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农村发展研究通讯201201-中原农村发展研究中心

中原农村发展研究通讯

2012年第1期

（总第2期）

※本期特辑：《资政参考》登载中心副主任马华博士的署名文章

※重点推介：南农图书馆的困惑与探索：文化下乡如何入乡

※中心动态：2012年1月1日-2012年3月31日

※项目与成果：4项项目

本期特辑

《资政参考》登载中心副主任马华博士的署名文章

近日，河南省《资政参考》2012年第2期上登载了我校中原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马华博士的署名文章《“主体多元、功能扩展” ：农业公共服务的社会化》。《资政参考》是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委员会为强化高校服务功能，于今年创办的内部刊物，旨在汇聚河南省各高校的有关研究成果，发挥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思想库智囊团的作用，为省委、省政府领导及有关部门提供咨政论策服务，每期《资政参考》均送达有关省领导和职能部门。

《“主体多元、功能扩展” ：农业公共服务的社会化》是河南省教育厅“中原经济区建设”专项课题立项的研究成果。项目立项后，马华博士协同课题组其他成员赶赴许昌县及襄城县进行了为期10天的田野调查，之后，在实证资料的基础上撰写了研究报告。该文以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过程中，农业生产发展对农业公共服务的需求为出发点，从调查村庄的公共服务对比中总结出当前中原经济区的农业公共服务存在的问题以及创新性探索，并提出了发展现代农业公共服务的政策建议，期望为我省“以新型城镇化引领“三化”协调科学发展”的探索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重点推介

南农图书馆的困惑与探索：文化下乡如何入乡

2012年03月26日来源：人民网作者：《人民日报》记者贺林平

破败不堪的欧村图书馆，只剩书架，书早已不见踪影。

本报记者贺林平摄

广育村文化活动中心的乡村书屋。

本报记者贺林平摄

编者按

培育现代文明的乡村文化是完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的重要一环。目前各地形式多样的文化下乡活动，能否为传统的村落文化所接受？能否持续发挥吸引力？

在广东的一些农村，一场名为“南农实验”的探索正在进行。在建设乡村书屋的过程中，组织者发现，现代文化下乡需与村民多样的文化兴趣相结合，并借助村庄内生的组织化力量，才能有持续的效果。

有的田地刚刚被翻过，枯黄的甘蔗梗，密密麻麻地夹杂在红色的泥土中；有的田地已经种上了作物，平整的水泥薄膜下，新一季的花生正在发芽……3月下旬，广东东北部紧挨着江西的连平县上坪镇西坪村，勤劳的客家人已经开始了忙碌的春耕春种。

沿着窄窄的水泥村道走到村子最里面，就是有着38户人家的欧村（自然村）。一个小小的乡村图书馆，藏身在一排老房子中的破旧祠堂里。在镇中心小学当老师的谢明贵吃力地打开紧锁的大木门，只见左右两侧各排着三排褪色的旧书架，架上空空，书籍早已不知去向，整个屋子散发着长年漏雨积攒的霉味……这与村子里的座座新楼、西式路灯形成鲜明反差。

这个乡村图书馆，是华中师大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和南方农村报合作开展的“南农实验”的一部分。从2007年下半年开始，“南农实验”在广东三座村庄建设了三个乡村书屋，但随着半年后外部力量的撤出，无一例外归于没落。

书籍作为知识的载体，如何有效地送到农民手中？文化下乡是国家建构中必不可少的，在中国广大乡村，文化下乡的出路何在？如何增强农村文化自我服务的内生动力，营造农民现代知识提升的长效机制？在失败的迷茫中，新一期的“南农实验”于2010年7月启动，在实验点梅州市蕉岭县广福镇广育村，乡村书屋有了新起色，这又给了实验者新的启示。

来自欧村等三个村的实践

调查：18％的村民选择平时看书，忙于农活的村民也希望有些书给孩子看

结果：三个农村书屋相继从繁荣走向衰败

思考：即使是经济较为发达的铁场村也没能“幸免”，组织者认为“这不完全是缺钱的问题”

南农实验旨在通过一系列工作，增强农民参与村民自治和基层民主的能力。“送书下乡，是我们实验中重要的一部分；因为实验的一个假设就是农民的民主能力需要有文化素质的支撑。”南农实验一期总干事、政治学博士马华说。

三个实验村中，既有工业为主、经济较为发达的惠州市博罗县石湾镇铁场村，也有经济情况一般的湛江吴川市吴阳镇上能村，而最为贫穷落后、纯农业经济的欧村，是最早开展送书下乡和乡村图书馆建设的，也是实验者们倾注心血最多的一个。

“别说我们村，就连整个上坪镇，都没有一个文化活动中心，就我这里有这么一个图书馆。”57岁的西坪村支书谢妙哉生意人出身，这几年自己拿出100多万元给欧村人建新房、修路桥，使得周边这一片初具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模样，但乡村图书馆却没这么成功。谢妙哉回忆，2007年，他拿出欧村旧祠堂，给南农实验办图书馆；书架是他从县图书馆找来的；图书资料是参加实验的志愿者从大学里募集来的；村委会还找了个村民负责图书馆的管理，工资由南农实验方补助。当年6月，拥有了3000多册书籍、10多份报刊以及一台电脑的欧村图书馆开张了。

当时还在华中师大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读研究生的马华说，村委会和村民都是非常支持建设图书馆的，他们对32户村民的调查显示，18％的人选择平时看书。图书馆开放之初挺热闹，平均日借阅量达到15人次。“整个西坪村有100多孩童，很多是留守儿童，他们对看书兴趣比较大；一些村民忙于农活，也希望有些书给孩子看，打发空闲时间。”谢明贵说。

这期间，南农实验一直有专人驻村，并注入了少量资金；而参与实验的志愿者，也定期带来新书，补充、更换图书馆的书籍。“就这样过了半年，我们撤出了。”马华说，又过了半年，他回到欧村，“没想到，图书馆已经大门紧闭，不正常开放了。没有了我们的补助，村委会也不给管理员发工资，管理员也就忙自己的农活去了，常常是有人想去借书，就把他找回来开下门，很不方便，久而久之，也就没什么人去了。”

在欧村，记者遇到了两名周末回家的上坪中学初三学生，“以前是常常去的，借一些《读者》、《青年文摘》什么的来看，但后来就不怎么开门了，书也丢了很多，听说现在管理员都出去打工了。”她有些苦恼地说，觉得以前有书看的时候很好，现在周末都是在村里瞎转，没什么活动可以打发时间。

一开始，马华他们分析是村子太穷的原因。“全村集体收入一年才4万多元，村委会基本运作开支还捉襟见肘；农民人均年收入也就4000来块。村委会不愿再给管理员发工资，也没能力更新书籍。”但后来，上能村、铁场村的乡村书屋也相继以失败告终。马华意识到，这不完全是缺钱的问题。

来自广育村的调查

事实：广育村人均纯收入5000元左右，并不比欧村富裕

现状：书屋和村文化活动中心整合，有老人的读报会、曲艺社，孩子们的读书会、征文比赛等

思考：内生的组织化的力量，使广育村的传统和现代文化的传播都活了起来

在广育村进行的下一个实验，证实了这一猜测。因为这个村，集体收入也不过39000多元，人均纯收入5000元左右，并不比欧村富裕。

“瞒人对得山歌倒，就肯同佢（他）结鸳鸯。”3月22日，记者走进广育村，一路上，从村民家中飘出的客家山歌踏路随行。不久，广育村文化活动中心就呈现眼前，其中一间偏房就是农家书屋，几个大门都敞开着，除了70岁的管理员黄寿华，不见有其他人。

“你来得不是时候啊。”村支部书记、主任黄坤荣说，热闹的时候，中心的文化活动还是很丰富的，有人唱山歌，有人跳舞，有人下棋，当然，也有一些老人和学生看书。“现在是农忙时候，早上很多人都在忙；又不是周末，村里的孩子也没回来。”那老人呢？黄坤荣一指山坡上被冷风吹得左右乱摇的竹子，“冷空气来了嘛，天这么冷，老人都躲在家里啰。”

黄寿华领着记者看这个中心，其实，这也是依托村里的祠堂建的。房屋正中央还放着供桌，不过，在不祭祀的时候，供桌是收纳在最里面的，正中央很大一块位置，放着一个乒乓球台，上面还有个拍子扣着个乒乓球；左右两角各安放着一个喇叭，后面拖着一大团电线。天井边靠门口的位置，放着一些桌椅，桌面上画着“楚河汉界”的棋盘。走进旁边的农家书屋，只见墙上贴满了用超大白纸写的歌谱歌词，书籍报刊也摆放得比较整齐。“不管有人没人来，我每天的工作就是管理好这些书，看管好这个中心。不拿工资，都是义务劳动，反正闲着也没事。”黄寿华笑呵呵地说，黝黑的脸上皱纹挤作一团。

“事实上，南农实验一期就有广育村，但是没有文化下乡项目，也就没搞农家书屋。后来广育村因为基础较好，当地政府和老百姓比较支持，就继续开展第二期实验，新搞了农家书屋。”在广育村住了几个月的南农实验二期总干事任路说，这一次，他们不是独立地搞一个书屋，而是依托文化活动中心，把书屋和农民喜闻乐见的吹拉弹唱、棋牌舞蹈结合起来。“我们隐隐感到，之前图书馆建设背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张力，是失败的隐性原因。”

在马华看来，实验一期的三个村庄，宗族观念都很强，历史文化与传统都比较厚重，在这里，传统的村落文化仍是村民行为的决定性因素。而乡村图书馆的建设对于乡村来说是一种外部嵌入的文化输入模式，承载的是现代性的理念，传承的是现代文明和生活模式，管理上运用的也是现代的管理方式。“虽然传统和现代之间并非不可调和，但里面不可避免存在张力，这就是为什么南农图书馆会从繁荣到衰败。因此，必须找到一种机制，缩小这种张力。”

“我们这里的人喜欢唱山歌，农闲时到中心里唱一唱，唱累了就看看书、读读报，一举两得。”46岁的村民丘胜振不经意的一句话，反映了书屋和村文化活动中心整合一处后，如何平衡了传统与现代。

黄坤荣告诉记者，村里的老人协会和退管会，也对文化下乡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广育村虽然只有1700多口人，却有200多名活跃的老人，2005年成立的村老人协会，现在已经有了70多名会员，文化中心管理员黄寿华就是会长；退休干部管理委员会成立更早，1988年，现在有会员37名，都是村里退休的干部、老师。这些老人都比较热心，在村里也有一定的权威，乐于奉献，属于村里的组织精英。他们经常组织一些活动，例如老人的读报会、曲艺社，孩子们的读书会、征文比赛等等，也不奖钱，纯粹自娱自乐。任路说，这种内生的组织化的力量，使广育村的传统和现代文化的传播都活了起来。“我们走了以后，照样运转，外力在与不在都没什么两样。”

兴衰之间的启示

■ 文化下乡，必须找准村民的兴趣点

■ 孵化村庄内生的组织力量将文化需求转化为行动

这一失一得，给马华和任路带来了诸多反思。在自己的一本书里，马华说道，农村里，传统村落文化根深蒂固，虽然农民对现代文化知识也比较渴望，但不熟悉，某种程度上也不太能接受陌生的文化传播方式，他们更习惯于传统的文化传播方式。另一方面，社会化的小农，在经济上日益理性化，对文化的好处欢迎、支持，但却不愿意分担成本；而村庄自治组织本身管理水平就薄弱，分配到属于公共服务的职能的乡村文化发展的力量更为捉襟见肘。

“所以，文化下乡，特别是现代文化下乡，要形成长效机制，让村庄能够自我管理，自我运行，离不开两个支撑点：一是文化兴趣，现代农村村民的兴趣很多元，既有现代的，更多的还是传统的，必须将文化下乡寓于传统文化形式中，找准需求。二是组织化，书屋建起来容易，运转起来难，特别是要农民对它保持长期的兴趣、开展持久的活动更难，必须要有一定的组织动员能力，将需求转化为行动，并且合理分担成本。”马华说，与这两点相比，有钱没钱，倒不是主要的因素。

“在广育村，我们找准了村民的兴趣点，特别是成功发挥了这些德高望重、又渴望发挥余热的老党员、老干部、老模范的作用，让老人协会和退管会成为一种组织化的力量，把村民充分动员起来，在文化上自我兴办、自我服务、自我受惠。”一直支持实验进行，并关注进展的南方农村报总经理毛志勇说，村里有了这两个协会，文化活动有人组织了，有人出钱出力了，书屋也有人管理了。

离村委会八九公里山路，有一个最偏远的曾坑自然村，受到启发，南农实验又在这里按同样模式搞了一个文化活动室。为让文化下乡有路可走，他们帮助募集资金建了一条可以跑小车的水泥村道。记者到曾坑时，只见文化室里外都已建好，“接下来把书籍桌椅还有一些设施搬进去，就可以开张。村里42户乡亲，也有自己的文化活动场所了。”管理员丘其生高兴地说。

南农实验的经验，给其他村庄的文化下乡何种启示？毛志勇说，找准村民的兴趣点不难，只要精心的调研和从实际出发即可。但要有形成村庄内生的组织化力量很不容易。“文化下乡，组织为先。现在村庄文化之所以这么薄弱，根本上是村庄组织力、动员力的薄弱。村庄文化的进步，光靠外部力量不行，必须首先对村庄自身的文化精英进行引导，推动他们成为组织者。否则外力一撤，又会陷入涣散和没落。”

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化发展，村庄青壮年大量外流，剩下的“三八六一九九”部队，能胜任组织之责吗？马华说，这就需要对乡村社会组织的一个“孵化”过程。比如，退休的教师，可以组织起来，承担起引导孩子课余读书和温习功课的职责；孩子们也可以组织起来，对乡村书屋进行自行管理、自行维护；妇女也可以组织起来，开展有关文化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