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改革开放以后，农民的私性文化有了长足发展。与农民的私性文化相比较，农村的公共文化却严重式微，特别是一些健康、文明的公共文化形式更是走向衰微。其主要表现：一是政府供给的农村公共文化资源严重匮乏。部分村庄的公共文化阵地被寺庙、教堂所占领；二是政府组织的公共文化活动不但数量少，而且极少针对农民的文化需求开展农村文化活动；即使举办了一定的文化活动，也主要限于节庆等特定场合，或者是为了满足政府经济活动(例如招商引资)方面的需要，而不主要是为了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农村社会传统的民间文化形式(如修家谱、祭祖等)日渐“复兴”，乃至封建落后的“请神拜鬼”等迷信活动有所抬头，各种非正式的宗教活动在农村社会开始蔓延。
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经济的发展是整个国家一个时期的追求，寻求经济发展，追求GDP指标，成为重心。在这种片面追求经济建设的环境下，各级政府形成一种压力型体制关系，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考核多注重于经济发展指标，以至于对农村文化建设关注不够。这表现在：地方政府对农村文化建设的投资太少，农村公共文化设施的建设滞后，政府在农村文化活动上组织力度不够。
在农村税费改革之前，乡镇文化站主要围绕乡镇政府所谓的“中心”工作(如收费征税、计划生育等)而运转，几乎没有将精力放在农村文化服务上；农村税费改革以后，现有乡镇财政在只能勉强维持单位人员工资的情况下，农村文化建设方面资金投入更是捉襟见肘；加之农村文化发展很难在短期内彰显政绩，以至农村文化发展在农村基层政府的工作中处于边缘化状态。
农村文化工作的“边缘化”，以及一些地方乡镇机构改革中乡镇文化站的“虚设化”，导致了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严重匮乏，难以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文明的公共文化生活的需要。
我国长期以来城乡之间的非均衡性发展，不仅体现于国家对农村文化建设的投资少于城市，还体现在农民进城打工所导致的大量农村文化精英向城市的流入。农村文化精英外流和农村文化人才匮乏，也是当前农村基层政府开展农村文化工作和组织农村文化活动的一个重要困境。
在当前农村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我国农村的中青年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尤其是中西部地区这种现象更为突出，农村社会呈现为一种“空心化”发展趋向；与此同时，农民之间的亲密互助关系逐渐被直白的经济利益关系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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