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年的经济变化和社会转型令人瞩目。然而，不同于对经济变化方向的确定性认识，学界对社会转型的看法充满争议。[3]争议中的一个核心议题是，中国社会的变化是否具有“公民社会”成长的含义？肯定者说“是”，否定者说“不是”。
问题出在如何证明“是”或者“不是”上。我们发现十分有趣的现象：在证明自己观点的时候，各方都力图用“组织”的证据说服对方。显然，他们拥有共享的定义和分析标准：这就是，用“社会组织及其自主性地位是否存在”，说明公民社会在中国是否在发展。这一视角影响了众多学科，在国际和中国学界，“组织”发展成为一般公认的分析指标，用来衡量公民社会的发展程度。
比如，历史学者关注民间社会组织——乡村士绅集团、城市商业协会、市井社会集聚场所的发展，他们试图证明，传统中国存在着有组织的公共空间及其活动、或称“第三域”（黄宗智等：1997）；政治学者挖掘社会力量及组织形式——社会参与和选举的增长，他们试图证明社会多元力量的组织进展（G.White: 1993, Baogang He：1997,J. Howell: 2004）；[4]社会学者则观察社会连带（Ties）组织，特别是集聚公共利益的次级组织——公民团体和非盈利组织的发展，以证明这些组织不同于官方的、构建公民社会的作用（V.Nee：1996；Martin K. Whyte：1992;蔡晓莉：2006）。这些研究的提问，遵循“社会组织（发展）－>自主地位（确立）－>公民社会（成长）”范式，研究者的主要工作，是力图发现中国历史和现实中存在的社会联合是否组织化、是否具有独立于国家的作用。在有关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的经验研究中，这一范式享有支配性的分析地位，甚至世界银行的年度报告,都使用此唯一指标，将民间（非赢利）组织的数量进展,看作是一个国家内部公民社会发展的主要证据。
值得重视的是，上述分析范式对于中国的观察结果受到怀疑。
已经有大量研究发现，中国虽有相当广泛的、非官方的社会组织传统，但其并非具有独立性地位和专有的价值理念。比如，孔飞力指出，中国的城市社团和士绅集团一般被当作制衡国家力量的证据，但是在历史上，这些组织针对官方的权力挑战从未发生。不仅如此，他们与体制的关系往往是合作、而非制衡性的。这表明，中国乡村士绅集团的基本角色，是发挥勾连国家和社会的桥梁作用( P. Kuhn, 1994 )。传统上地方政府的重要公务，比如税收，常常依靠民间非正式的渠道完成。所以，士绅集团实为中国地方的非正式政府，地方权力在官吏（政府）和士绅（非正式政府）之间，以非正式的方式进行分配（瞿同祖，【1962】2003）。许多貌似“次级社会组织”的地方性单位，根据特殊主义原则的社会关系组成，他们难以成就公共价值，因而无法定义为真正具有“公共”意义的社会组织（张静，2003）。同样，商业协会和团体的行为目标，不是维护自主地位，并与官方体制保持距离或划清界限，而是和后者融合一体，谋求并扩展共同利益：商人社团通过和官方的关系得到市场机会、优惠政策和融资许可，而官员则通过帮助商人盈利获得经济收益（Solinger, 1993）。这一特殊的关系结构，被芒克称作“商业化的共产体制”（D. Wank, 2001）。对中国非盈利组织资金运作的研究亦显示，中国民间组织（NGO）多数为官办或半官办，它们的财务运用，包括目的、理念、结构和规则，与官方组织并无明显差异（康晓光，2001）。显然，这一结构根本不同于“权力－市场，国家－社会”的分立发展。
这些研究结论提出了棘手问题。在其他地方定义为“社会组织”的机构，虽然在中国也被发现，但就性质、行为和作用而言，其公民社会意义上的特征－—公共角色、独立性、推进公民社会成长等涵义——并不十分确定。这些现象提示，在不同的制度条件下，同样的社会组织可能行使不同功能。比如在中国，类似名称的“社会组织”虽然存在，但需要仔细辨别这些组织的活动内容和行动目标，才能确定他们的真实作用是否具有“公民社会”的含义。
上述现象使研究者面临挑战：由于中国组织和社会结构的特性,单一的“组织”视角难以令人满意的处理公民社会论题。这一点给我们提出的问题是，“组织”标准的敏感度如何？（Gerd Mutz, Nicola Benda, Meng lingqi，2006: 4）[5]它是否能够充分、有效地反映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状况?在目前中国这样的社会里，组织发展是否是公民社会真正有价值的证据？仅仅运用组织的指标，是否能够准确测量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
更进一步的问题是，中国的公民社会发展及其观察，是否应遵循在别处的“常态”范式，它是否可能按照反常态的形式出现？如果是这样，除了“组织”迹象之外，中国是否存在具有“公民社会”涵义的社会进展？能够反映它进展的基本事实是什么？有没有更敏感的替代指标帮助观察并说明它们?什么样的指标能够有效扑捉社会深层的发展迹象，准确反映中国公民社会意识和行为发展的多样性？
本文希望提出另一个分析指标——（社会言论中的）正当性理据，来协助观察中国社会的变迁、尤其是公民社会的成长事实。原因是上面提到的，在中国，仅仅使用“组织”指标，可能发生误导，也可能测量到的变化很微弱。但如果我们将研究的对象目标，从惯常的组织转移到社会成员本身——他们的想法、态度、言论及活动，分析其中包含的、普通人对公共事务的评价逻辑，一些重要的社会变化可能更容易显现。为此，本文尝试以社会言论为材料，透视对刑事案件当事人行为的评价，解析人们对某种行为进行正当化（或非正当化）时采用的逻辑，本文称之为“正当化理据”。
本文采用这一分析工具，建立在以下预设的基础上进行。
（1）评价性的社会言论能够反映社会成员对他人、及社会行为的正当化逻辑，它的背后是社会公正观念支撑。而社会成员广泛共享的公正观念，不仅能够反映社会意识形态和价值原则，而且能够影响人们对制度规则的认同和服从秩序。所以，它可能透视出分享、认同、关心和参与等公民性的发展迹象。这些迹象原则上同质于公民社会的成长。
（2）这一点所以重要，在于社会认同与制度变迁的关系。制度变迁理论已经证明，社会成员拥有的正当化逻辑变化虽然是悄声无息的，但是作为基础层次的变动，它可以导致人们对新行为的期待、对新规则的认同，从而引发相关的制度变迁。原因是社会认同能够构建社会秩序和权威。大规模的主观认同——人们的同意、认为什么是正当、正确等想法的变化，将导致行为（规则）的改变。
制度变迁研究的最新进展已经证明，社会变迁及其制度化的过程，一般存在四个连续递进的现象：
研究证实，这四个递进现象的中心环节是第三点：对差异行为和规则的“正当性阐述”。它聚焦于社会成员认为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向社会讲述为什么对，等同于进行是非判断并讲道理。其中隐含的道理如果具有公共性价值，将影响公众，进而反映、传达、并造就更广泛的社会认同，使得愈来愈多的人运用新理据行动、并评估他人和社会。因而，正当性理据的阐释，是为推广新规则（新制度扩散、变迁）的关键（Hayagreeva Rao, Philippe Monin and Rodolphe Durand, 2003）。
（3）“正当性理据”可以帮助我们观察，制度规则何以被正当化（或非正当化），社会持有的正当性理据和官方意识形态、及其和法律文件背后的基础性原则是否一致，从而发现潜在的社会变迁走势、性质和意义。
“正当性理据”分析工具能够处理社会认同现象，关注社会成员的理念改变,因而对“公民性”的观察更加敏感。它不再受制于某种特定的组织背景,凡是符合公民社会原则的实践——态度、行为、习惯等等证据，都变得重要。从这一视角出发，显示公民社会进展的标识就增加了，比如，公民意识、社会公正理念，社会成员将行为正当化的理由和根据，等等。这一分析工具可用于测量公民社会的地方，在于关注人们普遍拥有的公共信念、道德和价值原则。它长于“组织”指标的地方，是能够处理前者不易处理的问题。比如，社会建构行为正确或错误的标准和逻辑是什么？其中是否存在确定的原则被经常使用？社会怎样定义它们的？社会言论怎样参与并影响这一定义过程？有哪些不同的原则正在被社会成员广泛接受为新价值？新旧定义遵循的不同原则是什么？在这方面是否出现了变化？是什么含义的变化？这些问题有助于揭示隐藏在社会深处的趋势性变化。
很明显，新视角的提问意识不同于“组织”视角。原因是我相信，组织变迁是社会认同变迁的结果。认同原则的变化之所以有价值，在于它的推进作用：通过正当性原则的传播，引发社会成员放弃从前的支配性定义，认同新原则乃至新的制度规则。如果公民社会意味着一系列新的社会价值、原则、组织和规则出现，并在未来逐步得到制度化，那么，社会言论中的正当性理据变化，正是显示公民意识、社会成员之认同和共享内容的重要迹象。而如果仅仅关注组织，我们可能忽略这些基础性变化，因为一个和公民社会组织同名的机构，仍然可能实践和公民理念无关的事项。
本文使用“比较－案例－定性”研究方法，重点在描述变化的走势，而不是测量它们的广泛显著性，后一工作需要由进一步的定量研究设计完成。本文的案例比较围绕两个概念进行——“象征边界”（symbolic boundaries）和“理据次序”（orders of justification）。前者指人们怎样、用什么标准划分边界，进行人群归类，比如划分“我们－他们”，建立群体之间的差别（好人、坏人、友人、敌人、富人、穷人、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等），以便在公共关系中相互识别和指认。后者指人们使用的理据原则怎样排序，特别是多种原则何者为首要？其重要性次序是否发生改变？
这两个概念得益于社会学分析概念的新发展。我同意M. Lamont的说法，每一个民族都通过历史和制度的途径，使其成员更容易利用某些特定的工具。不同民族可能利用不同的工具，去建构和评估他的周围世界，他们评估外界所使用的标准显示出分布不均的特征（M.Lamont，2005，页11）。但，这两个概念工具的可用之处在于，它们既可以处理一般性命题——帮助人们观察测量不同社会的状况，并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又可以处理特殊性命题，观察某一独特社会区分群体的标准和理据排序。
运用“象征边界”概念，我将重点放在社会言论（对“罪犯”）进行身份划分的标准方面：观察人们用什么标准划分好人（坏人）的边界（把人划分为不同的群体），用什么标准对当事人的身份进行分类。我将观察这些标准在三个案件中是否变化。运用“理据次序”概念，我将重点放在人们运用不同理据的使用频率方面，用这一点显示某相关原则的重要性地位。我希望从社会言论中发现人们认同的重要原则，说明哪些原则居于主导位置。
总结而言，运用这一方法，在下面的分析中，我的关注点有三：第一，关于象征边界的确定——人们用什么标准给当事人的行为定性并定位？第二，关于理据次序——对于是否有“罪”给予的理由中，人们经常使用的论据有哪些？重要性怎样排序？第三，关于理据变迁——随着时间（30年）推移，上述这些标准、论据和排序发生了什么变化？这种变化意味着什么？
1968年，一个陌生人在安徽林阜车站乞讨，当地群众问他从何处来，是干什么的。他高声说：我是革命的。群众不信：“如果你是革命的，为什么不回去抓革命促生产，而是到处要饭呢？”汪平在其中，他断定，陌生人是当地一个群众组织的头目，于是从车站食堂拿来一根茶杯粗的棍子，往生人腿部猛击，将其打到在地。很多人参与了打斗，引来百人围观，导致客车难以通过。一段时间以后，车站长要求他们不要聚集车站。此时陌生人已经无声息，有人提议埋掉，于是汪平把他提了起来，人们在坟滩找到了一个浅坑，将其埋掉。
后经调查，死者姓陈，“参过军，曾任部队班长、排长等职务，立过功。”[7]由于其革命身份被确定，汪平的行为性质发生了转化（王国勤，2005: 43）。[8]此案从无人追问，成为当地家喻户晓的杀人活埋案。汪平8月27日被拘留，他辩称，自己以为陈是“五湖四海”组织的头目，该组织把国家东方纸板厂的几百吨草烧掉了。
其后，林阜群众广泛开展了“汪平定罪的讨论”。林阜镇永建居委会，跃进居委会，中兴居委会，大公生产队，桦树科生产队，综合服务社，林阜镇建筑革委会，食品站学习组，镇竹业社等，先后召开了多次案情揭发和分析会。当地派出所、革委会、专区人保组等单位进行了大量访谈，了解群众意见，获得谈话记录19份。在广泛进行调查的基础上，派出所提出，“汪平是个屡教不改的变质分子，社会影响极坏。为了教育本人，维护社会治安，要求对汪平依法惩办”。[9]
（他）“违反生产规章制度；不参加单位政治学习；破坏征兵工作；违反婚姻法；留宿来路不明的人，和当地不纯分子来往；不申报户口，出门不请假；私自贩卖货物（竹子香烟）牟取暴利”；（他）“生活得很富裕，总是吃肉”，可以“随手从荷包里掏出5元一张的票子一扎”；[10]（他曾经）宣扬杀掉革命干部刘某，公开骂市管干部路某，说他们“比土匪还狠”；（他）仇视人民政府，不满党的方针政策，言谈中总是攻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11]
“受害者陈出身贫下中农，参加过八路军，和不可一世的日本法西斯较量过，参加过抗美援朝，和武装到牙齿的美帝国主义较量过。陈有战绩和战功，是有功于国家和人民的好同志”。[12]群众要求“要杀汪平，因受害者是贫下中农……”。[13]
“汪平极其卑劣罪恶的政治目的是：企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实现梦寐以求的资本主义复辟。……便于阶级敌人出笼，蠢蠢欲动。（他）为帝修反提供污蔑文化大革命的毒弹，便于其主子进行反革命宣传，妄图诋毁文革在世界范围内的深远影响和历史意义”。（他）“杀人是手段，达到天下大乱是唯一的目的”。[14]（汪平的行为是）“无政府主义，破坏了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即使不杀掉，也应判处无期徒刑”。[15]
“汪平不是一般的杀人犯，而是反革命杀人犯，他是帝修反的别动队，我们最凶恶的敌人”。[16]在案例档案附属卷中，有37份“群众意见”，日期都是70年9月5日，很多意见写在小纸片、练习本纸张、香烟包装纸、食品包装纸、甚至是草纸上。上面充满“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强烈要求将杀人犯汪平立即枪决”，“打到杀人犯汪平，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等口号。[17]
“汪平杀人后在林阜挑起了不良风气，武斗、赌博、投机倒把泛滥，社会歪风一天天高涨。农村不搞春耕生产，夜晚搞男女，老少吃不安，睡不眠，严重破坏了文革，社会秩序遭到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破坏”。[18]
在这桩60年代发生的刑事案件中，大量群众意见给出的“有罪”理据，基本采用平时政治立场标准衡量。其推论逻辑是，根据汪的一贯政治表现，断定他的立场错误，定位于政治敌人类别。结合被害人的“好人、曾经立功者”等身份讯息，群众将他定位于“革命立功战士”，从而推论汪平“政治性”的杀人动机、性质和社会后果。其中，汪平在社会生活中的反体制言行，是群众判断其政治立场的重要证据，而且这一点，被认为直接和此刑事案件的发生有关。这表明在当时，在公开场合和公共言论中，区分好人和坏人（群体边界）的基本标准，是他们对制度体制的政治态度及平日政治言行表现。
1979年，新疆某建设兵团女青年蒋爱珍，被风传有“作风问题”。单位连续组织会议，让其交待不正当男女关系。各种大字报和漫画贴在墙上，言语污秽不堪。这些活动阻止了人们接近她，蒋陷于孤立委屈中，为此她精神恍惚，但被认为是装疯卖傻。蒋爱珍曾多次请求上级开展调查，处罚造谣者，证明自己的清白。在多次努力未果的情况下，蒋独自开枪射杀3人，包括一名副职兵团领导干部。因此，她一审被判死刑，最初定性为“反革命杀人案”。被杀的三人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单位为死者开了隆重追悼会，送了花圈，一些相关人物事后得到调任、重用和提拔。事后上级法院接到大量群众来信，要求进行案例复审，一些报刊文章开始置疑此案的公正性，引起舆论的广泛讨论。[19]
公众在来信中认为，蒋虽杀了人，但不应判死罪。他们的理由是：
（她）“为人老实，庄重，矜持，不象一贯作恶的；她一贯工作积极，思想进步。一九七三年加入共青团，一九七六年入党，同年被选为党支部委员，兼团支部书记。”[20]而且，“在该事件当中，蒋曾依靠领导和组织，写过申述，找过团长，”但是没有起到作用。[21]
蒋在“申诉无果，走投无路，身心受到极大伤害之后才杀人。”“除去她本人应当担负的责任外，不能不看到以下三方面的因素：第一，（单位中）李某、谢某等人的造谣侮蔑；第二，工作组杨某的违法乱纪——以组织名义开批斗会，贴大字报，搞政治运动，成立专案组等，逼迫蒋当众交代问题；第三，兵团某些领导的派性和官僚主义做法。”[22]
“她的自由人身权利受到侵害、甚至折磨。比如，工作单位十多次找她谈话，迫其写检查；单位组织大会批评揭发，要求她交待、把问题说清楚；单位强迫蒋做妇科检查；”单位以“群众要求”名义向上级党委写报告，制造社会舆论和精神压力；孩子们在大街上骂蒋是“破鞋”。“这些迫害足以激发极端的义愤情绪，使蒋行为失控，否则她不至于杀人。”[23]
由于蒋受到冤屈，“她的斗争具有正义性”，值得敬佩。全国成千上万的工人、农民、干部、学生和解放军，给政法机关来信慰问，要求轻处她，“这表达了群众的心声、愿望和感情”。[24]香港三家公司在港九地区发起万人签名、请愿“枪下留人”活动。[25]从1979年10月到1980年3月的5个月时间里，（杂志）编辑部收到15000封信件。石河子法院在13天内，收到各省和海外来信833封，署名有个人有集体。人们寄钱寄物，求婚认女，要求免费担任辩护律师等。蒋在看守所期间，也收到很多群众来信慰问。[26]群众认为，蒋杀人犯罪，应依法伏法；但她不是反革命分子，希望从轻判处，同时对诬陷人依法追究。在蒋案再审之前，“法院已经发出1000张旁听证，但再审中很多群众通过各种方法要求旁听。”[27]虽然有相反意见认为，迫害她的人有罪，“但罪不该死，如果把蒋当成英雄，就是对正义的颠倒”，[28]不过此声音较弱。
虽然三位被枪击的受害者身份都是“革命干部”，但在80年代对蒋案的公共评论中，人们已经少用“革命”、或“反革命”划分当事人身份，而是使用是否是＂好人＂，是否经常帮助他人作为“好人”的标准。虽然蒋爱珍的单位还试图采用政治标准定性，但社会言论不接受。相反，见诸报刊的舆论认为，部分单位领导的做法侵害了蒋的名誉，导致了杀人的后果，革命或反革命言辞属于不当上纲上线。在蒋爱珍该定何罪的讨论中，群众言论将反迫害的正义性原则，排列在杀人抵命原则之前。该逻辑虽然也突出了当事人和被杀人的比较，但不是政治立场和政治身份的比较，而是他们各自的行为比较，人们认为蒋杀人的正当性来自于被杀人的错误行为在先。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正当化逻辑中，蒋爱珍的平时“政治表现”仍有一些作用，但重要性已经大大降低，其中的政治含义也已经不是政治立场，而是是否“思想进步”，是否在监狱中有“助人”表现等。这一变化，意味着人们将判断的重点，从政治立场转变为（较少政治性的）实际行为准则：是否老实，是否助人等。
2005年，甘肃民工王斌余被其老板欠发当年工资。王多次当面讨要未果，反遭驱赶漫骂。一日，他自行准备了刀具，闯进老板家，再次讨要工资并发生激烈争执。最后，王杀死四人，一人重伤。法院一审判处王死刑。该案引起网上广泛的社会讨论，网络统计“民意”的结果显示，多数网民认为王不应判死刑。
“他们本身都是无辜的受害者，都是被强势群体和大小权贵们长期地、再三地苦苦相逼，陷入绝望的万丈深渊，而他能接触到的整个社会体系却又无比冷漠，对他们的悲惨遭遇视而不见，甚至还趁机落井下石，让他们感到极端的无助”。[30]
“他们饱受强势群体和大小权贵们的剥削，在现行体制中没有被赋予合理反抗权。他们多次寻求过合理、合法方式反抗，但再三受挫之后，忍无可忍地选择了不合理、不合法的方式进行反抗，显然是可以理解、值得同情的。”[31]“王斌余的讨债是理性的。他一遍遍地找包工头，找劳动局，找法院，而不是一语不和，就把刀子架在别人的脖子上。”[32]“王案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工作存在的缺憾”；[33]“农民工利益屡屡受损反映出一种权利的缺失。"[34]
我们解决纠纷的机制，对于王斌余这样的群体确实保障不够，使得其无法获得社会救济。在这种状况下，王虽然罪行重大，但是其中也蕴涵着深刻的社会或者国家责任。“为什么只由弱者承担相关的消极后果？对弱者走投无路时所用的暴力、“非理性”行动，单方面地追究其责任，这是否公平？”……“这些后果或成本，应当由包括强势者在内的全体公民去承受”。王斌余们在不能获得及时、有效的权利救济，且在遭受违法者（欠薪行为已属违法）新侵害的情况下，所实施的报复性行动，不能由他们承担全部的责任。[35]近现代法治禁止私刑、报仇是有前提的：公共权力能够足够有效地实现公平正义。如果这个前提不具备，或者受动摇，那么惩罚私刑或报仇行为，就具备正当性。[36]
值得注意的是，和先前发生的刘涌案相似，在王案中，法律专业人士的意见与大众言论不同。专业人士认为，“媒体报道不得干预独立审判，这是法治国家之铁律无疑”。他们提醒媒体和专业人士，“要警惕自我身份的过度膨胀，警惕对社会问题的忘情关怀越过严格的职业准则，进而危及社会的法律底线”。[37]部分法律专业人士发问，“民意和舆情对司法审判的介入，是否违背程序正义？”[38]
网络公众对王斌余行为的看法，围绕两个逻辑讨论：其一：弱势群体受到强势群体的欺压，被不公正对待，而王的行为和这一群体整体上的处境有关。其二：公共救济渠道不畅通，社会如果无法有效惩治不法（比如欠工薪）行为，王等就会用极端的方式自讨公正。在说明王的行为时，这两个逻辑都超越了王本人，力图指向更一般的因素——王所在的群体处境和社会制度的救济能力。网络言论的主导倾向认为，是社会体制处理“不公”问题有障碍，于是王不得不用极端的方式自己处理：
“他与他的苦难兄弟姐妹们过着猪狗不如的日子，但他没想去做小偷，或强盗；”[39]“王斌余为什么会这么绝望？他代表的一部分农民工为什么会这么绝望？道理很简单，他的对手非常强大，一个包工头对他来说，就好像一个专制君主一样，说给钱就给，说不给就不给。为什么没有办法，因为他太弱了。他太弱，……关键是他没有一个组织的表达，没有一个制度性的表达途径。比如王斌余去找法院，审理的时间将非常长；他去找劳动部门，劳动部门也帮不了他太大的忙。那他还能不能去找别人呢？没有别人了。所以他只有自救，自救的途径不一定很有效，而且很容易犯罪”。[40]
这些讨论的基本逻辑，是再次对王的身份进行群体定位。但这一定位不是根据政治立场和平时表现，而是根据王所属群体的处境——经济（财产）、社会（地位）、和政治（法律权利）状况，指责现有制度对这一人群的反应不公正。人们采用的衡量标准凸显了更为一般化的价值原则：社会平等和制度公正。运用这些原则，社会言论将当事人的个人行为上升到群体和制度等公共层面来理解，认为个人过激行为的出现，是他们所属的群体被不平等或不公正对待的必然后果。
上述逻辑，将已经淡化的经验——（60年代汪平案中）对刑事问题的政治化处理——再度强化起来，不过这次标准不同：不再是政治立场标准，而是社会分层和平等标准。这一点，在最近几年发生的案件评论中都很明显，社会言论对于《物权法》的分歧意见之一，也是基于哪一阶层能够获益的逻辑。这一逻辑表现为,先对当事人进行阶层定位，把他们放入一类人群中，凸显他们的弱势群体、常受欺凌，被不公对待；而后把当事人行为导向体制分析。比如王斌余案，社会言论把王和所属群体看成被体制疏忽的一类，认为，由于面对的不公处境得不到更正和有效响应，他们遂走向反强势的暴力结局。在这个案例中，社会言论不再关注当事人思想表现是否进步，而是他属于什么经济政治地位群体，是否守法，是否按照规定的程序做事，是否被公正地对待。据此，不少网络言论将专家意见（重视司法的独立审断，强调坚守程序），看成是官僚群体或富人群体的帮凶。另外，和前面两个案例相比较，社会言论的分歧显现，“异口同声”的情况不复存在，不同人采用的标准呈现分化：部分人重视理性和程序，部分人重视当事人的弱者地位和体制保护能力。这显示，在政治化重现的基本趋势下，社会言论出现了明显的价值分歧。
上述三个案件历时30年，相隔大约10年，其中变化包含诸多信息，可能反映社会言论价值尺度的走向。我们既可以发现若干延续性的东西，也可以发现新的变化。现在让我略为总结。
对于当事人行为是否有罪，是什么罪，为何有罪，公共言论的主要理据显示出变化：从政治立场，到思想表现，进而转向社会阶层（身份）；划分人群的界限，从敌－我，到好－坏，再到贫－富，标准从是否同主流意识形态立场一致、到是否追求进步，进而转向平时是否守法助人，再到政治经济地位：是否被平等对待，其权利是否受到体制有效的保护。如果将三个案例进行比较，政治立场标准在第一个案例的罪行理据中占绝对首要地位；这一标准在第二个案例中则微弱许多；在第三个案例中，这一标准则根本未出现，社会言论定义一个“好人”的标准是守法劳动。观察趋势可以发现，在行为正当化方面，公共言论逐渐放弃了政治立场逻辑，当事人的思想表现以及他的政治观点，越来越和刑事证据无关。即，在行为是否正当的评价中，政治立场标准已经不是主要依据，不再占据主导地位。
但上述观察并非表明，刑事案例的政治化逻辑被社会言论放弃，只是此政治化非彼政治化。比如，汪平案中的政治化逻辑和当时正统意识形态并无差别；蒋爱珍案中重视的当事人平时表现，也含有体制认可的“追求上进”，当事人加入先进组织的请求，成为她思想进步的证据；而王斌余案的社会言论，则刻意与正统意识形态保持差异：言论指出王受到不平等和不公正对待，更抽象的规则诉求——社会平等和制度公正原则，愈来愈成为明显而基本的理据。
毫无疑问，这仍然是相当政治化的逻辑。它表现在，认为不平等和不公正的体制需要对当事人行为负责，由此将该行为和社会、政治、经济、法律体制联系起来，同时将个人行为和公共体制联系起来。联系的具体路径，仍然是先对当事人进行身份定位，设定象征（群体）边界，而后，将这一团体在社会中的处境，解说成当事人那样行为的原因。这里明显的趋势是，在行为和制度评价方面，社会言论试图使用自己的、不同于正统的正当化逻辑和正当性原则，但这些指涉仍然是高度政治化的。变化的部分是政治化的内容：原来是政治态度和立场，后来是群体地位和体制公正性，社会言论没有改变一直的倾向：将刑事行为和国家意识形态、乃至社会体制联系起来，并且从后者来认识这些行为发生的原因。社会言论将当事人个人间的伤害行为，理解为制度问题，认为是不平等的群体、不公正的社会体制伤害了个人，从而引起个人的反抗。
这一理解具有政治激进化倾向，不同于一般的刑事案例——将杀人行为看成是对公共安全的潜在威胁，在我们的案例中，社会言论将个人杀人行为理解为特指向某个身份集团的、对社会不公的反抗和挑战。
社会言论中新增加了经济收益标准，即受益者——受损者、富人——穷人衡量，并且对不同的群体，采取不同的行为正当性假定。同时，社会言论给予社会地位较低、资源较少、权利难以得到保障的人群更多的同情，给予高地位人群较低的正当性评价。和从前相比，这显示了正当性标准的差异化发展：从一种正当性理据（表现、或立场），向多种正当性理据（是否守法，社会平等，制度公正）发展，从统一对应所有行为的理据，向区别对待不同群体、不同身份的不同理据发展。
这一点反映出，单一意识形态支配性理据的地位降低，它转变为多元价值和多元立场共用。其中，地位平等原则，在社会言论排序中上升为首要理据；而专家重视的“程序”原则，在社会言论中排在较不重要的位置。缓慢而逐渐地,社会言论以及专家言论,都显示出与正统声称的差异,而现行制度是否能够体现平等原则，并有效保护弱者的权益，成为“应当责任”讨论的核心。
社会言论的参与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它从组织化到个体参与，从一致性意见、被动征求、动员参与、集体开会、接受教育，逐渐转向分歧标准、主动参与、自愿表达、分别（通过网络）发言、评点案件、期待影响判决处理。但和从前相似，公共意见被认为“应当”影响法律判决，[41]它往往以制造社会反响的方式，对判决形成压力。这一压力,对新近的几个刑事案件（刘涌、邱振华案）构成愈来愈明显的影响，显示社会言论介入定义"何为公正",社会成员开始尝试由"我们" (自己)来定义公正、而非被动接受给定的定义。
首先，它反映了，社会成员的认同有所转向：他们接受的公正理据，从单一的政治立场或表现，转向依赖多种其他的原则：守法、坚持程序、社会平等、制度公正。其中社会平等以及制度公正对于公民权利的保护能力，愈来愈成为衍生理据的重要原则。社会言论逐渐疏离正统，并刻意保持差异，围绕自己认同的原则阐释公正，并定义行为的正当性。
第二，它反映了，人们尝试经由活跃的社会辩论，生产出社会自己鲜明独特的立场和价值，生产出社会自己对于“何为公正”的定义，并促进其在社会成员中产生共享。社会成员的相互关注、分享和依赖意识增强，他们通过公开言论和辩论寻求支持，生产“团体”认同。这说明社会建构自我价值、促进理据分享，定义“公共”目标的意识和主动性在发展。
第三，它反映了“政治化社会”的某些特征，以另一种方式持续、甚至强化：社会言论容易将法律事项和经济社会政治体制联系起来，把极端行为归因于后者。这显示出理由不同、但逻辑相似的政治激进反应。
第四，它反映了，社会价值的共享和分化都在发展，社会言论的参与者增加，相互的情绪强化增加，观点交流和影响增加，但他们并非自我认同属于一个言论共同体，因为分歧和差异也在增加。一方面，社会言论中较为共识的价值为权利平等和制度公正，另一方面，若干价值的排序在不同成员间出现分裂，这种分裂，沿着社会团体的身份差别而展开。这预示着社会分歧加剧，具有极端和激进倾向的社会言论文化出现。
政治社会学者普遍同意，社会秩序的形成依赖支配关系的设置，而历史上基本的支配关系有两种：公意支配和命令支配（civic domination, command domination），它们属于不同的社会支配形式。[42]在人类社会的早期阶段，绝大部分人被排除在公意支配之外，社会受到家族、种族、君主的命令支配。而在今天看来，这种关系不是公意支配，因为它不是来源于公共意见的集合，而是来源于某种传统承认的、未经限制的权力。用这一标准看来，命令支配不是公共权力，因为不是经由组成“公共”的个体代表定义并授权的，其中也不存在公共与个体的区分和联系机制，即公共权力和个体权利无关，“公共”权力的形成和个体权益保护无关，个体不参与定义、控制公共权力，也不关心公共权力的实施程序。
而公意支配须以组成“公共”的个体需要和规则认同为前提，此时发生的社会现象是，由社会成员经公共讨论阐述这些需要，并将其抽象为一系列基本的原则，进而运用它们衡量社会或他人行为的正当性，以扩展社会价值的分享。这一过程必有公民性的发展相随。因为，社会个体如果不同时也是公民，强烈关注、参与、分享、定义有关自己权益的、共同需要的行为原则，就无法建成公共支配关系，也无法影响体制变迁/并对自己施加保护。我们在三个案件的公共言论中看到了上述性质的发展，虽然还极其微弱。
对这些刑事案件的社会反应特别有意义，原因是它们都针对个体和公共的关系:都需依赖对个体权利和公共权力、个体过失和公共过失、个体责任和公共责任进行区分和联系的思考。公共言论中包含这样的信念：如果平等和公正（对待）被定义为——每个公民都同样拥有基本权利/并被同样对待，那么，对此的触犯以及保护缺位就是不可接受的。这里已经显示出对“公共”的初步看法：“公共”是平等分享，不属于某一集团，也不能仅仅来自某一类人的定义；“公共”是公开的、可接近的、一般化的、由公共定义、并且和公共利益有关的事务；如果一些权利被某些阶层独享独占，则是不平等和不公正。
平等分享是公民权责（citizenship）的内容，需要以社会成员的共享和担当为前提，它特别依赖于公共和个人的区分，依赖于社会成员作为私人和公民的区分，依赖于人们对公共性的认同、坚守和默契。公民性，即社会成员个体作为公民，追求文明、共享、互赖和自治的意识和能力，是上述所有这些发展的基础，它是发生各种公共关系、公共原则、公共意识、公共治理、乃至公共责任的来源。
而上述社会言论正当化逻辑的变迁迹象表明，虽然过程缓慢，但这一含义的公共意识和公民能力，正在中国发展。
Victor Nee, The Emergence of a Market Society: Changing Mechanisms of Stratification in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1: 908-949，1996；
Baogang He, The Democratic Implications of Civil Society in China, Macmillan Press LTD, 1997；
Martin K. Whyte, Urban China: A Civil Society in the Making? in Arthur Lewis Rosenbaum, State and Society in China: the Consequeuce of Reform, Westview Press, 1992；
Philip Huang,ed., Modern China, vol.19, no.2，April 1993；
Gordon White, Prospects Civil Society in China: A Case Study of Xiaoshan City,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 29, 1993；
Jude Howell,ed.,，Governance in China, Rowman & Littlefield, 2004；
P. Kuhn, Civil Society and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a conference paper translated from France,1994；
Theda Skocpol, Advocates without Members: The Recent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Civic Life ,in Theda Skocpol and Morris P. Fiorina, eds., Civic Engagement in American Democracy,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1999,pp461-510；
Theda Skocpol, Diminished Democracy: from Membership to Management in American Civic Life,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2003；
Mary Backus Rankin, Elite Activism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Zhejiang Province,1865－1911;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Lisa J. McIntyre, Law in the Sociological Enterprise, Westview Press, 1994；
Dorothy J. Solinger, From Master to Marginal in Post –Socialist China: The Once-proletariat as New Excluded
Entrepreneur, 载古学斌，李明琨主编《华人社会中的社会排斥与边缘性》，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政策研究中心出版，2005，页4；
D.J. Solinger, Urban Entrepreneurs and the State: the Merger of State and Society, in D.J.Solinger, China’s Transition from Socialism: State Legacies and Market Reform 1980-1990, M.E. Sharpe Inc., 1993, p256；
David L. Wank, Commodifying Communism: Business, Trust and Politics in a Chinese C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Hayagreeva Rao, Philippe Monin and Rodolphe Dur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Toque Ville: Nouvelle Cuisine as an Identity Movement in French Gastronomy，AJS, Vol.108, No.4, Jan 2003: 795- 843；
Gerd Mutz, Nicola Benda, Meng lingqi，慕尼黑应用技术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中国公民社会提纲, 2006；
边燕杰主编，《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美国社会学着分析中国》，三联书局，2002；
Michele Lamont, Laurent Thevenot主编，《比较文化社会学的再思考》，中华书局，2005；
黄宗智，“中国的现代思维方式”，中国人民大学讲座系列（社会、经济与法律的历史学研究）之三，2005年9月；
王国勤，“意识形态的话语实践——对汪平1966－1971规训档案的考察”，中国人民大学硕士论文，2005；
于晓红， “司法群众化：共产党江西时期的司法实践”，中国人民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2；
康晓光，《NGO扶贫行为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
张静，“阶级政治与单位政治”，《开放时代》（中国广州社会科学院）2003年2期；
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范忠信、晏锋译，何鹏校，法律出版社，2003【1962】；
蔡晓莉，“中国乡村的公共品提供：连带团体的作用”，《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6年2期；
[1]本文案例资料的线索寻找曾得到多人的指点、建议和帮助：王国勤，苗文龙，刘莉，王冠中，以及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蓝皮书工作组的同事。本文的修改受益于——潘建雷，李雪，刘莉，以及蓝皮书工作坊的不知名评阅人给出的评论。在此一并致谢。
[2]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上海大学社会学E研究院研究员
[3]很多学者参与了这一讨论，不同的看法集中在对V. Nee“社会转型”命题的讨论中。1996年以前的主要代表作品，可参阅边燕杰主编，《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美国社会学着分析中国》，三联书局，2002。
[4] Gordon White, Prospects Civil Society in China: A Case Study of Xiaoshan City,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 29, 1993；
[5] Gerd Mutz, Nicola Benda, Meng lingqi,慕尼黑应用技术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中国公民社会提纲, 2006, p4.
[6]根据约定，下述此案所有的人名、地名和单位都已经过隐名处理。
[7]人民公社革委会“关于陈的证明材料”（证明人：陈某，84－85页），1970年8月13日。
[8]王国勤，“意识形态的话语实践——对汪平1966－1971规训档案的考察”，中国人民大学硕士论文，2005。
[9]林阜派出所上报县公安局“对汪平无理取闹磨刀杀人案的要求处理报告”，1971年3月。
[12]在斗争反革命杀人犯大会上发言，时间不祥，案例附属卷3－6页。
[13]食品站学习组讨论记要，70年8月30日，案例附卷89－90页。
[16]根据林阜药材站，税务所，中学，小学，粮食系统，供销社，腌制厂，食品，邮电，电信，供电等单位22份批斗发言提纲内容归纳。
[17]“群众意见”，钱某，附属卷，页128，转引自王国勤，2005，页45。
[19]人民日报，1979年10月20日，三版：调查汇报：“蒋爱珍为什么要杀人”。
[21]西南政法学院学报，1979年2期，“假如我是蒋爱珍的辩护律师”。
[23]白长林，“蒋爱珍杀人案二审辩护辞”，《律师世界》1989年2期。
[25]童大宏，“蒋爱珍的今天“，《电影创作》，1994年1期。
[26]《新疆日报》社论，1985年1月13日，“法律是神圣的，犯法就要伏法”。.
[27]凌愉，“蒋爱珍杀人案回顾”，《法律与生活》，1988年10期。
[29]世纪学堂网络民意测验，2005年1月－9月。
[32]关天茶社网，夏子颐，从王斌余案说理性与非理性，2005年9月。
[33]新华社，“千万别漠视农民工的基本愿望”，转引自“王斌余点中了中国社会的敏感穴位”，无名文章，世纪学堂网，2005年9月17日。
[34]新京报，“王斌余杀人案不仅是个人的悲剧”，转引自同上。
[35]新京报，2005年9月9日，“由王斌余杀人案想起了蒋爱珍”。
[36]钟凯，王斌余杀人案再思考——驳陈步雷、高一飞等，世纪学堂网站，2005年8月30日。
[37]南方都市报社论，“悲情不能遮蔽真相关怀回归专业准则”，2005年9月12日。
[38]《上海东方早报》，“王斌余案的民意能否有助正义”，2005年9月12日。
[39]夏子颐，从王斌余案说理性与非理性，关天茶社网站，2005年9月19日。
[40]梁治平，新京报专家采访：王斌余的死刑为什么能引发这么大的关注和争议？2005年8月，转载于《新京报》网站。
[41]于晓红，“司法群众化：共产党江西时期的司法实践”，中国人民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2。
[42] Lisa J. McIntyre, Law in the Sociological Enterprise, Westview Press, 1994;
加入收藏
中心概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