲友、合作办大事的一种制度安排。现在人情交往则具有人情消费、人情投资等新的社会化内容，而且范围不断扩大。人情往来通过非市场性质的交易，构成了一个社会化网络图、互动图。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非货币媒介的社会往来。

3.小农生产要素配置的社会化

一是土地社会化。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后，土地流动性不大。即使流动，也是农民与村集体之间的纵向流动，农户之间的横向流动较少，因而土地社会化水平较低。但是必须看到一个新趋势，2004年以后，随着农业税取消、粮食补贴制度的实施，农村土地价格由负变正，承包土地有偿横向流转开始增加。特别是有些农户还将土地作为股份参与投资，集体土地进人市场交易等，将大大加速土地要素的流动，提高土地社会化水平。二是资金社化。小农资金分为生活资金和生产资金，两者的社会化程度都不高。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方面小农进行简单再生产，不必进行大规模的资金投人;另一方面，农村正式金融机构对农户金融需求的排斥，对农村贷款数量少、条件高，农民难以获得正规金融机构的资金供给。农村资金需求借助民间金融，民间金融构成农村资金社会化的主体。小农对资金的需要，大多是子女读书、建房、老人丧葬、医疗等非生产性的、非持续性的。三个因素导致小农资金社会化程度较低。

三是劳动力社会化。当前农户劳动力的社会化程度较高，除了农业必需的劳动力以外，家庭其余劳动力都进行社会化配置，农民外出打工就是家庭劳动力社会配置的重要表现。家庭劳动力除了社会化配置外，还从社会引进劳动力或者服务，即通过犁田、收割、销售等外部专业化服务引进劳动力。与传统小农不同的是，当今劳动力流人与流出相当频繁，构成了社会化小农劳动力社会化的新特点。 四是信息社会化。信息已经融人农户的生产和生活。主要通过两个途径:亲友之间的传递;电视、通讯等网络传输。小农家庭已经变成现代信息输网络的一个终端。农户的信息社会化刺激需求，加大了小农货币支出压力。农户通过信息社会化调整生产结构，改进耕作方式。信息社会化反过来又刺激其他方面的社会化。

(三)小农社会化程度的计量与阶段划分

1.小农社会化水平的计量

小农家庭的社会化可以分为生产、生活、交往的社会化，生产社会化可以分产前、产中、产后的社会化，生活的社会化也可以分为日常生活、教育培训、医疗保健、人情交往以及其他方面的社会化。①可以将各种不同的环节赋予不同的权重，然后将不同环节社会化水平加总，计算农户家庭社会化的水平。

小农家庭的社会化水平可使用公式(1)来测算:

(1)其中，S表示一个小农家庭的社会化水平，A,B分别代表家庭生产、生活两个方面的社会化水平，P。和P、分别代表生产和生活两个方面在社会化水平中所占的权重;R，表示生产过程产前、产中、产后的权重，i=1,2,3, R，表示生活过程中不同的社会生活的权重，q=1,2,3,4分别代表日常生活、教育、医疗和其他方面的社会化。

测算小农生产环节的社会化水平、生产过程的产中社会水平、生活过程中的日常开支和其他方面的社会化水平非常复杂，可以用公式(2)分别进行计算:

(2)其中，M表示某一个环节的社会化水平，可以是A,也可以是B中的某个环节;C。表示某一环节中某个程序的社会化水平，如产中环节的犁田、插秧、除草、治虫、收割等程序，R。表示该程序在该环节中的权重。

测算小农生产程序的社会化水平时，单个程序的社会化水平等于已经社会化的单位占整个程序单位的百分比，这是计算小农家庭社会化水平的基础，可使用公式(3);

其中，C代表某个环节的社会化水平，X，代表该程序已经社会化的单位，X代表整个程序的单位。

测算村庄或者地区的社会化水平时，如果要计算某个地区或者某个村的社会化水平，可以将整个地区或者村的所有农户的社会化水平加总后进行算术平均，使用公式(4):

其中，S，表示某个地区或者某个村的社会化水平，N表示整个地区或者村的家庭数量。

2.社会化水平与小农发展阶段

如果将整个小农发展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可以按照如下社会化水平进行判断:当家庭社会水平一般处于0到25%时，小农应该处于传统小农时期;如果家庭社会水平处于25%至50%时，小农处于商品小农时期;如果家庭社会化水平处于50%到75%时，小农处于社会化小农时期;如果处于75%至100%时，小农处于完全竞争时期。这只是一个初步的划分，并非所有的划分都按照这个类型，它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当然，这只是一个假设，是否真是如此，还要通过实践进行检验。杜会化水平与小农发展阶段

二、社会化小农:理论假设与分析框架

(一)社会化小农的行为与动机:货币收入最大化

—小农卷人社会化大分工网络。改革开放以来，农户经济生活和资源配置领域更深、更广的卷人社会化进程。一是生产环节分工程度加深，社会化服务替代农户自我服务;二是家庭资源配置体系外部化，劳动力、土地、资金配置全方位走向市场和社会;三是农户生活货币化，打破了家庭自给性供给边界，农户经常面临短期性货币支出压力和周期性家庭赤字;四是人际、户际交往范围扩大，频率增加，程度加深，农户深深卷入全球化分工网络，农民由“家庭人”变成“社会人”。

—社会化分工导致巨额货币支出。农户家庭生产、生活、交往，农民吃、穿、住、行全方位社会化，生活、生产的中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步骤都需要以现金购买服务和商品。社会化的潜台词就是货币支出，社会化需要货币媒介。巨额的货币支出导致小农持续性的货币压力。货币压力改变了农户传统支出偏好。依次为家庭教育支出、医疗支出、生产支出、人情往来支出，最后为生活社会化所需要的其他支出，如燃料、电费、电话、衣物支出等。另外，还有非日常性的婚、丧、嫁、娶、建房等一次性的大额支出。社会化小农面临高社会化水平的现金支出和货币压力。 —货币压力决定农户行为与动机。社会化小农拥有一份承包地，虽然承包地不足以使小农致富，但吃饭问题基本解决，农民再也不用像恰亚诺夫“生存小农”或“道义小农”那样为生存而绞尽脑汁。社会化小农自己是“老板”，掌握着生产资料，不存在“剥削问题”，如果有剥削也是“自我剥削”，即黄宗智所说的“过密化”、恰亚诺夫所说的“自我开发”。社会化小农是理性的，其理性不表示农户像企业一样追求利润最大化，也不是像单纯消费者一样追求效用最大化。小农最重要的是保证、维持家庭正常运转，其理性表现为追求货币收人最大化，缓解生产和生活的现金支出压力。小农家庭的一切行为围绕货币展开，生产是为了最大程度的获取货币，生活要考虑最大化的节约货币。“货币伦理”是这一阶段的基本行为准则。

(二)家户变迁:家与户的统一与分离

家庭既包括家，也包括户，是一个可以拆分的概念，也是一个必须拆分的概念。家庭最好的称谓应该是家户，家庭经济行为应该是家户经济行为。家是一个血缘概念，是以血缘和姻缘关系为基础形成的基本生活单位，血缘和姻缘方面的活动和行为，称之为家的行为。户是一个行政概念，是为适应乡村管理而形成，是乡村秩序的权利载体和义务载体，是国家管理和统治的基本单位。户也是一个工作和生产单位。农村以户为单位进行生产、分配和消费，以户为单位对外进行社会化交换、交流，家庭生产、政府对家庭的服务和管理活动、家庭的社会化交流活动可以称为户的行为。归纳起来讲，家是一个血缘、姻缘单位，户是一个行政单位、管理单位和生产单位;家是消费单位、生育单位，户是生产单位和分配单位;家追求的是和美、舒适、效用最大化;户则较为现实，追求货币收人最大化，以满足社会化支出的需要、家庭成员发展和健康的需要。家承担着血缘和姻缘义务，而户承担着社会义务。家的再生产和户的再生产有区别，也有联系。

— 家与户有着不同的动机和行为目标。区别家与户非常重要，从家与户的变迁、分化中可以解释很多经典理论无法解释的现象。在传统经济时期，家户是统一的，家即户，户即家。①随着社会化程度提高，家与户逐步分离，家的行为与户的行为出现偏差，家和户在家庭中的地位也发生变化，户的范围超越家的边界，超越的距离与社会化程度成正比。家与户有不同目标，家的目标是生存和繁衍，户的目标是收入增长，特别是货币收人增加。家与户分离的程度是判定小农发展程度的重要依据。

—家户规模取决于支出一成本理论、血缘拉力一经济张力均衡。在此笔者想解决三个问题:一是家、户的规模由什么决定?二是分家由什么因素诱致?三是家与户变化趋势怎样?故而笔者提出“支出一成本均衡”理论和“血缘拉力一经济张力均衡”理论。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家庭规模的决定因素呈现多元化，总体上取决于三个方面:计划生育的外部约束、货币支出的经济约束、管理成本的内部约束。

—分家的决定因素及均衡点。分家受血缘拉力和经济(效用)张力两种力量影响，前者力量大就会维持大家庭，后者力量大就分家，分家与否取决于“血缘拉力一经济(效用)张力”的均衡。大家庭维持的均衡点是:家庭边际管理成本等于家庭边际合作收益，此时分家与不分家是一样的(科斯定理在家庭规模方面的推广)。如果前者大于后者，选择分家，否则选择维持。其实这个标准只适合家庭内部分析。我们必须将分家纳人整个社会系统考察，随着家的扩大，家庭内部分歧加大，家庭管理难度增加，管理成本增加。同时，“搭便车”行为、苦乐不均现象也随之出现。特别是子女成家后，会形成家中之“家”，小“家”的成本要大家庭承担，而收益不会拿到大家庭平均;如果平均，小“家”的收益率就会低于“大家”收益率。正如诺斯所说，个人收益率低于社会收益率时，个人积极性就会受到影响，诱发家庭中父母与儿子、媳妇矛盾，引发已婚兄弟和未婚弟妹之间的矛盾。因此，分家是降低管理成本，使个人收益率接近家庭收益率的最佳选择，是适应高社会化程度的理性选择。

—社会交易成本与微型家庭。农村生产、生活的社会化，使农民不需要大家庭合作就能够完成农业生产，独立应对经济、自然风险。过去依靠家庭生产维持日常需要的工作已经交给社会。如今的农户不需要自己织布、缝衣、碾米、自我理发，等等。社会化程度提高，人的自主性增强、活动空间增大、需求呈现多样化，大家庭的存在反而束缚了人的个性发展，徒增成员之间的矛盾，增加管理成本。合作需求的减少，管理成本的增加，大家庭势必会为理性的农民所抛弃。现在只要子女结婚，马上就会分家。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在谈恋爱期间，女方一般会要求男方建房，独立住房成为结婚的一个必要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庭难以生存，微型家庭成为普遍现象。可见，大家庭的维持是为节约社会交易成本，大家庭衰落也是为节省社会交易成本。只有社会交易成本可以解释过去的大家庭和现代微型家庭的存在性。家庭从大变小是社会化的结果，这一趋势还将继续，微型家庭或者核心家庭是未来小家庭的常态。

(三)社会化小农:生产与消费模型

小农家庭(户)在支出压力下，以货币为行为伦理，追求货币收入最大化，以满足家庭生存与发展需要。货币收人最大化，农民要考虑客观经济条件，并以既定的客观经济条件为约束，选择适当的行为方式。已往的小农经典理论要么将客观经济约束视为外生变量，要么根本不予考虑。我们将客观经济外部约束(生产约束和消费约束)内生化，即将影响农民行为的外生变最纳入社会化小农分析框架，整体考察小农户的行为方式。主要从“收”和“支”两个维度进行分析:“收”的维度有两种约束模型即生产约束模型和消费约束模型I;“支”的维度主要是消费约束模型Ⅱ。

—“生产约束模型”:产出与收人正相关。1978-1990年，农产品供给整体上供不应求，特别是粮食问题没有完全解决，中国经济也没有完全融人世界经济体系。小农家庭行为与动机受制于这两个条件，属于生产约束模型，即受生产要素不足的约束。在此阶段，小农只负责生产，农产品只要生产出来，就能够以较好的价格销售出去(个别年份也存在“谷贱伤农”的情况)，增产即意味着增收(货币收人)，产出与收入同步增长。

—“消费约束模型ⅰ”:产出与收人负相关。1990年以后，整个国家的粮食供求基本平衡，中国经济逐步与国际接轨，国内市场逐步国际化。社会化小农获取货币收人的模型发生了质的变化。“谷贱伤农”成为一个长期性问题。在此阶段，农业生产所受到的约束条件发生了变化，市场约束成为最主要的约束，市场消费需求决定农产品价格，决定农民的货币获取数量。“增产不见得增收，减产可能还增收”，产量不能完全决定农民收人，而是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生存约束、要素约束是家庭内部的约束，市场约束是家庭外部的约束，农户行为由家庭约束转向社会约束，农民增收不再主要取决于家庭。

—“消费约束模型ⅱ”:庞大的社会化消费引导小农行为。从支出角度看，在社会化小农阶段，家庭生产、生活社会化程度比较高，农民处在一个消费膨胀的社会。与恰亚诺夫“生存小农”和黄宗智“商品小农”相比，农民进人了一个“消费一欲望爆炸”的年代。在此阶段，欲望越高，消费越大，货币支出压力就越大，货币收入最大化的动机就越明显。而且，有些消费是刚性的，如子女教育、丧葬、治病费用非支出不可，因此，社会化小农阶段，农户不仅受市场约束，而且受消费支出约束。“双重约束”诱导追求货币收人最大化。 近年来，农民支出以几何级数增长，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货币支出压力。在消费约束进人社会化小农分析框架后会发现，农民根本不是追求利润最大化，也不是追求生存最大化(家庭承包地确保了生存安全)，而是着眼于货币支出压力。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路径:生产生活消费社会化—货币支出压力—货币收人最大化—分工和专业化、外出务工经商—带动社会化水平的再提高—促进生产、消费社会化。 近年来，农民支出以几何级数增长，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货币支出压力。在消费约束进人社会化小农分析框架后会发现，农民根本不是追求利润最大化，也不是追求生存最大化(家庭承包地确保了生存安全)，而是着眼于货币支出压力。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路径:生产生活消费社会化—货币支出压力—货币收人最大化—分工和专业化、外出务工经商—带动社会化水平的再提高—促进生产、消费社会化。

 

(四)劳动力配置:社会内卷化还是家庭内卷化

已往的小农理论认为，家庭劳动力投人的方向及其影响因素，主要受制于劳动力的机会成本，即机会成本决定小农家庭劳动力的配置。笔者认为，小农家庭劳动力投人方向受两个因素影响:一是机会成本;二是生存压力和货币压力的均衡。机会成本对小农行为的影响，已往的小农理论均进行过详细分析，主要的结论是:当外部工作机会比较多，务农机会成本大于务农收益时，劳动力就会进行社会化配置。除此以外，笔者认为还应补充的是，小农家庭劳动力配置还取决于生存压力与货币压力、生存拉力与货币引力的均衡。从门德尔斯、克理特等人的原始工业化理论①、恰亚诺夫的生存小农理论②、黄宗智的商品化小农理论到舒尔茨的理性小农理论③，家庭生存问题越来越淡化，货币支出压力越来越大。也就是说，生存对劳动力的拉力和约束已经越来越弱，而货币支出对劳动力的压力和吸引力越来越强。如图1所示，生存拉力与货币引力在P相交，在这一点上过剩劳动力可以在农村家庭内部投人，也可以通过社会化投人，向右越过这一点，货币收人的引力大于生存拉力，家庭过剩劳动力就倾向于社会化配置。

社会化小农的劳动投人有一个极限，即务工劳力投入的边际报酬低于市场价格。在社会化小农时期，小农家庭的劳动投人分成两个部分:一是农业劳动投人;二是务工或者打工劳动投人。这两种劳动投人都与传统小农、理性小农和商品小农有所差别。 从农业劳动投来看，1978-1990年，农业劳动力的投人与“生存小农”和黄宗智“商品小农”比较接近。因为当时外出就业机会不多，剩余劳动力必须在有限的耕地上就业。这时就出现了“一个人的活三个人干”的情形。90年代以后，农民外出就业的机会增多，人数增多，务农劳动力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人戏称为“三八六一九九”(妇女、儿童、老人)部队。其实这还不完全，年长的农民务农，年轻的农民外出打工，而儿童、青少年基本退出劳动力市场。因此，劳动投人与生存小农和黄宗智“商品小农”有明显的区别，已经明显趋于家庭专业分工和企业“理性”。农业劳动投入以外出务工最低收人为标准，即当农业劳动投人的边际报酬低于外出务工最低收入时，便会停止投人。这个投入与企业型的农场相比，可能会低于按照市场规则经营农业企业的劳动力价格。即便如此，农业劳动力投人还是趋于“企业理性”，但没有完全“企业理性化”。趋于“企业理性”是小农家庭开始考虑机会成本，没有完全“企业理性化”是家庭劳动力过剩长期存在，只要能够增加家庭货币收人，即使边际报酬低于企业化经营农场的报酬，也会在所不惜。

从打工的劳动投人来看，也许有人会说，打工劳动力投人与价格应该按照城镇劳动供给与需求来确定。由于打工农民没有完全城市化，还是家庭核心成员，应纳入社会化小农家庭的框架进行分析。社会化小农的本质是社会化的货币需求，社会化的货币支出以及全方位的货币支出压力迫使农民的劳动投人、使用与企业有所不同，外出打工者愿意在劳动力价值以下供给劳动。这一点与恰亚诺夫的观点相同。“如果在家庭农场核算中尚未达到基本均衡，未被满足的需求依然相当突出，那么经营农场的家庭便有强烈的刺激去扩大其工作量，去寻找劳动力的出路，哪怕是接受低水平的劳动报酬。‘出于无奈’，农民去干初看起来最不利的工作。”⑤彼·巴·马斯洛夫在其著作《农业问题》中也提到类似的问题:地少的农民屈从于消费需求的压力和为了避免强制性失业，在租入土地时不仅支付了地租和全部纯收入，而且还要付出一部分数量可观的工资。在这种情况下，农民更多地是站在一个为失业困扰的工人角度，而不是农场主角度思考问题。我们同样可以用他的假设分析面临货币支出压力的社会化小农的打工劳动力投人行为。由于承包土地有限、家庭劳动力绝对过剩和农业生产货币收人低且不稳定，面临刚性的家庭消费支出，农民纷纷外出打工，为了增加家庭货币收人总量，打工者会接受低于劳动力市场价格的工资而工作。从这个角度看，打工农民的劳动力投人与企业的劳动力配置是不相同的。为了获取货币收人应对家庭财政赤字，打工者会在边际报酬低于劳动力市场价格时继续投人。

社会化小农与黄宗智商品小农不同的是，商品小农在生存最大化的目标下，劳动力配置是家庭内部“内卷化”(包括农业和家庭手工业)，而社会化小农时期，在货币收入最大化的目标下，劳动力配置是社会“内卷化”。究竟是社会“内卷化”还是家庭“内卷化”取决于两者机会成本的比较。

(五)社会化小农:分化与资本积累

改革开放以来，小农发展状况已经与已往的经典小农理论截然不同，农户资本积累和农民的分化呈现如下特征:

首先，农业生产的资本化与社会化同步，只不过积累资本的不是生产农户，而是专业农户。大部分农户在货币支出压力下，不可能有积累，并进行生产性投资。积累是具有经营眼光的少部分农户的行为，是农村专业经营户的行为。也许初始投资根本不是依靠积累，而是向亲戚朋友融资。专业经营户的资本积累不表明资本化经营。专业户的资本化以农业分工为基础，在农业生产各个环节从事专业化服务，完全是一种市场交换行为，不是依靠雇佣劳动，不存在剥削关系。资本积累不是在家庭内部形成，而是以村落或者村群为单位发展。笔者发现，只有通过村落或者村群的考察，才能够发现资本积累的痕迹。如大型收割机就是在几个村的范围内服务，有些大型收割机跨省作业，等等。

其次，农村和农业高度的商品化并没有带来纯农户的资本积累，积累来自务工经商，工商积累导致农户外迁和非农化。农村和农业高度商品化和市场化并没有带来纯农户资本积累，大部分农户仍然是从事简单再生产。“斯密动力”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失效。对于具有部分积累的农户，其积累也不是来自农业、农村，而是来自非农收人，也就是说农村积累属于工商型积累。具有工商型积累的农户在使用其积累时，与马克思、亚当·斯密所设想的路径不同，不是在农业扩大再生产，而是举家外迁，完全非农化、城镇化，选择永远离开农业、农村。农户积累使用的方式是迁入城镇，并不像恰亚诺夫描叙的那样，是“无产化”的农民进人城市中心，当今中国大多是“有产者”进城，“无产者”驻村。

最后，社会化小农的收人差距逐步拉大，特别是纯务工农户和纯务农农户之间的差距最大，但不存在“两极分化”和“阶级对立”问题。从笔者长期调查情况看，“人口分化”主要发生在具有打工的农户和纯农户之间，其中，主要在以劳力打工和以服务业打工之间。打工农户之间的差距和分化位居其次。虽然纯农户存在“人口分化”、“收人差距”问题，但是分化和差距不明显。资本积累和“人口分化”并没有导致资本主义农业大生产，而是导致具有积累的农户非农化。

〔六〕小农收入源泉:农业、农村抑或农民

社会化小农能否增收，增收从哪里来呢?已往的小农研究没有现成的答案，当前的农村问题研究专家也莫衷一是。笔者认为，不能简单的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将小农置于社会化大背景下进行分类考察。在此要澄清一个概念，这里所说的增收，不是指农村专业户、经济大户、从事商品贩运的农民、城郊种菜的农民，以及因土地征用而致富的农民，因为他们不具有普遍性。笔者这里重点分析社会化背景下大部分小农家庭的增收问题。

—农业无法承担小农增收的重任。农业增收就是通过种植农产品、养殖家畜水产品增收。从人类的第二次社会大分工以来，农业一直是“糊口产业”。中国尤其如此。解放前农业向工商企业提供原始资本积累比较少，农业只能够勉强维持生存。解放以后，政府采取非均衡发展战略，强制农村向城市工商业提供积累。从整体上看，这个阶段农业在增收，但是小农家庭却没有分享到增收的好处，新增财富成为政府扩大再生产的资本。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1978-1985年生存和增收问题提到了同等重要的地位，政府的“让利行为”、短缺的粮食市场，使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者收人得到较大幅度提高。此阶段农业是增收的主要来源，农业的发展同时满足增收目标和生存目标。随着粮食、棉花等大宗农产品的自给率提高和国际化程度提高，农产品市场逐步实现供需均衡。1990年以来，这个趋势更加明显。农业无法同时满足增收目标和生存目标，只能够满足家的生存和繁衍要求，无法满足户的增收要求，特别是无法满足货币收人持续增长的要求。农业像过去一样，恢复传统功能，只能满足家的生存，充当“糊口产业”，无法成为“户”的增收载体。

—农村无法解决农民的就业及增收问题。也许有人会说，农业无法增收，但农村有增收的渠道。他们的方案不外乎是农村工业化和农村专业化分工。主张农村工业化以费孝通、梁漱溟、黄宗智为代表。费孝通提出的农村出路在于乡村工业化的结论是20世纪20-30年代。虽然当时外国工业产品涌人农村，破坏了小农家庭手工业生产的基础，但是还没有完全摧毁农村工业，特别是商业化的乡村发展基础，在大工业无法覆盖的领域，乡村工业还有生长空间。20世纪80-90年代，乡镇工业的发展有其特殊背景，国门基本没有打开，而工业产品市场已经放开，国有工业因为体制原因无法满足各层次市场的需要，“需求饥渴”为当时的乡村工业提供了发展的机会。但是，一旦国有企业改制完成，一旦国门敞开，在外国大型的跨国公司和国内大企业的双重挤压下，乡镇工业萎缩是题中之义。当下已经很少听到有人说以发展乡镇工业来解决农村问题了。特别现代工业分工和市场全球化，国内外工业产品已是无所不在、无处不在、无所不有、无处不有，乡村工业的基础已经被彻底摧毁。 — ——农村分工和专业化也不是农民增收的源泉。农村分工和专业化不仅不能成为农民增收和农村发展的动力，反而是侵蚀农民收人的载体。亚当·斯密和马克，@.都认为分工和专业化能够带来资本的积累，也会导致农民分化。对于益处，两者的观点截然相反，亚当·斯密认为分工和专业化能够给农民带来好处，而马克思则认为，分工和专业化会带来两极分化”、农民变成无产者。两大经典理论各执一端，究竟谁对谁错呢?从目前来看，分工和专业化提高了效率，促进了收人增长，但是收人增长主体不是大多数农民，而是从事专业服务的少数农户，或者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增收主体是进行资本积累的专业服务户。大多数农民以货币换取专业服务，同时必须让出部分纯收人。所以就农业、农村而言，分工和专业化不仅不能为大多数的家庭带来收人增量，反而还要减少收人份额的源泉。分工和专业化最大的好处，是解放了束缚在小块土地上的劳动力，解除了劳动力外出务工经商的后顾之忧。

社会化小农时期，农业重点解决生存问题，农村重点解决归宿问题，农民重点解决就业问题。“三农问题”就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就是就业问题，就业问题就是消费支出诱致的货币压力问题。只有重点考察农民及其就业，才能够理解社会化小农的行为与动机。只有农民的社会化、就业的社会化，才能带来小农急需的货币收人，缓解货币支出的压力。农民是增收的源泉，是具有普遍性意义的源泉。只有抓住了农民及其就业问题，“三农”及农户的货币压力问题就会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