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农业区内的中国乡村，马、牛和骡子不仅作为耕畜，也往往作为驮兽使用。在小农社会里，饲养马、牛和骡子等大型役畜，是一项大的生产性投入，可由此体现主人的社会地位。杨懋春先生早年在山东台头村作调查时曾有一个细致而有趣的观察，他说“看一看栓在门前树上牛的大小，人们就能够估计出这个家庭有多少亩土地，在村庄里属于哪一个等级。因此，一头大而且喂养得很好的牛总会使主人非常骄傲，为了让所有人都看到，他们把牛栓在门前或人们闲谈和聚会的地方”【1】。新近有学者甚至得出这样的结论：“役畜的饲养、流通和使役决定了近代乡村社会的阶层性和流动性”【2】。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集体化运动兴起，家户的大型役畜归公。与集体化运动相伴随的是对农业机械化的想象与推动，大型役畜不仅不再具有表征其拥有者的社会阶层的功能，而且也渐渐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画面中淡出。六十年代初，一曲歌颂中国农村新气象的《马儿啊，你慢些走》响彻南北，歌中唱道：“马儿啊，你慢些走，喂慢些走哎，我要把这壮丽的景色看个够。劳动歌声响遍了田野山头。没见过一队队汽车云中走；没见过千里平川跑铁牛”。显然，传统的役畜已被要求让位于现代农业机械。
传统役畜事实上并没有离开社会主义中国的田间地头，但随着近二十年来农业的衰落，尤其是在工业化迅猛的沿海地区，传统役畜的确已在农村消失殆尽。不过，在农业衰落的今日孙村，传统役畜又零星渐现【3】。“历史的惊人之处”在于，传统役畜又具有了相反意义上的表征其拥有者社会阶层的功能，即养牛的家庭往往是无技或无本钱非农就业的“纯农户”，他们完全靠农业维生；而养马的人，则被称为“牵马人”，他们在农业之余，追寻周边乡村娱神的节日，靠出租马匹给乡村社庙作为神明的御座，赚取些微酬金帮补家用。不管是养牛的“纯农户”，还是养马的“牵马人”，他们在农业衰落的农村社区，都是既底层又边缘的群体。
乔健先生在研究山西“乐户”时提出了“底边阶级”的概念，“牵马人”应属于“底边阶级”。按乔健和许倬云先生的阐释，“底边阶级”乃“化外之人”，他们“穷而无告”、“弱而无助”，处于“礼法”的边缘【4】。不过，孙村一带的“牵马人”并非“化外之人”，也没有处于“礼法”的边缘。与今天经济理性高度发达、行为取向日趋单向度、粗鄙化的其他社会成员相比，匍匐于社会底层的“牵马人”为了维持生计，虽然也免不了对报酬斤斤计较，但在他们的行为取向中，却能够对理性挤兑情感和信仰作出部分抵制的姿态，谨慎地均衡情感（人与马）、理性（人与人）、信仰（人与神）。在劳动过程中的不同阶段和场景，“牵马人”的理性游移于人与马、人与人、人与神的不同“界面”（interface）【5】，其理性不仅仅指与雇主之间的利益算计，还包括与马之间的情感依恋以及对神明的敬畏，体现出多向度的均衡理性。
位于闽东南莆田沿海丘陵地带的孙村地少人多，耕地的细分化和零碎化使大型役畜失去用武之地，马匹并未进入农业耕作领域。不过由于公路难以延伸进沿海乡间，马匹倒是在城乡贸易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6】。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工业对农业的汲取，维持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城乡之间的私下贸易是被视为“资本主义尾巴”而加以禁止的。七十年代中后期，城乡贸易壁垒有所松动，有人开始养马、置马车，作为城乡私下贸易的运输工具。孙村人把此种职业称做“使马”，“使”即“驾驭”之意。“使马”人一般是夜间从沿海偷运海盐到城里或者山区，又将柴禾或者木炭贩运回缺乏植物燃料的沿海农村。当时，“使马”是一种见不得人的“投机倒把”行为，加上他们昼伏夜出的从业特点，更是加深了“使马”人在他人眼中的神秘及负面形象。因此，“使马”人是乡村社区的边缘人物，鲜有村人主动与其交往。不过，这反而使“使马”人的社会交往网络得以突破乡村社区的自然边界，实现“使马”人之间的跨地域联系。再者，对农民来说，养马毕竟是需要专门经验的，加上村民与“使马”人之间的社会隔阂，使得即使在“使马”职业的非正当色彩已经消褪的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使马”作为一种职业，也只是在“使马”人的代际之间传承。
八十年代初，城乡之间的贸易壁垒拆除，在“致富光荣”的社会舆论下，出现了许多机动运输个体户。与快捷的机动运输相比，依赖畜力的“使马”人丧失了竞争优势。“使马”作为一门职业也遭到淘汰。马虽然也可以作为耕畜使用，但因为养马的成本高于养牛，而且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导致耕地进一步细分化，马耕的效率并未高于牛耕。失业的“使马”人一筹莫展，只好“放马归山”----在农闲季节，零星的老马点缀在孙村的丘陵山野，那是寂寞的“使马”人在放养昔日风雨同程的伙伴。
人算不如神赐。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国家”从乡村社会撤退相伴随的是民间宗教的复兴，这给失业的“使马”人带来了转行的机会。
孙村的元宵娱神活动是在1982年初悄悄恢复的，几与邻近各乡村同步。元宵娱神的重头戏是抬出本村社庙的主神塑像绕境巡游【7】。神明绕境巡游既是为本境子民驱邪保平安，同时也接受子民的膜拜。凡平日有求于神明的村民，需及时向神明“还愿”。一年一度的元宵神明绕境巡游，是向神明“还愿”的一大机会，因为这可以在公众场合光耀神明。“还愿”的方式和内容不一，如年初亲自饲养猪羊以备岁末祭神之需（如果临时购买，则被认为是对神明的不敬），如给神明“压岁钱”等。但八十年代初村民新创了一种“还愿”之“例”【8】，即雇请“使马”人牵来马匹，作为神明的坐骑，跟随神明绕境巡游。这一“还愿”之新“例”被形象地称为牵“看马”，即神明并非真得需要坐在凡间俗世的马匹上，让这些马匹加入神明巡游的队伍，不过是为了壮大阵势，既是做给神明“看”----看到“还愿”者的虔诚，也是做给村人“看”----看到“还愿”者舍得花钱的气派。从“使马”到“看马”，那些已然失业的老马不换骨而得以脱胎，一跃成为神驹。而“使马”人也被改称为“牵马人”，他们对自己所从事的职业的称呼，也从“使马”改称为“牵看马”。随着“牵看马”成为一种新的谋生渠道，乡村中个别子女年幼而自己又过了外出打工年龄的人（往往是贫困家庭），也逐渐加入了“牵马人”的行列，这不同于此前的“使马”的代际传承。
与我国其它地方不同的是，孙村一带各乡村的元宵日期不一，其中最早的是正月初六，俗称"头冥灯"，最迟的是正月十九，俗称"尾冥灯"，“冥”即“夜晚”之意，大概因为元宵有夜间提灯巡游的缘故。据说，从前各乡村元宵时，邻近大村的某些恶人常来滋事甚至抢掠【9】。为免遭骚扰，就采取了秘而不宣的不定期元宵的方式。而每年度的元宵日期，是由“菩萨”（神明）临时“主意”（做主）的----通过“卜杯”择定日子，其选择范围在正月初九日至十九日之间。“卜杯”时从初九日开始，若非连续三次“圣杯”，则接下“卜”，若“卜”到十九日尚未决出，则又从初九日起“卜”。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陆续恢复元宵时，由于欺小凌弱的社会情势不再，各村基本上都沿用了1949年初最后一届的元宵日期，而不再行由“卜杯”择期的办法【10】。
对于半径二十公里范围内各乡村的元宵日期以及赶场于元宵日期相同的有关乡村神明绕境巡游的时间节点把握及最佳路线选择，都是“牵马人”凭多年行旅累积出来的经验。“牵马人”确生描述道：
元宵从正月初六就开始有。头几天，元宵的乡村少，马供大于求，得三四点起早赶路，稍晚到就接不着（雇不上）。初六、初七日是忠门镇梁厝；初八日是埭头镇汀岐；初九日是忠门镇苦营、平海镇平海，这两乡距离远，只能选择去一处；初十日是平海镇东湖和埭头镇淇沪、后田，平海一结束，就赶去埭头。接下来开始“元宵心”，元宵的乡村渐渐加多。十一日是埭头镇孙厝、汀岐、银兜，孙厝上午十一点左右下马，赶紧给马喂点饲料、水，人踩上自行车，牵上马就跑去汀岐。汀岐是下午两点左右巡游，结束了，傍晚赶到银兜，已经来不及了，不过还可以接一个“游尾”。银兜知道汝这是顺道来的“回头马”,工资硬硬，只开三股一（三分之一）工资，三五十元左右。十二日是埭头镇戴厝、汀岐、土头、东峤镇西卓、霞屿、前江，要么赶戴厝—西卓--汀岐—土头的“游路”，要么赶戴厝—霞屿—前江的“游路”，不可能两顾。十三日是埭头镇北山、乌栽；十四日是平海镇溪边、郑山、埭头镇前井、后井；十五日是东峤镇上塘、埭头镇胡厝、前埔营、赤石。赤石是“冥时”（晚上）游灯，游灯结束，就将就住在赤石的雇主户下，方便十六日一早就赶去平海镇上店，上店是天一亮就元宵；十六日是平海镇上店、东美、西瓜；十七日是忠门镇新头、后卓、东潘，新头和后卓这两乡“起马”时间接近，也不可能两顾，要么新头—东潘，要么后卓—东潘。忠门路远，一清早两点就得出发，当晚也得住忠门雇主户下；十八日是忠门镇洋埭；十九日是埭头镇赤埔。
“牵马人”为了生计，不得不紧跟元宵娱神的步伐。但饶有趣味的是，个别乡村的元宵娱神日期，却是反过来紧跟“牵马人”的步伐，如“牵马人”确生提及的正月初十元宵的淇沪村。淇沪原来是初九元宵，由于初九元宵的乡村少，“牵马人”就会云集淇沪，淇沪村规模小，吃不消上百匹的“看马”，但又碍于神明的面子不敢不由“大筵”统租。不得已，“卜杯”请示神明，便将元宵日期从初九改为初十。因初十日淇沪周边也有乡村元宵，以此避开“看马”云集的局面。
元宵绕境巡游的神明都是各乡村社庙的主神，正月十九日元宵节过后，紧接着的是诸神明集体出动绕境巡游，俗称“出游”。“牵马人”自是马不停蹄地追寻“出游”的诸神。从正月二十日起，莆田城区周边平原地带（俗称“洋面”）的各乡村就陆续开始“出游”，正月和二月是“出游”较为集中的时间。“出游”还指各乡村社庙为庆祝主神神诞而在神诞日举行的绕境巡游。以“牵马人”确生为例，他每年在元宵之后惯常牵马前往参加的“出游”包括：正月二十日笏石镇上社、后社，农历二月初一日北高镇后借、东峤镇西埔（闰年），二月初三日城郊镇城郊，二月十七日新度镇新度，三月二十三日东峤镇霞屿，三月二十八日埭头镇北渚，五月十三日东峤镇霞屿，等等。确生说，他一年下来，大概平均每月参加两次“出游”。
二、千军万马来有踪：“出游”中的“马头”与“牵马人”
举行“出游”的乡村一般为大村，可以按丁、口（男丁数与人口数）募集到数额可观的经费。所以，“出游”远比元宵神明绕境巡游的阵势浩大，所需“看马”动辄数百匹。据确生说，目前莆田境内马匹总数也就四百多。为满足“出游”对“看马”的大量需求，需要对莆田境内的所有马匹进行集中调度，甚至还需要跨市（如临近莆田的泉州市和漳州市）调度。而其背后的调度人就是所谓的“马头”。
“牵马人”说，“马头”是自然形成的。其实，大多数“马头”早年都有“使马”的经历，“马头”之所以成为“马头”，这中间还存在以往的社会网络的延续问题。这也许是今天普通的“牵马人”没有看到的方面。如上所述，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使马”人以及“使马”人之间的社会交往网络往往是跨地域的，在大多数“使马”人自然转为“牵马人”之后，尤其在市场对“看马”大量需求的信息刺激下，“使马”人的社会交往网络被重新激活，一些未见垂老并且具有一定的跨地域组织能力的“使马”人便扮演起了“马头”的角色。
在孙村，寻常难得一见马的踪影。所以，面对“出游”场景中突如其来的蜿蜒数里的“看马”队伍，人们往往惊讶不已。正当他们对“马头”的能耐赞叹有加时，那个可以号召“千军万马”的“马头”，此刻可能恰混迹于马队中。“马头”也许是一位其貌不扬甚至略嫌邋遢的老者，其与常人唯一不同的地方在于，“马头”可能怀揣两部乃至三部手机，以保证信息接收及调令发出的全天候畅通。
“马头”有一级、二级之分，二级“马头”之下甚至还有组长。一级“马头”直接与市场打交道，专司承揽订单，然后再将订单下给二级“马头”，由二级“马头”直接或者通过组长联络“牵马人”，组织马匹。正常情况下，“牵马人”与二级“马头”以及一、二级“马头”之间的业务关系是较为稳定的，但如果上级“马头”开出的价格明显低于当时的市场行情，则“牵马人”或者下级“马头”完全可以另寻上家。一个“牵马人”或者下级“马头”原则上可以与多个上家产生业务联系，因为“马头”的上级地位固然与其拥有的社会资本有关，但毕竟并非经由世袭或者下级授权产生，而是取决上级“马头”在市场上承揽业务及议价的能力。“牵马人”阿清说：“反正什么人都可以做马头，汝跟董事会关系搞得来就可以。有的董事，手不净，给一些钱就行”。
一级“马头”所面对的市场对象就是“大筵”。所谓“大筵”，是指主办元宵节和“出游”事务的乡村社庙的董事会。“马头”一般提前半年左右到有关社庙的董事成员家多次拜访，一是联络感情，二是了解本年度“出游”所需的马匹数并商谈价格。由于可能有多个“马头”前来洽谈，所以存在价格竞争。为了获得订单（俗称“马单”），有的“马头”祭出不正当竞争手段，对一些有话事权而又不检点的董事成员行贿，行贿的方式是按订单的马匹数抽成。如果“马头”获得订单，他就成为一级“马头”。如果凭该“马头”平时联络到的“牵马人”的马匹数就可以完成该订单，该“马头”就成为一级“马头”和二级“马头”合一的“马头”。如果该订单大到必须联络其他“马头”手中掌握的马匹数方可完成，则该“马头”就扮演了一级“马头”的角色，而其他“马头”就成为二级“马头”。一级“马头”为了与更多的二级“马头”建立情感联系，同时也为了更加从容地应对临时变故，一级“马头”往往将订单有意拆散，分给多个二级“马头”。所以，“马头”的级别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权力关系，而是经由承包分包以及分工体现的市场的权力关系。
“马头”获得订单后，就提前一两个月甚至三四个月（也有临时的）给“牵马人”下“马单”。“马单”一般利用扑克牌或者硬盒香烟外壳的反面制作，状如名片，内容手书，如“定戊子年九月初六日早六点前到赤坡顶厝/看马119号”，该订单的右边缘，还有“合”字的左半边。待“牵马人”如期而至“赤坡顶厝”时，“赤坡顶厝”的“大筵”再拿出内容相同但为“合”字右半边的订单，如果“合”字契合，说明订单无误。“牵马人”牵马参加“出游”结束后，即凭手中订单到“大筵”领取酬金。
“牵马人”连同马匹参加“出游”的酬金一般为一天（一场）120元（正月里的“出游”酬金在150--160元左右），但“牵马人”需上交10%给“马头”。“马头”下面组长自己的那匹“看马”，则可以免交10%的抽成。如果该“马头”是个二级“马头”，他还需上交4%给一级“马头”，一级“马头”则需视情况适当打点“大筵”。
“出游”中的“看马”数量多，为避免单调，有的“看马”还被装饰成“故事马”。所谓“故事马”，是指“看马”上面坐着古代装束的各出典故中的人物。如果“牵马人”的马被指定为“故事马”，必然加重马的游程负担，爱马心切的“牵马人”就会对“马头”表达不满，甚至吵架。“牵马人”与“马头”之间的关系一旦出现裂痕，“马头”此后要么不再给“牵马人”下“马单”，要么给一些“出游”地点远的“马单”。如果“牵马人”不愿忍气吞声，就会在接到“马单”后故意不如期而至。这种情况下，“大筵”就对“马头”开罚，标准是按一匹马酬金的两倍罚款。个别“牵马人”与“马头”决裂后成为“单干户”，他们追寻有关乡村的“出游”日期，直接将马牵到“大筵”守候，“大筵”为博得神明的进一步欢心，一般悉数接纳，但酬金只有持“马单”者的60%。
三、春风里，马蹄疾：元宵中的“牵马人”与“马市”、“户下”
如上所述，元宵的时间都集中于正月初六至十九之间，往往一天中有多个相邻的乡村举行元宵神明绕境巡游活动。“牵马人”乐意于根据自己的行动节奏在一天中机动赶场以赚取更多酬金，而不愿意受“马头”所下达的“马单”的定时定点的约束。加上元宵所需的“看马”数量不大，“大筵”不需要提前找“马头”下订单。而“马头”也担心马匹误点被“大筵”罚款而不敢接收元宵节的“马单”，因为他明知“牵马人”在元宵期间四处赶场而难以准点调度。所以，在元宵时节，“牵马人”便撇开“马头”，而完全凭自己所掌握的信息（包括“牵马人”之间互通信息），直接赶马至逢元宵乡村的“马市”，与需要雇请“看马”的家户即“牵马人”所谓的“户下”面对面议价成交。
元宵期间往往也是孙村一年中最为寒冷的时候。天色未明，“牵马人”即披星戴月赶马上路了。镶铁的马蹄在刚刚被“硬底化”的乡间水泥道上踏出忽闪忽灭的星火，与间或起早人家的灯光相映；而随风飘扬的阵阵马铃声，摇不醒尚沉睡于节庆梦境里的村人。这是赶“马市”的“牵马人”在孙村这个沿海偏僻小村的年节画卷上添写的最为动人的景象。
农历庚寅年正月初八日五更时分，我起早随同孙村的“牵马人”确生踩自行车牵马往十公里外的汀岐村。今天是汀岐村的元宵日，早晨六点左右，原汀岐村大队部前的院子里就已赶来了四五十位“牵马人”，在马铃和马的嘶鸣声中，“牵马人”与同样起早、希望先人一步雇到好马的“户下”热烈地议价。这就是“马市”。确生说，原来“马市”没这么早，是这几年“么赶么早”（越赶越早）了，有的乡村担心到时马欠缺，半夜就爬起去“会”（雇请）马，有的“户下”甚至跑到半路去等马。还有一个原因是“户下”越早“会”到马就越可以抢先到“游道”（神明绕境巡游线路）去排头阵，讨头彩。
“马市”是“牵马人”与“户下”就“看马”价格进行讨价还价的场所，虽然是临时凑合出来的市场，但照样有行规。因为“牵马人”之间已经形成了一个流动性的“熟人社会”，多数“牵马人”不愿意去破坏行规。“马市”的行规包括：价格以上一年本村元宵“看马”的最高价为参照；以在场最高大、最亮丽的明星“看马”（尤其是高大白马）的成交价为参照；如果在场明星“看马”未成交，其余“看马”不得私下成交，这是“牵马人”之间达成的默契；在场明星“看马”一旦成交，即使随后有更为高大、更为亮丽的“看马”不期然驾到，也必须屈尊俯就于此前明星“看马”的成交价；明星“看马”的成交价确定后，“马市”马上活跃开来，“户下”以明星“看马”的品相为标准，对其他“看马”评头品足，轮番和各“牵马人”砍价。
市场如战场，重在对时机的把握。“马市”也不例外。“马市”上，希望博得高价的“牵马人”真正需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眼观”是指，通过计算“马市”现场的马匹数和比照该村上一年度元宵巡游时游道上的“看马”数量，判断本场“马市”将是供大于求还是供小于求，再根据供求关系与“户下”议价。“耳听”是指，“牵马人”普遍使用手机，相熟的“牵马人”之间随时打听并互通各村“马市”的行情，一旦某“马市”供不应求，道上的“牵马人”马上临时调整目的地杀过来。如果在“马市”现场的“牵马人”得知某批“牵马人”将何时临时驾到，即使“马市”现场行情看涨，也不能无休止地与“户下”讨价还价，必须在新的“牵马人”赶到之前及时成交。
“马市”上，马的品相等级往往对应于人的社会分层。“牵马人”中的相对富裕者有能力购得并以充足的上等饲料饲养出高头大马，高头大马在“马市”上又往往为富裕“户下”高价租得。而“马市”上最后一批成交的“看马”，大多瘦弱矮小、皮毛无光，马主也显病残老弱状，而前来议价的“户下”也是乡村中的边缘人群，他们越是贫困就越有求于神明护佑，因而也不甘愿置身于元宵神明绕境巡游的队伍之外。他们有意姗姗来迟寻获最后一批“看马”，犹如“马市”的“拾荒者”。这时，“牵马人”总会安慰“户下”：“菩萨（神明）也有大小，细头的马就给细个的菩萨坐，虔神（敬神）都一样”。如果“马市”上还残留少数没人租用的“看马”，就由“大筵”以低价统租，如上述汀岐村元宵日“马市”，明星“看马”租价高达一匹400元，而最后由“大筵”统租的“看马”单价仅为80元。财力最不堪的极个别“户下”专等“大筵”统租后再以统租价向“大筵”另租。
“牵马人”的职业极其特殊，其所使用的生产工具不是冷冰冰的物，而是有生命的并且充满灵性的马；他所服务的对象不仅是“马头”、“大筵”、“户下”，而且包括隐在的神明。与“牵马人”面对“马头”以及在“马市”上对利益的精明计较相比，“牵马人”与充满灵性的马之间的超越利益的情感关系以及“牵马人”对神明的敬畏，说明了“牵马人”的职业行为并不完全依循常见的理性原则。
在长期的相依相伴中，“牵马人”与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在寒冷的元宵神明绕境巡游途中，若逢下雨，“牵马人”总是将自己的雨衣给“看马”披上；在夏日“出游”的漫长游道上，人疲马倦，“户下”或者“大筵”偶尔给“牵马人”一两个苹果，“牵马人”也总是悄悄塞进马嘴。每个“牵马人”在谈起自己的爱驹时，总有说不完的故事。
“牵马人”对马的观察是体贴入微的。他们总结了马表达喜怒哀乐的身体语言，如耳朵竖起微摇，表示“很高兴”；耳朵前后左右不停地摇晃，表示“不高兴”；耳朵静静地倒后，表示“兴奋”；耳朵前倾或侧翻，表示“疲劳”；耳朵耷拉，头低下，表示“想休息”；耳朵高扬，向两侧直竖，表示“紧张”；耳朵不停摇动，头扬起，表示“惧怕”。“牵马人”还了解马生病时的各种症状，如在地上打滚、踢脚，那是马腹部疼痛，必须及时喂药，否则有生命危险；如流鼻水，那是马感冒，不能让马饮冷水。“牵马人”说，凡马，都蛮精，遇到主人会点头，并将头伸过来磨蹭；马记得主人的声音，也记得回家的路线。有的马因故被转手给别的“牵马人”，个把月后还会挣脱缰绳跑回原主人家；相熟的马在路上不期而遇，还会相互嘶鸣打招呼。“牵马人”常常喜欢说“饲（养）马声色（有趣）”。
其实，马在“牵马人”眼中的角色是多重的。马是工具，也是伙伴，同时还是神明的坐骑。虽然马在加入神明绕境巡游队伍之前不过是普通的役畜，但“牵马人”还是把对神明的敬畏投射到马身上。
在参加神明绕境巡游之前三日，“牵马人”必须吃斋，止于房事。马也必须避免荤食。出家门前，“牵马人”焚化一种叫做“告马”的纸符【11】，让点燃的纸符环绕自己的头顶、身体和双手，以驱除身上污气。“牵马人”大多为老弱病残之士，在春节元宵期间，对“牵马人”来说，时间就是金钱。为了及时赶到目的地，在乡村未普及自行车之际，“牵马人”往往骑马赶场，但路过沿途任何庙宇时，都必须提前下马步行。如今，男性“牵马人”一般是一边踩自行车一边牵马急行，而女性“牵马人”大都不擅骑车，只好选择最原始的步行牵马，她们解释说：“马为咱挣钱，咱不当让马加辛苦。再说，我们妇女人身上污气重，不能往马上骑。菩萨（神明）不怕有刺的人，祂最惊有污气的人”。
“牵马人”赶到“马市”后，其所面对的是一个特殊的市场环境。在“马市”里，不仅是“牵马人”与“户下”的双方交易，而且是加入了神明之后的三方制衡。神明作为第三方力量在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交易成本。
“马市”上的明星“看马”自然是本村富人竞逐的目标，这极易抬高“马市”的整体成交价。为确保本村社庙神明风光体面地绕境巡游，重要的是应尽可能让大多数“户下”都租得起“看马”，以扩大巡游队伍的阵势。为此，必须适当抑制“马市”的成交价。乡村社庙的董事往往提前跟各“户下”打招呼，或者在“马市”开市前，当着“牵马人”和“户下”的面，宣布董事会建议的成交价。也有个别乡村是由董事会与“牵马人”代表集体协商“看马”成交价。从经济理性的角度看，“牵马人”自然是希望博得高价钱，但考虑到崇敬神明的需要，大家也就无多大异议地接受了“价格干预”。当然，有神明作为第三方力量在场的讨价还价也并非只对“牵马人”构成制衡。当“牵马人”与“户下”在“马市”上对“看马”价格各不相让时，“牵马人”就搬出神明来奉劝“户下”道：“虔神的事情不当讲硬硬。咱齐让一步，齐虔”，意思是，既然敬神，就应该慷慨一点，不要斤斤计较，我们各让一步，一起来敬神。“户下”听到这样的话，往往不便多言，快速成交。成交后，“牵马人”牵马到“户下”，给马喂养饲料、饮水。之后，“牵马人”从背包里拿出马裙，连同“户下”提供的、用于敬奉神明的“贡银”，一起用红绳子绑在马背上。元宵神明绕境巡游的队伍从乡村社庙出发后，大多数“牵马人”都留在社庙周边，他（她）们或席地而坐谈笑风生，或侧卧残垣闭目打盹。在规模稍大的乡村，巡游时间一般需要两三个小时。我问“牵马人”，“你们为什么可以这么放心将马交给户下，不怕丢失”？“牵马人”说，“没惊（不怕）马给人牵走，大家都是虔神。马顶绑着贡银，到时需要回宫（社庙）卸下焚化。谁敢将贡银带回家或者扔在路上，那还不被菩萨抓死？我们坐在这里等落马就可以”。
对“牵马人”来说，自己的职业与神明的荣誉相关。要做好这一职业，除了需要和人打交道，还需要与神明打交道。所以，有些时候，不能停留在凡人的利害算计水平上。
要敬畏神明，就需要善待马。善待不仅体现为平时对马的照顾体贴，还体现为对马的不离不弃。在“马市”上，白马和红马即使同等身材，每匹的租价也会相差五十元上下，这种行情完全是受到流行文化的诱导，因为影视作品中的权贵人物无不身骑白马出场亮相。我问依然牵着红马的“牵马人”：“你们为什么不换成白马”？他的答案是：“这红马善善，服服使，我家庭运气也顺顺，无端换走说不过去”。近年，孙村边上的渚林村出了一个马贩，此人总是在年关之际到闽南的晋江去买七八匹马回来，元宵时节雇人牵出去参加神明绕境巡游，元宵一结束就把马卖掉。这种短平快的经营方法因为省去了在“看马”市场的淡季饲养马匹的成本支出【12】，所以肯定会获得更大的收益，但与“牵马人”平时“养兵（马）千日，用在一时”的以逸待劳的待马之道实在相去甚远。所以，“牵马人”之间谈论到这个马贩时，总是流露出蔑视的语气，这大概既有对恶性竞争的抵制，也有对该马贩不把马当马看的声讨。
如果马不仅仅是为“牵马人”谋生挣钱的生产工具，同时还因其带有一定程度的神性而成为“牵马人”必须加以适当俸侍的对象，那么，即使排除“牵马人”与马之间的情感关系而单单考虑利益因素，“牵马人”也不能只考虑眼前利益，而必须将“利益”的尺度放宽，期待饲养一匹有机会俸侍神明的“看马”给全家往后带来平安顺意。在此，“利益”不仅是眼前的，还包括预期中的；不仅是“牵马人”个人获利，而且还可能直接惠及“牵马人”家庭。有“牵马人”说“我们都是没有职业的人，不考虑什么合算不合算”，这句话背后，也许就包含“牵马人”的独特理性。
经济学家往往只是依靠个人理性来说明人的行为选择，没有看到个体之外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也会妨碍失当行为并鼓励适当行为”。所以，Cary S.Becker说，“经济学家的个人理性同社会生物学家的群体理性的结合能够形成更有说服力的分析”【13】。“牵马人”不过是紧贴底层苦苦维生的弱势群体，他们绝不可能超然于利益之外。不过正因为他们位于社会底层，其处身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对他们的约束也就更甚于其他社会阶层，他们也就更加敏感于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保持均衡与协调。正如有论者指出，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获取资源的机会相对较少，“其行为动机在于维持生计，对整个生态系统的要求、索取和产生的效应有限。相反，他们的命运与社会资本的运作和生态系统的变化息息相关”【14】。不管是把“牵马人”看得太傻的低视，还是把“牵马人”想象得太淡利的高看，都没有真正理解到“牵马人”的生活世界，没有理解到“牵马人”的“生态位”（Ecological niche）。
生态人类学家将生物对具有特殊环境特征的“小生境”（microenvironments）中的有限能量和可利用营养的分享称为“生态位”。从“生态位”的立场出发，“个人是通过社会和文化母体，而非孤立地应对能量和物质资料的各种问题”【15】。我们在分析“牵马人”的理性特征时，需要建立一种复合型的世界观，不仅仅是“人—社会—自然”的“复合生态系统”【16】，也不仅仅是包含了物理性、生物性、心理性和社会性的所谓“生活圈”（Life Sphere）【17】，而是包含了个体、社会、自然以及超个体、超自然力量的中国传统儒家所谓的“天地人”系统【18】。“牵马人”位于社会底层，面临一个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生境”，但对位居社会上层的人构成反讽的是，“牵马人”却需要去构建一个更为复杂和远大的世界观。在他们劳动谋生的过程中，不仅需要付出时间、体力、技能以及作为生产工具的马匹，而且还需要谨慎地利用他们的“社会和文化母体”----体现为他们对神明的敬畏和崇拜。“牵马人”并没有将其所饲养的马视为一般性的生产工具，他们鄙视那个遵循简单效益原则的渚林村的马贩。他们知道，对“社会和文化母体”的生产性利用并不是一道免费的午餐，要长久而有效地从对“社会和文化母体”的利用中收益，就必须在平时付出成本，培育该“社会和文化母体”。所以，“牵马人”愿意稍稍牺牲眼前利益接受“大筵”在“马市”上的“价格干预”，愿意看到“看马”的神性的一面，愿意善待马匹，愿意继续饲养着在“马市”上并不走俏的“红马”，也愿意不细计成本地“养马千日，用在一时”。
“文化习惯的改变只提供了部分的环境社会史，习惯的持续则提供稳定的对应点”【19】。“牵马人”为了职业生计的延续，就必须另外付出时间与成本，去维护或者持续“文化习惯”，去维护马、人以及神明诸相之别的稀薄界面，而他们的理性在马、人以及神明之间的小心均衡，就是为了寻找到理性在稀薄的界面间均衡、稳定的“对应点”。
【1】杨懋春：《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第50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王建革：《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第151页，三联书店，2009年版。
【3】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名家Mark Elvin教授著有The Retreat of the Elephants（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4）一书，他从自然环境变迁的角度探讨了大型驮兽消失的历史。但事实上，社会环境的变迁还可以使某些役兽在人们的生活中失而复现。
【4】乔健编著：《底边阶级与边缘社会》，第19、36页，（台北）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7年版。
【5】物理学意义上的“界面”是指固体、液体、气体诸相之间的交界面，即两相间的接触表面。在两相间进行传质时，一般假定界面本身并不产生阻力，而且在界面上两相是达到相平衡的关系的。因为物体界面原子和内部原子受到的作用力不同，它们的能量状态也就不一样，这是一切界面现象存在的原因。
【6】“随着耕地的细分化，马、牛、骡等大型役畜逐步被小役畜替代，农村运输系统也全面衰退”。见王建革：《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第191页，三联书店，2009年版。
【7】参见拙作“孙村的元宵”，吴毅主编《乡村中国评论》第2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8】孙村人有“旧例不可削，新例不可创”之说。“牵马人”确生说，乡村元宵有“看马”或者没“看马”都是古来如此。新变化的，是因为乡村有曲折，不太平，通过“卜杯”形成请“看马”的新“例”。关于“例”的论述，可参见拙作“桃之夭夭，其叶蓁蓁：孙村婚姻及姻亲关系中的‘例’行与‘例’变”，黄宗智主编《中国乡村研究》第6辑，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9】清代中后期，闽东南沿海兴起大村大姓与结盟的小村小姓之间的“乌白旗”械斗之风。参见郑振满：《乡族与国家：多元视野中的闽台传统社会》，第300—315页，三联书店，2009年版。
【10】关于“卜杯”的介绍，参见拙作“孙村的元宵”，吴毅主编《乡村中国评论》第2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1】“告马”为淡黄色的土制草纸上印有青色的神人骑马的图案，长10厘米、宽5厘米见方。焚烧“告马”可驱除身上污气，在祭神和娱神场合普遍使用。
【12】“牵马人”确生介绍说，他牵“看马”的年收入大概五六千元，但为了让马有好的品相，平时会尽量多买些麦麸、黄豆作为饲料，他每年花在马料上的开支超过一千元。此外，平时还得花时间牵马到田埂上溜达吃草。
【13】Cary S.Becker：《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第335页，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
【14】梅雪芹：从“帝王将相”到“平民百姓”----“人”及其活动在环境史中的体现，见王利华主编《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第66页，三联书店2007年版。
【15】Donald L.Hardesty：《生态人类学》，第93、95、77页，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
【16】李根蟠：环境史视野与经济史研究，见王利华主编《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第17页，三联书店2007年版。
【17】杨国枢：华人社会取向的理论分析，见杨国枢、黄光国、杨中芳主编《华人本土心理学》（上），第173页，重庆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18】参见拙作《儒道互补》第三章“天人系统的建立”，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9】Antonia Finnane：水道、爱情、劳动：性别化环境的各种面向，见John R.McNeill、刘翠溶、伊懋可主编《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第1006页，台湾中研院经济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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