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村民自治的四大核心内容中，民主监督是民主选举、民主管理和民主决策有效运行的基本保障。但民主监督往往成其中最为薄弱、最难发挥效率的环节，村官因为权力失去监督而腐败的现象屡见不鲜。村官腐败严重侵蚀了基层组织的公信力，“选举村官容易，罢免村官困难”成为现行《村委会组织法》实施中存在的巨大问题。

2007年，一场农村基层治理改革的探索在广东蕉岭芳心村等村庄悄无声息地展开。从村务监事会制度到村民召集组，蕉岭农村改革逐渐构建了权力制衡的格局。三年后，这片农村基层治理改革的试验田已经扩展到了全县30多个行政村。前不久《南方农村报社》与华中师范大学联合主办的“南农实验”课题在蕉岭县推进的“提高农民表达与参与合作能力”实验项目，与当地基层政府推进的“加强农村民主监督”制度创新相结合，探索出农村治理“蕉岭模式”。继浙江“温岭模式”和河北“青县模式”之后，“蕉岭模式”成为农村基层治理改革的又一次创新。

农村自治改革要“两条腿走路”

蕉岭模式最大的特点就是“两条腿走路”，即在保证村民选举权、参与权的前提下，一方面强化村民的表达与参与合作能力，另一方面加强对村级行政权力运行的监督。

对农村治理之路的探索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就是探路者之一。中心在不同时期推动的三次实验，反映了他们对农村治理问题认识上的逐步深入。第一次是1998年的湖北“黄梅实验”。当时，正值《村委会组织法》修订颁布之际，中心向湖北省委建议在湖北省选择一个村进行“依法建制，以制治村，民主管理”实验，得到省委书记的直接支持。该实验的核心就是在农村建立村民民主自治制度。第二次是2004年的安徽“岳村实验”。《村委会组织法》赋予农民以参与村庄事务管理的权利，但村民需要借助社会组织才能实现真正的参与；参与的组织化比参与的个体化更有成效。第三次实验则是从2006年开始的广东“南农实验”。“如果说第一次实验的重点是制度建设，第二次实验的重点是组织建设，那么第三次实验的重点则是能力建设。这是因为即使有了制度，有了组织，没有能力也不行。在民主制度下，有组织依托，但村干部缺乏民主管理能力，村民缺乏民主参与能力，民主仍然难以正常运转。一是开会开不起来，二是开会时吵吵嚷嚷，三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由此导致现在的村干部没有权威，还不如过去的族长和生产队长可以一呼百应”，中心主任徐勇介绍说。

蕉岭模式的另外一条腿就是民主监督，而这项创新的直接推动者就是蕉岭县纪委书记卢尧生。卢尧生详细介绍了蕉岭县民主监督创新的基本构架：首先，进行农村治理，以保障村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为出发点，以推进农村制度建设、村民讨论和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方式推行。召集村民代表会议，形成群众民主监督的机制，保障农村民主监督运行，推动村民自治和农村治理发展。其次，成立村务监事会，明确村民代表会议、村委会和监事会三者之间的关系，从而建立适应农村的权力结构。从村民代表中选举产生村民代表召集组成员，应村委会要求召集村委会会议，讨论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的重大事项。实现民主监督各项制度的落实都离不开群众自身能力的提升，因此在该制度建设过程中结合“南农实验”课题提高农民能力建设的经验，构建一个有效的农村治理模式。“在监督方面我们搞的效果还是很好的，很多村都主动向我们学习。这个试点搞了之后，农村治理还在不断完善。”

受监督的权力更有公信力

实行民主监督之后，最明显的效果就是权力运行更加透明，更为村民所信任。芳心村支书表示：“开展这项工作以后，我感觉到监督后的权力才是老百姓认可的。我们芳心村监事会成员是老百姓自己选出来的，不是支部、不是村委会委派的。村里的群众想知道村里面重大事项事情的时候，不用问村干部，他们问监事会成员，老百姓是放心的。被监督后的权力才能得到老百姓的信任。”

南农实验共举办新型农民培训4期，集中培训普通村民、村民代表、乡镇人大代表、农民合作组织成员，共计1200人；以个案访谈、事件参与培训、项目参与式培训等共计培训2000余村民；发放新型农民手册2000本。“这些培训增强了农民识别及表达自身利益的能力和进行合作的技能，为争取政策、财政预算和立法等环节向有利于农民这一弱势群体倾斜奠定了基础”，南农实验总干事马华介绍说。受过培训的村民的参与意愿与能力大大提升，例如曾坑村虽然不算富裕，但所有住家户经过会议讨论协商后，共同集资进行道路硬化和村庄亮化工程，仅仅三百人的小山村为了修路集资了10万余元，为了亮化集资了2万多元。与此相比，那些几千人的大村却对公共事业无动于衷，巨大的反差显示出参与的重要性。

徐勇主任对于蕉岭模式给予了非常积极的肯定评价。他认为，“蕉岭模式”是一种草根性的权力平衡和监督。“农民并不知道什么叫权力平衡和制约，但他们从日常生活中认识到权力需要监督”，“这种草根性的权力监督看起来还很粗糙，不那么精致和规范，但其精髓是权力需要监督，受监督的权力更有力量。作为学者，与他人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去伪存真，去粗取精，从现象中发现实质”。他呼吁更多的学者对这一尚不完善的新生事物给予更多的宽容和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