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败不堪的欧村图书馆，只剩书架，书早已不见踪影。 本报记者 贺林平摄

广育村文化活动中心的乡村书屋。 本报记者 贺林平摄

 编者按

 培育现代文明的乡村文化是完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的重要一环。目前各地形式多样的文化下乡活动，能否为传统的村落文化所接受？能否持续发挥吸引力？

 在广东的一些农村，一场名为“南农实验”的探索正在进行。在建设乡村书屋的过程中，组织者发现，现代文化下乡需与村民多样的文化兴趣相结合，并借助村庄内生的组织化力量，才能有持续的效果。

 

 有的田地刚刚被翻过，枯黄的甘蔗梗，密密麻麻地夹杂在红色的泥土中；有的田地已经种上了作物，平整的水泥薄膜下，新一季的花生正在发芽……3月下旬，广东东北部紧挨着江西的连平县上坪镇西坪村，勤劳的客家人已经开始了忙碌的春耕春种。

 沿着窄窄的水泥村道走到村子最里面，就是有着38户人家的欧村（自然村）。一个小小的乡村图书馆，藏身在一排老房子中的破旧祠堂里。在镇中心小学当老师的谢明贵吃力地打开紧锁的大木门，只见左右两侧各排着三排褪色的旧书架，架上空空，书籍早已不知去向，整个屋子散发着长年漏雨积攒的霉味……这与村子里的座座新楼、西式路灯形成鲜明反差。

 这个乡村图书馆，是华中师大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和南方农村报合作开展的“南农实验”的一部分。从2007年下半年开始，“南农实验”在广东三座村庄建设了三个乡村书屋，但随着半年后外部力量的撤出，无一例外归于没落。

 书籍作为知识的载体，如何有效地送到农民手中？文化下乡是国家建构中必不可少的，在中国广大乡村，文化下乡的出路何在？如何增强农村文化自我服务的内生动力，营造农民现代知识提升的长效机制？在失败的迷茫中，新一期的“南农实验”于2010年7月启动，在实验点梅州市蕉岭县广福镇广育村，乡村书屋有了新起色，这又给了实验者新的启示。

 来自欧村等三个村的实践

 调查：18％的村民选择平时看书，忙于农活的村民也希望有些书给孩子看

 结果：三个农村书屋相继从繁荣走向衰败

 思考：即使是经济较为发达的铁场村也没能“幸免”，组织者认为“这不完全是缺钱的问题”

 南农实验旨在通过一系列工作，增强农民参与村民自治和基层民主的能力。“送书下乡，是我们实验中重要的一部分；因为实验的一个假设就是农民的民主能力需要有文化素质的支撑。”南农实验一期总干事、政治学博士马华说。

 三个实验村中，既有工业为主、经济较为发达的惠州市博罗县石湾镇铁场村，也有经济情况一般的湛江吴川市吴阳镇上能村，而最为贫穷落后、纯农业经济的欧村，是最早开展送书下乡和乡村图书馆建设的，也是实验者们倾注心血最多的一个。

 “别说我们村，就连整个上坪镇，都没有一个文化活动中心，就我这里有这么一个图书馆。”57岁的西坪村支书谢妙哉生意人出身，这几年自己拿出100多万元给欧村人建新房、修路桥，使得周边这一片初具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模样，但乡村图书馆却没这么成功。谢妙哉回忆，2007年，他拿出欧村旧祠堂，给南农实验办图书馆；书架是他从县图书馆找来的；图书资料是参加实验的志愿者从大学里募集来的；村委会还找了个村民负责图书馆的管理，工资由南农实验方补助。当年6月，拥有了3000多册书籍、10多份报刊以及一台电脑的欧村图书馆开张了。

 当时还在华中师大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读研究生的马华说，村委会和村民都是非常支持建设图书馆的，他们对32户村民的调查显示，18％的人选择平时看书。图书馆开放之初挺热闹，平均日借阅量达到15人次。“整个西坪村有100多孩童，很多是留守儿童，他们对看书兴趣比较大；一些村民忙于农活，也希望有些书给孩子看，打发空闲时间。”谢明贵说。

 这期间，南农实验一直有专人驻村，并注入了少量资金；而参与实验的志愿者，也定期带来新书，补充、更换图书馆的书籍。“就这样过了半年，我们撤出了。”马华说，又过了半年，他回到欧村，“没想到，图书馆已经大门紧闭，不正常开放了。没有了我们的补助，村委会也不给管理员发工资，管理员也就忙自己的农活去了，常常是有人想去借书，就把他找回来开下门，很不方便，久而久之，也就没什么人去了。”

 在欧村，记者遇到了两名周末回家的上坪中学初三学生，“以前是常常去的，借一些《读者》、《青年文摘》什么的来看，但后来就不怎么开门了，书也丢了很多，听说现在管理员都出去打工了。”她有些苦恼地说，觉得以前有书看的时候很好，现在周末都是在村里瞎转，没什么活动可以打发时间。

 一开始，马华他们分析是村子太穷的原因。“全村集体收入一年才4万多元，村委会基本运作开支还捉襟见肘；农民人均年收入也就4000来块。村委会不愿再给管理员发工资，也没能力更新书籍。”但后来，上能村、铁场村的乡村书屋也相继以失败告终。马华意识到，这不完全是缺钱的问题。

 来自广育村的调查

 事实：广育村人均纯收入5000元左右，并不比欧村富裕

 现状：书屋和村文化活动中心整合，有老人的读报会、曲艺社，孩子们的读书会、征文比赛等

 思考：内生的组织化的力量，使广育村的传统和现代文化的传播都活了起来

 在广育村进行的下一个实验，证实了这一猜测。因为这个村，集体收入也不过39000多元，人均纯收入5000元左右，并不比欧村富裕。

 “瞒人对得山歌倒，就肯同佢（他）结鸳鸯。”3月22日，记者走进广育村，一路上，从村民家中飘出的客家山歌踏路随行。不久，广育村文化活动中心就呈现眼前，其中一间偏房就是农家书屋，几个大门都敞开着，除了70岁的管理员黄寿华，不见有其他人。

 “你来得不是时候啊。”村支部书记、主任黄坤荣说，热闹的时候，中心的文化活动还是很丰富的，有人唱山歌，有人跳舞，有人下棋，当然，也有一些老人和学生看书。“现在是农忙时候，早上很多人都在忙；又不是周末，村里的孩子也没回来。”那老人呢？黄坤荣一指山坡上被冷风吹得左右乱摇的竹子，“冷空气来了嘛，天这么冷，老人都躲在家里啰。”

 黄寿华领着记者看这个中心，其实，这也是依托村里的祠堂建的。房屋正中央还放着供桌，不过，在不祭祀的时候，供桌是收纳在最里面的，正中央很大一块位置，放着一个乒乓球台，上面还有个拍子扣着个乒乓球；左右两角各安放着一个喇叭，后面拖着一大团电线。天井边靠门口的位置，放着一些桌椅，桌面上画着“楚河汉界”的棋盘。走进旁边的农家书屋，只见墙上贴满了用超大白纸写的歌谱歌词，书籍报刊也摆放得比较整齐。“不管有人没人来，我每天的工作就是管理好这些书，看管好这个中心。不拿工资，都是义务劳动，反正闲着也没事。”黄寿华笑呵呵地说，黝黑的脸上皱纹挤作一团。

 “事实上，南农实验一期就有广育村，但是没有文化下乡项目，也就没搞农家书屋。后来广育村因为基础较好，当地政府和老百姓比较支持，就继续开展第二期实验，新搞了农家书屋。”在广育村住了几个月的南农实验二期总干事任路说，这一次，他们不是独立地搞一个书屋，而是依托文化活动中心，把书屋和农民喜闻乐见的吹拉弹唱、棋牌舞蹈结合起来。“我们隐隐感到，之前图书馆建设背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张力，是失败的隐性原因。”

 在马华看来，实验一期的三个村庄，宗族观念都很强，历史文化与传统都比较厚重，在这里，传统的村落文化仍是村民行为的决定性因素。而乡村图书馆的建设对于乡村来说是一种外部嵌入的文化输入模式，承载的是现代性的理念，传承的是现代文明和生活模式，管理上运用的也是现代的管理方式。“虽然传统和现代之间并非不可调和，但里面不可避免存在张力，这就是为什么南农图书馆会从繁荣到衰败。因此，必须找到一种机制，缩小这种张力。”

 “我们这里的人喜欢唱山歌，农闲时到中心里唱一唱，唱累了就看看书、读读报，一举两得。”46岁的村民丘胜振不经意的一句话，反映了书屋和村文化活动中心整合一处后，如何平衡了传统与现代。

 黄坤荣告诉记者，村里的老人协会和退管会，也对文化下乡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广育村虽然只有1700多口人，却有200多名活跃的老人，2005年成立的村老人协会，现在已经有了70多名会员，文化中心管理员黄寿华就是会长；退休干部管理委员会成立更早，1988年，现在有会员37名，都是村里退休的干部、老师。这些老人都比较热心，在村里也有一定的权威，乐于奉献，属于村里的组织精英。他们经常组织一些活动，例如老人的读报会、曲艺社，孩子们的读书会、征文比赛等等，也不奖钱，纯粹自娱自乐。任路说，这种内生的组织化的力量，使广育村的传统和现代文化的传播都活了起来。“我们走了以后，照样运转，外力在与不在都没什么两样。”

 兴衰之间的启示

 ■ 文化下乡，必须找准村民的兴趣点

 ■ 孵化村庄内生的组织力量将文化需求转化为行动

 这一失一得，给马华和任路带来了诸多反思。在自己的一本书里，马华说道，农村里，传统村落文化根深蒂固，虽然农民对现代文化知识也比较渴望，但不熟悉，某种程度上也不太能接受陌生的文化传播方式，他们更习惯于传统的文化传播方式。另一方面，社会化的小农，在经济上日益理性化，对文化的好处欢迎、支持，但却不愿意分担成本；而村庄自治组织本身管理水平就薄弱，分配到属于公共服务的职能的乡村文化发展的力量更为捉襟见肘。

 “所以，文化下乡，特别是现代文化下乡，要形成长效机制，让村庄能够自我管理，自我运行，离不开两个支撑点：一是文化兴趣，现代农村村民的兴趣很多元，既有现代的，更多的还是传统的，必须将文化下乡寓于传统文化形式中，找准需求。二是组织化，书屋建起来容易，运转起来难，特别是要农民对它保持长期的兴趣、开展持久的活动更难，必须要有一定的组织动员能力，将需求转化为行动，并且合理分担成本。”马华说，与这两点相比，有钱没钱，倒不是主要的因素。

 “在广育村，我们找准了村民的兴趣点，特别是成功发挥了这些德高望重、又渴望发挥余热的老党员、老干部、老模范的作用，让老人协会和退管会成为一种组织化的力量，把村民充分动员起来，在文化上自我兴办、自我服务、自我受惠。”一直支持实验进行，并关注进展的南方农村报总经理毛志勇说，村里有了这两个协会，文化活动有人组织了，有人出钱出力了，书屋也有人管理了。

 离村委会八九公里山路，有一个最偏远的曾坑自然村，受到启发，南农实验又在这里按同样模式搞了一个文化活动室。为让文化下乡有路可走，他们帮助募集资金建了一条可以跑小车的水泥村道。记者到曾坑时，只见文化室里外都已建好，“接下来把书籍桌椅还有一些设施搬进去，就可以开张。村里42户乡亲，也有自己的文化活动场所了。”管理员丘其生高兴地说。

 南农实验的经验，给其他村庄的文化下乡何种启示？毛志勇说，找准村民的兴趣点不难，只要精心的调研和从实际出发即可。但要有形成村庄内生的组织化力量很不容易。“文化下乡，组织为先。现在村庄文化之所以这么薄弱，根本上是村庄组织力、动员力的薄弱。村庄文化的进步，光靠外部力量不行，必须首先对村庄自身的文化精英进行引导，推动他们成为组织者。否则外力一撤，又会陷入涣散和没落。”

 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化发展，村庄青壮年大量外流，剩下的“三八六一九九”部队，能胜任组织之责吗？马华说，这就需要对乡村社会组织的一个“孵化”过程。比如，退休的教师，可以组织起来，承担起引导孩子课余读书和温习功课的职责；孩子们也可以组织起来，对乡村书屋进行自行管理、自行维护；妇女也可以组织起来，开展有关文化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