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关注的是我国村落在近十余年来普遍走向解体直至凋敝的现实，以及这一现实对我国的乡镇治理带来了那些挑战。当然，这里所讲的村落主要是自然村意义上的。因为，自人民公社制被废除，我国确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行政村在普遍意义上其共同体的色彩就已经被淡化，行政村更多的是规划后的治理单位。相比而言，自然村落更具有与传统村落相比较的延续性，自然村落的巨变尤其是其解体直至凋敝，对中国乡村社会本身的影响或许是根本性的，其对中国国家治理尤其是乡镇治理的影响也将是根本性的。
在一般的现代化理论中，农村都被视为趋向凋敝的，乡村的命运似乎都被判了死刑。相关结论的背后，隐含着一种人类宿命意味的判断。那就是：城市取代乡村，乡村走向被动或消亡。但这些思考是否就能完全解释当前中国的农村现实，是值得进一步追问的。这里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中国农村地区之广，农民人口之众，即使是按照现有的城市化速度，到21世纪中叶，中国农村的人口仍超过世界上其他各发达国家的人口数量；二是中国农村发展的严重非均衡性及其长期存在，各地村落解体的程度和未来发展的趋向相差悬殊，一元化的判断难免会遮蔽更容易刺激治理创新的社会可能；三是，当前中国村落尚未定型，不排除部分村落在国家适当介入的情况下重新恢复元气，也不排除现在的部分繁荣仅仅是暂时现象，而转型时代的社会科学并非仅仅具有解释的功能，而是可以预留一些实践的空间。这些方面或许都是中国问题的特殊性。因此，对于未完全定型更未全部定型的村落来说，最应拒绝的就是简单化思维。
同时，我们还要考虑中国村落的传统结构，及其坚强的绵延能力和再生能力，更要考虑到中国村落经历的独特的政治社会改造。中国村落的传统结构，基本延续到近代社会，主要有两块，一块是所谓的村社网络；一块是村落背后的层级市场网络，美国的施坚雅先生对此有标志性的研究。当然，近代以来，中国村落一方面基本保持了传统结构，另一方面也已开始了演变，这主要是由外部世界如世界市场和国家政权建设带来的。但总地来说，就村落的村社结构而言，其在近代的演变更多的还是自然的平移过程，也即是原有的村落差序性熟人网络自然地向镇或大城市移动。但近代以来的国家政权建设却对传统村落带来根本性冲击，其巅峰就是“延安道路”式的颠覆性破坏和重构，直到人民公社体制的建立。用政治强力和阶级话语将乡村社会原有的村社网络表面上全部撕碎。这样的一个比较彻底的，直接针对村落内部社会结构的人为改造和重构，是世界上其他地区农村所没有的。这样独特的变迁经历对我国村落当下的演变和未来最终的转型，势必存在一定的影响。
当然，即使是到了人民公社时期，村落内含的村社结构依然以隐蔽或扭曲的方式延续着。在大跃进时期，我们可以看到，连毛泽东当时都不得不承认，要以生产队为基本的核算单位，而当时的大部分生产队都延续了传统村落的网络结构；而王铭铭对福建某村宗族的调查也表明，即使到比较严酷的政治高压时期，当地的村长依然以本族族长的身份重建宗族，举行纪念活动。或许建国后三十年，在统购统销制度下，村落背后的市场网络遭到取消或压制，也是村落非自然演变的重要变量。而众所周知的80年代，国家权力形式上撤离到乡镇，而在农村建构了一个民主框架下的自治模式。这种模式同样也有别于传统村落的治理结构。不过值得强调的是，主要是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有一段时期，因为城市化和市场化在我国还没有全面展开，城乡二元结构还比较顽固，村落因为国家权力的部分撤离而重新恢复了生气，体现就是，这段时期宗族活动和民间信仰是最为活跃的。
正是考虑到中国农村的独特传统、经历的独特改造以及农村的尴尬现实，当前在学术界出现了两类互相争论的观点。一类观点认为，目前农村的尴尬是由中国现代化不足带来的，如城市化和市场化的水平还不高，只要待以时日，城市化和市场化逐渐深化，问题最终就会解决。政治学角度的这一类思考，则强调国家建设应进一步强化。另一类观点则认为，当前农村出现的种种乱象和发展困局，主要是因为现代化过快超越了村落的内在承受力。因此，要反思我们现在主导的快速现代化和强势的国家政权建设，强调将村落社会重新建设成为“低消费、高福利”的家园。
本研究认为，出于对传统村落的诗意想象和情感留恋，试图阻止整体上村落衰败的趋势，无疑是不现实的。因为村落的命运已经不仅仅取决于自身，更依赖于裹胁着它们不断转型的现代化大潮和外部世界。更为理性的态度可能是，一方面，承认从总体上和最终的大势上，我们难以改变村落衰败直至部分消亡的趋势；但另一方面，从一段时期和某些区域看，村落是否可以在新的条件下焕发活力，以使我们在单向度的现代化面前依然有多样性的生活选择？而国家在这一问题上，是否可以采取帮助村落重建共同体的办法介入村落？考虑到我国独特的国情，广袤的村落、庞大的农村人口和有限的耕地，村落短时间内的快速衰败，对我国的现代化可能会带来损害，而我国各地村落的发展也并非完全定型化，因而存在努力的空间。因此，值得思考的问题可以归结为，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因为发展的不均衡和各地村落的明显差异，部分村落是否可以在强势的市场化、城市化和国家政权建设面前保持一定的自主性，延续其积极的治理功能；甚至，我们是否可以通过适当的努力，适当延缓村落衰败和村落自主性过快丧失所可能带来的消极后果，或者在新的社会条件下部分激活某些传统资源比较丰富的村落，以部分恢复或延续其自主性？毕竟，面对社会发展的大趋势，身处其中的人们也并非完全无能为力。
我们这里所讲的“村落解体”，是相对于传统村落的“自成一体”状况而言的。从理想类型上看，传统村落具有自主性，其作为社会基本单位，内部具有紧密的联系，并能很好地通过自身的循环系统满足其需要。具有表现如下：自我提供公共产品，自我生产帮扶体系，自我满足消费欲望，自我维持内部秩序。而从成因上看，以上的诸多特征依赖于相应的内外支持结构：从内部看，村落的自然条件与空间分布，熟人社会的特质，交换圈的客观存在，资源总量限制与模糊化利益，民间信仰体系都是至关重要的变量；从外部看，“编户齐民”的限度，“皇权不下县”与乡绅的非正式治理，政府的重农观念与休生养息的理念，村落与国家共享一套文化符号，是非常关键的外部结构性因素。系统解析村落自主性的形成机制，可以发现其维持所需要的独特的社会条件，因而具有先天的脆弱性。应该说，当前我国的村落，在主要方面不可能完全具备传统村落的以上性质。相反，处在快速现代化语境下的村落，更多的是走向解体的，也即，其内部联系变得越来越松散，其对外部世界的依赖性越来越大，其靠自身的循环系统解决其问题的能力趋向弱化。
换言之，本研究对村落解体的判断，主要是其自主性的逐步弱化直至丧失。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测量村落的解体程度，并在此基础上确定村落的类型。我们对村落解体的判断，主要是参照了三个时期的村落形态：帝制时代具有自主性的村落，毛泽东时代的政治性村落共同体，80年代至于90年代初部分恢复元气的村落。这里的村落主要是社群意义上的，即那种有传统，熟人社会意义上的生活和互动空间，主要以村民小组（自然村）为依托。当然，全国各地情况有别，部分被规划为行政村的自然村落也在观察之中。它有别于帝制时代村落的地方在于，其自主性部分丧失直至基本丧失，而对外部世界尤其是国家和市场的超强依赖。它有别于毛泽东时代村落的区别在于，其依托的政治背景已大为松动。毛泽东时代跨村的政治共同体现在已被极大的压缩和弱化。它同时又区别于80年代至90年代初的村落，因为它越来越缺乏生气，“村将不村”，“古村不古”。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现在的村落，其自主性逐步弱化直至丧失。
具体的测量指标，可以按照如下几个大的方面来设计，综合考虑村落解体的程度进行判断：
其一，常住的人口规模及其结构。一定数量的常住人口是构成社会共同体的前提，因为，只有达到一定的人口规模，他们在合作的基础上才能解决面临的公共问题，他们之间的互动也才能使共同体得到延续；而人口内部的结构同样非常重要，性别结构、老中青幼的年龄结构必须具备一定的均衡，否则其社会关系及其延续性将成为很大的问题。
其二，村民间相容性利益的存量。也就是说，居住在村落中的村民之间具有一些共同利益，有一些事关所有人的事务，他们在某些问题上可能因为利益关联而走到一起。一般而言，相容性利益存量越丰富，村民之间的关系就越紧密，他们之间的互动也就越频繁，村民对作为整体的村落的关注度和参与度也就越高。相反，如果相容性利益较少甚至稀缺，村民关系就相对松散，他们之间的互动就不那么频繁，他们对村落共同体就会失去关注的热心。
其三，村落公共生活频率与效果。即村落作为一个生产、生活和娱乐空间，是否能够举行经常性的公共活动，让所有村民或大部分村民都参与其中，并能获得一定的收益。这一方面与前面的第二个方面紧密关联，另一方面又存在区别。村落的公共活动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和超越性。如果村落公共生活的频度比较高，社会效果比较好，本来关联比较弱或意识不到彼此密切关联的村民，也可能因为公共活动而对其他村民表示关注，并对村落的各项事务表示关心。也就是说，公共活动具有延续和建构村落共同体的功能。
其四，村落精英质量与功能发挥。村落无论在什么时期，相对而言，都是国家权力深化比较弱的空间，其至多多少少都具有自然性和自治性。在这样一个比较自然和自治的空间，当地精英的作用显得更为突出也更为关键。很难想象一个秩序良好的村落没有相应的精英，更难想象精英功能不能很好发挥的村落，其自给自足能够长期延续。
其五，村民间生活交往及其互动。就日常生活的角度而言，村民之间能否互助以克服某些村民面临的难题，对村落共同体而言也非常重要。家庭个体的力量毕竟是弱小的，而乡村生活又面临一些不可预料的因素如自然灾害、疾病或其他变故。在这种情况下，相邻的村民或具有血缘关系的村民能否互相帮扶，是衡量一个村落内部的社会关联是否解体的重要指标。
其六，面向村落的持续发展取向。也就是说，村落中的人是否将主要的关注点和生活归宿放在村落，还是将目光放在村落之外，而普遍希望离开村落到外面发展。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只有大部分村民都把村落当成自己最重要的家和安身立命的所在，村落才具有了长期延续的可能。否则，村落就变成开放性的，它的价值和地位就趋于下降。集中体现就是他对年轻后辈失去吸引力。
为大致了解当前我国各地村落的解体现状，本研究于2009年7月和8月进行了规模适中的实地调研。部分调研由笔者亲自完成，部分调研由经过笔者培训的乡村调研员完成。我们共调研了11个省的19个村落。这些村落中，既有发展态势比较好的，一般的，也有发展态势比较差的；既有城郊村，一般位置的村落，也有比较边远和落后的村落；既有少数民族居住的村落，也有一般性的村落。应该说，村落的类型还是比较全面的，对了解我国村落的解体现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具体调查中，我们主要分三块：第一块是对村民进行村内关系和乡镇建设方面的问卷调查；第二块是对乡镇干部进行乡镇建设和村落发展情况的深度访谈；第三块是在有调研条件的村落，深度跟踪村落中近期发生的各类群体性活动，以此具体呈现和判断村落解体的状况。
这样，我们主要取得如下三个方面的初步材料：其一，444份调查问卷，问卷中既有客观题，也有主观题目；其二，乡镇干部的访谈记录；其三，关于村落发展和村民群体性活动的说明性材料。
根据以上三个方面的材料，结合前述测量村落解体的一系列指标，我们发现，当前我国村落在总体上是存在解体的情况，并有进一步解体的趋向；但不同地区的不同村落之间，又在解体的方面和解体程度上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差别。
其一，常住的人口规模及其结构。调查发现，现在大部分自然村落中的常住人口比十年前都有大规模减少，一方面是大量的年轻人外出打工，至多在农忙时或过春节时才大规模返回家乡；另一方面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在外地定居，包括乡镇、县城或打工地居住，他们甚至有不少选择举家搬迁，他们的小孩也有很大一部分在入学年龄后就离开家乡。人口规模的减少在部分村落达到全村人口的60%-70%，一般也都在40%以上。个别严重的村甚至只有7个老人。人口规模的急剧缩减，使得村落很难展开经常性的群体性活动，也很难展开有效合作。因为他们加在一起的力量也很弱小。剩下留在村落的主要是老年人，中年以上的妇女和部分小孩。老年人或许不愿或者不能离开故土，妇女往往是因为要照顾老人和小孩，她们同时要承担繁重的田间劳作，而小孩的数量同样也急剧减少。我们看到，不少村落的小学因为生源渐少而难以为继，只好走倒闭或合并的道路，而乡间小孩的玩伴也多成为遥远的梦想了。常住人口的结构出现很大危机，他们的素质同样令人担忧，这使村落自身的循环系统紊乱。
其二，村民间相容性利益的存量。当我们向普通村民、村干部和乡镇干部询问村落集体利益时，大部分人的回答都是，村里集体资产比较薄弱直至没有。不仅是行政村意义上的集体资产现在大都不多，自然村意义上的村落共同财产更是所剩无几。乡镇干部和村委会的干部一般都向我们表示，村里要想办点事或推动一些自然村落办一些事，行政村里没有一定的财力是很难想象的。而在我们这次调查的村落中，除了福建某村因为集体林权一直没有分配给普通村民，村集体通过比较好的经营不仅保证了村民的收益，也保障了村集体的财政基础，从而使村集体有财力主办了不少公益事业和公共工程，其他的村落基本上都因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村集体不再掌握丰厚的集体资源。应该说，村民之间，尤其是自然村落范围内，村民事实上还是存在一定的相容性利益，如水利和道路。但在这些问题上，村民之间过于计较得失，较少能够一起合作完成。反而是在某些具有民间信仰意味的活动上，如云南某村及陕西某村，他们表现出难得的一致性。这都是值得我们关注的现象。
其三，村落公共生活频率与效果。根据调查，我们发现，村落中的公共生活，包括宽泛意义上的各类群体性活动，其展开的频率都大不如以前。调查结果显示，超过1/3的村民认为村里出现大事后，大家并没有聚集在一起讨论。除了行政村意义上的选举之外，自然村落意义上的村民小组组长选举，小组会议的开展并不多。真正比较多见的，主要是婚丧嫁娶和民间信仰等文化活动，只有在这些活动方面，村民才表现出一定的积极性。其他的活动，真正关系到村民利益和发展的活动，如公共工程和经济合作，都很难展开。有的地方甚至是“成片成片的田地都被抛荒了，人们渐渐发现与其广种薄收，靠天吃饭，不如出去打点零工赚点钱来的实在。关于修复渠道也渐渐无人问津了。”公共活动开展的效果，除部分让村民比较满意外，大部分他们都评价不高，尤其是对选举和民主方面，他们一般都表示出不满意，认为存在拉票，派系和“不平等性”。相当多的公共活动如土地分配和选举展开后，村民之间的关系反而更加恶化，他们不仅不信任精英，也不相信彼此。相关的主观回答和文字材料也都能显示出这一点。
其四，村落精英质量与功能发挥。在调查中我们发现，从乡镇干部到普通村民，他们都普遍表示出对现有村落精英水平和能力的不满意，调查问卷的统计结果也显示，超过1/3的村民认为他们的发展“缺少带头人”，而对村落出人才或吸引人才的前景更为担忧。他们从心底期待有优秀的带头人，但他们又觉得真正的人才很难走进乡村。有的村落，年轻人不愿担任村里的领导人，村里领导班子年龄普遍在55岁以上。部分村干部只想着自身的利益，完全不顾村民的利益。现有的村组干部一般都难以取得村民们的普遍认同，村落精英的外流严重，余下的村落精英也并不将主要心思放在本村的发展上，他们要么埋怨村干部的待遇太低，要么埋怨村的工作不好作，所以他们虽然在其位，却热中于其他生存和赚钱的途径。村落精英的功能发挥虽然在形式上还得到一定的延续，如村落精英参与婚丧嫁娶和民间信仰的组织活动，但他们在解决纠纷和带领村民发展方面，往往无能为力。因为，现在的村民越来越独立，越来越个体化，他们并不轻易承认村落精英的权威。
其五，村民间生活交往及其互动。与传统的村落，尤其是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的村落相比，一个非常明显的差别就是，村民之间普遍的往来减少了。我们经常听到的说法是，村落中“人心涣散”。现在村落中真正往来比较多的，一般都是亲缘关系非常近的几个家庭之间。村内一般村民之间的互助有减少的趋势。当然，一小部分的村落，村民之间还是能够保持比较频繁的交往和互动的；但大部分村落，村民们聚集在一起单纯的聊天和交流变得越来越少了。农活忙完，回到自己家里，门一关，自己家看自己家的电视。调查结果显示，超过1/3的村民“不经常串门”了。倒也有一些小规模的村民互动，那就是打麻将和赌博。村民们普遍感觉，现在农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如以前有人情味，因为现在什么都讲钱，只要掏钱，就有人帮忙，不掏钱就很难指望一般的村民了。血缘关系虽然在维持村落秩序方面仍有作用，但利益正越来越成为决定村民关系的最大砝码。在大部分村落，恐怕利益作为影响村民关系的因素已远甚于传统因素。村落作为一个社会共同体的色彩在人与人关系的疏远和理性化中趋于淡化。部分调查员的感慨也很容易得到共鸣：“今时不同往日，农忙时节农民们再也不会相互帮忙了，再也没有以前那种热闹壮观的场面，只是偶尔几家关系十分亲密的人之间才会相互帮忙。现在流行的是自家种自己的地，自家管自家的农忙，忙不过来了就花钱请几个小工，或者找匹马来驮东西。”就村落秩序而言，问卷统计结果显示，有近一半的村民觉得，村里出现纠纷没有相应的有头有脸的人出面调解。而某村本来出现了小偷，个别村民都已经看到了，村民们却都选择了明哲保身。
其六，面向村落的持续发展取向。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村落精英，还是一般的村民，他们并不满足于村落内的发展，只要有能力，他们都会想法设法地向外发展，开拓其他的发展途径。村落本身的资源有限，发展空间也有限，村落很难在一个日益开放的社会中保持其稳定的吸引力。同时，村落当前的发展态势有好有坏，但在我们问及现有的常住村民他们是否愿意继续在本村发展时，他们大都表示出愿意，这其中很多或许是因为没有别的选择或已经习惯了乡村的生活。而在我们问及他们是否愿意自己的子女在农村发展时，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没有例外的回答“不愿意”。这部分说明他们对本村前途的评估。在他们的价值判断中，外面的世界，乡镇和县城，直至大城市的生活要优于乡村的生活，他们并不希望自己的子女继续留在农村。由此可见，村落中的人面向村落的持续发展取向同样有淡化的趋势。
需要强调的是，上面所有这些概括是我们这次调查得到的总体情况。相关材料可以证明，当前我国村落已经部分解体且正趋向进一步解体。但进一步的分析仍是必要的。我们应该看到，大部分村落的解体并非全方位的，相反，村落的解体也是局部性的。前述测量解体的几个方面，并不是说所有村落都同时存在。部分村落存在解体的方面比较少，其解体的程度比较弱，这一类村落可以称为基本稳定的村落；部分村落存在解体的方面比较多，其解体的程度比较强，这一类村落可以称为基本解体的村落；更多的村落是在某些方面出现危机，但在另一些方面还能延续，这一类村落最多，可以称为部分解体的村落。我们可以看到，那些基本解体的村落，人口稀少，共同利益缺失，缺少公共生活和精英，村民间互动很少，村落的前途非常暗淡。那些基本稳定的村落，人口较多且比较稳定，村民能意识到存在一定的村落共同利益，能够开展一些公共活动，并不缺乏相应的精英，村民间的互动尚可，村落的发展在近期内还比较乐观。大部分的村落是处在这两者之间的，属于部分解体的村落，它们或许有一定的人口和共同利益，但公共活动难以展开或缺乏相应的带头人，或者人口规模不大但能有比较好的互动，但村落前景仍不被看好。所以，需要我们结合具体的村落来具体分析。正是因为不同村落其解体的方面和程度不同，它们对国家治理的意义也就不同。而且这种状况和局面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都会延续；同时，通过政府和社会各方面的努力，部分村落的改观和村落某些方面的改观都将是可能的。
总而言之，一方面我们要看到我国村落总体上的解体现状和趋势，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不同地区村落解体的程度和性质不同。相应的国家治理包括乡镇治理的路径也应建立在对村落解体的充分把握上。
在国家治理的视角下思考，有必要追问导致当前村落解体的国家因素。现代国家是应该加速村落解体进而挤占治理空间，还是适当维护和吸收村落的自生秩序，使其成为现代国家治理的社会资源。这是我们应该考虑的问题。而通过反思已有的国家治理历程，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些经验教训。部分历程已无可更改，它们是我们展开进一步的乡镇治理所要面临的社会前提；而另一部分作法，却有可能在我们反思下得到适当的调整或改革。这对未来我国的乡镇治理同样是非常重要的。
总体来看，如下几个方面对我国当前的村落解体构成了潜在的影响：
其一，权力伸缩与机构设置：强调村民自治还是党政建设。即我们是通过进一步的机构设置和权力延伸来实现对乡村的刚性控制，还是帮助其自身走向有效的自治和自主。正是因为现代国家权力所具有的史无前例的贯彻能力，村落本身在这样的力量面前多是被动的，其自身原本比较有效的一套秩序机制可能被搁置、破坏或取代，由此带来国家治理成本的增加和村落自身的局部解体。
其二，制度安排与利益调整：进一步分权还是夯实共同利益。与国家权力延伸相伴随的是，村落本身的利益基础一方面遭到削弱，另一方面又被重新调整。我们可以看到，从人民公社体制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强调“分”的潮流下，村落共同的利益基础尤其是集体资产普遍减少，而乡村治理本身的变化则带来了乡村利益尤其是集体资源的再分配，包括部分村落精英的攫取，由此破坏了村落社会相对平衡的社会结构，而使村民间关系走向激化，村落共同体的维系难度加大。
其三，国家建设与符号渗透：资本话语、城市话语和国家话语。现代国家和现代社会的强势话语全面进入村落，它们改变着村民们的观念和行为模式。国家话语的推进增强了村民对普遍性规则的了解和认同，使他们对村落原有的规则和秩序失去认同；资本话语的入侵使村民对金钱的偏好超过对其他价值的认同，金钱成为社会评价的唯一标准或最高标准；城市话语使村民对自己的身份越发不自信，感到自身的“不如城里人”，对乡村本身的积极价值和优势反而失去坚持的耐心。在这些外部入侵的各种话语面前，村落本身的价值和吸引力变得黯淡无光了。村落的前途也就可想而知。
其四，政策安排与强制执行：如殡葬制改革、打击“封建迷信”等。传统的婚丧嫁娶等民俗活动，既是村民生命中的大事，更是村落中的大事，通过这些活动，村民之间进行互助和互动。我国现有的殡葬制度在部分地区成为地方政府牟利的工具，他们强制推行火化，在某种意义上毁灭了部分老人的生命意义；而打击迷信则使村落中很多传统的文化活动失去正当性，村民们从心底失去了敬畏和依托，村落作为一个意义共同体由此面临崩溃的命运。
从大的方面，放到国家治理的视角下来分析，首先是要看到村落解体的现状对国家当下的治理和长远的转型意味着什么。如下五个方面的问题可能值得深思：
其一，对国家治理资源的需求扩大，国家对农村的投入还要加大。总体上看，我国的村落已经普遍地局部解体，部分村落的解体甚至非常严重。在此情况下，单纯靠村落自身的力量是不够的，这需要国家进一步加大对农村的投入，帮助村落克服其面临的困难。其二，使国家的治理成本急剧加大，短期的治理效果可能不理想。村落解体就意味着国家的治理政策和治理资源的供给缺乏来自村落的有力配合，既缺乏来自村落的参与和表达，又缺乏来自村落的有效制约，国家治理的成效往往大打折扣。例如，有的村本来赶上了修路的机遇，因为“村村通”工程是市财政补贴加农民自己出资，但很多农民不愿意出资修建公路，这样就使很多村人心不齐，公路修建不了了之。山西某些村的情况同样如此，一位副镇长的话多少有些无奈：“说你看修路钱也不能国家全掏吧，一般资金是政府出一些，村民再自筹一些，这应该是合情合理吧。但是就有一些村民不交钱，不交钱路也没法修，所以他家门前的路也就空那里了。”其三，影响基层和地方政权的运作，尤其是地方和基层政权的行为模式。村落解体容易给地方和基层政权一个信号，那就是只有统一规划加大介入力度，村落才能实现改观。但这种基于政府本位的思考可能使治理问题过于简单化了，因为各地村落的解体原因和解体程度并不相同，简单的一元化政策可能只会收到事倍功半的效果。
因此，更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是，村落解体程度不同，其治理后果也就不同：如基本稳定的村落、部分解体的村落和基本解体的村落，它们对国家治理的需求和影响也就不同。同时，我们还要将眼光放得更远，村落前途不同，他们对国家需求不同。部分村落因为资源禀赋和地理位置，存在繁荣的空间，只要政府适当帮助，他们就可以恢复甚至积聚人气，村落的复兴则可预期。部分村落资源贫乏，人气严重流失，也看不到发展的前景，这样的村落对国家治理的需求就是在其存续期间国家要保证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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