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考察中国农民的民主能力，我们常常听到的评价是“农民文化素质低，不会民主！”这一说法似乎已经成为部分人看待和评价村民自治时常用口头禅。那么，当代的中国农民果真“文化素质低，不会民主”吗？出于对此问题的质疑，华中师大的村治研究者们开始聚焦视野，向以土为生的中国农民咨询答案。从现实政治视角出发，与西方悠久的民主历史、成熟的公民社会相比，中国有着几千年的农业文明历史，博大精深的儒家文化。然而，相对西方民主历史而言，我们的历史可以归属于极权主义国家的谱系，缺乏自由、平等、参与的民主意识。如今，伴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成功，政治体制革新的诉求日益强烈，如何建设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以便更好的服务于不断扩大的市场，已经成为日益紧迫的政治问题。

千百年来中国农民始终是社会变革创新的主体，以村民自治为标志的基层民主实践，使得民主开始在中国广大农村土地上落地扎根。然而，就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小农阶级像一堆土豆一样互相不能团结起来；由于其固有的分散性，他们当然没有能力来推进民主。因此，南农实验试图把公民的民主能力研究与中国的现实国情结合起来，提出对农民的民主能力进行详细的实验型研究。

依据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发展的终极目的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新农村建设为农村各项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发展的主体力量在于人的全面发展，农民群众是发展的积极参与者而不是被参与者，没有充分的参与再好的制度设计也只能是个空架子。历史上中国农民曾经历了相当漫长的专制主义政体，在国家话语主导下的传统乡村，农民是没有什么政治权力的。成立后的新中国赋予农民当家作主的地位，人民群众的各项权力正得到日益加强。以往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的宗法权威正在被契约精神所取代。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民主进程的日益加剧，现代国家构建过程中所需要的能力问题日益重要。如今农村已经成为中国式民主的实验场，最落后的农民与最先进的民主理念碰撞在一起，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农民是否有能力实践民主的实质？20多年来的村民自治实践告诉我们，当今的农民依然很弱，农民的能力问题依然是制约农村发展的大问题。

基于上述理念，2005年10月16日，在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刚闭幕不久，时任南方农村报新闻总监的毛志勇，给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徐勇教授写了一封信，内文中提到：“关于在广东找农村进行社区试验的工作，我们（即南方农村报社——笔者注）陈永主编有了新的想法，他说能否借助五中全会“建设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历史任务”的提法，在我们报纸上刊登广告挑选几个村子，由你们派人来指导，我们作跟踪报道。”当年12月20日，《征集新农村建设试验村庄》的广告在南方农村报上刊出，广告说明了试验的内容：由南方农村报与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合作开展的新农村建设试验，计划在广东选取三个村庄，进行为期五年的建设试验，时为华中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的彭大鹏解释了在广东选择试验点的原因，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广东等沿海发达地区在新农村建设上比内地有更多的优势。2006年2月10日，毛志勇陪同彭大鹏考察了依据报名资料筛选出来的粤西、珠三角、粤东的五个村庄，并最终确定了粤西的吴川市新勇村委会上能村小组、珠三角的博罗县铁场村委会、粤东北的连平县西坪村委会欧村村小组和粤东的蕉岭县广育村委会作为实验合作村。这四个村人文、经济不同，地理、环境各异，建制、规模有别，代表了广东农村的几个类型，同时它们又包含了一般性。

2006年4月12日，在位于广州市的南方农村报社会议室，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南方农村报社和4个村（小组）及其所在的地方政府代表，共同签署了《合作共建新农村示范实验点协议》（正式将“试验”的提法改为“实验”，因为这项活动是用于验证已经存在的理论），并举行了启动仪式，徐勇教授将此次实验命名为“共建新农村—南农实验”，意为“农民和政府、学术机构、媒体在南方农村地区共同建设新农村”。在启动仪式上，徐勇教授再次明确了南农实验的目的：这是一个以人为本、尊重农民权利，由村民充分参与，并且以提高农民福利为目的的社会实验，它把学术资源、媒介资源、政府资源和民间资源有机地结合起来，为国内首创。希望通过实践，探索出新农村建设中规律性的东西，寻找多样化的发展模式。[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