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是第二次连续到中原腹地许昌调研，所以收获非常的多，我主要汇报2个要点。第一要点就是：中国农民自发首创的产权机制创新改变中国，第二个要点是：从中原发现中国。关于第二个要点，我论文的第218页有一篇参会的文章叫《长城、寺庙与围栏——中国/国家建构的产权政治学》，那么这是谈谈我的要点。

那么徐老师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就是“农民改变中国”，我觉得这个命题非同寻常。现在我们学者似乎要涉及产权，我们政府要涉及产权，但是农民在生活实践中他所发现的一些首创的一些产权心态或者一些合约组合没有被我们挖掘出来。也就是说，我以前去桑稞乡调研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这个乡是草原，乡上有个草场，历史上一直是个这个乡的赛马场。那个藏民们有一个著名的节日，每年的农历七月十五前后，它在打井台就是这个赛马场开赛马会。那么这个乡镇的政府早就说这是乡政府的集体草场，我还以为这真的是他们的集体草场。后来我去当地调研的时候发现不是这个事，当地居民已经非常聪明的把打井台这个草权解决了。他们是怎样解决的呢？也就是说他在平时这个草场都是个体产权，这是一大片的草场，都能通过铁丝、围栏分到20多户农民家庭。但是这些农民非常聪明，就是他们在赛马节七月十五前后，草场比较松软非常潮湿，他们就用角铁插到草场里头去，然后铁丝围栏是可以拆卸的。也就是说在赛马节这一周，这个草场成了集体产权的草场。那时我就去了，这个可以赛马，但是赛马节一过，这个拆卸的铁丝围栏又重新把它插起来，那么他就又成了一家一户的草场，成了个体的草场，农民非常聪明的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

那么我这次在我们的万亩农田，昨天去陈曹乡我观察到，这个农田里头我看到很多的玉米秸秆，间隔的三三俩俩的插在地里，我发现玉米秸秆插的地方是地块与地块的边界。地埂已经非常的稀薄，过一个间隔插一个枯黄的玉米秸秆，实际上是农民的土地产权还是清晰的，万亩农田示范区的农民的产权的形势，我觉得这个需要弄清一下，因为这个实物的农田它还是每一个农户所拥有，也就是它在万亩农田的示范区农民的土地地块还没有撤销化，没有资本化，没有股份化。就说一旦被资本化，一旦被股份化的话，我就觉得有两种风险：

一个就像党国英教授所讲的，就是如果将来农业公司，他通过土地股份经营的话，那么如果一旦经营失败的话他就会破产，他把土地就会给债权人，那么这样的话我觉得风险很高。实际上，我发现可能是这样的产权形式，我觉得需要调研，也就是说它在需要我们所讲的这个小农自个和这样的大农大个的一种中间形态的产权形态，中间形态的一种产权合约，他不是完全的农业公司暂时承袭产权的经营，而是中间形态，这个中间形态就是农民个人拥有土地承包权，他通过农业合作社然后一对多的产权形式，统一的把土地平整、土地耕种、土地收获、土地防灾，包括土地的虫害，给这个社会化的农机公司、农机服务商个人谈服务。所以形成了一种一对多的产权形态，既不是农业公司也不是小农自个，所以这种过渡的产权形态，我觉得使农业的兼职经营成为可能，使老年农民经营他的农田成为可能，因为这两种情况之下，他们对农业农田的经营的监督成本最小化，因为老人可以监督农机商来耕种他们的土地，那么城市打工者就可以在耕种收获的时候来监督农机商的耕种收获。所以我觉得这解决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个可能就是一种小农自个和农业公司实体化产权经营制度的一种中间形态的产权形式，我觉得这值得发掘。农民不断的在真实的生活之中在创造一种更有效益的产权形态。我们需要去发现这种真实的产权形态的运作逻辑是什么样的。所以从万亩农田里用秸秆标示地块产权的这个细节肯定有非常丰富的、多元的产权形态。

第二点我想和大家汇报下这个从中原发现中国。我从西北到这来，就感受到大西北这片广阔的版图是如何被整合到大中国这个国家版图中去的。那么我在这篇论文里面就谈到，从秦汉到现在，实际上中原这片沃土，这个肥沃的田地上的产权一直在进行产权优化、产权组合。对于这片非常肥沃的土地上进行产权优化和配置，使这片土地上产生庞大的经济剩余、庞大的人口。这就使对西北地区的产权兼并和空间同化成为可能。比如说秦汉时期，中原地区的产权经济，没有庞大的社会剩余的话，兴建长城这样一个中原农耕和七个游牧产权的界权装置就不可能。那么宋元明清时期，如果产权分配没有带来农耕经济发展的话，没有综合国力增强的话，我们西北地区大量的藏传佛教的寺院就不可能被建成。如果没有中央经济的农耕大规模发展要的人力资源和大规模的社会经济剩余的保障，我们的农业就不可能得到支撑，草权改革就不可能。我们西北地区草权改革是通过大量的铁丝网去把一块一块的草权界定清楚的。所以我得到的结论就是：从中原发现中国。没有中原的土地所产生的经济剩余的话，那么大中国的国家结合就不可能。每次从大西北到许昌来，我就能够深深的感受到大西北是如何被整合到这样一个中国的版图中来的，与这个地方产生的社会经济，庞大的社会经济剩余息息相关。

谢谢各位！

作者简介：王勇，西北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