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SEEC)与和讯网联合主办的第十一届中国财经风云榜暨“中国改革再出发”财经中国年会在北京举行。年会力邀财经领域的各级主管官员、著名学者和行业领袖，共同探讨中国发展及金融改革战略方向，破解“互联网金融”迷局。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室室主任党国英在会上表示，解决户籍制度改革难题，我们只需制定一部居住法就可解决，户籍制度改革一定要做出一个适应市场经济的机制。

以下文字实录：

主持人周天勇：我们现在整个国家，原来是市场配置资源基础，现在叫市场决定，有一些非常重大的改革。刚才关于金融、财政、土地这些谈的也比较多了。党教授他一直研究农村，研究城市化等等。这次提到户籍问题，看三中全会的精神就是要小城市和镇户籍放开，我有时候想市场决定，市场决定是一个人往哪儿去，他高中毕业了，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他跑出去了。上了大学，事业在哪儿，机会哪儿多他就跑哪儿去，生了孩子看哪儿教育好。学区房怎么这么贵，就是这个原因，最后老年了，哪里医院在跟前他就往哪儿跑。我现在就想，人就是受市场因素决定的，最后我们想到一个镇上去，比如说心肌梗死，时间没到，半道上电话还没打一下子去世了。如果是年轻人想当个记者，镇上也没有报纸，所以我们现在的户籍制度到底怎么弄？人口流动到底怎么弄？我们很纠结。你说北京市说2020年控制到1800万人，现在2000多万了，也控制不住。西部一个地方说他要造500万的城市，现在200万都没到，这是很纠结的事，这个事情党教授琢磨琢磨？

党国英：刚才大家讲明君，“明君”这两个字我没有解。确实规划和用途管制是需要的，任总的推理就是没有明君的话不好弄。所以我后面进一步说，我们规划需要民主化、法制化、科学化，所以我们的观点都是一样的。

对于户口这个问题，确实我过去发表了很多看法，我真是不懂得，在这么一个问题上，我看来不是很难懂的，我们好像就解决不了。好像显得很笨似得，我对这个问题简单谈一点看法。据我们了解，农民在中小城市落户，人家的积极性不高。原因没有时间说了。我们主张大城市的户籍，因为人口规模要扩大，可是这个文件里面这个话我觉得有一个事情没有弄明白。比如北京市，已经有六七百万外来人口了，北京市的问题就是即使你不再增加新增人口，已经有的这六七百万人口你不给他落户行吗？你让他回家行吗？我看就不行。所以不能说北京市不存在户籍方面改革的问题，它是存在的。这个问题究竟怎么办？长话短说，我还是主张我们要有法制，我们应该有一部居住法，这个居住法涉及到很详尽的规定。举个例子，我现在很赞成这么一个基本的原则，一个家庭当中的一个人，他在某个地方有合法的居所，扩大一点就是说，还有一个职业，我们就给他落户，就这么简单。但这个原则就有问题，如果100户人家在北京买一套房，你给他落100个户口吗？这肯定不行。什么叫标准住房、合法住房？诸如此类的东西都要有法律的规定，我们需要一个居住法。对于改革，我们一定要做出一个适应市场经济的机制，户籍的问题我认为不难。

接下来我还是想再谈一下土地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讲到土地改革的一些内容，可能在座的同志们心细的话就知道，十七届三中全会已经讲到了，但是基本没有落实，为什么？我就觉得抽象一点说，思想不解放，知识有问题，体制没有理顺。思想不解放就是说，我们恐怕改革开放到现在，后来邓小平一手推进，推到现在。现在要有一个认识，就是把所有权再不要当成社会主义的目标了，要把它当成工具。我们建设一个好社会，最核心的是三条：效率、平等和稳定。这三条坚守下来，其他的都是手段，都是桥梁，不要老守着，所以思想要解放，这个不解放，很多的改革手脚放不开。知识要更新，我也很愿意顺应任总讲的，我就做一下补充。我们改革开放多少年来，基本上是经济学统治，忽视了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按我掌握的情况，心理学研究的成绩就是人口密度越高，人的心理障碍越大，不愿意帮助别人，心情沮丧、抑郁等等一系列心里头的毛病。我认为我们中国现在就面临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的城市规划重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城市的平均人口密度不高，但是居民区的人口密度非常高。比如我住的那个居民区，我估计一平方公里是10万。

心理学的研究我们要重视，这个人口密度，比如说低到一平方公里在1万人的情况下，把居民区的比例要扩大到40%到50%，这个结果就很不一样了。老有人说我们没有土地，所以我提供一个情况，荷兰这个国家，他的人口密度是我们的3倍以上，但是诸位肯定都去过荷兰，你看看人家荷兰人怎么居住，你看看我们中国人怎么居住？所以我想未来中国人的精神状态，中产阶级能不能发育，跟我们的城市规划有密切的关系。我们现在已经有一定的刚性，已经建成的城市，我们把居民区推到50%，美国有的城市是70%，这个好像有困难。那么这个情况下，我们能不能把乡村的建设用地考虑一下？我认为完全可以考虑。虽然我不赞成一刀切全部推向市场，但是有计划的，经过认真论证的，在老百姓志愿得到尊重的前提下，把一部分做城乡统一的筹划，我认为是可以做到的。我们城市建设一定要以人为本，要让中国中产阶级通过城市化壮大起来，不能让城市化的过程是一个剥夺我们财富的过程，应该是一个财富增加的过程，而独栋房产是中产阶级标志性的财富。我还是强调，不要说我们没有地，我们是地用得不好。因此我就感慨，我赞成前面几位讲的，你的规划本事那么大，你把这个国家规划成一个什么样子了？所以知识要更新，再也不能守着老知识来。我们过去受新加坡、香港有些领导人严重的误导，认为城市建设就是新加坡、香港。不是这样的，我们这么大一个大陆，拥有差不多150亿亩的国土，你怎么学习新加坡和香港呢？最近我看有资料披露，香港人的幸福感很差，这是香港自己的报纸《南华早报》委托国际机构做的研究。一定要改国土规划体制本身，这个体制不改，这个目标达不到，这个我就不说了。

主持人周天勇：当时党教授说最好让这些市长和书记都得学点心理学，我估计心理学教授有活干了。

党国英：部长们也得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