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月实验至今已经有了13个年头,实验的发起人之一张厚安先生曾于2000年重返月村走访,2005年8月20日,为重现当年的村治实验景况,徐勇教授带领其博士生重访湖北省黄梅县小池镇水月庵村。重访该村,徐勇教授的主要发现有,该村外出人多了、胖子多了、有钱人多了,他认为由于市场关系,村庄与外部的联系更为紧密了,没有了人为的外部干预,向经济自然规律回归,由此,月村已经走上一条稳步发展的道路。此时,村子里现存的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计划生育工作,主要是生育观念问题;二是税费比较重;三是村民法律意识很淡薄,对村里事务抱着无所谓的态度。这些就导致农民对村干部不信任,农民对村里工作不太支持,干群关系不太融洽。
与以前不同,村中的很多事情都要公开,农民知道这些事情之后就更容易理解和支持了。通过换届选举,农民可以选自己认为好的干部,选对村民的利益好处大的干部。群众对村委班子的期待是,大家当时都想选一个当家的人,不能营私舞弊,贪污受贿。 通过重返该村,我们发现村民自治在农村有着顽强的生命力,与我们当初展开村治实验相比,主要的变化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以前村干部是上面任命的,现在是民主选举、民主推荐;二是没有实行村民自治之前,村民对村干部的看法主要有三个方面:①村干部与上级领导保持一致,所做工作与群众有矛盾;②上面负担过重,收取税费太高,村民不理解有误解,以为交的钱都进了村干部的荷包;③村干部工作方方面面压力过重,大部分精力和时间都用在应付上面的工作任务,只考虑上面,老百姓的具体问题解决不了,群众抱怨多。如今重返月村我们发现,这些看法已经被负担减轻、村干部民选、干群关系相对融洽所取代。
与实验之前相比,月村的制度化探索开启了基层民主建设的第一步,但只侧重制度建设,忽视组织建设、能力建设等相关民主要素的跟进,结果使得轰轰烈烈的月村村治实验前后只进行了两年,其中第一年就进行了两次海选。在当时条件下,月村的民选投入算是比较大的,选举的民主程序相对严格规范,在该村历史上是第一次,全国也少见,透过水月庵村我们也窥视到村民自治在基层推进的复杂性,比如村民寄予厚望的村民李为什么就职不到200天便辞去职务?比如为什么有些村民刚开始积极参与选举,随后又积极逃避呢?小事件隐藏大学问,这其中蕴藏着具有普遍性和值得深思的问题。这其中有既有复杂的村落利益结构,又有着传统治理体制与现代性治理架构调适问题。面对水月庵村实验过程中遭遇到的种种问题,我们的思考有以下几个方面:
表1.1 水月实验问题比较分析
水月实验问题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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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问题
| 原因解析
| 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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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之一:参与无力。
问题之二:责任、权力、利益不一致。
问题之三:监督机制匮乏,监督能力欠缺。
问题之四:压力型治理体制下的民主进程缓慢。
| 原因之一:利益分化导致村民更关注眼前利益,村民虽有参与的意向却缺少参与的行动。
原因之二:制度设计不够完善。书记挂帅意识,导致村民认为村支部书记就是一把手,选举书记后选举其它干部没什么意义。治理结构中的责、权、利不一致造成体制内性内耗。
原因之三: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的村落结构抑制了监督机制的生成和发展。权力制衡与科学监督相对滞后。
原因之四:自上而下的传统型治理机制忽视了乡村内部的民主诉求,以民主为核心要素的现代型治理机制生长缓慢。
| 建议之一:培养农民识别利益表达利益的能力,强化运用民主程序维护参与者利益的有效性。
建议之二:在实践中科学设计选举制度,比如引进“两票制”等,让制度即能体现自下而上的民意,又能有效维护自上而下的权威。
建议之三:完善《村组法》中的民主监督机制,探索适合农村政治特点的监督机制。
建议之四:深化村级民主,借助民主机制挖掘村庄内资源,从输血式治理转变成造血式治理,在学习民主的过程中把现代型治理机制嵌入到乡村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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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水月实验问题比较分析中,笔者认为,从制度求民主,只是迈出民主化进程中的一小步,相对于极权主义专制国家的沉重历史,中国农民的民主能力问题,尤其是组织能力问题,始终是制约基层民主深入发展的瓶颈。从日常表达到体制性监督,农民的政治生活都彰显出参与的无力、组织的无力。由此,水月实验留给未来相关村治实验重要启示是,以制度整合农村是农村治理工作的第一步,接下来要尝试的是以组织整合农村,以能力整合农村,从民主制度到民主能力是深化民主化治理的必要条件,也是中国公民社会建设的毕竟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