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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农村建设中的文化建设研究述评
2017年12月05日 | 作者:吴理财 李世敏 张 良 夏国锋 | 来源:《社会主义研究》2009年第3期 | 【打印】【关闭

【摘 要】本文依次从农村文化建设的意义和内涵、内容和问题、模式与体制等方面对新农村建设中的文化建设研究进行了梳理述评,勾勒出既有研究的大致脉络和总体面相。并在此基础上指出当前研究之不足,以期引起重视和更深入的研究。

【关键词】农村文化建设;研究述评


农村文化建设是新农村建设中重要的一环,但是相对于较为成熟的农村经济、政治、社会研究来说,农村文化建设研究基本上还处于刚刚起步阶段。从现有的研究来看,关于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村文化建设的一般性论述较多,这些论述主要集中在农村文化建设的意义和内涵、内容及问题、模式与体制等方面。下面依次进行简要述评:

农村文化建设的意义和内涵

(一)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

从农村文化建设在新农村建设中地位的角度,论述新农村文化建设既是新农村建设的一项主要内容也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它包括农村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的综合建设。农村文化建设本身就是新农村建设的题中之义。也就是说,没有新农村的文化建设,也就没有新农村建设的成功[1]。农村文化建设可以提高农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思想认识和自觉性,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有利于农村文化生活的丰富,可以架起沟通心灵的桥梁,粘合各种心理裂痕,给弱势群体带去人文关怀和感情抚慰,为新农村建设营造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有学者还从更为宏大的视野将农村文化建设放置在中国整体文化繁荣、发展之中,论述了它的战略意义[2]

从农村文化本身发展的角度,强调农村文化建设在保护、传承农村优秀民间文化方面的重要作用。例如,何兰萍认为,当前农村民间文化正在大面积淡化、遗忘或变异,甚至沦为商业化的工具。农村民间文化大量流失的背后有着诸如民间组织的解体、农村精英的外流、民间文化政策的失误等多方面的政治社会原因,其结果则是进一步地导致了农民社区生活的离散性和农民文化认同感的弱化。因而,她主张,新农村建设中民间文化保护工作的着力点既在农村之内,也在农村之外,需要一个切实有力的社会支持的大系统[3]。高丙中强调,让民间信仰在公共知识中名副其实,不再简单地被污名化,在人们当下的现实生活中归其本位,不再被恶意利用[4]。郭星华则从社会学的角度强调优秀的传统文化对于构建和谐农村社会的价值。认为当代中国农村的变迁过程就是类单位制的建立与解体过程,当代中国农村的社会秩序正面临着重建的问题。在重建的过程中,优秀的传统文化在构建和谐农村社会的进程中,有其积极的现实意义[5]

从农村社会发展及现代化的角度,论述了农村文化建设在农村振兴(或重建)中的重要价值。例如,刘宝庭认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村新文化,不仅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文化自身发展的必然,而且是加速中国农村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客观需要,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6]。高长江则认为,当代中国新农村建设的文化思维应从三个维度展开:公民文化重构的文化政治学思维,即国家的公共政策与公民文化凸显出一种人道主义的价值;农民文化提升的文化人类学思维,即通过农村文化事业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方式的变迁,为农民创造幸福生活、提供文化资本;生活环境艺术化的文化生态学思维,即通过引导农民从审美的角度来观察生活、创造生活,使村容村貌艺术化,使农民诗意地栖居[7]。贺雪峰提出了农村文化建设非经济福利说。他认为新农村建设核心是要建设一种低消费、高福利的生活方式;新农村建设并不是简单的进行物质建设和经济建设,更深层次上是提高农民包括经济、文化、政治和社会福利在内的综合福利,增强农民幸福生活的满意程度。社会文化组织的目标不在于增加农民的经济收入、维护农民的政治经济权益,而在于改善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己内心世界的关系,寻找生活的价值和意义[8]

从乡村治理的角度,论述了新农村文化建设在文化整合、和谐社会构建中所具有的独特价值。例如,韩兆柱认为,农村的经济改革使传统性的农村文化、价值规范发生急剧裂变,从文化层面反映了农村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变迁进程,为现阶段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文化心理条件,但同时又产生出一系列新矛盾和新问题[9]。刘博观察到,乡村精英身份地位的变迁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乡村文化的断裂与缺失,对于我国农村建设产生了深刻的消极影响[10]。师坚毅通过对农村精神文化症候的分析认为,这种精神文化症候是由农村社会精神文化变迁引起的,与农村物质、人才的匮乏和农村制度配置的失当紧密相关,是社会变迁过程中不同层面文化内容的失衡引起的。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精神文化症候,必须对农村社会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方面进行协调统筹,实现精神文化症候的标本兼治[11]。在这些研究中,一些学者虽然注意到了农村文化变迁对乡村治理的影响,但是,真正自觉地从乡村治理的视角研究农村文化建设的却非常少见,而有关的实证研究更是凤毛麟角。

对于农村文化建设意义的论述,有两点倾向值得注意:一是过分地夸大其意义。例如,有人就认为新农村文化建设是新农村建设的灵魂所在;有人过于强调农村文化建设非经济福利的重要性,而没有充分认识到农村物质基础建设在当前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所具有的基础性作用,也没有意识到农村文化建设在任何发展阶段都必须与其经济基础相适应。二是过分地狭隘理解其价值。把农村文化建设仅仅视为经济发展的软实力附属品

(二)农村文化建设的基本内涵

对于农村文化建设内涵的不同论述,主要是由于人们对于农村文化概念的不同理解引起的。需要指出的是,对于农村文化概念过分泛化或者过分窄化的理解,都不利于有效实施和真正促进农村文化建设。

有人把农村文化理解为包括物质、制度、行为和精神在内的农村生活整体,以致把新农村建设归结为单一的文化建设问题[12]。另一部分人则把农村文化狭隘地理解为农村文娱活动,搞农村文化建设就是开展农村文娱活动或者发展农村文化团体。贺雪峰等学者虽然一再强调农村文化建设的非经济福利的价值,但同时又把农村文化建设狭窄地解释为培育农村的社会文化组织以及他们在荆门、洪湖等地所进行的诸如农村老人文化活动等实验项目。还有部分文化学者把农村文化建设简单地理解农村民间文化的传承和保护问题。甚至有人把农村文化建设技术化地理解为提高农民文化科技素质,认为农村文化建设根本在树人,造就新型农民、新型农民工、新型企业家和基层干部。

迄今为止,人们仍然无法给农村文化下一个统一的定义,学界也尚没有对此形成一个较为明晰的标准。在广义上可以把农村文化视为农村社会生活的整体;在一般意义上可以把农村文化定义为农民独特的生活方式;在较为狭窄的意义上,农村文化仅仅指农民特有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

农村文化建设的内容及问题

(一)农村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

1.农村社区文化建设及认同研究

从现有的研究文献来看,一些学者并未严格区分农村社区文化农村文化两个不同概念,常常是将它们相提并论或者混为一谈。严格而言,农村社区文化是指农村社区居民对其所生活的社区(共同体)所具有的一种归属或认同感、独特的价值理念以及调适社区居民行为的伦理规范。不同的农村社区具有不同的社区文化,俗话说农村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讲的就是农村社区文化的差异。而农村文化这个概念,主要是相对城市文化(或都市文化)而言的。农村社区文化是农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滕尼斯(Ferdinand T · nnies)在他的成名之作《共同体与社会》(Gemeinschaft und Gesellschaft)(又译《社区与社会》)中最早提出“社区”(community)概念。滕尼斯最初讨论的社区是农村社区。他认为,农村社区就是人们生活的共同体,是一种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的载体。在他看来,社区社会society)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体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社会人际关系:农村社区共同体中的人际关系,是一种古老的以自然意志为基础的关系,是一种亲密无间、相互信任、守望相助、默认一致、服从权威并且基于共同信仰和共同风俗之上的人际关系与此相反,社会则是一种新型的以个人的思想、意志、理性契约和法律为基础的人际关系”[13]。他是站在传统与现代意义上进行的解构。

国内关于农村社区的杰出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两个主要时期。前一个时期的主要代表作品有: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林耀华的《金翼》、杨懋春的《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等;后一个时期的主要代表作有:王春光的《社会流动和社会重构——京城浙江村研究》、折晓叶的《村庄的再造:一个超级村庄的社会变迁》、李培林的《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王铭铭的《社区的历程——溪村汉人家族的个案研究》和《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黄树民的《林村的故事》以及阎云翔的《礼物的流动》和《私人生活的变革》,等等。自20世纪二十年代以来,国外也有一些研究中国农村社区的经典之作。例如,戴维·克鲁克(David Crook)、伊莎贝尔·克鲁克(Isabel Crook)的《十里店》,韩丁(William Hinton)的《翻身:一个中国村庄的革命记实》、施坚雅(William G Skinner)的《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爱德华·弗里德曼(Edward Friedman)等著《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陈佩华(Ania Chan)等著《当代中国农村沧桑:毛邓体制下的陈村》等,他们对中国农村社区生活、革命、运动及权力结构等方面进行了研究。此外,戴慕珍(Jean C. Oi)、魏昂德(Andrew G. Walder)、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欧博文(Kevin O’Brien)、舒绣文(Vivienne Shue)、崔大伟(David Zweig)等都发表了有影响的论文。其中,一些学者还提出了极富解释力和启发性的概念、解释框架,如黄宗智(Philip Huang)关于乡村的过密化及第三领域的分析,舒绣文的蜂窝结构理论、萧凤霞(Helen F. Sui)的细胞化社区、杜赞奇(Prasenjit Duara)的权力的文化网络

上述这些中国农村社区研究,其旨趣或论域主要在于农村社区的组织、结构、经济、生活及变迁,其中屈指可数的关于农村社区文化的研究著作,要么把农村社区文化限定在宗族、民间信仰、生育文化等方面,要么是将它泛化为一个农村社区的(整体)生活方式,鲜有就农村社区文化本身进行系统性专题研究。而在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对农村社区文化建设进行专题研究的,更是难得一见。甚至可以说,关于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村社区文化建设及社区认同的研究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

2.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研究

公共文化是与私性文化相对而言的,是一种共享的、共有的价值理念,它是以核心价值为内核、以公共理念为基础的一种文化形态。

公共文化的研究源起于西方学者关于市民社会公共生活(公共领域)的研究,仅现代而言,这一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学派,分别以哈贝马斯(Jǜrgen Habermas)、阿伦特(Hannah Arendt)和桑内特(Richard Sennett)为代表[14]:哈贝马斯只关注公共文化生活的物质基础,认为公共文化领域的形态是由经济利益和政治争论所构成的。他的理论根源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强调文化的阶级性与物质性;阿伦特则相信有一个纯粹的公共文化领域的存在,公共领域由一些特殊的市民组成,所有这些市民彼此之间进行非人格的、平等的对话,无论属于何种阶级、性别、种族或民族。但这又显得过于抽象并缺乏历史的厚重和形象的生动;桑内特则以大城市的特殊环境为背景,以理解市民日常行为及其社会交往模式为主要内容,讨论具体而又形象的城市公共文化。这三种代表性的理论都是以西方市民社会为研究对象的,它们与市民社会(或公民社会)相联系。

随着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讨论话题引入中国以后,关于公共文化或公共生活的研究日趋活跃。但在既有的研究中,同样存在着公共文化研究的城市偏好问题,以讨论城市公共文化话题的成果比较多,而且这些研究也多是在西方语境下探讨中国(城市)社会的公共空间问题的。与城市公共文化生活研究相对比,关于中国农村公共文化的研究却处于边缘地位。农村公共文化生活研究成果较少,并且主要集中于历史学和人类学领域。例如,陈春生对于樟林社神崇拜与火帝巡游的研究,刘志伟对于沙湾北帝祭祀的研究,罗一星对于佛山祖庙祭典的研究,郑振满关于莆田江口平原神庙祭典的研究,为祭祀圈”——这一公共文化生活形式中所象征的社会空间秩序进行了深描阐释。刘铁梁通过村落集体仪式性文艺表演活动的观察来考察村民的社会组织观念及其合作的建构[15]。人类学所研究的农村公共文化,侧重于对民间仪式及象征的解读,试图以此揭示人们参与村落公共文化生活的社会文化意义与行为逻辑。

对于农村公共文化的社会学研究则寥寥可数。阎云翔在考察一个东北村庄私人生活的变革中指出,在私人生活逐渐兴起的转型乡村社会中,公共生活却衰败了[16]。董海宁以浙江宁波市L村为个案,着重描述了东部沿海地区工业发达的农村公共文化生活现状,并试图揭示农村公共文化生活的发展趋势[17]。吴理财等对安徽等省农村文化的调查研究显示:当下中国农村农民的私性文化活动较为丰富,而公共文化活动贫乏;农村的私性文化生活得到较大发展,而公共文化生活却日益式微,特别是健康、文明的公共文化生活更是走向衰微[18]。潘泽泉、卞冬梅也注意到我国农村公共文化的缺失与重建问题[19]

综合国内外的研究可以看出:西方既有研究主要是针对市民生活公共文化的讨论;国内对公共文化的研究偏好于城市;对农村公共文化的研究多以人类学、历史学为主,少见于政治学和社会学领域;对农村公共文化研究形成的既有理论资源与当下中国农村社会特质之间存在着较大的距离或张力,特别是对于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农村公共文化研究更是严重不足;既有研究多重于解释而弱于建构。

3.农村和谐文化建设研究

和谐文化的研究主要是从构建和谐社会这个视角切入的。关于和谐文化建设的论述,主要涉及到和谐文化建设的意义、内涵、内容以及和谐文化建设面临的问题、困难和对策建议等方面。在诸多研究文献中,把和谐文化建设放置在新农村建设背景下进行研究和探讨的并不多。

农村和谐文化建设既是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新农村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吴理财认为农村和谐文化建设的两大关键性问题是结构性问题和发展性问题,前者是指农村文化在不同农民阶层、民族(或族群)、宗教信仰和区域之间存在一定的结构性矛盾或冲突;后者是指我国农村文化发展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西方、民间与官方以及私性领域与公共领域等方面的矛盾或冲突[20]。杨荣翰提出农村和谐文化建设的内容包括: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强化农民群众思想道德建设、加强农村民主法制建设等[21]。魏文婷则认为加强农村和谐文化建设不仅仅是单纯地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和农村文化活动,而是要提高农民思想水平和增强农民参与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意识,并引导农民积极参与农村和谐文化建设,成为农村和谐文化建设的主体[22]。程玥、朱冬亮认为农村和谐文化建设必须要处理和把握好统一性和特殊性、示范先行和全面推进以及农村经济发展、民间传统文化传承、农村城市化与农村和谐文化建设之间的关系[23]

通过以上梳理可以看出,在和谐文化建设方面,目前学术界主要是从总体上论述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而对于农村和谐文化建设关注较少;而且,对农村和谐文化建设的研究也比较零碎,不够系统化;此外,对农村和谐文化建设的研究基本上是一种应然式的研究,缺乏相应的实证研究。

(二)农村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1.农村文化建设主体缺失(或缺位)。郑风田、刘璐琳指出,当前农村文化发展受多种因素制约,特别是农村文化发展中农民主体地位缺失、供需失衡的矛盾比较突出。坚持以农民实际需求为导向、以传统文化为平台、以合作社文化为重要抓手,促进农村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融合,并加快农村文化的发展与创新,是当前积极推进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和紧迫任务[24]。在新农村文化建设过程中,朱正刚提出,要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正确处理好政府的主导作用和农民的话语权的关系,以利于调动广大农民参与的积极性,形成可持续的农村文化建设动力[25]

2.农村文化服务创新不足。李长健等认为我国农村文化长久积淀,其封闭和滞后等特性致使创新动力不足,需要培育和积极发挥社会第三部门力量,使其参与到农村文化建设之中,为农村文化发展创新价值理念与运行机制;建设新农村,需要以文化内在张力为基础,外拓农村文化的承载力,以形成可持续的农村文化动力,并逐步形成先进文化与支流文化相融合的一体多元文化体系[26]

3.农村文化建设体制和机制落后。一些文化部门及政策研究部门的同志,着重对农村文化建设中的经费投入(及投入机制)、队伍建设、服务体系重建、文化体制和机制改革等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例如,中共襄樊市委宣传部课题组通过对农村文化现状的考察,认为农村文化需求与满足之间的矛盾不单是由农村文化缺乏造成的,而是文化供给过剩与供给不足的结构性矛盾运动的结果,这表明政府供给制度在农村文化配置上的缺陷[27]。2004年6~7月,文化部组成6个调研组分赴甘肃、宁夏、四川、浙江、湖南、福建等地,就农村文化建设和农民自办文化情况进行了专题调研。这次调研在肯定了各地农村文化建设工作成绩的同时,也指出了农村文化发展速度相对缓慢、与广大农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不相适应的问题,其滞后于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整体状况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28]

关于农村文化建设存在的突出问题,论述较多的是农村文化建设主体缺失(或缺位)、农村文化服务匮乏和供需错位、农村文化服务体系不健全、农村文化体制和机制落后、农村文化建设投入不够、农村优秀民间文化流失、农民价值观受到市场化和城市化的影响等方面。

这些研究绝大多数是以定性论述为主,很少有量化分析。不过可喜的是这些较为少量的定性研究也取得了一定成果。例如,财政部教科文司与华中师范大学组成全国农村文化联合调研课题组,于20063~7月在19个省(市、区)的70个县(市)200个乡镇首次进行了大规模的问卷调查和实地调研。该课题组不仅运用问卷调查数据对农村文化建设现状进行了描述,还从体制、结构和变迁的角度分析了当代中国农村文化的特点及其发展基本态势。另外,财政部综改办、教科文司委托的农村文化公共服务调研项目对全国19个省(市、区)23742位农民进行了问卷调查。通过对历史上我国农村文化服务财政支出状况的考察以及对当前农村文化服务现状的问卷调查,吴理财用一系列实证数据说明了我国农村文化服务主要存在服务水平的低度化、发展水平的非均衡化、文化服务和农民需求脱节、文化服务体制落后等缺陷,并提出促进农村文化服务均等化的对策及建议[29]

农村文化建设模式与体制机制

(一)农村文化建设的模式探索

在新农村建设中,一些地方涌现出了较为新颖的农村文化建设模式。譬如,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课题组对该省近年农村文化建设进行了总结,提出了以农民文化需求为导向,构建多元化农村文化主体的农村文化建设模式:一是按照两转四化的思路,盘活做强乡镇文化服务中心;二是按照专业化、市场化的思路,建设好文化中心户、文化科技屋等文化个体户;三是按照政府引导与农民自发相结合的思路,大力扶持民间文化活动主体[30]。河北省则大力推行一种民资文化模式。把新农村文化建设作为安民、乐民、助民、富民的重要载体,鼓励农民采用市场融资办法自办文化团体,兴办文化产业,探索以民间资本入股方式发展农村文化,从而形成了企业资助型、集体投资型、村民集资型等形式多样的民资文化格局,呈现出了新农村文化共建共享的良好态势。除了民资文化模式以外,还有民办公助、“官民合作等模式。

总之,当代农村文化建设模式是一种以保证农民群众文化发展权为核心的公共发展模式。全国农村文化联合调研课题组对我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过渡期混合体制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个发展阶段的农村文化建设模式进行了理论概括和总结,认为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农村文化建设进程受制于国家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不可能超越经济基础所能提供的改革空间限度。与这三个发展阶段相适应的三种农村文化建设模式分别是计划控制模式、过渡转型模式和公共发展模式,它们之间是一种层次递进的发展关系。这三种模式的区别是,计划控制模式以行政力量和国家文化动员为主,充分发动广大农民群众,实现了广泛的参与,在充分保障广大农民群众文化参与权的同时,也部分地满足农民群众的文化享有权,这种模式在农村公社时期得到了完整的体现;过渡转型模式以国家供给为主,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实行国家和市场双重主导,尽可能地保障广大农民群从的文化享有权;公共发展模式作为一种预设的理想模式,必须借助于国家宏观政策主导和制度安排,通过政策导向和利益引导等途径,调动国家公共资源并引导社会资源参与,整合各种社会力量,才能实现。文化参与、文化享有和文化发展构成当代农村农民群众完整的文化权利形态。当代农村文化建设的实现途径,应是以保障农民群众的文化发展权为最终目标,体现为一种由过渡转型模式向公共发展模式演进的过程[31]

(二)农村文化建设的体制和机制

就农村文化建设的体制与机制进行的专题研究非常少见,这与我国过去一直重视城市文化建设、忽视农村文化建设的城乡二元化文化服务体制有一定关系。湖北省社科联课题组对湖北省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以钱养事新机制进行了专题调查研究,并从建设基层文化人才队伍、加强公共文化资源建设、培育新的文化主体和开展特色的文化活动等方面,探讨了农村文化建设机制的完善之策[32]。全国农村文化联合调研课题组认为农村文化体制建设应该包括:建设农村公共文化设施支持体系、引导社会资金参与农村文化建设、“送文化种文化相结合等方面内容,同时还探讨了如何建立健全农村文化建设的保障体系,具体包括:农村文化建设中心下沉、整合文化资源、统筹协调城乡文化服务、建立多元化的农村公共文化投入机制、提供农村文化建设的制度和组织保证等[33]。吴理财、夏国锋提出在进行新农村文化建设中,要从根本上改变过去那种以外部单向输入为主的农村文化发展方式,注重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我国农村优秀民间文化相结合、相对接、相融合,创新农村文化体制和机制,从而建构一种新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内源式农村文化发展模式[34]。吴理财还深入了探讨了农村文化服务的三种典型服务模式及其运行机制,即部门供给模式、“以钱养事模式和以县为主的模式;研究了农村文化服务中不同层级政府的责任与分摊机制,并提出了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多元生产模式和民主决策机制[35]。蔡辉明对当前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不均等的现状与困境进行了研究,并给出了相应的促进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均等化的制度设计[36]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当前关于农村文化建设模式的研究基本上还是停留在基于实践探索经验之上的观察和描述阶段,各地的模式探索尚缺乏一种普遍的理论指导。而对农村文化建设体制与机制的研究也还处于边缘化层面,更多的是一种对传统农村文化建设体制与机制问题的分析,缺乏一种具有较大创新性和可行性的现代农村文化建设的新型体制机制研究。

小结

纵观农村文化建设研究现状,学术界对此进行了多角度、多层面的分析研究,但是一般性论述较多,深入、细致、系统的研究尚显不足。另外,目前的研究略显避重就轻,没有抓住农村文化建设的主要问题。比如对于农村社区文化及社区认同重建、以重构文明健康的农村文化生活为主要内容的农村公共文化建设、以和谐社会构建为主旨的农村和谐文化建设、农村文化体制和机制创新等农村文化建设中的实质和重大问题的深入研究明显不足。据此,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应该从农村社区文化建设着手,加强农村公共文化建设,走一条和谐文化建设之路,并最终构建起富有中国特色的农村文化建设的体制及机制。


注 释:

[1]卓瑛:《略论新农村文化建设》,载于《农业考古》2006年第3期;任映红:《论村落文化与当前农村的政治发展》,载于《江汉论坛》2005年第5期。

[2]张文平:《关于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思考》,载于《求实》2006年第1期。

[3]何兰萍:《新农村文化建设中民间文化的传承与保护》,载于《开发研究》2008年第2期。

[4]高丙中:《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课题的民间信仰》,载于《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

[5]郭星华:《构建和谐的中国农村社会》,载于《探索与争鸣》2005年第2期。

[6]刘宝庭:《论中国农村文化建设问题》,载于《光明日报》1997年第0822期。

[7]高长江:《新农村建设的文化思维》,载于《长白学刊》2007年第4期。

[8]贺雪峰:《文化建设再造农民福利》,载于《瞭望》2006年第3期;贺雪峰:《中国农民价值观的变迁及对乡村治理的影响》,载于《学习与探索》2007年第5期。

[9]韩兆柱:《影响我国农村稳定的文化因素分析》,载于《中州学刊》2004年第1期。

[10]刘博:《精英历史变迁与乡村文化断裂》,载于《青年研究》2008年第4期。

[11]师坚毅:《对农村精神文化症候的系统审视》,载于《山西农业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12]刘晓旭:《着力强化新农村建设中的文化意识》,载于《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

[13][德]腾尼斯:《共同体与社会》,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14][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林骧华译,三联书店2008年版;[]理查德·桑内特:《公共人的衰落》,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

[15]陈春生:《信仰空间与社区历史的演变——以樟林的神庙系统为例》,载于《清史研究》1999年第2期;刘志伟:《大族阴影下民间祭祀:沙湾的北帝崇拜》,载于《寺庙与民间文化》,台湾汉学研究中心1995年;罗一星、肖海明:《岭南人文图说之二——佛山祖庙》,载于《学术研究》2006年第3期;郑振满:《神庙祭奠与社区发展模式——莆田江口平原的例证》,载于《史林》1995年第1期;刘铁粱:《村落集体仪式性文艺表演活动与村民的社会组织观念》,载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6期。

[16]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

[17]董海宁:《现代农村社区福利的产生和促进——对浙江宁波L村老年协会个案的考察》,载于《社会》2003年第11期。

[18]吴理财:《农村公共文化日渐式微》,载于《人民论坛》2006年第14期;吴理财、夏国锋:《农民的文化生活:兴衰与重建》,载于《中国农村观察》2007年第2期。

[19]潘泽泉、卞冬梅:《我国农村社区公共文化的缺失与重建》,载于《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

[20]吴理财:《文化的和谐发展是新农村和谐文化建设的前提和基础》,载于《理论月刊》2007年第2期。

[21]杨荣翰:《民族地区新农村和谐文化建设的主要原则及其实施》,载于《贺州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

[22]魏文婷:《农村和谐文化建设需要农民的积极参与》,载于《中共伊犁州委学校学报》2007年第3期。

[23]程玥、朱冬亮:《农村和谐文化建设中应处理好的几个基本关系——基于福建省农村和谐文化的调查》,载于《福建行政学院、福建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

[24]郑风田、刘璐琳:《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村文化:现状、问题与对策》,载于《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25]朱正刚:《新农村文化建设中政府的主导作用和农民的话语权”——以浙江省义乌等地新农村文化建设为例》,载于《理论月刊》2008年第7期。

[26]李长健、伍文辉、涂晓菊:《和谐与发展:新农村文化动力机制建构研究》,载于《长白学刊》2007年第1期。

[27]中共襄樊市委宣传部课题组:《论农村文化配置的结构性失衡》,载于《求实》2007年第3期。

[28]文研:《中国农村文化建设调查报告》,载于《中国文化报》2004816日。

[29][35]吴理财:《非均等化的农村文化服务及其改进对策》,载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30]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课题组:《重塑农村文化主体,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载于《政策》2005年第11期。

[31][33]全国农村文化联合调研课题组:《中国农村文化建设的现状分析与战略思考》,载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32]湖北省社科联、湖北省经团联、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联合课题组:《发展新文化、培育新农民、建设新农村——湖北省农村基层文化建设研究报告》,载于《理论月刊》2007年第2期。

[34]吴理财、夏国锋:《农民的文化生活:兴衰与重建》,载于《中国农村观察》2007年第2期。

[36]蔡辉明:《新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均等化的制度设计》,载于《老区建设》2008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