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传统农业是一个争论了三百年，也实践了三百年的重要话题。欧美国家通过自己的实践趟出了一条改造路径；日本、台湾也根据本国的资源禀赋走出了另类发展路子；前苏联和俄罗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化大生产理论进行了重大的社会实践，在实践和理论上进行探索。同样，中国也在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指导下对传统农业进行了改造实践，其改造方式也几经变换，从“集体统一经营”到“集体和家庭统分经营”。后者经过三十年的实践，成功地解决了温饱问题，但是“现代化程度”却难以彰显，特别是随着农民外出务工越来越多，农业发展越来越难的情况下，“集体和家庭统分经营”再一次面临着重大的选择：现在的分散的、小规模农户经济、家庭式再生产究竟能否走向现代化，如何走向现代化？笔者拟通过立足中国实践，梳理经典理论，探寻当今中国小农、传统农业的改造路径。

一、大生产改造理论

对于小农经济、传统农业如何进行改造，如何走向现代化问题，一个最基本的理论就是大生产改造理论，即通过社会化大生产改造小农经济（包括小农生产、小农经营）。大生产改造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大生产改造理论有两个基本的判断：一是小农经济必然消亡，这是由小农的性质所决定的。二是集中的大生产必定会取代分散的小农生产，这是大生产的优势所决定的。其改造途径有两种：小农生产被资本主义大生产所取代，包括工业化大生产和农业社会化大生产，它以市场化为前提条件；小农生产被社会主义大生产所取代，主要指引导或者强制实施合作化和集体化改造，它以非市场化和生产资料公有为前提条件。

马克思认为，小农的性质决定其无法与先进的生产力相容，“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性质来说就排斥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的社会形式、资本的社会积聚、大规模的畜牧和科学的不断扩大的应用。”[1 ]小农的性质也就决定了其出路，将逐步分化剥削者和被剥削者、雇佣工人和资本家，“用自己的生产资料进行生产的手工业者或农民，不是逐渐变成剥削别人劳动的小资本家，就是丧失自己的生产资料变成雇佣工人。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支配地位的社会形式中的发展趋势。”[2]“懒惰的农场主被实业家，农业资本家所取代，土地耕种者变为纯粹的雇佣工人，农业大规模经营，即以积聚的资本经营。”[3 ]因此，马克思以为，“现代大土地所有制本身既是现代商业和现代工业的结果，也是现代工业在农业上应用的结果。”[4]小农具有天生的保守性、落后性，无法与采用先进生产力的资本化大生产竞争，农业走向资本经营、规模经营势所必然，在这个过程中小农会逐渐消亡。

恩格斯对小农性质和归宿的观点与马克思一致，只不过他比较详细的分析了社会化大生产理论在农业方面的运用及生产形式。恩格斯认为，小农的性质决定了其竞争力和出路，“小自耕农天生的惰性和无法改进的祖传的粗枝大叶的耕作方法，使得他在和这样一些人竞争时找不到其他出路。”[5 ]“竞争怎样以大规模经营方式挤掉了小农，把他们降到无产者的地位，然后把他们一批一批地赶到城市里面去”。[6]竞争力弱的小农被大资本吞并进而分化是必然的，“西方农业是按照通常的资本主义道路发展的，是在农民深刻分化的情况下发展的，一个极端是大田庄和私人资本主义大地产，另一个极端却是大众的贫穷困苦和雇佣奴隶地位。因此，在西方，解体和分化是十分自然的。”[7]恩格斯还认为，小农生产转变成社会化大生产是历史所决定的，“经营大农业和采用农业机器，换句话说，就是使目前在耕种自己土地的大部分小农的农业劳动变为多余。”[8]“把这些分散的小的生产资料加以集中和扩大，把它们变成现代的强有力的生产杠杆，这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体现者即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9]小农的性质与资本主义生产规律决定了小农要被资本主义大生产或大农业所取代，人们只能顺势而为，而不能阻挡历史发展的潮流。“要保全他们那样的小块土地所有制是绝对不可能的，资本主义的大生产将把他们那无力的过时的小生产压碎，正如火车把独轮手推车压碎一样是毫无问题的。”[10 ]可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一样，认为小农生产必然要被社会化大生产所取代，这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更是生产力发展的体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小农最终的命运是历史决定的。因此，人们可以顺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用社会化大生产改造传统小农生产。

列宁不仅主张社会化大生产理论，而且还所有发展。列宁认为，俄罗斯的小农是一种宗法小农，这种小农肯定是要灭亡的，“在自然经济制度下靠双手劳动谋生的宗法式农民，是注定要消亡的”。[11]“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环境中，小农的自然经济只能苟延残喘并慢慢地在痛楚中死去，绝对不会有什么繁荣”。[12]列宁还认为，小农生产与大生产相比，弱点和不足非常明显，这种弱势和不足是勤俭所弥补不了的，两者竞争，小农必败无疑，“小农不管怎样勤奋，也不能大致抵得上产品质量要高一倍的大生产的优势。资本主义使小农注定要劳碌一辈子，白白消耗劳动力，因为在资金不足、饲料不足、牲畜质量低劣、牲畜棚简陋等情况下，精心照料牲畜也是白费力气。”[13 ]“肥料、机器、农学知识以及其它改进办法，这都是些在大农场中可以有效地采用，而在小农经济中没有采用或者几乎没有采用的东西。这就是小农经济的弱点。这也就是它竞争不过富农的大农场的原因”。[14]因此，任何想保护、挽救小农的举措注定要失败，“想用保护小经济和小私有制不受资本主义侵犯的办法来拯救农民，就是徒劳无益地阻碍社会的发展”。[15]

显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传统农业、小农经济改造理论有三个基本的观点：一是小农经济在经营上处于劣势；二是大生产将会取代小农经济；三是人们只能顺应生产力的发展而不能逆势而为，为此可以利用社会化大生产取代小农经济，改造传统农业。

二、集体化改造理论

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是社会化大生产论的倡导者、理论家，那么斯大林和毛泽东则是社会化大生产论的实践者。他们在实践过程，也提出自己的观点。所以，他们既是实践者，也是理论发展者。其实马克思、恩格斯只是阐述了社会主义需要土地国有化和合作化，全面的集体化则是斯大林和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理论的发展。从大生产改造理论的贡献来看，马克思提出的“大生产改造理论”。恩格斯不仅肯定了马克思的“大生产改造理论”，而且认为要顺应生产力的要求通过合作化改造传统农业。列宁则将此理论进一步向前推进，提出了“共耕制”、“国营农场”、“农业公社”等观点。斯大林和毛泽则更进一步将合作化理论推向实践，并使其最终走向全面指令性的集体化。

马克思对于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没有具体的论述，只是进行了一般的分析，“大规模的有组织的劳动，生产资料的集中，这是无产阶级追求的希望，也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物质基础。”并将劳动和劳动资料改变为“联合的劳动形式和社会的生产资料”。[16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较为直接的分析了农业的出路，“合理的农业同资本主义制度不相容（虽然资本主义制度促进农业技术的发展），合理的农业所需要的，要么是自食其力的小农的手，要么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控制。”[17]

与马克思相比，恩格斯对大生产如何适应农业生产，社会主义如何改造农业生产有着更详细的阐述。恩格斯认为，“由组合工作者经营大规模的农业”，“从而使小农明显地看到基于组合原则的大规模经济的优越性”[18]组合工作者其实就是合作生产者。马克思明确指出，“我们一旦掌握政权，我们自己就一定要付诸实施：把大地产转交给（先是租给）在国家领导下独立经营的合作社。……我的建议要求把合作社推行到现存的生产中去。……应该将土地交给合作社。”[19 ]恩格斯也明确提出了合作社是社会主义的出路，要用合作社来改造传统小农。

因为实践对理论的需求，列宁在恩格斯合作社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公共的大规模农业经济观点，认为只有“共耕制”才是农业和农民的出路。“公社、劳动组合耕种制，农民的协作社，——这就是摆脱小经济的弊病的出路，这就是振兴农业，改进农业，节省人力以及同富农、寄生虫和剥削者作斗争的手段。”[20]列宁认为，“共耕制”是使农民摆脱闭塞无知和受压抑状况的唯一手段，[21]也是走向规模经营之路。他进一步指出，农民经济要进一步过渡，这种过渡使“效益最差的、最落后的、细小的、单干的农民经济逐渐联合起来，组织成公有的大规模的农业经济。”[22]“在保存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存在的条件下，小经济是不能使人类摆脱群众贫困的。必须考虑如何向公共经营的大农场过渡，必须立刻着手来实行这种过渡”。[23]在完全废除土地私有制以后，列宁对小农生产的社会主义改造又提出了三条措施：“建立国营农场（即社会主义大经济），鼓励农业公社（即农民经营公共大经济的自愿联合，自愿组织）和共耕制”。可见，与早期的理论研究相比，列宁在实践中进一步用“农业公社”取代“协作制”，用“国营农场”取代了大农场，并在理论上提出了农村集体化改造的路径。

我们可以看到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对于改造传统农业的思维发展路径：马克思提出了“生产资料集中”和“劳动组合”；恩格斯提出了“合作社”；列宁则进一步提出了“共耕制”、“ 国营农场”、“农业公社”。斯大林和毛泽东则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以全面的集体化改造传统农业并将之付诸于实践。

斯大林在社会化大生产改造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集体化改造理论，或者说提出了社会化大生产改造的基本形式。斯大林认为，“俄国农业应当循着另一条道路，即循着使千百万小农和中农合作化的道路，循着在农村中发展那种由国家以优惠贷款的办法来扶持的群众性的合作社的道路去发展。”[24]斯大林在列宁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合作社研究，“合作化应当从消费合作社、农业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这三方面来进行。这是在农民中，在力量单薄的农民阶层和中农阶层中培植集体主义的思想和方法的最可靠的途径之一。”[25]对此斯大林从不同方面论述了合作化的优势：“合作化是把农民经济纳入社会主义建设总体系的手段”，[26]“合作社是使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环节”、[27]“合作社使无产阶级先锋队便于和农民群众联系，并有可能把农民群众引上社会主义建设的轨道”。[28]斯大林明确指出，农民“应当走上而且一定会走上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因为除了和无产阶级结合，除了和社会主义工业结合，除了通过农民普遍合作化把农民经济引向社会主义发展的总轨道以外，没有而且不可能有其他足以使农民免于贫困和破产的道路。”[29]他认为，小农生产只有和工业、合作化、无产阶级结合才是其唯一的出路。

在指出小农经济的出路以后，斯大林再次将小农经济的改造推向全面的集体化、指令化。对于集体化改造传统农业，斯大林提了三个措施：一是组织个体农户加入合作社；二是组织农户主要是组织贫农加入生产合作社；三是是通过国家的计划机关和调节机关，从销售农产品方面和供应农民以工业必需品方面来掌握农户。从而消灭商品、消灭资本家，将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使国家能够有计划的发展农业。[30 ]斯大林从组织形式、经营形式的视角提出了国家调控农业发展的观点。另外，他还提出了集体化的三个条件：“只有当农民经济在新的技术基础上即通过机械化和电气化的方法加以改造的时候，只有当多数劳动农民加入合作社组织的时候，只有当多数农村满布集体形式的农业合作社的时候，全盘集体化才会到来。”[31 ]为此，斯大林还明确指出，集体化是党的基本任务：“党的任务，通过合作社和国家机关在供销方面扩大对农民经济的掌握，规定我们在农村建设中当前的实际任务，即逐渐使分散的农户转上联合的大农庄的轨道，转上以集约耕作和农业机械化为基础的公共集体耕作制的轨道，因为这条发展道路是加快农业发展速度和克服农村中资本主义成分的最重要的手段。”[32 ]“在目前时期，把个体小农经济联合并改造成大规模集体经济这一任务应该作为党在农村中的基本任务。”[33]

斯大林将社会化大生产改造理论从理论变成了政策，从设想变成了行动，特别是根据实践过程、实践需要提出了社会化大生产改造的基本形式——合作化，同时将合作化导向为集体化，通过合作化、集体化来将小生产变成大生产，将私有变成公有，将农民的事情变成国家的事情。斯大林成功地将社会化大生产改造理论从理论变成实践，实现了“惊险地一跃”。

毛泽东也根据中国的特点对小农经济的改造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并付诸于实践。毛泽东认为，小农个体经营要通过农业互助合作方式来改造，“中国农业现在大部分是个体经济，要有步骤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发展农业互助合作运动。”[34]毛泽东多次论述了对小农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性，当小农经济被改造成为互助合作经济后，他又进一步提出集体化道路：“现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还是个半社会主义的，社外的个体农民是完全的私有制，这两者之间是有矛盾的。互助组跟农业生产合作社不同，互助组只是集体劳动，并没有触及所有制。现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还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个人所有的土地、大牲口、大农具入了股，在社内社会主义因素和私有制也有矛盾的，这个矛盾要逐步解决。到将来，由现在这种半公半私进而到集体所有制，这个矛盾就解决了。”[35 ]为了推进全面集体化，毛泽东又对互助组这种初级形式进行了分析，“因为初级形式的合作社保存了半私有制，到了一定的阶段，这种半私有制就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人们要求改变这种制度，使合作社成为生产资料完全公有化的集体经济的经济团体。”[36]

毛泽东还认为，“一切劳动农民，否认那个阶层，除了组织起来集体生产，是无法抵抗灾荒的。”[37]“对于个体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搞互助合作，办合作社，这不仅是一个方向，而且是当前的任务。”[38]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是农业的唯一道路。“对于他们来说，除了社会主义，再无别的。……全国大多数农民，为了摆脱贫困，改善生活，为了抵御灾荒，只有联合起来，向社会主义大道前进，才能达到目的。”[39]“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40]“就农业而言，社会主义道路是我国农业唯一的道路。”[41 ]毛泽东的观点归纳起来就是：只有合作化了，农民就能够抵御灾荒，就能够富裕，就能够解决工业与农业的矛盾，就能够巩固工农联盟，孤立和消灭资本主义，合作化的高级阶段就是集体化和农村人民公社。

从马克思到恩格斯，从恩格斯到列宁，再从列宁到斯大林和毛泽东，马克思主义者对传统小农生产的改造理论，经历了多个发展阶段，从生产者的联合到互助合作，从互助合作到合作社，再从合作社到集体化，再从集体化到农村人民公社，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这也是马克思主义者对小农生产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探索过程，实践的过程。其改造包括一系列变革：一是所有制从个体私有到集体所有；二是经营形式从小农经营到大农场经营；三是外部条件从允许市场经济到消灭资本主义；四是改造原则从尊重农民自愿、逐步引导到行政强制；五是改造方式从渐进到速成。

三、纵向一体化改造理论

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大生产和合作社、集体化来改造传统农业的途径，从一开始就受到两个方面的质疑，一是资本主义国家及其主张市场化学者的质疑，他们提出也提出了自己的传统农业改造路径，比较著名的有舒尔茨为代表的新要素投入及人力资本改造论、刘易斯的工业化改造论；二是社会主义国家内部不同学者和观点的质疑，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俄罗斯的民粹派和农民学学者恰亚诺夫。黄宗智先生又结合中国实践对恰亚诺夫的观点进行了反思性的发展。

（一）恰亚诺夫的合作一体化  

所谓合作一体化论就是小农在合作的基础上推进一体化经营。所谓一体化经营就是小农生产的某些环节交给其他企业或者合作社去经营，从而解决小农天生的弱质势和缺陷。恰亚诺夫认为，“我们必须寄希望于劳动农场通过合作组织形式加强自己的经济实力，从而能够抵御大型资本主义的农场，维护住自己的地位，就像它从前所做的一样。”[42]恰亚诺夫钟情于合作制，认为合作制要与一体化经营结合起来改造传统农业。为此，他将一体化分为横向一体化和纵向一体化。横向一体化是个体规模的扩大，纵向一体化则是将各个环节的规模做大。恰亚诺夫还进一步将纵向一体化分为资本主义的纵向一体化和合作社的纵向一体化。他认为，建立在合作基础上的纵向一体化才是小农生产的出路。“有时这种纵向一体化与已形成的国民经济情况相适应，并未采用资本主义的形式，而是采取了合作或混合的形式。在这种情况下，对于集中领导农业生产过程的商业、仓库、水利、信贷以及原料加工企业的控制权就部分地不再属于资本家，而是属于组织起来的小商品生产者，这些人将其资本投入企业或者能形成社会资本。”[43]

纵向一体化的某些环节也将走向社会化大生产。恰亚诺夫不仅认为小农的出路在合作一体化，而且认为某些生产环节的合作也会逐渐走向社会化大生产。“农民农场一体化的最主要形式只能是从纵向一体化，并且只能采用合作制形式。这是因为，只有以这样的形式，它才能同农业生产有机结合起来，……合作集体化的道路乃是在我国目前条件下将大农场的成分、工业化和国家计划引入农民经济活动的唯一可行的途径。这意味着要循序渐进并不急不躁地将一些部门从单个农场中分离出来，并用更高的社会化大企业形式将其组织起来。”[44]

纵向一体化还能够将家庭农场与国家联系起来。恰亚诺夫认为，“在新的情况下，正是由于其高度的纵向一体化和集中，合作社体系通过它的中心同国家经济的领导机构结合在一起”，从而使合作社“从一个社会阶层，甚至是一个阶级的技术性工具转变成了新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之一。”[45]农民与合作社不仅与国家相联系，而且汇入了国家的计划经济体系。“我们要对农业采用合作社形式的纵向一体化的发展纲要，应当通过合作社联合组织和合作社联合会体系努力使每一个农民农场汇入计划经济的主流。”[46]也就是说，小农业的无序通过与国家相联系而被克服，从而使得马克思所说的单位的、有计划性和全社会的无政府性矛盾被解决。

纵向一体化也能够与生产集中和工业化相连结。“合作社将某些相关的生产内容从农民农场中分离出来，在农村地区推行工业化，并因此而取得农村经济的支配地位。”“一旦取得了对销售与技术上加工的控制，农业合作社就以一种新的、更高层次的形式实现了对农业生产的集中与组织。”[47]

恰亚诺夫对传统小农经济的改造可以归纳如下：农民农场在合作社的基础上逐步走向纵向一体化经营，农业生产的某些环节会逐步走向规模化、企业化和工业化。同时农民农场通过纵向一体化经营与国家相连接并纳入国家的计划体系。所以，农民农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小农是恰亚诺夫小农理论的基础，通过合作化将其组织起来，再通过纵向一体化将生产的各个环节专业化、规模化，从而实现对传统农业、小农经济的改造，避免了资本主义的一体化和两极分化。恰亚诺夫的理论并没有得到大规模的实践，但是其想法在中国以及欧美国家都有所体现。

（二）黄宗智的产业一体化

黄宗智从农业的改造方面与马克思、亚当斯密、恰亚诺夫和舒尔茨对话，其研究目标就是中国小农经济如何摆脱“过密化”而走向现代化。

黄宗智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的分析，认为当前中国小农经济受三种因素的影响比较大，“资本—劳动双密集化”、“小规模生产”和“范围经济”。但是他认为，三种因素都无法阐释小农“去过密化”过程。“但资本—劳动双密集化、小规模生产以及范围经济并不足以充分解释新时代中国小农场的生命力”。他认为，中国小农的生命力在于农业生产的纵向一体化，“为城镇和长距离国内外市场而生产的农业须要另一种经济效益，即‘纵向一体化’的效益。”[48]

小农生产需要纵向一体化并与大市场打交道。黄宗智认为，在西方的经济史中，由生产到加工再到销售的“纵向一体化”一般都伴随着同一公司的“横向一体化”——组织大规模农场——而进行，从而达到亚当斯密的规模经济效益。但是在中国，家庭依然是生产的基础。因此，需要类似于资本主义公司所提供的“纵向一体化”来与“大市场打交道”。所谓“纵向一体化”就是在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实施“产—加—销”和“贸—工—农”的经营。中国官方话语将之称为“农业产业化”。黄宗智将这种生产模式称为“不同层面的不同最佳规模”。[49]

黄宗智根据各地的实践将“纵向一体化”概括为如下几种类型：龙头企业、自发的合作组织、专业市场和其他组织（包括农村经纪人）带动的纵向一体化。[51]黄宗智通过研究表示，龙头企业带动的纵向一体化受政府支持，发展比较快，在各类组织中占主导地位；自发的合作组织带动的纵向一体化数量较少，但是最受农民欢迎；专业市场带动的纵向一体化的前景是一个未知数。[52]对于上述组织，黄宗智比较倾向于自发的合作组织带动的纵向一体化，“我们也许可以想像，如果能够得到政府的积极扶持，合作组织也许真可能会成为一个强有力的纵向一体组织方式。”[53]

黄宗智通过研究得出如下结论：一是“中国农业的现实和将来主要在小规模的资本—劳动双密集型农场”，即在家庭经营范围内比较密集的使用资本和劳动，以资本和劳动替代土地；二是中国的纵向一体化主要是“依靠小规模的‘菜—果种植’和‘兽—禽—鱼饲养’”，即依靠吸纳劳动力的经济作物和养殖业；三是中国新时代农业将主要是“小农”、“农场”的天下。他认为，中国今天的纵向一体化既包括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分，也包括计划经济社会主义成分，两者之间的矛盾非常尖锐。“当务之急不是在两者之中作单一的选择，而是要探寻超越两者的第三条路，不是含含糊糊的妥协，而是在确认两者必然共存的现实上的超越性结合。”[54]黄宗智希望走出一条不同于当前现状的“第三条道路”，但这是一条什么样的路，黄宗智并没有指出来，应该说是一种“理想类型”。

黄宗智是在恰亚诺夫分析框架的基础上以中国案例进行分析的，他既继承了恰亚诺夫的传统，也有一定的发展。两者都是以农民农场（指家庭）为分析基础，认为农民农场将长期存在，不强求所有权的公有化，也不赞成横向一体化（如企业、农庄的无限扩大或者集体化），而是赞成纵向的一体化。但是两者之间也有一些区别：一是恰亚诺夫坚持在合作制基础上的纵向一体化，而黄宗智则希望在国家支持的龙头企业和自发的合作组织带动的纵向一体化中找到两者的最佳结合，并寻找出“第三条道路”。二是恰亚诺夫希望纵向一体化的各个环节能够走向大企业，而黄宗智则认为中国农业是“小农”的天下，并不强调纵向一体化各个环节的规模化问题，希望小农通过密集地使用资本和劳动来克服“过密化”，进而改造传统农业。三是恰亚诺夫希望小农通过合作化进而通过纵向一体化纳入“计划经济主流”，从而与国家相连接，黄宗智则希望自发性的合作组织能够得到政府的扶持，使其有机会与政府支持的龙头企业“一较长短”。

四、人力资本投资理论

针对集体化和工业化对传统农业的改造，舒尔茨则站在古典经济学的立场提出了改造传统农业的另外一条道路：引进新的生产要素和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的观点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

改造传统农业要能够廉价地生产收入流来源。舒尔茨认为，“传统农业之所以无法发展，就是供给者不能廉价的生产收入流动的来源，以保证诱使需求者去购买任何一种新（追加的）来源。”[55]“当追加的持久收入流来源的需求者被局限于传统农业生产要素时，相对于表现为实际收入的边际产量而言，这些要素的价格是高昂的。”[56]当持久收入流的供给者能廉价地生产这些收入流来源时，这些供给者就掌握了经济增长的关键。[57 ]舒尔茨认为，传统的生产要素配置效率虽达到了最优，但是这种最优并不能导致农业经济的增长，因为其运用的是传统的生产要素，只能说这种“最优”是一种低水平的均衡。要跳出这种低水平的均衡，就必须生产出立足于新的生产要素上的廉价收入流来源。

生产廉价的收入流来源则需要新的生产要素。舒尔茨认为，传统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已经很高，无法带来新的增长，要促进新的增长必须引进新的生产要素。舒氏通过例子说明了，“人们一次又一次地通过采用并学会使用新生产要素而改造了传统农业。”“最近几十年来在许多国家里，农业生产的增加显然是巨大的，……这些机会既不来自于可以定居的新开发的农用土地，也不是主要来自农产品相对价格的上升。这些机会主要来自更高产的农业要素。”[58]新的生产要素不会自动产生，需要投资，但是这些投资又具有公益性，一般的企业不愿意投入，因此需要国家投资。“为了向这种类型农业中的农民供应追加的新的、有利的生产要素，国家的研究机构有责任去发现并发展这些新农业要素。要作到这一点，这种国家必须投资于能为推进农业生产的知识及其应用作出贡献的活动。”[59]即低廉的收入流来源依赖于新的生产要素，新的生产要素无法自动产生，需要国家充当新的生产要素的主要研究者和供给者。

新的生产要素为农民所接受需要一定的条件。新的生产要素供给出来后不会自动为农民接受，还需要一系列的条件。一是要有一定的制度条件。首先是要有一个完善的市场机制，利用市场方式引导企业和科研机构生产廉价的新的生产要素，同时激励农民接受和使用新的生产要素。“还有一种主要以经济刺激为基础的市场方式，这种刺激指导农民作出生产决策并根据农民配置要素的效率而进行奖励，当然这种方式仍然需要特定的政府投资和国家活动。”[60 ]其次要有一个公平的租佃制度，也就是说要有完善的土地流转市场。这种租佃制度要有利于农民引进新的生产要素。“这种制度使得一种新农业要素的真正有利性只有部分归农民所有。因此，接受、采取并使用新要素的经济刺激受到严重损害。要成功地从上至下地引入大部分新农业要素也是不可能的。”[61]这些都说明了好的制度对于激励农民引进生产要素起着重要的作用。二是农民要有一定的引进新要素的能力。仅仅依靠外部刺激或者农民自身仅有接受的意愿，并不能保证农民能够引进新的生产要素，还需要农民有引进的能力。“农民学会如何最好地使用现代要素，这既需要新知识又要新技能。这种知识和技能在本质是向农民的一种投资。”舒氏认为，仅仅从经验中学习不仅缓慢而且在许多方面比其它学习方法还要付出更大的代价。[62]

引进新的生产要素关键要对农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农民有接受的意愿更需要有接受的能力。这种接收的能力不会自动形成，也不是从传统经验中产生，需要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农民所得到的能力在实现农业现代化中是头等重要的；这些能力与资本品一样是被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这种生产或者这种能力的获得并不是免费的，需要一定的投入，需要一定的成本。这些成本就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63]舒氏认为，人力资本投资是农业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迅速持续的增长主要依靠向农民进行特殊的投资，以使他们获得必要的新技能和新知识，从而成功地实现农业经济的增长。[64]“如果农民要有效地使用现代农业生产要素，他们就应该获得比许多从事非农业工作的工人获得更多的从科学中得出的技能和知识。”[65]舒氏将人力资本投资分为三大类：教育、在职培训以及提高健康水平。[66]

舒尔茨的研究逻辑性很强，一环扣一环，一步一步向前推进，最后得出了“改造传统农业要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结论。他认为，立足于传统要素基础上的传统农业已经达到了资源配置的极限，无论如何也无法推动传统农业的转型和发展。要改造传统农业必须有能够生产廉价的收入流来源，而廉价的收入流来源又必须依赖新的生产要素，新的生产要素无法自动产生，需要国家进行投资，同时还需要有一定的制度安排，激励农民关注和引入新的生产要素，但是农民引入新的生产要素，需要有一定的能力，这些能力不会自动产生，需要通过教育、在职培训和提高健康水平等方式对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因此人力资本投资是改造传统农业的关键、基础、切入点。同时舒氏也表示，人力资本的积累不可能一蹴而就，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也就决定了改造传统农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五、经典理论的中国适合性与现实路径

（一）经典理论的比较

大生产改造论主要是马克思、恩格斯等马克思主义者根据英国农业的改造经验提出的理论。这种理论的背景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资本利用市场规律兼并小农场，从而形成社会化的大农场，小农逐步两极分化：一极走向大农场，一极转变成无产阶级，即小农场因为其天生的弱点和不足将会逐渐为资本主义所吞并。社会化大生产论为许多学者所批评，三百多年来多个国家的农业历史发展历程也证明，小农并没有完全消失，资本主义大农场也没有完全占垄断地位，两者依然并存，这一点在资本主义最早的英国、法国均是如此，在实践其理论的中国也是如此。

集体化改造论认为小农天生的性质决定了其无法抵抗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必然会消亡，即使不消亡，小农生产也没有前途。因此，小农为了避免被资本主义大农场所吞并，需要通过互助组、合作社等方式走向集体经济和农村公社。集体化改造论要求大公有制取代小私有制，要求用社会主义改造传统农业。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起初都坚持用自愿的方式引导农民走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道路，但是两国最后都演变成了以行政强制迫使农民进行合作而集体化。集体化改造论最后都因实践条件不成熟或者执行不力而有所改变和调整，俄罗斯回归到了家庭经营或农民农场，中国回到集体和家庭的统分结合经营。集体化改造论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社会化大生产理论的发展，后者是资本主义大生产兼并小农经济，前者是用社会主义大生产改造传统小农经济，以避免资主义大生产的弊病和贫富两极分化。

纵向一体化论主要是指农业生产的一些环节分离出来成为其他企业的生产内容。这样农民农场就放弃了一些生产环节而专注于某些环节，从而形成生产一体化。恰亚诺夫的纵向一体化是在对社会化大生产和集体化批评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反对强制将小农合作社并完全集体化，而是希望在农民农场的基础上通过合作社进而纵向一体化，将农民农场与市场联系起来，同时通过纵向一体化将农民农场与国家联系起来并将其纳入国家计划经济的主流。从而使农民农场既有生产的自由，又能够享受合作社的好处。黄宗智的纵向一体化论继承了恰亚诺夫的理论精髓，但是他希望能够在国家支持的龙头企业一体化和农民自发形成的合作社一体化中找到一个均衡点，即找到“第三条路”，即不是国家化，也不是农民化，而是“两者兼有”的一种纵向一体化的改造路径。两者的目标有所不同，恰氏的目标最终还是走向某个环节的大企业、大生产，黄氏则根据中国的特点提出了“去过密化”的思路，并没有对纵向一体化的发展归宿做出了预测。

纵向一体化与大生产论、集体化论有着本质的区别，从改造的基础上看，前者是建立在家庭或者农民农场基础上的合作，后者是在消灭家庭或者农场的基础上的吞并；从改造规模来看，前者不强求规模效益，后者则追求规模效益；从改造时间来看，前者主张利用市场和农民的自愿，渐进自然形成，后者主张国家引导和干预，加速行政推进；从所有制来看，前者不强求公有制，主张在个体私有制的基础上改造，后者要求将小农改造成公有制、甚至国有化。另外，黄宗智与恰亚诺夫在纵向一体化、社会化大生产、集体化之间还有一个区别，黄宗智观点的前提条件是人地矛盾比较尖锐，人多地少，小农长期存在，而其他的改造理论则没有此要求，黄宗智是对中国农业发展的一种针对性研究。

人力资本投资论不仅在对前三种观点批评的基础上形成的，而且提出了一条截然不同的改造路径。舒尔茨认为，传统小农无法导致农业增长，关键是因为小农使用旧的生产要素，要促进农业增长，必须引进新的生产要素。新的生产要素，从供给上来看，一般企业不愿意生产，因此需要国家投资。从需求来看，农民需要一定激励，同时更需要一定的能力。所以，需要加大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力度，提高农民接受新的生产要素的能力。与前三种理论相比，人力资本投资论以家庭农场为基础，坚持市场经济，要求尊重农民的意愿，实施者主要是国家，国家通过投资生产新的生产要素，通过加大教育、在职培训及提高健康保障水平来改造传统农业。舒氏的理论与集体化完全相反；他也不赞成大生产论，即不认为规模是影响农业发展的关键因素；舒氏的理论在改造的基础、手段及所有制要求方面与纵向一体化有相似之处，但是在利益分享、组织化方面则有很大区别，后者注重利益的纵向分配及农民的组织化。

虽然以上几种理论的目标不同、方式不同，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相同的地方：一是都需要国家参与。不管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一体化理论，还是新要素及人力资本改造理论都需要国家参与，只不过国家参与的方式不同、参与的力度不同。二是都需要改变分散小农的弱点。马克思主义改造理论希望能够的组合实现，一体化理论希望借助外部力量实现，新要求及人力资本改造理论希望通过国家间接实现，只是借助力量的形式、规模不同。这两个相同的地方说明，改造传统农业国家责无旁贷，改造传统农业要克服传统农业的弱点和不足。

同时上述几点改造理论也有明显的不同：一是马克思主义改造理论侧重于所有制与组织形式变化，即通过生产关系的调整促进生产力的提高。二是一体化改造理论则侧重于组织形式的变化，希望通过组织形式的调整提高农户或组合农户（合作社）的生产力，是一种以内力为主的改造方式，但是不排斥与外部的产业连接。三是新生产要素及人力资本改造理论则侧重于通过外部间接作用于农民，内外部同时发来改造传统农业，主体是农民，辅助者是政府。

表1改造传统农业的五种理论（略）

（二）经典理论的中国适应性

经典理论产生于当时的社会实践或者根据社会实践而建构，也就是说经典理论是社会实践的产物，是对社会实践思维的产物。每一种理论有一定适应性和前提条件。现在中国小农经济又走到了十字路口，如何将当今中国小农引向现代化？已有的经典理论是否适合用于改造中国小农经济？这些问题都值得思考和关注。

首先要对当今中国小农有一个基本认识。当今中国小农既没有如马克思和恩格斯预测那样走向大生产，也没有消亡。小农现在还有很顽强的生命力，数量还很多，但是当今中国小农与传统小农还是有很大的区别：一是小农社会化、市场化程度提高，进入了社会化小农时期，小农生产和资源配置各个方面都面临着很多不确定性，另外市场化和社会化使小农接受新的生产要素的能力增强。这一点与传统小农也有很大的区别。二是小农生存问题基本解决，农业生产与家庭手工业的生产组合已经不起作用，取而代之的是农业生产与务工经商，农业生产逐步走向了兼业化、非商品化、妇孺化，逐渐出现了日本、台湾和德国的农业生产问题，并出现了老年人种田的比重增加、兼业经营的比重增加、自然生产的比重增加等现象。对于同一个家庭来说，务农与打工功能各异，务农主要解决吃饭问题，打工重点解决用钱问题。三是制度约束比较强，坚持家庭承包经营制，土地没有也不允许私有化，但是土地产权多元化，产权可以流转，所有权不能买卖，加上政府不主张资本下乡及人地矛盾还将长期存在，这样的小农生产将会在一个很长时期内存在。

鉴于当今中国小农的实际情况，我们来逐一分析经典理论的适用性。由于制度约束、现实的人地矛盾以及政策反对大资本进入农村的现状，无论是客观因素，还是主观因素，社会化大生产暂时不太适合用来改造当今中国的小农经济，既使允许资本下乡，最多也是英国、法国的结果，大生产与小生产各占“半边天”。显然，集体化改造当今的小农也不现实，一方面家庭承包责任制是对集体化的一种发展，也是对集体化经营的一种替代；另一方面，自由的农民也不愿意再回到集体化时代。所以集体化不可能再承担起改造当今小农经济的责任。社会化大生产理论不太适合当今中国只是条件不具备，并不代表其没有科学性。

纵向一体化理论的适用性则值得观察，恰亚诺夫的以合作社为基础的纵向一体化理想成份比较多，但也并不表示这种改造理论不行。黄宗智企图在龙头企业带动的一体化和自发合作社带动的一体化（中国称之为农业产业化）之间趟出“第三条路”，我的理解就是将政府的支持和农民的自发合作联系起来，但是究竟是一种什么形式，理论上不清楚，实践中也不明确。两者共同之处就是“农户+合作社+纵向一体化”，从内部解决问题，依靠农民自身解决问题。从理论上讲，这条路可以帮助小农走向现代化，而且这条路与日本和台湾的“小农+农协”有相似之处。但是对中国来说，利用此种改造路径面临四个问题：一是合作社能否成为所有农民的选择有疑问。日本和台湾能够通过协会走向现代化，主要是两个地区有协会的传统，中国大陆则没有这种制度安排。二是中国纵向一体化，即农业产业化已经实施了20多年，其成效并不显著，它能否承担起改造小农经济重任，目前没有看到这种希望。三是从内部即依靠小农自身改造小农经济，显然不现实，否则不会有这样多的小农经济改造理论。四是纵向一体化虽然能够促进农业发展，但是如何能够帮助农民增收，即纵向一体化的利益分配问题始终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不解决，纵向一体化将会受到很大限制。总体而言，我认为，纵向一体化值得实践，也值得期待，但是不能解决当今所有的小农改造问题。

人力资本投资理论也是从家庭内部、从农民自身能力着手进行改造，不同在于国家通过间接方式影响农民、帮助农民，进而提高农民的素质。其实，经过30年多年的改革开放，农民的教育程度大大提高，农民接受新的生产要素的能力也大大增强。但现阶段农民面临着全方位的社会化、市场化、全球化对其产生影响的现实问题，其拥有的素质和能力仍无法应对当今小农面临的风险问题、不确定问题、增收问题。因此，我认为，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对改造当今中国小农有价值，但是还需进行适当改进，才能够适应中国当今社会化小农的需要。

（三）改造传统农业的一条尝试路径

当今中国小农面临着全方位的市场化、社会化，[67]也面临着更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合作社的纵向一体化可以解决小农的风险问题，但是无法解决小农的能力提升和增收问题；人力资本投资理论能够提升农民的能力，但是无法完全解决农民的风险和不确定性问题。要兼顾农民能力提升、削减风险和农民增收目标，必须有新的思路。我们认为，社会化小农+公共服务网络可以兼顾三个目标，即通过全方位、立体化的公共服务网络对社会化小农进行改造。人力资本投资是从内部增强小农引进新的生产要素的能力，但是引进了新的生产要素还需要管理和决策，农民还需要管理和决策能力。当今中国小农面临的更大问题是价格波动、虚假信息、产品营销等与市场有关的问题。这类问题即使是美国的大农场主也不能完全解决。因此，改造当今中国小农最关键的是要增强农民应对市场风险的能力。我认为，建构公共服务网络，进而从外部增强小农应对风险和不确定性的能力，[68]即“延伸农民手和脚、延长农民的眼晴和大脑，使农民在充满风险的市场海洋中有一根拐杖”。

人的能力分为两种：一是依靠自身教育培育出来的能力，如引进新的生产要素，在已有约束条件下管理和决策能力；二是依靠外部力量支撑添加的能力，如公共服务网络帮助农民收集、分析信息，甄别虚假的信息等。可以如下理解，如果通过教育培育的管理、决策能力（包括引进新的生产要素）为100单位，公共服务网络则能够进一步提升管理和决策能力，从100单位增加到150单位，甚至更多。公共服务网络“支撑添加能力”必须依靠人力资本投资培育的能力，离开了后者，前者也无法独立存在，但是没有前者，后者也会受到很大的局限。

公共服务网络能力建构主体有三个：一是政府，二是社会，三是企业。政府通过提供基础性的公共服务增强农民生产经营方面的能力；社会通过提供互助合作增强农民组织方面的能力；企业通过提供种苗、产销专业服务提升农民的信息接受能力和营销能力；通过改善农民人力资本投入条件提高农民的经营能力。公共服务网络支撑添加的能力与人力资本投资培育的能力共同解决当今中国小农所面临的自身问题和外部风险问题。

在此，我得出本文的结论，对于当今中国的小农，我们称之为社会化小农，可以再次从早期马克思主义出发，并借鉴恰亚诺夫和黄宗智的纵向一体化理论进行改造，但这有一个前提条件——农民有合作的需求，即有合作需求的农民、地区可以通过以合作化为基础的纵向一体化方式进行改造。对于尚没有合作需求且不愿意进行合作的农民，最现实的改造途径还是将舒尔茨的人力资本改造论与公共服务网络改造论结合起来，从内外两个方面提高农民的能力。在此我将本文的观点概括为：能力改造论。[69 ]能力改造论是针对当今中国小农全方位社会化所提出的观点，也是一种尊重农民主体地位的改造途径。对于政府而言，还是一种操之在我的改造方式和方法， 是一种积极的改造方式，但是有别于集体化改造。也许这是一条改造中国小农经济、提高其能力一条切实可行的途径。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上），第44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下），第1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74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8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35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

[7]《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1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6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8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

[11]《列宁全集》第6卷，第3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

[12]《列宁全集》第5卷，第237-23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

[13]《列宁全集》第5卷，第21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

[14]《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3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年。

[15]《列宁全集》第6卷，第28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59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3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4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

[20]《列宁全集》第35卷《前言》，第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

[21]《列宁全集》第35卷，第3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

[22]《列宁全集》第41卷，第14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

[23]《列宁全集》第29卷，第27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

[24]《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1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

[25]《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2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

[26]《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1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

[27]《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2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

[28]《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年。

[29]《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7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年。

[30]《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190－19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年。

[31]《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1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年。

[32]《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264－26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年。

[33]《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年。

[34]毛泽东：《青年团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毛泽东选集》第5卷，1977年，第87页。

[35]毛泽东：《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谈话》，《毛泽东选集》第5卷，1977年，第120－121页。

[36]毛泽东：《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毛泽东选集》第5卷，1977年，第245页。

[37]毛泽东：《只有合作化才能够抵抗天灾》一文的按语，《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1956年，第548页。

[38]毛泽东：《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谈话》，《毛泽东选集》第5卷，1977年，第122页。

[39]毛泽东：《青年团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毛泽东选集》第5卷，1977年，第87页。

[40]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1966年，第1366页。

[41]毛泽东：《批判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毛泽东选集》第5卷，1977年，第81页。

[42]恰亚诺夫：《农民的经济组织》，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256页。

[43]恰亚诺夫：《农民的经济组织》，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263－264页。

[44]恰亚诺夫：《农民的经济组织》，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268页。

[45]恰亚诺夫：《农民的经济组织》，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268页。

[46]恰亚诺夫：《农民的经济组织》，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269页。

[47]恰亚诺夫：《农民的经济组织》，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269页。

[48]黄宗智：《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法律出版社，2010年，第145页。

[49]黄宗智：《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法律出版社，2010年，第146－147页。

[50]黄宗智：《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法律出版社，2010年，第147页。

[51]黄宗智：《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法律出版社，2010年，第148－156页。

[53]黄宗智：《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法律出版社，2010年，第158页。

[54]黄宗智：《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法律出版社，2010年，第159页。

[55]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商务出版社，1987年，第61页。

[56]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商务出版社，1987年，第65页。

[57]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商务出版社，1987年，第61页。

[58]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商务出版社，1987年，第80页。

[59]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商务出版社，1987年，第82页。

[60]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商务出版社，1987年，第78页。

[61]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商务出版社，1987年，第126页。

[62]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商务出版社，1987年，第131页。

[63]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商务出版社，1987年，第132页。

[64]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商务出版社，1987年，第133页。

[65]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商务出版社，1987年，第152页。

[66]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商务出版社，1987年，第132页。

[67]笔者与徐勇教授将此称为社会化小农，即社会化程度非常高小农户。

[68]公共服务提升小农是笔者与徐老师讨论中，徐勇教授提出的观点。他认为，社会化小农的风险需要建构公共服务体系提升小农的能力。笔者在此基础上提出外部添加能力与内部培育能力结合起来，共同改造当今中国的小农。

[69]笔者将舒尔茨的改造论和我与徐勇教授提出的改造论统称为能力改造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