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感谢有这么一个机会来分享我们的研究，关于河南许昌的发展，我们课题组在这里做了将近一年的调研，所以我汇报的内容呢就是我们整个课题组的成果。我要讲的题目就是农业现代化改造的中国选择与社会管理体制创新，从许昌的经验和教训，当然这个教训是我在研究中发现的一些隐忧，并不是说一定是我们已经出现的，为下一步的改革提供一个借鉴。

农业现代化改造对不同的国家来讲都需要自己的切入点。如果这个切入点选错，很有可能会强烈影响后续现代化建设进程道路。目前我们做了一个归纳，就是在农业现代化的道路中，目前的理论界，包括这个发展经验来看有如下的一些选择：

一、技术改革

农业产业之所以落后，是农业技术本身跟不上现代社会技术更新的程度。因此，如果一个农业产业中技术出现了长期停滞，那么这个农业产业就会发生内卷化。如果没有一个农业的技术更新，农业产业的利润就会跟其他产业的利润产生一个落差，最终农业就会发展落后。相应而言，这么一个办法就是更新农业技术，让它能够实现整个社会的一个目标的发展，这个农业产业就会提前实现农业现代化。

二、市场改革论

强调农业作为一个产业之所以落后，是因为按照市场经济，如果市场资源能够有效配置，相应而言，农业资源能够在市场当中具有农业体系中农业本身的特点，使得在市场当中农业是一个弱势产业，在这过程当中，农产品跟其他产品之间没有实现一个有效的对价关系。凭什么一瓶矿泉水可以卖两块钱，而我们的一斤粮食才卖到7、8毛钱，这之间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距？希望通过市场的一个对价关系来解决这个问题。其中最关键的就是对农村资源本身的一个市场化，因为没有一个市场化重新估价定义，农村原有资源是一个凝聚的。另外一个是人力资本，没有人力资本作为一个支撑，资源和市场很难结合。以前，苏联和我国强制推动的集体合作改造，这条道路的后果我们已经看到，就不多讲。在国外，丹麦、日本，特别是日本、台湾地区，也是人口比较多的、劳动力密集型的国家改造中，它们强调的是农业组织作为一个基础，作为一个支撑载体，以这个组织，把国家的政策资源、市场资源、技术资源合并起来实现的。就中国目前的这个特点，包括我们在许昌的调查，我们能走什么样一个道路，跟我们的体制特点和我们的现实近况有关。首先，从最核心的农地制度产权设立来看，我们目前这个产权设立，对农地原有资源很难动，实际上资源不动，资源的市场估价很难实现，就导致整个市场发育不良。而且这个市场发育不良的话，使得我们原有的技术改革，还有市场改造都很难有效进行。

第二，从技术改造方面来看，很多技术进步都非常快，但就大部分乡村地区而言的话，技术如何下乡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再加上农村的人力资本状况不容乐观，不是我们农民中有知识、有文化的年轻人，这个是对技术的一个很大的限制条件。

三、国家强制推进的机制合作改造

从合作组织成本来看，目前的土地细碎，住房分散。目前合作社不成功的一个很大原因是搞人力合作，其成本非常高，监督成本太高，国外成功的经验都是资本合作。现在我们农地没有资本化，相对土地比较细碎的情况下，这么一种人力合作很难成功。否则的话只能采取国家强制的合作，这种合作的道路是明显的。资本改造的话，目前我国大的粮食集团等企业不太多，原因一个是农业政策的不稳定，它会导致资本预期收益不够，预期收益不够的话大量资本就会逃离农村，而不是投入农村。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做的一个选择就是走政府推动下的政府改造道路。在这条道路中，首先是强调政府，没有政府的核心政策来推动，这些资本是不会下乡的，是不会下去的，因为它们的整个收益不够，在农村社会，整个控制也不足。在财政、征地、保障等政策方面，政府都发挥了强烈的先导作用。但这次不同以往，因为这次让资本在中间唱大角，资本能够整合技术、市场、人力等因素，有效地投入到农业改造中。而农民在这个农业现代化改造过程中，就不用承担过多的，比如人力资本这方面的负担。农民原有的资源，稍微的市场化，价值自然就提升了。很多地方的农机流转有很多矛盾，但整体上而言，农民在农机流转过程中是有收益的。这个矛盾产生的原因是农民认为其产生的收益还不够公司的收益，所以我觉得这个矛盾不是那么可怕的矛盾，它是有收益之后这个收益是不是均的问题，但是总体是有收益的。在这个资本化的过程中，农民也是一个受益体。在一些地方的调查来看，我们也遇到一些挑战：

首先是农村对市场和资本有一种恐惧。我们现在的资本是政府推动下乡，是一种权力化的资本进入农村，而且在征地各方面政府力量推动相对比较多。农民在这个过程中力量相对弱势，而我们转换的资本又是来自农民的，造成在乡村原有互动逻辑当中，增加了市场、资本的因素。这些因素进去之后使得原有的乡村格局中农民的弱势地位加剧。不仅面对政府时弱势，面对市场时也相对比较弱势。这是一种双重弱势建构。

另外，政府在配合着农业现代化改造过程中社会保障的相关体系非常不足。也就是说，市场风险由弱势的农民自身来承受。如果公司经营当中有一些市场波动，就可能由农民自身来承担，这是农民非常担心的。

再一个是农业改造和城镇化建设的同步性不太高。也就是说在目前的农业改造过程中农民的城镇化生活方式、城镇化就业等配套设施不太足。这也就意味着农民把大量土地流转出去以后，他们并没有在产业上有所改变。农民产业方式的变化也就意味着他们的生活方式的变化，他们的心里和社会的转型方面注重不足。相当多的农民会产生一种迷茫，他们可能他们去做什么，这种心里和社会的不适应就导致他们在现实当中对一些政策的反对。在这个方面我们应特别注意，就算是一个良好的，就算是有收益的政策，也得注意对农民本身的一种心里和社会的引导。我们在产业发展之外，也要注意整个管理创新机制的跟进。

首先是资本下乡要和原有的乡村民主制度有一个更良好的接触关系。资源动起来，就意味着原来乡村民主制度涉及的农民民主权利在资本等外来影响下，受到农民的更多的重视。在资源、活力、价值重新评估之下，乡村民主制度的一些因素可以保障农民相对弱势地位的改善。

另外，在基层组织中，政府要强调结合新农村社区建设，要注重农民产业关系调整之后农民的习惯和文化的引导和调适。在政府政策上，要对农民有一个分类的处理。比如调查中，一些老年人和年轻人的想法就不一样，但政策一般都是“一刀切”的政策，如果是针对不同人群有更好的政策的话，这个推进速度、满意度会更加提高。农村的城镇化与新产业、新市民的结合方面目前注重不足。

最后，我强调我们要通过社会联动、城乡联动的社会管理，让农业的从业者职业化建设。现在我们研究当中发现，在农地产业推动、资源转移过程当中出现一种现象，一些农民把自己的土地流转，但到另一个地方还是务农。这也可能成为未来转变过程中很重要的一个转变，就是我把我自己运转不好的资源转移出去获得收益，我再在另一个地方，我有优势的地方还是从事农业，这种农业是一种职业化的农业，这种职业化的农业就涉及到一个新的群体。国家在资源流动、产业化重新配置资源、基层社会治理等方面上需要跟进。

作者简介：刘义强，法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副教授、中国农村研究院海外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