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上世纪最后20年中，创新成为了社会生活的一个基本标志，今天已经很少有人对创新本身提出质疑。然而，这可能正是问题的症结所在。“杭州经验”的理念与实践反复涉及了这样一些问题：什么是创新？为什么要创新？怎样实现创新？这些也是社会复合主体的实践所要具体回答的。

我们已经知道，社会复合主体是创新型的主体，是提升城市生活品质的新型行动者，它的设立往往是为了推动知识型、文化型产业和社会事业发展，采取事业、企业、社会相结合的运作方式，发挥文化型、知识型产业的弹性、柔性、开放性特点，通过对要素资源、组织结构、运行机制的重组和重建，来实现“使生活变得更美好”的目标。难能可贵的是，经历了深度的反思和持续的探索，“杭州经验”对创新本身做出了创新。

“创造性破坏”的创新

一般认为，创新概念的使用可追溯到美籍经济学家熊彼得的《经济发展概论》（1912）。根据熊彼得的观点，创新是将新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结合”引入到生产体系，既包括技术性的生产创新也包括非技术性的组织创新。熊氏指出了创新的几种情形：引入新产品，引入新的生产方法，开辟新的市场，获得原材料或半成品的新的供应来源。熊氏关于创新的概念带有明显的殖民时代和原始资本积累印痕。

熊彼得将企业家视为创新的主体。在英语中，企业家（enterpriser）特指有事业心、有冒险精神、有进取心的人，他们往往也是最初的创业者和企业的创办人，勇于冒险和承担风险是企业家必备的特质。企业家有不同于常人的心态——追求效用最大化和“工业上或商业上的成功”，寻找“权力和独立的感觉”，以及特别的心理冲动——征服、战斗、欢乐、冒险、成功等，而且，这些都旨在施展个人的能力和智慧、证明自己比别人优越，为此，改变、创新、成功不再是手段，相反，这些过程本身就是目的性的。在这个意义上，企业家是与大众不同的社会精英，熊氏也因之被视为一种精英理论的倡导者。

值得注意的是，巴枯宁早年所说的“破坏的欲望也就是创造的欲望”，已经显露了“创造性破坏”的一个政治学雏形。其后，熊彼得关于企业家的无限欲望和冲动的逻辑延伸，汇成了他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1942）一著中的一个独创词语——“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 。在熊彼得看来，企业家作为创新的主体，正在于创造性地破坏均衡状态，“创造性破坏”表现了企业家的创新能力及创新结果。企业家个人既是“创造性破坏”的受益者也是失败者，因为企业家的创新是无止境的，他在成功之后将继续以自己为敌，创造出新的“优势断层”，快速地筛除自己的竞争对手，因而必须不断地制造出“永恒风暴”。在我们看来，也许“创造性破坏”可能是局部性、阶段性的常胜之道，但总体的、集体的失败是破坏性“永恒风暴”难以避免的最终结局。

“创造性破坏”必然使社会成为一个失败的大陷阱。在《景气循环论：资本主义过程之理论，历史及统计的分析》（1939）一书中，熊彼得阐述了“资本主义的创造性破坏”(The creative destruction of capitalism) ，即所谓“景气循环理论”（Business Cycles）。熊氏清楚地看到，资本主义经济的创造性与毁灭性因此是同源的，在创新—萧条—再创新—再萧条的怪圈中，终因规模性的膨胀而毁掉自己。与马克思很不同，熊氏不是通过异化劳动、剩余价值、剥夺、占有、社会革命，而是通过经济运行来透视资本主义的命运，但两者的结论有着惊人的一致性。

失去未来的“新经济”

20世纪90年代，美国引领的所谓“新经济”浪潮把全球导向了一场“创造性破坏”的实验。美国联储主席格林斯潘说明了“新经济”与熊彼得创新概念之间的关系：美国的经济，比起其他国家更明显的反映出从前哈佛著名教授熊彼得所谓的创造性破坏，它乃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新兴的科技赶走了老科技，当使用老科技的生产设备变得陈旧，金融市场即会支持使用新科技的生产方式……，这种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已明显地在加速，伴随着这种扩大的创新，也反映在资本由老科技往新科技的移动上。[1]“新经济”有两大支柱——科技革命与金融革命。这两者的效果相互反馈。随着创新的速率不断加快，企业的存活期也日益短暂。

不仅如此，这种所谓的“新经济”导致了世界范围虚拟经济的膨胀，从以实业为主体的实体性经济迅速向以套利为目的的投机性经济演变，同时，电子商务、电子货币的发展及套利行为的普遍化使得虚拟经济成为绝对的经济主控力量。经济领域的不确定性、波动性、社会的风险化和失控，也随之发生。这种起于创新（Innovation），经过不懈的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衍生出“创造性破坏的永恒风暴”（Perennial Gale of Creative Destruction）。目前由美国引发的全球性金融风暴，让我们完整地见证了这一过程。

同时我们也看得出，熊彼得在他过世40年后声名远播，但他对资本主义的真正远见卓识却很大程度上被过滤掉了。

“杭州经验”的选择：“深厚创新”

今天，当我们越来越清楚地面对西方式创新所带来的困境之时，就不能不再次提出最简单的疑问：什么是创新？为什么要创新？怎样实现创新？换言之，创新能否以人为本、以生活得更好为目的，成为愉悦自我和惠及他人的过程？

“杭州经验”完全逆转了熊彼得创新律以来人们一般沿袭的一种思维定势，它从不同方面表明了，破坏性、冲突性、绝对的否定性本身并不是创新，恰恰相反，特别是在当今时代，创新常常是柔性的，真正的创新必然是建设性的、反思性的，这些正是“杭州创新律”表现出的最大特征。而且，杭州的创新主要不是依赖于“硬资源”或物理性的有形资源，如土地、廉价劳动、环境等初级的经济要素，它着重于开发“软资源”或精神性的无形资源，如知识、文化、传统、人文资源等人文要素。这些资源汇聚了历史的厚重、文化的底蕴、社会的现时动态，以及个体的心力、智慧和体能，每一个方面都充盈着深厚的蕴力。正因如此，我们用“深厚创新”（the profound innovation）来归结杭州市社会复合主体的创新意涵。

杭州的“深厚创新”是对创新型国家和创新型社会的具体实践。2006年，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决策，指出要走出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推动科学技术的跨越式发展，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推动国民经济又快又好发展，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战略，激发全民族创新精神，培养高水平创新人才，形成有利于自主创新的体制机制，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2] 杭州在自己的创新中将上述原则具体化和活化了。

社会复合主体的“深厚创新”也是“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郑杭生，2007）的一种体现。所谓“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是指我们社会学对社会现象的分析研究要有这样一种精神或态度，即通过反思批判这样一种理性思维活动，实事求是地肯定该肯定的东西，否定该否定的东西，并根据这种分析提出积极的建设性的改进意见和方案，以增促社会进步，减少社会代价。这种建设性的反思批判精神，是肯定和否定的辩证统一，它既不赞同“否定一切”的颠覆性或毁灭性的变味批判，又不赞同“肯定一切”的无反思批判的盲从态度。这里，反思和批判并用，是想强调两者的某种相对区别，反思主要是对我们人和人类自己的反思、检讨；批判主要是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审视。人和人类，社会现实，既有真善美的一面，又有假丑恶的一面，需要通过反思批判，来发扬光大前者，抑制减缩后者。[3] 建设性的反思批判精神体现了批判与建设、反思与超越、现实感与未来眼界的一体性。

“深厚创新”将软资源点化为硬实力，柔性与弹性、精致与大气，是对创新本身的一种创新。以这种方式，杭州通过中国本土的一个地方性例证，回答了在全球化的激烈竞争中，和平崛起、和谐崛起的现实性。

注释：

[1]金元浦：《创意产业与风险投资》，http://www.chinavcpe.com/news/dramatis/2007-11-03/0f465c62f3bd8d15.html

[2]《建设创新型国家》，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6-01/12/content_4043283.htm

[3]郑杭生：《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与中国社会学美好明天——中国社会学会2007年长沙学术年会主体发言》，2007年7月17日；郑杭生：《改革开放30年：日益成熟的中国社会学——有关中国社会学发展全局的几个重大问题》，江苏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