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吴思写的《我的极左经历》，感慨万千。吴思写得挺诚恳的。思想家的深处，常常是自身的经历。或者说，思想家是那些能对自身经历进行痛苦反思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吴思是个思想家。就此而言，吴思比许多玩弄学术、搬运概念、食洋不化或食古不化的教授、专家、学者高明不知道多少倍。

但是，反思有许多层次。只有将个人经历中的核心成份与非核心成份严格剥离开来，才能看到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以偏概全的，哪些是逻辑前提的错误，哪些是视野的偏执，从而使个人经历化作全社会的经历，使个人的反思带动全社会的反思。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吴思对个人经历的反思还可以更深入、更周全。

他的核心经历有二，一是组织星期六义务劳动失败，二是反自留地失败。这两次失败都是真实的，甚至是普遍真实的：任何一个理想坚定、热情高涨的青年人，一旦试图在现实生活中将星期六义务劳动固定化，对自留地反到底，就一定会失败。

问题在于，是否就能从此得出结论：大寨模式一定会失败？或者，也有可能是吴思的理论水平不够，经验不足，身体力行不够，资历不深，社员对他的信任度不够？否则，为什么陈永贵的大寨会成功？

吴思并不否认大寨的成功，这一点上他比许多右派要诚实。只是吴思认为，大寨模式的推广不能成功，因为像他那样认真推广大寨模式的人遭到了失败，而像他这样认真的人已经不多。仔细分析起来可以发现，尽管吴思本人有很高的共产主义热情，但是，这种热情来自多年的学校教育。当时学校教育的最大缺点是只讲理想，不讲现实；只讲精神，不讲物质，比较走极端。（相比之下，今天的学校教育却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只讲物质，不讲精神；只讲现实，不讲理想。）如此训练出来的人，一旦投身于点点滴滴的物质生产，就容易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忽视物质利益的重要性。如果吴思“责己严，责人宽”，以身作则，但不要求别人一定效仿；提倡共产主义理想，但尊重群众的物质利益；那么，他一定会找到群众可以接受的中间方案，并在几年、甚至十几年的长时间里逐渐将生产队带成一个大寨式的生产队。这是大寨陈永贵成功的奥秘，也是后来南街村王宏斌成功的奥秘，为什么吴思就一定只能失败？

可见，失败以后的反思有两条路径：吴思式的，因自己的失败而否定大寨模式的可推广性。王宏斌式的，在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找到成功的道路。

为什么吴思会选择第一条反思路径呢？原因可能有多方面。

第一，来自学校教育的“非黑即白”思维模式，忽视中间态，忽视过渡性。一旦群众不再是先进的英雄，就马上转变成落后的狗熊。吴思先是高估了群众的共产主义热情，一旦受挫，则低估了群众的热情，将群众看成都是自私自利的、不可教育的落后分子。高估的时候，表现为极左；低估的时候，则表现为极右。

第二，吴思本来应该是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但是，他一去就当了青年突击队的队长，把学校里的经验直接搬到了突击队里。不是接受再教育，而是去教育别人，位置没有摆正。如果让吴思先当一段社员，先了解一段社员的疾苦，对社员的切身物质利益有更多的感受，那么，此后吴思就不会那么激烈地反对社员的自留地情绪，就容易找到被社员接受的中间方案。社员也会更好地认同吴思。这样，从较低起点出发，每一次都将是成功的，吴思的信心将越来越强。但是，他选择了较高的起点，每一次实践都是失败的，信心会日益耗竭。

第三，吴思自身的坚定性确实也有问题。青年人的通病是定力不够，三分钟热度。当吴思拖着伤腿回到住处时，理想主义的激情很容易被现实中的伤腿所冷却。孙中山先生组织了多次武装起义，损失惨重，先前的支持者对中山先生避若瘟神，同情者变得冷嘲热讽，而中山先生所热爱的普通大众却可能还会跟着吃“人血馒头”。一些学者还会劝导中山先生，人都是自私的，社会就是这样的，看开些吧，相信群众，相信历史，不同利益的相互制衡可以推动历史进步，不要再充当什么救世主了。吴思听从了，但中山先生没听从。吴思一败再败，停止战斗。孙中山愈挫愈奋，终成大业。当然，吴思可能会认为，孙中山是不可复制的，因此大寨是不可复制的。但是，要成就一个大寨毕竟远比成就一个共和国要容易。

可见，从吴思个人的一时挫败并不能直接推出大寨模式的失败，只能推出大寨模式需要立场坚定、思维模式正确、方法得当、愿意付出长期努力的带头人。如果不能产生这样一大批带头人，大寨模式就只能停留在少数样板上。

那么，这样的大批带头人能不能产生呢？从吴思的经历来看，恰恰是有可能产生的。毛泽东时代是一个呼唤英雄，也产生了英雄的时代。当时大批知识青年下山下乡，至少在初期，多数人都像吴思一样满怀热情，愿意奉献。如果引导得法，步骤得当，从中完全可能产生出许多陈永贵式的带头人，更多人能在这些带头人影响下成为苦干、实干的积极分子，使大寨模式逐渐成为主流模式。

退一步说，即使大寨模式不能成为主流模式，也不能得出人人自利的悲观结论。一般来说，越接近体力劳动，道德的力量不容易发挥作用。越接近脑力劳动，道德的力量越容易发挥作用。用理想主义的力量一镐一镐刨地，确实要求非常高的境界。但是，用理想主义的力量绘图、计算、创作、思考、领导，却并不需要非常高的境界。吴思的问题就在这里：他发现了理想主义不能成为体力劳动的主动力，这是其经历中最有价值的、最有普遍意义的结论。但他却由此推出理想主义不能成为任何工作的主动力，人人都在追逐自身利益。这样，吴思就从极左退到了极右。

为什么吴思会一步退到极右？这是与西方思想中的平等精神有密切关系的。或者人人无私，或者人人自私，这都是平等的。如果说一部分人自私，一部分人无私，那么人与人之间就不平等了。更进一步，如果无私的人可以领导自私的人，而体力劳动又不容易靠理想主义作动力，那么，就接近“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孔子思想了。在吴思当时的头脑中，孔子思想是封建的、落后的、开历史倒车的，是比资本主义的自私自利思想更加反动的。因此，他不可能停留在中间状态，只能一步跳到极右。

吴思可能会反问：为什么相信自私自利就是极右？难道自私自利不能促进生产技术进步吗？难道自私自利不能自动地促进社会利益最大化吗？难道自私自利不能自动地达成社会力量的均衡吗？难道恶不是历史进步的动力吗？

不错，自私自利可以促进技术创新，可以促进效率提高，可以繁荣市场、丰富商品。但是，吴思也应该承认，自私自利促进技术创新、效率提高是有条件的。促进技术进步的专利制度，同样还可以阻碍技术的推广、阻碍新技术的应用。推动市场繁荣的力量，还可以推动经济萧条的到来。

但是，对于判断左右来说，技术和生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站在富人一边，还是站在穷人一边。站在富人一边的就是右，受最富裕群体欢迎的就是极右。显然，最富裕的群体最坚定地相信自私自利的好处。他们的自利能力最强，当然最欢迎自利推动历史进步的学说。

就这样，吴思一不小心就从极左跳到了极右。当然，即使吴思处于极右时，他的主观动机还是好的。这为他今后从极右再次转回到中左或极左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