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一声令响，举国上下全员参与开始了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比赛。三十多年来，最吸引眼球的当然是跑在最前面的那个群体，全社会都在为他们加油鼓劲、喝彩助威，而对落在后面的人群关注度却远远不够。由此，导致快的更快，慢的更慢，两极分化日益严重。数据显示，我国最富的阶层与最穷的阶层占到了77%，中间层只占23%，远低于发达国家70%左右的比重，社会呈现出一个中间塌陷的“M”形结构。一个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决不应成为只盯住奖牌的“竞技体育场”，而应成为全民参与的“健身俱乐部”。社会结构的畸形、社会阶层的固化倾向正在提醒我们，协调发展、合作共赢已成当务之急。我们的城市应该“等一等”我们的农村，我们的市民应该“等一等”我们的农民，我们的富人应该“等一等”我们的穷人，我们的国家应该“等一等”我们的人民。当然，“等一等”并非停下来静止地“等”，而是应想方设法减少快与慢的速度悬殊，千方百计降低前与后的距离落差，让经济社会发展的宏观结构保持在一个合理区间，正如“共同富”不是“一样富”那样，差距必须有，但务必保持在合理水平。

城市应该“等一等”农村

今天的中国人正像置身于两个连台悲喜剧中：在喜剧台上，高楼林立，笙歌靡靡，灯红酒绿，一幕幕人间喜剧演出正酣；在悲剧台上，断壁残垣，荒草凄凄，破败凋敝，接连展现。有人为喜剧而歌，有人为悲剧而叹。殊不知，每个人是观众也是演员。

城乡差距是一种合理存在，想必《清明上河图》里描绘的汴京要比当时的农村繁华得多；即便是现代的发达国家也普遍存在城乡差别。关键是要看这种差别产生的原因是遵循市场的逻辑还是别的什么逻辑，以及产生的距离是在可控范围还是超出了社会承受度。新中国建立后，我国提出加速实现工业化的奋斗目标，但实现的方式是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从农业中取得资本的原始积累。而始于1958年的以城乡分割为特点的户籍制度，不仅在身份上强化了城乡的先天差别，更进一步成为加大城乡差距的重要因素。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继续实行优先发展城市战略，农村继续支援城市，农民继续服务市民，一切优质资源都向城市集结，城市发展迅猛，农村正在日渐凋敝。

有关资料显示，仅2012年我国内地已有摩天大楼470座，在建的332座，另有516座已经完成土地拍卖、设计招标或已奠基。自1887年世界第一座摩天大楼在纽约建成以来，美国在建及规划的摩天大楼至今只有30座。长沙设计的世界第一高楼“天空城市”838米，比迪拜的哈利法塔还高出10米，需投资近百亿，可容纳3万人。有报道预测，未来10年内，中国将以1300多座超过150米高的摩天大楼总数傲视全球。繁华大都市里除了高楼林立，还有着各种完善的配套设施。投资巨大的地铁和轨道交通已在30多个城市开建，尚有数十个城市在申报之中。180多个城市提出要建国际化大都市，智慧城市在全国193个试点展开后，又有超过250个城市在申报开建，专家预计2015年底将有70%以上的地级以上城市参与智慧城市建设。数十亿投资的超豪华大剧院在许多城市普遍流行。功能齐全的城市综合体、购物中心、大型商场、国际知名连锁超市等更是显示出现代化的程度之高。根据2013年中国商业地产产业化峰会发布的报告，2013年以来，一线城市商用土地成交量和开发量大幅增加，到2013年底，购物中心累计存量将达2.5亿平方米。十几年前，外国人评价中国是“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今天的中国，城市已远超欧洲，其光鲜亮丽堪称世界第一。不仅如此，中国城市扩张之快也令人惊叹，1990-2010年，中国城市扩张最快的浙江慈溪从2.92平方公里突变为213.17平方公里，扩张20倍以上的还有晋江、上虞等，超过一千平方公里的由北京一个城市猛增到7个城市。

在城市高速发展的同时，农村却在逐渐破败、凋敝。2000年到2010年，中国村庄从360万个锐减到270万个。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涌入城市，农村优质资源不断流失。农村的路、电、水、气、房等基本生产生活条件仍然相当落后。“村村通”只通村部，农民出行难仍未解决。约3亿农村居民饮水安全尚未达到国家标准，工业点源污染和农业面源污染对农村环境影响日益恶化。农村教育日趋落后，农村学校在师资、设备、校舍、教学质量等方面与城市相比差距巨大，农村孩子撤点并校后，面临新的上学难，调查显示，小学生家离学校的平均距离为10.83里，初中生34.93里。2010年清华大学农村生源占17%，而当年农村考生占比高达62%，与此相对应的是2012年全国中职学校农村户籍学生占比高达82%。城乡都有医保，差距也在逐渐缩小，但大医院、好医生、精设备却在城市，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尚未得到妥善解决。

当前改革最大的红利都留在城镇，而市场消费最大的潜力却在农村。但是，长期以来，许多地方只一味地采取“圈地”、“圈钱”、“圈人”的方式，把最容易资本化的资源拿到城市，把最难以资本化的资源留在农村，使城乡收入与消费倒置，福利与待遇反向。眼下，大规模的村庄拆并和农民集体“被上楼”正是各级地方政府力图扭转农村走向颓势的一种努力，而这种努力更多地受制于土地财政的逻辑支配。即使到202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达到70%，仍将有5亿农民滞留在农村。依然在拉大的城乡之间的巨大差距在警示我们，快速发展的城市应“等一等”农村，农村城市要一体化发展，统一规划，统筹推进。一座投资数十亿的摩天大楼就足以解决一个县的基本公共设施投资，一千多座就可以解决一千多个县的问题。要把农业、农村放到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中，与工业化和城镇化同时推进，同步发展，全社会都应走出离农越远离现代化就越近的认识误区，树立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城市文明是并行不悖的一种文明形态的正确观念，改变工业文明、城市文明可以单兵突进的实践套路，让三大文明同时发展、同步发展、同样发展。总之，在城乡关系问题上，必须坚决打破这样一种特权思维，那就是把人分为城镇户口、农村户口，然后分配权利和福利；把人分为本地户籍、外地户籍，然后限制外地；把人分为体制内、体制外，然后设计养老金制度；把人分为官与民，然后分配话语权。

一个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是：所谓管理最好的城市都有一个特征，它能让较好的人过上较差的生活；所谓管理最差的城市也都有一个特征，它能让较差的人过上较好的生活。如何破解这个悖论是一个新挑战。

我们希望城市化，但我们不希望畸形的城市化、变态的城市化，更不希望以牺牲农村为代价的城市化。

市民“等一等”农民

农民工是城市中的弱势群体，他们的生存状态与市民有着天壤之别。国家统计局调查，2012年农民工月收入仅2290元，在住房方面，受雇农民工在单位宿舍居住的占32.3%，在工棚居住的占10.4%，在生产经营场所居住的占6.1%，与他人合租住房的占19.7%，独立租住的占13.5%，有13.8%的农民工在乡镇以外从业而每天回家居住，仅0.6%的农民工在务工地有自购房。在劳动保障方面，与雇主或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只占43.9%，雇主或单位为农民工缴纳养老、工伤、医疗、失业和计生保险的比例只有14.3%、24%、16.9%、8.4%和6.1%。在今天的城市里，几乎所有的脏、累、差的工作都成为农民工的“专利”。即便农民工与市民同在一个单位工作，也不能和市民正式工一样累计工龄，不能评定技术职称，不能得到进修与培训的机会，没有升职晋级的希望，分不到住房，享受不到公费医疗、退休待遇，没有失业救济，一遇经济不景气或政府治理整顿，可能就会成为无条件清退的对象。在大城市里，农民工迫于生活压力无奈选择住在城乡结合部或者城里的群租房中，买房对于绝大多数农民工来说是想也不敢想的事情。据媒体报道，在北京东三环附近一套80平方米的两居室里，竟然居住了25个人。2012年北京“7.21”大水，有200多万住在地下室的农民工被冲出来没有得到应有的救助。为了解决群租带来的治安、消防、安全隐患等问题，北京市还出台政策治理群租，而这种只从表面问题着手的政策无疑会推高租房成本，增加农民工在城市里的生存压力。

《中国城市发展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年底，中国城镇化率已达52.57%，但户籍非农人口占户籍总人口比重不足35%。这意味着有2.6亿农民工虽然实现了乡村到城镇的空间平面转移，完成了农民到工人的职业转换，但由于没解决城市户口，无法做到身份的根本转变，不能实现从农民到市民的阶层垂直流动。现行户籍制度所确立的二元社会结构造就了我国公民人格权利不平等的现实。曾有研究表明，计划经济时代，附着在市民户口本上共有67种特权。今天这些福利已经逐步剥离，比如粮票、油票等计划经济时代的福利早已取消，但现在购房、购车、教育、社保等仍然与城市户籍密切相关。农民工在养老、医疗保障方面尚有诸多阻碍，子女上学存在一定困难，在城市社会中被排斥或被边缘化。有专家表示，户籍改革之所以难以推行，就是因为城里人享有太多的福利政策。

据调查，农民工中只有7%的人有回乡意愿。八零后、九零后的“农二代”大都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和技能，和大学毕业生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他们要成为真正的市民首先必须消除体制性障碍，最重要的是户籍制度改革，逐步实现整个国家公民福利的均等化。群体差异是个体差异的放大，城乡差异是市民农民差异的放大。城市无论大小，对于已经具备条件的公共服务项目，应率先实现同等对待。对于那些与城市户籍紧密挂钩的低保、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等，城市政府也要创造条件逐步覆盖农民工。应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就业、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等体制和制度，消除各种不公平现象，逐步实现农村户籍居民与城市户籍居民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总之，要使农民工真正实现市民化，必须做到三个融入，一是农民工融入企业；二是子女融入学校；三是家庭融入社区。全国各地大中城市都提出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城市精神，广西南宁“能帮就帮”的城市精神，最能体现“城市化就是把农民化入城市的过程”这一本质。只有中国的每一个城里人都把“能帮就帮”作为座右铭，中国的城市化才是真实的城市化、真正的城市化。

农民工希望进城，但不希望成为假市民、半市民，更不希望“市民权免谈，干完活走人”。

富人“等一等”穷人

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有些是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合法经营致富的，但也有一些是通过非正常手段一夜暴富的。这些一夜暴富者，致富的过程太过简单，不仅没有带来企业机制的创新、制度的创新和经营理念的创新，反而引得更多的人想通过投机、通过不劳而获成为富人。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袁岳等2012年城市居民生活调查显示，只有5.4%的人认为现在多数富人可以配得上他们的财富。中国的富人越来越多，2013年胡润富豪榜显示，中国已超越美国成为全球资本市场创造十亿富豪最多的国家，富豪数量达到212人（美国为211人）。若将中国消费者在海外的购买力计算在内，中国已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据香港《南华早报》2013年6月13日报道，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已成为奢华酒店业发展的首选之地。当一些穷人还在为温饱而忧时，有些富豪已经吃厌了时下能吃到的美味，他们正沉溺于古书中记载的美食，搜遍书籍寻找，然后依样做出奢华盛宴。

与我国富豪群体的快速扩张、财产的快速增长比较，富豪们在慈善事业上的整体表现则相形见绌。有调查显示，中国整体慈善捐赠水平不及美国的4%。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实行裸捐466亿美元，“股神”巴菲特把85％以上的个人财富约370亿美元捐给了慈善基金会。相比之下，中华慈善总会所获捐赠中，来自国内富豪们的不到15%。国内工商注册的企业超过1000万家，但有过捐赠记录的不超过10万家，即99%的企业从来没有参与捐赠。中美富豪参与慈善的比例有着巨大差距，显然并不完全是经济实力的对比，更多的是对于财富和慈善的理念不同。最近有报道称，中国富豪被邀前往阿尔卑斯山区吃草和泥巴。一些富人没有承担起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而去做些烧钱、炫富、甚至让人觉得脑残的事情。提高境界应成为一些富人的必修课，让“有钱人读书”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新课题。而要“让有钱人读书”，必须彰显知识的价值，“让读书人有钱”。

国家统计局公布2012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74，而2012年12月西南财经大学发布的统计报告显示，我国基尼系数已突破0.6，达到了0.61，远超过国际上0.4的警戒线，世界罕见。2013年7月17日，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报告显示，2012年，我国家庭人均纯收入均值为13033元，收入最低的5%的家庭人均收入只有1000元，而收入最高的5%家庭的人均收入则高达34300元，两者相差234倍。但有社会观察家表示，由于部分群体存在隐性福利和灰色收入，中国的家庭贫富分化程度实际可能更为严重。房产，在当下中国，是富人财富的象征，也是穷人的枷锁。普通工薪家庭靠薪水购房，或许，到他们退休之后也难以还清房贷。城乡贫困群体，一旦遇到重病、灾害，会立即陷入绝境，有限的社会保障很难使他们自拔，袁岳等的调查显示，60.1%的贫困者认为靠自身的努力无法脱贫。很多时候，仅仅因为家里有一个重病患者就可能导致全家濒临破产、生活难以为继。

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底层社会的生活状态更加困窘。因为传统穷人与现代穷人不同，传统穷人有条件自食其力，现代穷人则必须支付必要的生活成本。传统农民交通不发达可以靠两条腿，多花点时间走过去，今天交通很发达，高速公路不让行人走，必须买票乘车。传统穷人没水喝，可以挖井自取，今天农民工在城里喝自来水、买矿泉水都要掏钱。传统穷人在熟人社会里获取信息靠口口相传，今天农民工在城里必须花钱买报买收音机、电视机才能获取信息。基于此，富人应重新思考人生，树立“四个两”的正确财富观。一是奉行胡雪岩的“一夜两想法”，即“上半夜想想自己，下半夜要想想别人”。只想自己，不知回报社会，难成大业。二是“一水两喝法”，即有一杯水自己喝，有一桶水可一家人喝，要拥有一条河、一个湖的水，就得学会与人分享。三是“财富两观念”，即西方国家的富人，以“人在天堂，钱在银行”为耻；我国富人，财富多留给子孙。应学习西方国家对于财富的态度和理念，多做慈善。四是“幸福两条路”，即获取财富有两条途径，一条是让自己幸福，别人不幸福，如偷抢夺拿其他人的财物；一条是大家都幸福，如企业家创办企业，企业获利，职工也通过就业拿到薪酬。市场经济的顶峰就是慈善。中国的富豪应该明白，财富得之于社会，理应回报社会，而慈善更是利人利己。

我们希望有人大富，但不希望一夜暴富、缘腐而富，更不希望富而不仁不义，富而穷奢极欲。

国家“等一等”人民

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非凡成就。2012年中国GDP为8.3万亿美元，达到美国GDP的52.4%，首次超过其一半，已接近欧洲德法英三国总和；人均GDP达到了6629美元，在全球排名第86位。比GDP增长更快的是财政收入的逐年增加，2012年全年财政收入11.7万亿元，同比增长12.8%，低于上年24.8%的增速，但这一数字仍然远高于GDP增速。同时，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过去30多年，普通居民收入的增幅低于国家财政收入及企业利润的增幅，工资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逐年下降，造成了“国富而民穷”的怪现象。而这里所讲的“国富”不是国家真正的富有，而是我们的GDP、财政收入快速增长，但是我们的劳动工资和公民福利的增长速度却远远落后于GDP和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有关数据显示，2005-2012年间，我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复合增速13%，而同期全国财政收入复合增速高达21.9%。不可思议的是，居民收入占比不高，但要缴纳的社保金却高得吓人，清华大学教授白重恩研究发现，中国五项社会保险的法定缴费之和，已达工资水平的40%，有些地区接近50%，中国社保缴费在181个国家中排名第一，是北欧五国的3倍，是G7国家的2.8倍，是东亚邻国的4.6倍。这样的社保机制，是严重的二次盘剥。

中国现行体制行政成本很高，中国占世界19%的总人口，供养着占世界近半的公务员队伍，而行政公务支出比例占全部政府支出的比例高达38%左右。财政疏于监管也是重要原因，2012年各级财政部门在同级国库开设的账户一万多个，而在商业银行开设的账户多达17万多个，财政账户混乱让央行惊呼难以监管。而日本行政公务开支仅占全部预算大约2.5%，美国在15%左右。相比之下，政府在民生支出方面显得比较“小心”，2009年，医疗、教育、社保就业三项支出仅占全国财政收入14.9%。而在美国，这一比例却为61%。非洲不少国家实现了免费教育和免费医疗，肯尼亚等国还为所有中小学生免费提供营养午餐、免费住宿。埃塞俄比亚是世界上最穷的10个国家之一，但他们早就做到了从小学到大学一路免费，连教材都由政府免费提供。

联合国副秘书长丽卡贝说，中国富不等于中国人富，中国仍有1.5亿人生活在极度贫困中，3亿人无法得到干净的饮用水，2.3亿外来工得不到应有的医疗和社保。如果说过去我们是想方设法“集财于国”，那现在就应该千方百计“散财于民”，让改革发展成果惠及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全面提升整个国家的福利水平。一个成熟、高效、有公信力的政府，在制订政策时首先考虑的就是不能与民争利。收入分配改革必须深入推进，国家应尽快出台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有计划有步骤地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调整的核心就是要促进民富。必须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保持居民收入增长不低于GDP增长速度，劳动报酬增长与劳动生产率同步，坚决遏制资本主导收入而非劳动主导收入的不良现象。政府预算收入增长速度应控制在一个合理的、可持续的水平上。同时，进一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各级财政应该加大对社保、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的投入，在财政支出上让利于民，完善转移支付制度，进一步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发展。还要减税，特别是降低企业税负，从而减轻转嫁到民众头上的商品成本，间接地让老百姓的收入增多。通过税收和公共支出双向发力，尽快改善我国财税的再分配功能，真正体现出再分配过程中更加注重公平和更加关注民生的要求。总之，要解决好国与民之间的利益分配，必须通过民主的方式，讨论清楚如何收钱、如何管钱、如何花钱的问题，舍此，别无妙法。

我们希望国家富强，但不希望国富民穷、国强民弱，更不希望形象工程斗富，民生工程哭穷。

曾有一支考察队在神秘的原始森林考察，请了当地的印第安人作向导，每次连续行进几天以后，这位向导都会要求队伍停下来休息一下，他说，我们走得太快了，灵魂跟不上，要停下来，等一等灵魂。这个故事发人深省。温家宝同志在2007年“两会”的答记者会上曾说过一句很经典的话：“一个舰队决定它速度快慢的不是那个航行最快的船只，而是那个最慢的船只”。看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发展，不能只看最好的地方，还应看最差的地方。2013年8月，李克强总理到甘肃调研，提出“减贫是衡量发展的重要标志”。所以我们看发展，不仅要解决发展依靠什么，发展为了什么，还要搞清楚发展是什么。经济学上有一个著名的“希克斯-卡尔多”过程：首先是要有“希克斯改进”，即先让国家总体的财富多起来，然后，再转到“卡尔多补偿”阶段，实现共同富裕。小平同志在设计中国改革时，也清晰地提出了“两步走”的战略思路：第一步是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第二步，是先富带后富。这些经典思想彰显的都是同一个道理。中国这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竞赛，还将无限期地延续下去，我们要为跑在最前面的喝彩加油，但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落在后面的那些群体，千万不能让他们被这个时代所忽略。

作者单位：安徽省人民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