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城镇化的过程中有这么几个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思考和研究。我觉得1949年以来我们进入了一个以国家为主导的现代化的过程，那么在这个现代化的进程中，现代化就像一个巨大的马达，把我们中国的乡村卷入进来。在这一波新型的城镇化，尤其是拆村并居的农村城镇化为代表的建设改造高潮中，我觉得有这么几个问题需要我们思考：

 第一个问题是，我们的城镇化是不是必然的？刚才王永苏主任讲到规模化的经营是必然的，刘义强教授说“三大改造”，技术改造、市场改造、合作机制改造，农业的产业化也是不可避免的。有人说通过城镇化有利于节约土地，我觉得这个原因不是从农民本身这个角度来谈的，而是从国家发展的角度来谈的。节约土地与农民有什么关系？ 农民世世代代在这生存，我们为什么非要“上楼”？有人说拆村并居最终改善了农民的生活，有利于提供公共服务，分散的农户不利于公共服务。这个原因对农民有关，对农民确实有利，但是农民的生活方式、心里是几千年演化而成的，在这个演化的过程当中，这种宗亲族居东风方式对农村可能是最有利的。如果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方式如果全部并成“楼上楼下”的居住方式，这是不是最合理的？我在台湾了解到，台湾的合作社搞的是精致农业，实行的是中农化的政策。我们能不能从农民的角度出发，是不是不要通过权力下乡、资本下乡，把农业搞成大农的格局？我们能不能从中农的角度来考虑我们的农业现代化？能不能把农民培育成一个现代的农民？然后通过他们的自我联合然后进行农业的现代化？另外一个，我们看到了资本下乡，也看到了权力主导，但我们没有看到一个有效的社会机制。在台湾有些基金会等通过对农村的改造发展休闲观光农业，获得了很大的发展。我们能不能通过社会化的机制，真正使农民做主体？

 第二个问题，怎样确保在农村城镇化中让农民成为受益者，而不是一个被剥夺者？有人谈到现在的农村城镇化是新一轮的“圈地运动”，如何使这种圈地运动不变质？让农民成为最终的受益者？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产权制度问题，它涉及到了农村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在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农民的土地产权如何实现？农民自身是如何认识他们自身的产权的？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再通过问卷调查发掘农业现代化的逻辑起点。在农村补偿的时候，特别强调公平，这种公平是补偿的公平，而不是土地权归谁的公平问题。在农村，对于农民来说需要的不仅是公共服务，更多的是公平。在利益保障的背后，农民政治权利的获得对于经济权益的保障是根本的。

 第三个问题，在农村城镇化的过程中，城镇化的条件是什么？通过昨天的调研，我觉得城镇化有两个特征：一个是强制性动员。在市场化的过程中，在资源重新配置，利益重新调整的过程当中，是不是确保了农民的收益？这不是要通过政府部门可以解决的。农民的参与是个问题，所谓的群众动员并没有使农民自愿参与进去。另一个特征是低度参与。为什么这么好的事，群众的参与程度低？我觉得还是缺乏一个社会化的机制能够让群众成为真正的主体。未来我们在农村如何进行社会建设，如何让农民作为一个主体，如何在一个新的社会化机制过程中，让农民参与进去。

谢谢大家！

樊红敏：法学博士、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