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著名政治家杜佑曾指出：“谷者，人之司命也；地者，谷之所生也；人者，君之所治也。有其谷则国用备，辨其地则人食足，察其人则徭役均。知此三者，谓之治政。”在中国古代风起云涌的政治变革浪潮中，土地问题总是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古代政治变迁的历史进程。

地权与君权的一体化

纵观中国古代政治史，土地所有权和君权很早就出现了一体化的趋势。《诗经·小雅·北山》云：“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此诗背景虽是周代推行的分封制与井田制，但用来描述后世君主集权日益加强的皇帝时代也非常合适，因此成为被历代学者广泛称引的经典诗句。为君者要巩固自己的地位，就必须把土地和附着在土地上的人民牢牢控制在手中，而这就需要通过一系列制度的推行来实现。西周建立后推行分封制与井田制，使得王权和土地开始真正结合在一起，周天子由此实现了由“诸侯之长”到“诸侯之君”的飞跃。后世更以郡县制加强君主对土地和人民的控制，促进了中国古代政治发展史上的重大变革。可以说，中国古代地方行政体制与土地分配制度的发展史，也就是历代帝王强化自己土地所有权与支配权的历史。

与此相适应，中国古代的政治变革往往伴随着以土地为核心的经济变革。商末周初的政治变革在历史上影响甚巨，其以“授民授疆土”为核心的封建体制便是最重要的代表。面对空前辽阔的疆域，周人采取了适应形势需要的政治体制，实现了中国古代国家形态演进史上的一次飞跃。周初重器大盂鼎铭文中记载了周康王封赐给一位名盂的贵族土地、人民的情形，就是这一制度的生动写照。作为配套制度而行的井田制在当时也举足轻重，被后人评价为“量地画野，经国大式；邑地相参，致治之本”。春秋中期以后，以井田制为基础的经济体制走向瓦解，新的土地关系与生产关系开始出现，由此引发了政治领域内的又一次重大变革：周天子权力衰微，列国内部权力下移，新兴势力开始夺取政权，中央集权体制开始确立，国家走向更高层次上的统一。商鞅在秦国推行的变法，便抓住了土地这一关键问题，在地方行政和土地分配两方面完成了新旧制度的更替。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的两千多年间，以皇帝为主导的中央集权体制日益巩固，土地制度也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稳定。由此可见，政治体制与土地制度在本质上密切关联，二者是互相影响、相辅相成的。

土地问题诱发政治变革

纵观中国古代的历史发展，可以获得具有一定规律性的认识：政权更迭往往以土地问题为诱因，而几次比较重要的地方行政体制、土地分配与赋税制度改革都发生在政权更迭或统治者面临严重政治危机的时候。

西汉中期以后，聚敛了大量土地与财富的地方豪强严重危及了中央的统治。对此，大儒董仲舒曾建议通过“限民名田”来抑制土地兼并，但未被采纳。哀帝时由师丹等人提出的限田限奴方案也因为外戚、宠臣的阻挠而流产。西汉政府对土地兼并反应迟缓，在一定程度上为王莽夺权埋下了伏笔。自此以后，严重依赖地方豪强的中央政权无心解决土地兼并问题，最终形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延续达数百年的门阀政治。中央对所辖区域内土地与行政权力的控制越来越弱，反过来又促使中央政权采取改革措施，对土地关系、地方行政运行机制进行调节与整顿。于是，在隋唐北宋时期，中国历史上又迎来了一次大规模的政治与土地变革。

隋朝建立并统一后，将州、郡、县三级制改为州、县两级制，又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均田制。这些本应在打击豪强大族势力、加强中央对地方控制方面效果显著的措施，在当时的情况下却稍嫌操之过急，根基未稳的隋王朝也迅速覆亡。随后崛起的李唐政权延续了隋朝时期的改革，在地方行政管理方面开创了中国政区沿革史上道和府的建制，又设羁縻州加强对边疆的管理，在土地分配方面延续并完善了已经推行两百多年的均田制。唐代对土地行政权力和分配制度的变革取得了巨大成功，也把中国古代社会经济与文化推进到更高的水平。但自天宝之后，中央政权失去了对地方行政的主导权，出现了藩镇割据、边疆不守的局面，以此为依托的均田制度也随之走向消亡，继之而起的两税法由于没有国家对土地的绝对控制这一基础，因此并不能挽回唐王朝的发展颓势。此后，北宋政权在国家基本统一后所进行的改革仍然是以土地的控制与分配为中心，通过知州、转运使等的设置，将地方权力大都收归中央，改变了地方势力“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的局面。

土地的绝对控制与支配是核心

由上可见，无论是战国秦汉还是唐宋时期的变革，关注的核心都是土地问题，强调的都是以帝王为首的中央政权对土地的绝对控制权与支配权，由此而实行的地方权力机制、土地分配与赋役征发制度决定着这些王朝的政治走向。之后的元明清三代，虽然最高统治者的民族身份不同，但他们采取的政策在本质上却是一致的，元代的行省、明代的三司都体现了这一点。与两宋时期边患屡兴相比，元明清对边疆的控制也明显加强，而黄册和鱼鳞图册、“摊丁入亩”等政策之所以能够推行，依靠的正是国家对土地所有与分配体系的绝对控制。

中国古代政治变革与土地权力发展的关联使我们认识到，土地与中央集权抑或君权的一体化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政治与经济发展的高度统一，对国家政权、民族融合与交流都有影响。土地与君权的联动机制也使中国古代的政治体制较为固化，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新的政治因素的萌生与发展。而当二者出现矛盾冲突时，往往会出现政治危机甚至政权更迭，这又促使掌权者采取措施进行协调或局部调整，以缓解二者之间的矛盾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