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已经成为新一届政府面临的重中之重的问题。然而，“三农问题”的原因何在，出路何在，却见仁见智。在温铁军先生召集的“新乡村建设”会议上，杜润生、刘堪、朱厚泽、茅于轼先生分别阐述了各自的观点，华西村则作为新农村的代表参加了会议。我感到，这几家的观点颇有代表性，值得认真探讨。

一、工业化是农村的出路吗？

杜润生先生是八十年代农村土地承包制的力倡者，他认为，“三农问题”是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问题。工业化提高效率，产生了以农村剩余劳动力出路为核心的“三农问题”；进一步工业化又能吸纳这些剩余劳动力，使“三农问题”自然消失。在此期间，不要随便改变承包制。至于那些集体致富的村子，如华西村，刘庄，南街村等，是大承包当年保留下来的8000个集体村，说明了党中央尊重农民的选择权。

看来，杜先生是乐观派。不过，我们应该知道，英国工业化过程产生的剩余劳动力是靠向北美和澳大利亚移民解决的，美国东部十三州工业化产生的剩余劳动力是靠夺取阿拉巴马山以西的印第安人土地解决的。德国、日本工业化产生的剩余劳动力无处可去，只好对外发动战争，争夺“生存空间”。如果中国9亿农村人口能够向世界什么地方移民，或者中国实力足够强大，能够以低成本、低风险、高收益发动对外战争，那么杜先生的乐观的确可以成立。杜先生或许以为，中国可以成为“世界工厂”，通过招商引资而不是对外移民的办法，解决剩余劳动力。但是，据统计，发达国家制造业的工作岗位总数仅为0.9亿，就算全部转移到中国，也只能解决部分就业问题。更何况，这将引起发达国家工人的强烈反对，促使发达国家的排外主义、特别是排华主义的政治势力抬头，给中国的国际环境带来诸多问题。即使一切都顺利，13亿人的中国，其农村人口降低到全国人口的10%，则城市人口将达到11.7亿，超过发达国家城市人口的总和，其所消耗的石油、煤炭、铁矿、水、土地等等资源将需要多少？中国能否承受？世界能否承受？

朱厚泽先生的发言只是给杜先生作了一个脚注。他大声赞美浙江的家庭工业，把浙江的家庭工业发展之路想像成中国在重温欧洲的产业革命之路。然而在跨国公司垄断全球经济的时代，浙江的家庭工业只能成为全球生产链的补充和末端，而不可能由此旧梦重温，发展出自主型的资本主义经济来。

显而易见，工业化无法成为“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杜先生把西方的今天看作是中国应该追求的明天，未注意西方工业化的空间可重复性以及时间可重复性，回避西方工业化过程中的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生态灾难、压迫剥削和世界战争，这样就看不清楚“三农问题”的历史方位，只能为“三农问题”提供一条“有光明，没前途”的一厢情愿的道路。

研究三农问题，应该懂得长远利益和短期利益的矛盾。承包制的确给农民带来了短期利益，但却使农民从合作走向竞争，从团结走向分散，损害了农民的长远利益。在兄弟相残的市场竞争中，农民处于市场食物链的最下层，农副产品的比价不断跌落，大量早已脱贫的农民返贫，造成今天的“三农问题”。八十年代初曾经让农民受益的承包制，到九十年代已经成了损害农民利益的主要原因。事实上，唐朝初期搞的就是承包制，用农民的自身短期利益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一度也取得了农业的丰收，农民的富足。但同样是这种动力，却推动着农民间的相互竞争，促使土地兼并一浪高过一浪，大量农民流离失所，直到农民起义，王朝覆灭，十室九空。这意味着，检验一种制度或者思想的时间尺度其实应该是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几千年。

二、怎样尊重农民的主体意识？

刘堪先生曾经在中央政策研究室工作，参与起草过不少“一号文件”。他认为农村改革的经验很多，首要经验是尊重农民的选择。大包干是真正中国农民的经验体现，是中国农民千百年来的追求的目标。中央领导的开明，就在于尊重农民的选择。接着，刘先生回顾了在大跃进时期，怎样不尊重农民的选择，大炼钢铁，大砍树木等，造成严重后果。

诚然，现在农民的选择权得到了充分尊重，他既可以种粮，也可以种苹果，还可以挖塘养鱼，进城打工，上街摆摊。但是，种粮，粮价跌去一半；改种苹果，苹果的收购价又跌到5分钱一斤；养甲鱼，甲鱼的价格跌去4/5；进城打工，工资不断下降，工时不断延长。最后，只能在危险地、屈辱地生存和自由地、尊严地死亡之间进行选择。刘先生如果是认真思考的，不应该不知道，千百年来，中国农民就是在自由市场的竞争中走向破产的。因此，刘先生的说法其实是让农民自由、自主地相互竞争，自相残杀，群众斗群众，使农民成为弱肉强食的社会食物链中的草。也正是对这种惨痛历史教训的记取，毛泽东才会要倡导农村搞互助组、合作社，甚至人民公社，希望农民集体致富，永远摆脱弱肉强食逻辑的支配，永享和平与幸福；才会认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当然，刘先生的说法肯定更受农民欢迎。谁不喜欢自由？谁又喜欢受教育呢？的确，自由主义不仅可以吸引城市知识分子，吸引企业家和官僚，还可以吸引农民。对于一切不懂得、也不想懂得社会和人性的复杂性的人来说，自由主义都具有天然的吸引力。自由主义者象是一个永远都长不大的小孩，总是在说“我要，我要”，这是我的权利，那是我的权利，却并不关心怎样才能“要”，怎样才能让每一个人都能“要”到。结果，由于每个人的体力、智力、教育经历、社会关系和机遇不同，一些人的自由会牺牲另一些人的自由，一些人的权利伸张会削弱另一些人的权利，形成弱肉强食的社会食物链。所以，从本质上说，自由主义者互动的世界是一个动物世界。我们知道，在动物世界里，老虎、狼、羊、狐狸、松鼠、鸟、树、草形成一个食物链，其中任何一个生物都是自由的。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老虎行为规范，羊吃草准则，狐狸道德，松鼠纪律。不过，动物世界固然自由，固然生机昂然，但却充满了残忍和血腥。

正因为如此，所以作为市场自由竞争中的弱势群体，农民本来最需要的是团结合作。如果尊重农民的选择，就应该尊重农民团结的意愿，自我教育的意愿。毛泽东来自农民，最懂得农民的长远利益所在。因此，毛泽东说的“教育农民”，其实可以看作是农民的自我教育。

刘堪的思想并不孤立，而是一种思潮。“三农问题”日益严重，世人有目共睹。问题在于如何解释其原因，如何寻找其出路。按自由主义的思路，“三农问题”不是来自市场，而是来自权力。比如政府的苛捐杂税，干部的吃拿卡要，城乡户籍的分割，等等。但是，自由主义者们并不愿意正视，如果粮价下跌一半，就算干部清廉，没有苛捐杂税，户籍制度取消，农民的日子是否能好起来。事实上，正是由于农民在自由竞争中处于“草”的地位，正是由于草被吃光可能使整个食物链崩溃，才不得不有政府存在，给农民以一定的保护，例如官价收购粮食，使其价格不至于下跌得更多等等。一旦有了政府，一旦政府权力市场化，另一种恶，即苛捐杂税又随之而来。强者既可以利用市场来剥削弱者，又可以利用权力来剥夺弱者，这在根本上是自由主义逻辑的必然产物。

在自由主义理念的表达上，茅于轼先生是标准版本：“三农问题的根本是农民的权利得不到保障。抓人铐人，财产权受侵犯，又有各式各样的收费。农民没有言论自由，没有选择。因此，三农问题是人权问题。人权问题，是中国几千年文化造成的。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我，思想深处都有皇权的影响。”因此，按照茅先生的理解，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就是要彻底清算封建主义遗毒，把我们思想深处的“皇权”的影响消除掉。沿着这一思路，茅先生建议，李昌平那样给总理上书，这种事要少干。这是受封建遗毒的影响，把解决问题的出路归结到“皇权”上。茅先生的“皇权”其实是泛指一切权力，凡是希望通过政府权力来解决问题的思路，都是受封建遗毒影响。茅先生的真诚我可以不怀疑，但茅先生的幼稚却实在令人同情。作为接受西方经济学训练有素的专家，应该知道自由竞争的市场也会有失灵，需要政府权力去校正。也就是说，权力的产生恰恰是自由竞争的需要。更进一步，权力的集中也是自由竞争的产物。在中国，皇权是怎么产生的？难道不是自由竞争的结果吗？春秋时期，自由竞争；战国时期，寡头竞争；到了秦始皇就是独家垄断政权了。古罗马与地中海各部落交战，对外打败了希腊、迦太基、埃及、叙利亚、西班牙、高卢等等，对内各派别之间相互残杀，最后形成罗马帝国，难道不是自由竞争导致垄断，导致权力的历史事实吗？在各国近现代经济史上，无数自由竞争的小企业最后被垂直一体化的垄断型企业取代，难道不是自由竞争走向垄断的事实吗？

承认权力的必要性，并非是皇权思想；怎样让权力的运作民主化，才是现代的自由和民主观。茅先生应该是支持权力的民主化的，但是其表达方式却是取消权力。这也许是受了某些人的影响，怕民主化的权力最后会限制甚至取消自由，怕卢梭、毛泽东的阴魂未散，怕法国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重演。但是，如果没有恰当运行的权力限制市场的两极分化倾向，最后，只能是一场底层革命席卷而来。

三、新乡村建设

对中国农村问题认识得最清醒的，是温铁军先生。他既懂得权力的利弊，能够摆脱计划经济神话，又懂得市场的利弊，能够摆脱市场经济神话，还懂得工业化的利弊，能够摆脱形形色色的历史阶段论神话。正是为不相信、不依靠神话，所以温先生开篇总是说，我不是搞理论的，我是搞实践的。其实，现代神话是以理论形式出现的。西方社会科学自称是科学，实际上迄今仍停留在神话阶段，既不能解释历史和现实，也不能规划和预见未来。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政府官员、记者编辑，就是停留在这些来自西方的两大主要神话派系中。

例如，关于取消户籍限制，实行迁徙自由的问题，温先生认为，问题并不在于把迁徒自由作为基本人权来尊重，而在于谁来支付自由迁徙带来的成本，谁来享受收益。事实上，自2000年起，国家政策已经允许自由迁徙，但是并没有多少农民要求城市户口，因为城市户口中的含金量已经大大下降。在没有建立全国性社会保障体制的前提下，沿海地区得益于自由迁徙，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来到沿海，只得到微薄的工资，到干不动活的时候，还得回到西部，靠土地养老。这样，沿海地区不但享受了廉价劳动力的好处，还吃了廉价劳动力的社会保障。如果自由迁徙与全国性社会保障制度相结合，则国家财政可能根本负担不起。

再如，关于金融市场化问题。温先生认为，事实上，由于土地只能减少，不能增加，人口只能增加，不能减少，因此农村的比较收益注定是下降的。在这种情况下，农业的投资收益将远低于平均利润率，“因此金融资本退出农村。这几年尽管银行商业化、市场化改革很成功，但对小农经济条件下的农业而言，这种改革意味着资金这个要素的流出农业。请问，所谓市场条件配置农业资源怎么实现？”

又如，关于城镇化问题，温先生的分析也很到位：“且不说现在大中小城市吸纳农民人口的能力已经明显下降，从长期分析来看，即使我们加快城市化，到2030年可能实现50%城市化率，到那时我们是16—17亿人口，按16.8亿计算仍然还有8亿4千万人生活在农村；而在城市化加速阶段，按正常的城市化发展速度和规模来看每年被征占的土地至少在1200万亩以上。也就是说30年后，无论按新口径19.5亿亩算，还是按老口径14.5亿亩耕地算，都要减少3亿多亩，人均耕地面积也实际上会减少更多。在这种情况下，农村这三个基本要素的配置关系能调节得了吗？这个基本国情矛盾制约是一个大问题。”

既然市场化并不能解决“三农问题”，温先生的建议就是要动用政府权力，一是免去农业税，而不是税费改革；二是将工业化过程征用土地的收益还给农民，建立土地基金，以给无地农民提供社会保障；三是裁撤1000万县以下农村基层干部，从根本上减轻苛捐杂税的困扰；四是建立各种类型的农村自治合作组织，使农业生产资料的供应，农副产品的销售、加工、运输，农村金融的收益能够留在农村。

温先生这个建议的唯一问题是实施上的。前三项要求城市的强势利益集团能够作出让步，最后一项要求乡村的精英分子能够成为农村自组织的核心，为农民利益服务。两者综合起来意味着，社会各阶层必须以长远、整体利益为重，克制自身利益的膨胀。正是在这一点上，温先生意识到了文化资源的重要性。也是在这一点上，温先生和机械唯物主义、自由主义划清了界线。还是在这一点上，温先生意识到了当年晏阳初、梁漱溟先生的一番苦心。这样，温先生就开始倡导“新乡村建设”。

温先生的思想也并不是完全孤立的。当下的许多学者都逐渐认识到西方社会科学的局限性，认识到合作精神的重要，从而与中国传统文化接上了轨。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自由主义文化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要求克制欲望，克制自身利益；后者鼓励解放欲望，伸张自身利益。前者认为，只有克制自身的欲望和利益，才能获得合作收益，取得全社会利益最大化；后者认为，只有解放自身欲望和利益，才能鼓励创新，才能获得竞争收益。至于人与人的矛盾，则可以靠制度来协调。无论是茅于轼、刘堪，还是杜润生、朱厚泽，其实都属于这种广义的西方自由主义文化的范畴。但是，温铁军、曹锦清们，则通过反复的试错、实验，认识到自由主义文化的弱肉强食本质，认识到其巨大的毁灭人类的力量，从而回归中国传统文化。

我认为，温先生所提倡的方向，不仅是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根本方向，也是人类摆脱环境危机、资源危机、战争威胁、恐怖主义的根本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