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这种情势，中央高瞻远瞩，提出“三化同步”的战略思维，这是对人类三大文明的继承发展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具体实践，同时也是对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理念的深化、细化、具体化，不仅是一次重大的理念创新、理论创新，更是国家发展战略的一次重大调整，内涵丰富、定位清楚、指向明确。这一论断警醒社会，告诫世人：农业文明是与工业文明、城市文明并行不悖的一种文明形态，是人类文明的母体文明。只有农业文明才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文明，其他一切文明都是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之上的文明，没有农业文明的文明是残缺的文明，没有农业文明的社会是危险的社会，没有农业文明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发展。

转变发展方式是当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国面临的最艰巨、最严峻的课题。而要转变发展方式，首先必须摆正“三化”之间的关系，把三化同步的战略思想贯彻好落实好。要做到这一点，当前必须下大功夫克服全社会尤其是不少领导干部对三农的偏见与傲慢，还三农以地位，给三农以公正，重塑农业文明的现代尊严。而现代尊严的重塑，首先需要农业自身做出努力，即农业必须在发展演进过程中重新认识自身、重新解释自身、重新谋划自身。

重新认识自身

人贵有自知之明，“业”也同样贵在自明。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农业身处何处，价值几何，应予廓清。

一是基础性。农耕文明是人类文明的起点。伴随着农业文明的薪火相传，人类得以从远古走到今天。农业文明是根，今天的工业文明也好城市文明也好，都是在农业文明这个根系上发出的文明之芽，在农业文明这根藤蔓上结出的文明之果。毫无疑问，农业文明既是所有文明的基础，更是所有文明的灵魂。“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没有农业文明这个基础，工业文明、城市文明都是空中楼阁。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包括其他民族都曾有过一段短暂的文明，在历史上都曾辉煌过，但是其他的都中断了，只有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没有中断，根本原因就是有着生生不息的农业文明作柱础和载体。

由于对农业基础地位的忽视和放弃，古今中外有过不少惨痛的教训。英国在成为“世界工厂”以后，开始轻视农业，一厢情愿地实行“英国工业、其他国家农业”的国际分工，在食品供应方面严重依赖于世界市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德国潜艇击毁英国远洋商船，粮食进口运输受阻，国内粮食供应链出现断裂，一次交通事故就差点酿成毁灭性的灾难。事件发生后，英国政府赶快加强对农业的干预，采取重视农业的许多措施，逐渐扭转了农业衰退的局面。法国路易十四到路易十六时期，轻视农业，对农业不采取保护措施，导致社会混乱，最终引起法国大革命。2012年4月23日法国《世界报》发表了长篇文章《农业的报复》，提醒整个社会，任何国家，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农业的基础地位，否则就会付出沉重的代价。“历史赞美把人们引向死亡的战场，却不屑于讲述人们赖以生存的麦田。历史清楚地知道皇帝私生子的名字，却不愿意告诉人们麦子是从哪里来的。这正是人类的愚蠢之处。”这是法国著名科学家法布尔的一段名言，这种愚蠢再也不能延续下去，哪怕农业创造的GDP在一国的比例中微乎其微，也轻视不得，漠视不得，更忽视不得。粮食是“1”，其他财富都是后面的“0”，没有前面那个“1”，一切都将归“0”。在衣食俱安的今天，人们已经被眼前的景象所陶醉，一些人在大动干戈挖基蛀础，这是需要十分警惕的。中国目前人均粮食800斤左右，而秦汉时期，人均就达985斤。人均800斤只相当于唐天宝年间的水平，且当时只有人吃粮，动物、机器都不吃粮。

二是准公共性。世界上没有哪一种产品能像农产品一样，每个人每天都必不可少，连人类养殖的动物也加入了这个需求队伍。农产品的社会属性遍及所有人及人们养殖的动物。显而易见，它具有极强的准公共性。而农业的生产对象又是活的生命体，它们无法像工业品那样可以任人摆布，它们遵循自然规律的生命周期无法打破，因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农业要改变自身弱质产业的位置，走出自身弱势地位的困境，十分不易。

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不对农业进行补贴的，越是发达国家补贴就越高。2011年美国农民人均获得政府的投入相当于2.5万元人民币，约是中国的三十倍，美国的农业收入来自政府的直接补贴高达47%。这种不计成本的补贴目的就在于确保农产品的公共需求，它是社会最敏感的神经。世界上什么人都有，就是没有不需要吃饭的人。

农业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必须认清自身承担着无可替代的公共责任，一面参与市场竞争，一面还需要不惜代价地完成社会责任。同时，还应清醒地看到自身弱质、弱势的天然位置，明了自身弱质、弱势的根源所在。

基于此，农业在与工业文明、城市文明并驾齐驱共同担负起推进人类文明前进的历史使命进程中，必须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采取一切可以采取的措施，唤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赢得全社会的普遍支持，获取全社会的广泛帮助，让公共性真正姓“公”，从而改变从“重中之重”到“轻中之轻”的巨大落差。

三是引领性。中央已经把农业摆在了引领的位置。中国历朝历代都高度重视农业，最早的重农思想比法国重农学派产生要早2000多年。先秦就提出“农事害乃饥之本”，西汉则指出“富民者以农桑为本”，唐代已明确“农者天下为本”。但是，都只是停留在强调农业的基础性位置上。新中国建立以后，虽然同样高度重视农业，但事实上在重视程度上总是摆在工业化和城市化之后。进入新世纪，中央开始把农业的基础地位提升到了引领高度。2003年，胡锦涛同志提出要把三农工作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吴邦国同志提出要把三农工作作为全国工作的重中之重、温家宝同志提出要把三农工作作为政府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重中之重”，一个在汉语词汇里已达极点的程度表述，足以说明农业在顶层心目中的位置。2011年中央进一步提出“三化同步”，继而在党的十八大上又提出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强调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必须同时发展、同步发展、同样发展。

中外大量实践证明，用现代化的技术和手段改造提升传统农业，农业在一个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完全可以起到引领的作用。例如，凡是农产品加工业比较发达的地方，那里的经济社会发展就比较繁荣，二产、三产就比较发达，农民的非农就业率就高；凡是农业现代科技、现代设施、现代管理深入推广的地方，那里的农业产出率就高，综合效益就好；凡是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数量多体量大的地方，那里的农民组织化程度就高，合作意识就强，民主氛围就浓；凡是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比较健全的地方，那里的社会化分工就细，专业化程度就高，劳动生产率就高，市场化程度就高。许多实例表明，一个地方的农业一旦站到引领的位置上，那里的城市化推进就快，农民收入就高，城乡差距就小，社会和谐度就高。荷兰是世界著名低地国家，人均耕地面积仅一亩多，农业条件相对较差，但其花卉产业却成为领引全国的主导产业。20世纪90年代以来，每年以花卉为主的农产品净出口值一直保持在130多亿美元左右，约占世界农产品贸易市场份额的10％，居世界第3位。整个花卉业提供了57000个全日工作岗位，同时还为供应公司制造了15000个全日工作岗位。我国山东的寿光，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选准蔬菜作为带动农民增收的主导产业常抓不懈，目前年产蔬菜400万吨，拥有全国最大的农产品物流园，产品除销往全国各地外，还出口至日、韩、中国香港等数十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国家级“出口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是著名的“中国蔬菜之乡”。2011年，实现财政总收入69.2亿元，其中地方财政收入41.6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保守估算达一万多元。这样的例子在全国各地比比皆是，玉米之于吉林、棉花之于新疆、双汇之于河南，都已成为引领当地的主导产业。

在现实生活中，一些人对农业的“引领性”认识不足，很大程度上源自厌农情绪的发酵，在一些人的观念中，并不认为农业现代化是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是觉得离农越远离现代化就越近，只有去掉“农”字，才能显出现代性。招商引资，认为只有那些与农不沾边的项目才算工业，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加工业似乎不算工业；发展三产，认为只有那些为城市为工业服务的服务业才算服务业，为农业、农村、农民服务的服务业似乎就不算服务业。社会必须走出这一误区，重新审视现代农业的内涵及其与二、三产业的关系。

重新解释自身

在工业化、城市化背景下，今日之农业早已不是昔日之农业，其战略地位更高，与经济社会的关联度更强，多功能性更加凸显。

首先，粮食已经成为发达国家的战略武器。基辛格于上个世纪70年代就曾预言：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了所有国家；谁控制了货币，谁就控制了世界；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世界上所有的人。把粮食作为战略性武器，历史上早有先例。春秋末年，吴越争霸期间，越王勾践把种子煮熟了，贡给吴国。吴国种上越国的假种子后，第二年颗粒无收。军粮供给无望。在那个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冷兵器时代，战争未起败局已定。在人要吃粮食、动物要吃粮食、机器也要吃粮食的今天，粮食已不是一种普通的商品，它已成为一种最具杀伤力的武器。

二战以后，西方国家正是根据基辛格的“粮食武器论”，制定了“粮食武器化”战略，在多个方面做了充分准备。世界220多个国家和地区，粮食能够自给的不足一半，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都需要从国外进口粮食。美国作为农业大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粮食出口国，有着百年历史的世界ABCD四大粮商前三大都在美国，最先进的以转基因技术为代表的生物技术也在美国。目前，世界粮食贸易量的80%被四大粮商控制，他们凭借雄厚的资本和百年经验，已经完成对上游原料、期货，中游生产加工及品牌，下游渠道供应的绝对控制权。发展中国家谁不听话，就不给他饭吃，以此巩固世界霸权地位。现在，美国对中国的农产品战略布局已进入到中国最核心的粮仓部位，美国农业部已分别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沈阳等地设立多个农业贸易处。孟山都、杜邦等一些经营农产品的跨国公司也在加紧步伐攻城略地，抢占中国农产品市场，这可能比1840年鸦片输入中国还容易得多、危险得多！如果我们还不警醒，依然奉行亲工业远农业，亲市民远农民，亲城市远农村的思路，中国人当“粮奴”的时间可能为期不远。作为最原始、最传统的农产品，一旦被“武器化”，它将成为最先进的现代武器攻无不克。没有哪种武器比粮食更具杀伤力。有专家预言，在本世纪第二个十年，农业将成为中国和美国进行国际竞争的最终竞技场。不难看出，人类社会的竞争，最终又回到了农业这个维持基本生存的原点。

其次，中国农业的现状不容乐观。我国现有18.2亿亩耕地，要满足目前全社会对农产品的消费，需要30亿亩农作物播种面积，而我们加上复种面积只有23亿亩，每年需要进口相当于7亿亩土地生产的农产品，中国粮食九连增，中国粮食进口也是九连增。世行测算，中国的粮食自给率应保持在95%以上，而2011年已跌破90%，进口量占10.8%。目前的现实是，两大资源约束使中国粮食总产短期内很难有大的增长。一是耕地趋紧。随着城市化的扩张，耕地正加速减少。改革开放以来，全国耕地锐减3亿亩，差不多一年减少一千万亩。近年来，虽然有占补平衡政策，但实际耕地还在减少是不争的事实。如此下去，18亿亩红线的溃败指日可待；二是水资源奇缺。我国是世界上13个贫水国之一，人均淡水资源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7%，与此同时，我国农业用水的有效利用率仅为40%左右，远低于欧洲发达国家70%-80%的水平。另外，水资源和耕地的时空分布也是呈严重错位状态：有水的地方往往地少，有地的地方往往水少，长江以南水资源占81%，但耕地只占36%。而且，从宋代开始，中国就是南粮北运，近十几年却来个大反转，北粮南运。全国吃粮靠缺水的北方供给，南方水多不种粮，广东粮食自给率不足30%，福建、浙江不足40%。目前，全国每年的农业用水量约占全社会总用水量的60%-70%，华北平原每年的农业用水约占地下水开采量的70%。超采地下水，导致地下水位迅速下降，华北平原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地下水“漏斗区”。生产一斤小麦需要一千斤水，生产一斤水稻需要一千五百斤水，这是刚性的自然需求。

在财富的创造已经由“土地时代”、“设施时代”跃进到“科技时代”的今天，正像舒尔茨在《改造传统农业》一书的开篇所言：一个像其祖辈那样耕作的人，无论土地多么肥沃或如何辛勤劳动，也无法生产出大量食物。从科技上看，我国2011年农业科技进步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只有53.5%，发达国家都在70%-80%以上，农业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2011年我国为54.5%，发达国家几乎达到百分之百。今天的中国，过去种粮的也变成吃粮的了，过去吃粮的又变成吃肉的了。人们的食物结构也由过去的8:1:1变成今天的4:3:3，而肉蛋奶都需要粮食转化。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但还远远不是农业强国。中科院发布的《中国现代化报告2012：农业现代化研究》指出，农业劳动生产率，美国是中国的90多倍，日本和法国是中国的100多倍，巴西都比中国高。中国农业大概落后于英国150年、落后于美国108年，落后于日本、法国都在百年以上。

再次，现代农业具有多种功能。农业不仅能够保障粮食供给，提供多种农副产品，促进农民就业增收，而且还具有推进工业化进程、缓解能源危机、推动以生物质产业为主导的产业革命、保护生态环境、传承历史文化等多种功能。一是日益强化的食物保障功能。解决好吃饭问题始终是农业最重要、最基本的任务。随着人口增加和生活改善，对食物数量的需求持续增长，对品种的要求不断增多，对质量的追求日益提高，既要吃饱又要吃好，更要吃出营养和健康，农业的食物保障功能日益强化。二是前景广阔的原料供给功能。从目前来看，世界粮食总量供给人吃的还不到一半，大部分用于了动物饲料和工业原料，尤其是能源。汽车加满一箱燃料乙醇，需要200公斤玉米才能生产出来，差不多是一个人一年的口粮。今天的生产生活用具，小到牙具、板凳，大到汽车、飞机零部件，都可以用粮食生产。三是不断拓展的就业收入功能。在新的发展阶段，农业产业链条正从一产向二、三产业延伸，就业空间大大拓展，农民收入大大增加；科技、资本、土地等要素投入的集约化，使农业收入增长方式转变、可持续性增强；农业产业体系逐步健全，农业就业收入的渠道不断拓展；城乡、工农之间交融联动发展，为农业就业和收入增长增添新的动力。四是修复环境的生态保育功能。农业是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相互交织的产业，这是农业区别于其他产业的本质特征。而二、三产业对环境破坏显而易见，只有作为第一产业的农业才具有对被破坏的环境予以修复和对尚未破坏的环境予以保育的独特功能。五是正在崛起的旅游休闲功能。随着人们消费水平的提高、消费观念的改变，导致需求层次逐渐升级，促进农业旅游休闲功能凸显；随着城市化的负面影响加剧，城市居民普遍追求“返璞归真”、“体验自然”，推动农业旅游休闲功能凸显；随着现代农业的迅猛发展，使得社会生产效率快速提高，人们的闲暇时间大量增多，支撑农业旅游休闲观光功能凸显。六是承先启后的文化传承功能。中华民族有着灿烂辉煌的文明史，源远流长的农业文化是其重要基础和内核。包括作物文化的传承、农业技术的传承、经营模式的传承、农业哲学的传承、农业制度的传承、重农思想的传承、村落家族文化的传承、民俗文化的传承、田园文学的传承、中医药文化的传承。现代农业对于高科技等的传承更胜于传统农业。

重新谋划自身

“农虽旧业，其命维新”，彰显农业文明的现代尊严，农业自身既要立足于基础地位，又要站在“引领”的高度上重新谋划自身。只有“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才能脱胎换骨，在创新中领先，与工业文明、城市文明并辔而行，三驾马车各司其职，各领风骚，共同拉起经济社会的发展。

一要不断吸纳工业文明的理念。传统农业只在一产上做文章，现代农业早已打破了一产的桎梏，实现了“接二连三”的华丽转身。现代农业是一个一、二、三产联动，上中下游一体，产供销加互促的完整产业体系，在一产的基础上融入了二产、三产，建构一条包含一、二、三产的完整产业链。也就是说，既要用现代技术、现代管理、现代设备改造提升传统农业，又要发展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加工业，更要发展为农业服务的服务业，构建成新的产业体系。比如很多地方利用农业农村的资源，发展旅游、休闲、观光、体验农业，像东莞的“绝色世界”、杨凌的农科园、深圳的光明农场等。当前我国尤其需要着力开发农产品精深加工和农业服务业。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加工业前景广阔，农业的高附加值都蕴含在后续的精深加工之中，且不说供应人们食用的产品需要精深加工，而以粮食为原料的工业产品开发更是没有止境，美国已经研发出用玉米可生产2000多种产品的新技术。为农业服务的服务业发展前景更是惊人，美国农民只占总人口的2%左右，而为农业服务的服务业却占总人口的17%-20%。可见我国在这两大产业中蕴藏的潜力巨大。

二要理清三农之间的关系。农民是农业的主体，农村是农业的载体。也就是说，谁来建设现代农业?必须是农民;在哪儿建?只能在农村。农业要按照现代产业体系谋划自身，必须解决好两个问题:一是培育现代农民，二是建设现代农村。农业现代化与现代农业含义是大不一样的。二者都体现了现代性，但一个“化”字使其内涵更丰富，意义更深广，农业现代化不光要实现现代农业的经济目标，还要实现农业自身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必须承担的社会目标、政治目标、文化目标和生态目标。简言之，就是农业现代化不光要建成现代农业，还要实现它的主体的现代化和载体的现代化，即要实现农民的现代化和农村的现代化。首先，要培育现代农民，这是农业现代化的主体力量。目前全国农村有5亿多劳动力，平均受教育时间只有7年多，还有1亿多初中生不能上高中就直接走向社会。九年义务教育难以满足农业现代化的需要，现代农民没有高中以上的水平很难适应。同时，全国调查只有7%的农民工有回乡种地的想法，百分之九十几都不想回去，因此，培养出一支稳定的职业化农民队伍，才是中国未来农业发展的根本出路。当务之急，应引导农民在职业的选择上做出理性判断，一是让农民不当农民，从一产走入二产、三产，从田间走向车间，从田头走向码头，从乡村走进城市，如果他们能在城里有稳定职业、稳定收入，是最理想的选择;二是让农民当好农民，不能在城市立足的，就回来种好地，把务农作为终生的职业追求，当个职业化的农民，这应是当前很多农民的现实选择。且不论其他条件限制，一套住房少则几十万，多则几百万，他们何时能挣到一套房钱；三是让农民兼当农民，一些地少且有一技之长的农民可以在家一边种地一边搞副业，或者在家乡就近打工。其次要建设现代农村，这是农业现代化的载体平台。中央已经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绘就了“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五句话的总体蓝图，农业现代化必须在这样的载体平台上才能建成。农村应向社区化、城镇化发展，农村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社会管理等许多方面都应学习城市的现代理念，建设具有现代意识的新农村。但推进农村现代化不等于农村城市化，不是像有些人想象的，把农村都变成和城市一样。城市和农村就像夫妻关系，有男有女，性别有分工，如果建得完全一样就成了“同性恋”。农村和城市各自有各自的功能，农村只不过是学习借鉴城市的先进管理方式、配套公共服务和良好基础设施。现代化的农村也还是农村，农村的生态、生产、生活都有自己的特点。一旦失去“乡土味”，农业现代化就没了载体。

总之，没有农民的现代化和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农业的现代化。

三要千方百计拉长产业链，努力构建从生产起点到消费终端的产业链条。正如马克思提出的那样，农业一定要变成有价值的代换，农业发展不仅仅停留在高产、高效，重要的还要高值。这就要求尽可能多地延长农业产业链。一个完整的产业链通常包括制造、产品设计、原材料采购、订单规划、商品运输、产品零售等诸多环节。其中制造环节附加值最低。中国作为“世界工厂”主要从事的是产业链最低端的制造业，生产8亿条裤子才能换回一架空客A380飞机。农业产业链条也同样包含这些环节。要获得更高的农业效益，除了生产种植，更要获取设计、包装、加工、仓储、运输、销售等后续产业链条中的高附加值，这样才能把“黄豆做成肉价”。山西省五寨县是一个传统农业大县，该县围绕马铃薯种植，在延长产业链上做文章，通过龙头企业带动，年加工马铃薯量达10万吨，并催生了县域内良种应用、植保、农机、服务、运输等相关产业的发展，使五寨变“大粮仓”为“大厨房”。上海崇明岛前卫村，只有五千亩地，以生态农业为核心，综合打造种植业、养殖业、农产品加工业、新能源及乡村旅游等产业，构建起完整的产业链条，村民人均年收入达到16万元之巨。

由于GDP作祟，财政收入至上等因素的影响，中央“重中之重”的战略部署只在一些人的头脑里和实际工作中“略占”一点点位置。“战略”成“略占”，何谈有尊严！农业被搞得灰头土脸，其源盖出于此。农业文明现代尊严的重塑，固然需要农业在开拓创新中提升自身，但更需要的是全社会方方面面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的关注关心和关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