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生活在城市，月收入不过是千把元，总觉得自己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也是城市里的穷人。尤其是最近国家统计局宣布，中国大多数人已经达到小康生活水平，再看看本楼周围泊满了富康、奥迪、桑塔纳，更有被时代甩下的感觉。但最近看了一本书《黄河边的中国》（曹锦清著，上海文艺出版社。这是一本日记体著作，极有价值），才知道我绝对属于富裕阶层，至少大米白面，顿顿有肉，衣着体面，居室温暖。因为在中原大省河南，肯定会被列入小康生活的农民，竟然在为“常年可以吃上细粮”而赞美生活。

据一项农户跟踪抽样调查，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农户比率高达89%。全国多数县以农业为主，取大数算，人均一亩地，年产值800元，化肥、农药等费用占1/3弱，则人均年毛收入不到600元。一家五口人年毛收入不到3000元，去年农业税、特产税、乡村统筹、各种集资摊派以及计划生育罚款等常常高达人均200元左右，则人均年纯收入将仅为400元，不到城市下岗职工二个月最低生活保障费。如此低微的收入，能常年咸菜就细粮，就很不错了。国家明文规定，农民负担不得超过5%。事实上，据曹锦清教授的调查，在农业为主的县，农民负担高达30%-40%是极普遍的现象。这些钱收上来干什么？主要是三大用途，一是用作“村管小学、乡管初中、县管中学”的教育经费，二是用于县、乡、村三级政权日益膨胀的人员开支和办公经费，三是搞道路、水利等公共建设以及开办乡镇企业等。其中第一项约占到总开支的60%，第二项约占30%，剩下约占10%，三项合计，就将占农业产值的1/3。这就是说，5%的农民负担远远不足以维持日常经费开支。国家一方面要求减轻农民负担，一方面又要“村管小学、乡管初中”，又要维持农村基层政权的正常运行，这两者根本上是自相矛盾的。当然，近十几年来县乡村三级政权机构和人员急剧膨胀，也是造成行政经费无法压缩的原因。但是基层政权的机构和人员膨胀的动力却仍然来自国家，每年要给大量的大中专毕业生和复员军人安排工作，还要给老干部的子女们安排工作，只好听任机构膨胀了。

我不禁庆幸自己生活在城市。我从来不知道要从自己收入中切出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来维持学校、街道居委会、海淀区、北京市乃至国家机关的行政开支。按照累进所得税制，我每个月一千多元的收入中只有200多元需要交税，税率大概是14%，即每月由学校财务处统一扣发30元左右，即教师负担是3%。月收入800元以下则干脆无负担。同是共和国的公民，为什么城市居民可以不负担各级政府和公共设施开支，而农民却需要自己负担呢？有人说农民是生产者，农业税是生产税。问题是，人均一亩土地实际上是农民生存的社会障碍，根本就不能用来发财致富，因此不能据以征税。温铁军先生曾大声质问：“有谁见过向社会保障费收税的？”从根本上说，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都应该享有同样的权利和义务，应该服从同样的税收原则，享受同样的政府服务。城市居民享有社会保障，农村居民也应该享有社会保障，城市居民享受免费行政服务，农民居民也应该享有免费行政服务。反过来，城市居民交纳累进个人所得税，农村居民也以同样的税率交纳累进个人所得税。

有人可能会惊慌起来，按照城市累进所得税标准，年纯收入达到9600元以上的农民才需要交税。这样一来，绝大多数农民都将不需要交任何税收！那样，广大农业地区的行政经费、教育经费、公共设施建设经费将从何而出？答曰：从国家财政统一支出。财政没钱怎么办？答曰：降低累进所得税起征点，加高累进所得税税率，特别是提高高收入群体的税率，建立完全的储蓄实名制，加大累进所得税征收力度，财政就有钱了。

你这不是要劫富济贫、搞平均主义吗？有人可能会问。不错。问题在于，自从农村实行联产承包制初期，城乡差距一度缩小以来，十几年来我们的社会经济政策一直是劫贫济富。从承包制到股份制，分配越来越向资产所有者和经营者集中；从深交所到上交所，股市成为庄家轮流洗劫散户的赌场；从房管所到房地产公司，国有地皮大量地成为一些人一夜暴富的源泉；从乡镇企业到春兰、海尔，大量的企业被迫退出竞争，让位于巨头。所谓“藏富于民”者，实际上是把财富从国家手中转移到极少数“富民”手中，并没有藏到广大“贫民”手中。劫贫济富政策虽然有激发国民经济活力的积极作用，但持续到今已经造成了贫富极度悬殊的社会格局，已经再也不能成为国民经济的推动力了。事实上，自九十年代中期起，中国经济一直内需不足，投入巨额国债仍不能带动民间投资的增长，其根本原因正是由于贫富过度分化。九亿农村人口中多数根本无力问津价格千元的彩电、冰箱，甚至连吃肉吃鸡蛋的能力都极度缺乏，怎么能启动内需呢？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一种社会经济政策导向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今天应该到调整的时候了。那些认为中国目前的主要问题仍然是平均主义者，说到底，恐怕是不想把拿（赚、抢、骗、贪）到手的钱匀出哪怕一丁点罢。

由中央财政统一支付各级政府的经费不仅是必要的、可能的，而且还可以真正精简机构。目前农业地区乡村两级政权的主要任务是“催粮、派款，刮宫流产”，为此，仅乡派出所人数就增长了十倍许。一旦基层政权不再因征收过重的农负而与农民处于对立之中，则所有相关人员都可以精简。一旦卸掉农负，则现以微薄薪水就职于县乡村政府的大中专毕业生、复员军人及老干部子女就有可能乐事农桑，利用自己的知识和能力勤劳致富，机构膨胀的动力就会消失。不仅如此，由于农负卸载，乡村政权在农民中的威信就可以提高，计划生育工作就可能容易起来。当然，对于农村中富裕的工商户，收入达到缴纳所得税水平的，则还照章纳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