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一些地方关于公民自荐参选所在地区人大代表的消息在网上炒得沸沸扬扬，好像预示着一场基层人大代表选举“热”戏才刚拉开大幕。记得有一位哲人说过，存在即合理，说的是一个事物之所以存在，必定有它存在的原因或者道理。因此，我想这次人大代表选举“热”背后肯定也有一些深层次的原因。下面，对此做一简要分析。

首先，参选人大代表是公民的法定权利，也是他们表达自身利益的重要渠道。众所周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2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第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18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和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可见，参选人大代表是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发展，人大代表选举制度也在不断完善和发展，这主要体现在随着形势的发展，选举法先后在1982年、1986年、1995年、2004年、2010年进行了5次修正。这其中，2010年的修正动作最大。当年3月1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的决定》第1条指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应当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应当有适当数量的基层代表，特别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代表。”第6条指出，“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本级选举委员会根据本行政区域所辖的下一级各行政区域或者各选区的人口数，按照每一代表所代表的城乡人口数相同的原则，以及保证各地区、各民族、各方面都有适当数量代表的要求进行分配。”这些决定表明，国家已经意识到人大代表选举在阶层之间、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存在着较为明显的不平等问题。为了消除这些不平等，增强人大代表选举的普遍性和平等性，更好的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才提出要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实现城乡居民“同票同权”；提高基层代表，尤其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代表的比例。

另一方面，随着改革的日益推进，利益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各阶层的利益分化日趋严重，由此引发的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逐渐增多。在这种情况下，畅通利益表达渠道就显得尤为紧迫和必要。美国著名政治学家阿尔蒙德在其代表作《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与政策》一书中曾指出，“当一个社会经历了经济和技术变化，当它获得了与这些变化过程相关的态度时，就会出现导向更高程度利益表达的倾向和行动手段。极有可能产生的结果就是参与和分配问题的出现。”但是，我国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由于缺乏畅通的制度化利益表达渠道，底层群体大多处于“被代表”的地位，他们的利益要求不易在政府制定公共政策过程中被认真对待和采纳，这就使得国家出台的公共政策很难满足和保护他们的利益要求，也使得他们的地位更加边缘化。

在制度化表达渠道阻塞“失灵”的情况下，采取非制度化的表达渠道和表达方式也就成了不少利益受损者的无奈之举。比如采取上访、游行示威、堵路、围堵政府机关、制造群体性事件等方式。这几年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且规模越来越大，也与底层群体的利益经常遭受侵害且表达渠道不畅通有很大关系。美国著名政治社会学家李普塞特在其名著《一致与冲突》中曾明确指出，“建立正常的渠道使一些相冲突的利益得以表达，这有助于许多民族国家结构的稳定。”所以，将作为群体利益代言人的人大代表制度真正做实，让人大代表真正代表自己选民的利益，并成为底层群体最重要的制度化利益表达渠道，应该作为当前及今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改革与实践的主要任务。有了人大代表这个合法沟通渠道，人民的建议意见得到了传递，党和政府了解到了真正的民情民意，所谓的越级上访、非法集会自然会减少的。网上掀起参选基层人大代表“热”，可以说是迈出了推动人大制度改革与完善的重要一步。

其次，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为公民合法参选人大代表的政治参与行为提供了新平台。这次基层人大代表参选“热”正是通过微博这种网络新技术手段的传播才得引发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这其中，江西新钢集团内退职工刘萍参选事件最为引人注目。这不仅是因为刘萍把自己的参选宣言、参选过程等都通过微博做了公布，而且在遭遇官方告知其不具备人大代表候选人资格，未被列为候选人之后，刘萍还把自己被警方约谈、家里被断网断电、后来被困在某宾馆等真实遭遇通过微博做了说明。这件事在网上引起了轩然大波，不少网友纷纷表态支持刘萍，这其中不乏社会知名人士，他们通过自己的影响力推动和扩展了这次事件的关注度。

以刘萍参选事件为代表的基层人大代表参选“热”引发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表明，网络正在以其开放、互动和广泛性改变着社会的政治生态。这对于当下的中国社会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当民众面对公权侵犯等社会不公时，直接诉求网络就成为了一种现实的选择。正是由于众多网民的参与，使许多过去无声的事件具有了公共性，而使公权机关及公职人员不得不回应民众的指责和满足受害者的要求。这种状况的形成，并不是人们对于政治的设计，而直接来源于科技的力量。如何理解和对待这种社会现实，是一个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表现。那些具有远见卓识政治家们，会顺应时代的要求，把网民的表达权、监督权和参与权上升为国家的意志加以保护。而不是采取短视的手段，对网民进行打击和迫害，甚至试图让民众重回没有网络的世界。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通过网络这个政治参与的新平台，公民参选人大代表并与网友进行互动的过程就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见证。它表明，当公民成为网民，虽然行动方式发生了某些变化，但同样在承受着理性和责任；当政治家们面对网络时代民众诉求进行积极回应，不仅仅表明某些政治方式的改变，更重要的是正在培植新时代的政治文明。这也是刘萍参选人大代表的真正意义所在：虽然她连成为真正候选人的资格都没有被承认，但是其对自己选举权的异常重视和积极争取行为，却起到了重要的权利觉醒与思想启蒙作用，能够唤起更多的公民更加重视和积极维护自己的合法政治权利。正如刘萍在接受《联合早报》记者韩永红采访时所说的，“我之所以参选人大代表就是想寻求一个平台，为百姓代言和发声。我觉得人大代表的权限非常大，我就想通过合法、正常的途径（来发声），也在有生之年证明我能走多远，能在老百姓心目中占有多少比重。此外，我在不断演讲之中，也在唤醒百姓的维权意识，告诉民众权力是可以争取的，奴性和退让只能助长腐败的蔓延和诞生。”

再次，县政自治是我国政治发展的关键，而人大代表“去官员化”是地方自治的重要内容。这几年我一直在呼吁，中国政治发展的关键是进行以县政自治为目标的县政改革。这是因为在现代国家，地方行政区划应有明确的最高责任机构，一个地方的民众，应能找到对其权利、利益负责的最高主政官员。但现实中县级党政并不定位于此。县委书记可由上级党委直接任命，对其治下的民众并不负有直接责任。县级政府的权力，一是来自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的授权，二是来自中央政府的授权。然而在现实中，县长的选举需要上级的备案或批准，对上负责远超过对下负责。县级党委与政府的不同权力来源，以及政府的双重权力来源，造成地方党政责任目标不清晰，县级党政的有限权力，又无能力对地方事务进行全面管理，最后没有哪个机构、哪个人能对地方负全责。因此，建立县域政治的关键是建立新的政治授权程序，由地方民众选举产生县级主要官员，从而使县政领导获得实在的政治授权，同时承担起刚性的政治责任，使县级政权由人民产生、向人民直接负责。

不过，要实现县政自治的目标必须找到改革的突破口，在我看来，这个突破口就是做实人大代表制度，逐步实现人大代表的“去官员化”。目前，我国人大代表的组成上还存在着“官僚化”的特征，即很多人大代表由一府两院的官员充任。代表作为监督者，政府官员作为被监督者，大量一府两院官员充任人民代表，导致人大会议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干部会议，借用董必武的一句话就是“人代会与干部会混着开”。建国之初，董必武就曾批评道：“不错，干部会开得好可以解决许多问题，干部会也是我们推动工作的主要方式之一。但干部会不能代替人民代表会议。譬如县干部会决不能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而选举县人民政府委员会。我们干部会更不能像人民代表会议一样代表我们国家的基本制度。我们说我们是人民代表会议制的国家，但我们决不能说我们是‘干部会议的国家’。把人民代表会议和干部会议混着开，变成‘一揽子会’，这也是不对的。人民代表会议是政权机关，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机关，干部会仅是推动工作的方式。不能把这两个会合在一起开。人民代表会议开会可以邀请干部列席，但人民代表在会议上有表决权，列席的干部却无表决权……”在当前这样的现实情况下，通过做实人大代表制度，逐步实现人大的“去官员化”，并进而保持政府现有政策、人事的稳定性，实现县政赋权的稳定过渡。

综上所述，目前网上掀起的基层人大代表“热”，是民众对去年最新修正的选举法中表示要提高基层人大代表，尤其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代表等一系列决定的积极回应，也是落实宪法和法律赋予的个人权利，并通过选举这样的政治参与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积极尝试。长期研究中国基层民主的北京学者、世界与中国研究所所长李凡在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预计，在今年7月正式展开的基层人大代表选举中，公民自荐参选人数目可能十数倍于上届。对公民自荐参选人的心态，李凡形容说：“我选不上也出来选，我的目的不是当上（当选），是为了体现我参与的意愿。”对于李凡的这个判断，我非常赞同。大量公民自荐参选人参选基层人大代表是一个发展趋势，执政者要顺应这个趋势，积极回应，因势利导，才是明智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