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村实验开展数年，到底对村庄社会资本造成了哪些变化?即，在排除其他变量基础上，将实验作为唯一因素，岳村社区的社会资本是否发生了变化?哪些方面或在什么程度上发生了变化?哪些方面或哪些程度上又没有变化而表现出延续性?为什么没有变化?下面两节就这些问题加以探讨。首先让我们从社区参与网络、权威关系模式、社区信任、互惠为基础的社区合作几个方面来看岳村社会资本的变与不变：

——社区参与网络。社会关系网络是社会资本的重要形式之一，多项研究成果也证明了众多公民社团对社会结构改良的意义，所以社会资本建设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要创建多元化的自治性公民组织。岳村实验在创建社区参与网络上，可谓不遗余力，在这方面的成效也最为明显，最直接的就是建立了种类繁杂的各种协会组织，比如经济方面的养鸡协会、住宅建筑合作社、农资合作社，公民权利或社区公益方面的村庄公益事务理事会、农民维权普法协会、老年人协会、妇女文化协会、在外大学生联谊会、青少年图书管理团队，等等。这些创建起来的社区组织基本把社区中的所有成员都组织起来了，每个人再也不是原子化的，而总是隶属于某个组织。这些协会在社区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搭建起了村民共同参与的组织化渠道，填补了岳村过去和目前在社区组织种类方面的单调甚至空白，因为从岳村社区史一章中我们已经看到，岳村的社区组织十分单调，解放前至今一直存在的只有宗族或家族，另外就是反动的会道门组织，土改期间的农会、大集体时期的生产队等都如昙花一现，目前村子存在的组织主要是村两委、宗教组织，这期间真正的村民自组织又是少之又少。岳村实验所创建的丰富的社区组织网络打破了此种局面，不但组织数量上发生了变化，而且在组织性质上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岳村原有的组织多为小半径、血缘性的传统组织，而岳村实验中的养鸡协会；普法协会等都是以现代经济理念或权利价值为导向的现代组织。这些都是岳村实验中社区参与网络发生的变化，那么，岳村社区网络又有哪些并未因实验而发生变化?或者说，创建参与网络遭遇了哪些困难?上文实验过程，对此问题也有提及，比如有些组织始终没有能够组建起来，有些组织发展遭受挫折甚至刚起步就夭折掉了，还有一些组织在发展中与初衷相比发生了异化，等等。—这些概括起来就是农民并没有对现代组织完全接纳，现代的参与网络并未深刻地、稳定而持久地镶嵌进社区之中。社区实验发动起的村民组织，面临和村委会一样的处境：到底是外在强加的，还是内生的?如果是外在嵌入的，那么如何使其产生内生性的根基?从实验过程来看，以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为基础的组织网络，比社会性、公益性、文化性的组织更容易较深地嵌入到社区之中，这应该和当前市场经济向乡村的渗透有关：但是，由于农民对经济性的组织运作最不熟悉，往往不能很好地处理内部利益关系，以至于以利益或经济利益为基础的组织较社会性、公益性、文艺性组织更容易激起团体的崩溃，所以前者较后者也更不稳定。

——社区权威关系模式。权威关系、权威关系网络、权威关系模式是社会资本的重要形式，是社会关系网络在权威方面的结构性呈现。岳村社区历程一章曾叙述了岳村权威关系模式的变迁，从传统时期宗族或家族在社区的决定性权威，以及农民一地主单向优势权威关系，到这两种重要社区权威关系被革命所颠破，以及以新政治国家为基础的新组织权威主导一切，再到后集体化时期组织化权威走向普遍没落，甚至出现无组织化权威状态。岳村实验就是要试图改变这种局面，既要打破村庄无组织化权威的困境，又要改变传统的单向的、压制性、血缘性的权威关系模式。社区参与网络的构建是以现代的平等化、互动型权威关系模式为目标的，比如养鸡协会，就是对社区经济权威关系的重置，在协会组建之前单个的养鸡户总是受制于经销商、中间商，前者对后者表现出的是单向的压制与被压制的权威关系，协会组建本身就是一个新经济性组织权威的建立，它与经销商、中间商的博弈合作就是平等互动型的权威关系。这在单个农民身上就表现得更为明显，上文也已经讲过这个故事：岳村的养鸡农民赵西才曾因暂时还不起饲料经销商葛振的欠账，被后者逼着当场下跪，受尽屈辱，赵西才积极加入养鸡协会就有把协会作为自自己靠山的考虑，协会构建起的社区新经济权威关系格局，使普通农民感同身受。再比如普法协会对社区政治性权威关系的改变，这在上文已经有了较为详细的叙述和分析，普法协会整合各种权威要素成长为社区新组织权威，不仅改变了社区治理中单独弱组织化权威的沉闷状态，而且初步形成了体制内外多元组织温和、理性、良性互动的新权威关系格局。这都说明岳村实验对社区权威关系模式的改善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我们仍不难发现社区权威关系模式的延续性或不变特征。首先，基于社区新参与网络的不稳定性和外在性，新权威根基尚不稳定，各种协会组织在村庄中的权威效能尚不明显，甚至随着组织活性的降低，其权威也会消失。其次，社区各权威的相互关系尚没有根本改变，温和互动的权威关系尚没有建立起来，主要的还是激烈碰撞中的权威关系。再次，社区以及社区所在的更大范围的地方社会的权威基质并没有改变，多元化的、水平型的权威还没有建立起来，社区和社会中主导性的还是压制型、依附型权威关系。比如普法协会的例子，它在为村民解决纠纷以及带头抵制基层政府摊派时，其社区权威得到很大提升，但是及至与村委会发生矛盾，双方关系陷入僵局，而协会活动陷入停滞时，其权威就急速下降甚至岌岌可危。—这都说明新权威的社区根基并不稳定，村民大多数时候仍然更信奉官方的或体制内的权威，比如村委会。我们发动村民试图把有公益心的人组织起来，以非官方的社区组织“村庄公益事务理事会”来解决村庄道路阻塞问题，但很多村民坚持说，“如果没有村干部或政府出头，这事一定是做不成的”。再有一个例子，普法协会副会长于春胜的孩子被人用刀刺伤住院，但凶手被擒后动用关系，非但没有受到惩罚甚至不愿支付伤者医疗费，协会原试图以法律途径解决问题，但屈于各种力量的阻挠，最后却不得不借助权势来压服对方接受赔款，以多元化、水平型权威为目标的普法协会最终却不得不屈服于压制型的权威基质。

——社区信任。信任既是一种社会关系又是一种社会心理。社区信任的变化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考察：一是信任存在，即信任的有无或信任还是不信任；二是信任的性质，即人格化信任还是制度化信任。社区信任毫无疑问在社会资本变迁与建设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岳村社区历程一章讲到了岳村社区信任的变迁，传统时期以个人美德为起点的人格化信任在20世纪初被暴力所摧毁，继起的依附型、愚昧盲从性人格化信任在危害社会和他人，建国后的文革更是撕裂了村庄，严重破坏了信任，后集体化时期社区的人们大多数是相互怀疑怨恨，更大范围内的地方社会则充斥的是毒奶粉、毒品黑市、致死病人的欣弗事件，等等。岳村实验清醒地看到传统的小半径的人格化信任，特别是血缘基础上的个人信任，已经在现代性的渗透之下，不可避免地走向式微。所以传统人格化信任不是岳村实验培育社区信任所努力的方向，相反我们是在现代普适的制度化信任的建设上下功夫，最具体明显的例子就是养鸡协会。那么对于建设制度化信任，岳村实验取得了哪些成效?哪些又是失败的?协会建立之初，以章程和入股协议为标志的制度化信任初步在养鸡户间建立起来，而且不管协会内部出了多么大的问题，但协会未分裂之前毕竟还是基本在制度化信任的框架内运行的。即使是分裂后，矛盾双方还是念念不忘协会甚至试图组建协会，这表明关于现代经济合作的普适性制度化信任作为一种理念被农民部分吸收，就是说，农民还仍然认为制度化信任并不是必然建立不起来。如果把信任分为浅度信任和深度信任，那么我们只能说，岳村实验包括养鸡协会项目建立的只是钱度的社区制度化信任。既然是浅度制度化信任，就表明了这种信任的不深入和不稳定，甚至是极度脆弱的。制度化信任还远远没超越人格化特殊信任，尤其是血缘为特征的特殊信任。养鸡协会组建之前，就存在亲友之间零星的偶然的相互合作，很明显，他们的合作是以人格化特殊信任为基础的。协会分裂之后，我们发现展开相互攻击的小圈子，恰恰就是协会建立之前的亲友小圈子。—这种由小圈子到圈子的回归，令人惊讶。这说明，试图建立的现代普适的制度化信任并没有突破小圈子中的特殊人格化信任，社区信任培育工作绝非一朝一夕之功。

——互惠规范、合作精神与社区意识。互惠规范、合作精神与社区意识是认知型社会资本的重要形式，它是社区居民在社区关系网络、权威关系模式之下、在社区信任基础上，相互有所期望、认同，并一致行动的群体心理倾向。岳村实验在这些方面的作为以及局限实际在上文的实验过程的叙述中已有涉及。岳村百年社区史中，社区范围内的认知型社会资本一直不丰富，为扭转此种趋势，岳村实验在这些方面弹精竭虑，各种协会组织中农民的互动对社区范围内互惠规范的形成、合作精神的提升并不是毫无作用，图书馆公的空间的开辟、各种村庄文化活动的举行，的确一定程度改变了村庄的低社区意识。但是，各种尝试成效之微弱却不能不使人遗憾。首先，对于合作精神与互惠规范，由于市场经济向乡村的渗透，人们趋向理性化，农民甚至更加短视而且斤斤计较。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多尽量规避相互合作，“合伙做事难办”，即使是资源浪费和效率低下，也尽量单干。这不仅在岳村而且在当前的大多数中国农村都是非常普遍的。这对合作精神与互惠规范的形成当然是很不利的。偶一为之的合作也会坠入纯工具性的暂时利用，与作为价值意义的合作精神与互惠规范还有很大的差距。换言之，投机的、搭便车的心理机制仍没有得到很好地破解。其次，对于社区意识，上文在叙述至岳村图书馆项目时已有较为详细的分析。包括图书馆在内的种种开辟社区公的空间的尝试，似乎完全不能扭转人们加速下降的社区认同感，低社区意识最后甚至反过去使创建起的有形的公的空间难以为继。此种尝试的无力感实在令人深思。

从上述这些社会资本的重要形式，我们大致可以看到岳村实验中社会资本的变化与恒定。总的来说，实验使村庄结构型社会资本产生了较大程度的激变，这主要是指新参与网络的急剧密集以及权威关系模式的优化；岳村社会资本的恒定或延续性，则体现为激变产生的结构型社会资本不稳定，以及认知型社会资本变化不明显，社区信任、互惠规范、合作精神与社区意识都没有得到很明显的改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