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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中国事实定义中国政治——基于“横向竞争与纵向整合”的分析框架
2018年06月27日 | 作者:徐勇 | 来源:《河南社会科学》2018(3) | 【打印】【关闭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既要立足本国实际,又要开门搞研究。对人类创造的有益的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我们应该吸收借鉴,但不能把一种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当成‘唯一准则’,不能企图用一种模式来改造整个世界,否则就容易滑入机械论的泥坑。”“对国外的理论、概念、话语、方法,要有分析、有鉴别,适用的就拿来用,不适用的就不要生搬硬套。哲学社会科学要有批判精神,这是马克思主义最可贵的精神品质。”知识生产中的先占原则,使得西方学界在政治学研究领域获得了某些定义权,他们对中国政治进行了偏颇的定义。这些定义甚至被当成“唯一原则”,对人们的认识长期发生着支配性影响。本文试图从中国事实出发,清理对中国政治的若干固化定义,并通过建立新的分析框架,重新定义中国政治的学术内涵。

 一、“先入为主”:先占原则与定义权

人类社会从初始的自然形态开始,便形成了一个天然法则:先入为主——谁先进入某个领域,并能取得支配地位,谁就有可能成为主导者;后到法庭者势必受其制约和影响。这便是先占原则。

在经济领域,最初的土地等自然资源是无归属的,属于“无主地”。有人先到,便成为土地资源的主人,取得所有权。在市场经济时代,生产的物质产品以出卖为目的,要出卖必须定价。那些最先上市的产品,产品的主人便可以获得定价权,并进一步形成主导地位,甚至垄断。为促进市场竞争,国家力图打破垄断地位。但先占原则仍然十分重要,否则就没有创新。

在生活领域,一些人先来到世界上,便取得为其后人定名的权利,这种权利是天赋的,无需后人的认可和同意,并具有某种神圣性。如“行不改名,坐不更姓”,改换姓名后,祖宗不认,入不了族谱,进不了祠堂。

在政治领域,一些人最先来到某一地方,便成为当地的主人。随着政权组织的建立,他们便将这一地方视为其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土,行使统治权。2017年中印边界冲突中,中方军队打出一幅标语:“老祖宗留下来的土地一寸都不能丢”,中国领土的依据就是“自古以来”就是我们的。

在思想意识领域,一些人最先对一定事物产生认识,并通过概念对其加以定义,即对于一种事物的本质特征或一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作出确切表述,这些人也就获取了定义权。知识生产的领导地位是由定义权的归属决定的。知识生产是对一类事实加以概括、提炼、总结,并建构内在的逻辑关系,从而形成能够传播、学习、运用的知识体系。没有定义和概念化,社会事实现象就会成为一盘散沙、一地鸡毛,人们就无从认识和辨别。

概念由其内涵和外延构成;建构概念的过程也是人们对概念加以定义的过程。人们在确立概念的过程中,会赋予概念以价值和意义。这种人为定义的概念是通过一定的话语表达出来的,一旦生成并广泛传播运用,就会形成话语权,即由于话语产生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一旦形成,就会影响人们后续对事物的判断,从而将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格式化、模式化。事物一旦被定义并被广泛传播,并构成一定的标准,就会规范人们的思维。人们自觉不自觉地会使用某一话语表达自己的看法。而在使用某一话语时,也会受到话语内在力量的控制。这种控制是一种软性权力,即隐性的支配力。在知识生产领域,对概念的定义权十分重要,谁有定义权,谁就占主导地位。

中国很早就有对人类社会的认识,但没有形成一门由清晰的概念和知识体系构成的社会科学,只可意会,不可言传。逻辑化的社会科学率先在西方兴起。在社会科学发展过程中,西方人创造了大量的概念,并形成了系统的知识体系,体现了知识生产的“先占”原则。梁启超认为:“大抵西人之著述,必先就其主题立一界说,下一定义,然后循定义以纵说之,横说之。”这是中国社会科学不得不向西方社会科学学习并深受其影响的重要原因。

相对物质生产领域的定价权而言,知识生产领域的定义权更为重要并具有持续性价值。主要在于概念一旦形成就可以长期和广泛延续。人一出生,受到的启蒙教育便是已有的知识概念。中国古代将最初的教育称为“蒙学”,即启蒙、发蒙之学。这些知识会长久影响一个人的一生,并固化其思维。

当然,社会科学的起源来自人的认识,任何人的认识都是有局限的。人们不可能穷尽世界上所有的事实现象。人们必须不断去发现新的事实,并运用新的概念对其加以概括和提炼,形成新的话语,以获得新的定义权。

随着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人们愈来愈意识到中国的许多事实现象是原有的概念无法概括的。但由于受既定的知识体系的限制,人们不愿意从事实出发去创造新的概念,或者发现了大量新的事实现象却不能创造新的概念加以概括,无法形成自己的话语权。这正是中国社会科学大大落后于社会变化的重要原因。

中国社会科学要有所作为,一是要发现新的事实,如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二是要对大量社会事实现象进行提炼总结,创造新概念,从而获得对事实的定义权。

二、被定义的中国政治与“出格”的中国事实

作为专门从事知识生产的社会科学率先从西方开始,并以西方为原点认识外部世界,古老神秘的东方成为重要的认识对象。西方对东方的认识最开始局限于接近西方的东方,然后逐渐向东扩展,直到20世纪才形成对东方整体世界的认识,并获得对东方政治的定义权。总体上看,世界政治形态的定义是由西方最早给出的。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国家的政治,都处于被定义状态。

从2000多年前的古希腊开始,西方人就形成对东方国家政治的认识,并分别以“自由与专制”定义东西方政治,形成了“西方自由、东方专制”的固定思维。特别是近代来,西方思想界通过“主义”的方式将思想认识简约化,并赋予“主义”以价值规范性。“主义”既是知识生产者对客观世界的描述,同时又是一种超越客观世界的理想主张。“主义”的出现是世界思想发展历史的转折点。至此,思想开始具有独立性,引导客观世界的发展,并规制着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知识生产者经常使用“主义”定义某一事物或者现象。“东方专制”作为一种“主义”而形成“东方专制主义”的认识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1758年,“东方专制主义”这一名词出现在爱尔维修的《精神论》一书中,此后扩展开来。与此同时,伴随新兴的生产力量和社会力量的崛起,自由、平等、人权等现代性理念成为思想主流,并形成自由主义学说体系。在具有现代性的自由主义者看来,违背自由的专制主义是落后的、停滞的,因此也是要否定的。“东方专制主义”因此成为一个具有否定性的概念。在20世纪,德国学者魏特夫集西方学说之大成,撰写出近百万字的巨著《东方专制主义》,将专制主义概念推向极致,并取得广泛的影响。中国人自己长期以来也是以“封建专制主义”的概念定义中国古代政治的。

20世纪下半叶,西方思想界又开发出一个新的概念——“威权主义”,用于概括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地区的政治。这一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近代以来的西方学者对中国的认识。如在黑格尔看来:“中华帝国是一个神权政治专制国家。家长制政体是其基础,为首的是父亲,他也控制着个人的思想。这个暴君通过许多等级领导着一个组成系统的政府。个人在精神上没有个性。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马克思认为,“皇帝通常被尊为全中国的君父”“皇帝的官吏也都被认为对他们各自的管区维持着这种父权关系”。韦伯认为,中国是家产式国家、父权式治理。西方学者沿袭这一思路,试图用“威权主义”概括东亚政治。这一定义指政府要求人民绝对服从其权威的原则,而不是个人的思想和行动自由。

20世纪下半叶,随着对中国政治的研究日益深入,西方学界运用“全能主义”概念,定义20世纪的中国政治。邹谠认为,全能主义是指“政治机构的权力可以随时地无限制地侵入和控制社会每一个阶层和每一个领域”。

“主义”是近代以来西方学术界用于定义某种事物特性的认识工具。它使复杂的事实现象清晰化、概念化,也简单化。但“主义”具有一个重要功能,就是规范着人的认识,使人的思维格式化。专制主义、威权主义与全能主义的定义在思想学术界的影响甚深。在世界思想界有重大影响的维基百科在“中国政治史”这一条目下对中国政治史的评价部分就是引述黑格尔的论断。

用专制主义、威权主义、全能主义定义中国政治,无疑反映了某些事实,但不能把一种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当成“唯一准则”,更不能以此定义将人们的思维格式化。特别是这一定义具有相对性,即相对自由民主价值而言,在价值规范上具有天然的低下性。专制与自由相对,威权与民主相对,全能与有限相对。从政权组织与人民的关系看,专制主义反映的是主-奴关系,拥有国家统治权的人是高高在上的主人,民众是受奴役的奴隶;威权主义反映的是权威-服从关系,统治者具有父亲一样的权威,民众只是服从而不可替代;全能主义反映的是全能-无能关系,统治者无所不能,民众无所作为。

从理论上看,以上三种政治形态是没有活力的,是难以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正是基于专制主义的认识,西方学者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是停滞的,甚至还专门出版了《停滞的帝国》一书。如黑格尔断定的“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在威权主义看来,权威政体可以有一时的巨大能量,但难以持续,因为服从关系缺乏创造力,这一体制最终得向民主体制转型。全能主义使得国家完全控制了社会,也就使社会丧失了活力。

然而,西方的定义与中国的事实却是相悖的。中国创造了世界最为灿烂的农业文明,从而使得中国文明长期延续下来,这是不争的事实。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并保持政治社会稳定,创造了“中国奇迹”。改革开放也不是突然从天而降的,而是人民公社体制下包产到户要求和探索的逻辑延伸。

“出格”的中国事实难以用被西方学界定义的中国政治来解释,但西方学者(也包括中国学者)仍然囿于原有的定义,如对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以“威权韧性”加以定义。

三、建构新的分析框架与重新定义中国政治

科学认识不是从定义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 “出格”的事实需要重新定义中国政治;重新定义则需要建立新的分析框架。分析框架是人们用来感知和解释社会现象的认知结构,它将人们的思维置于一定的规范之中,不同的分析框架得出的结论有所不同。

专制主义、威权主义和全能主义的定义有一个共同的分析框架,即都是基于政体的视角,反映的是一种国家与民众的纵向关系。政体是国家的统治形态,是国家治理体系的运作形式。作为一种政治组织机构,它高踞于社会之上,并对社会行使国家权力。然而,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恩格斯看来,“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这说明,人类社会除了国家与社会的纵向关系以外,还存在社会之间的横向关系。社会是由不同的人和组织构成的,其间存在相互依存和相互竞争的关系,并根据相应的规则进行自我治理。与此同时,横向的社会竞争会产生社会分化、社会分裂、社会对立和社会冲突,便需要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国家加以整合,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

专制主义、威权主义和全能主义的定义仅仅反映政权与民众的纵向关系,而没有反映民众之间的横向关系。要超越被定义的中国政治认知,就需要建立起新的分析框架,这就是横向竞争与纵向整合。

竞争是人类由原始自然形态走向社会形态的动力。从某种意义上讲,“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人类是以各种组织形式生存和延续的。横向竞争是由社会基本组织构造决定的。在马克思看来:“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最初还十分自然地在家庭和扩大成为氏族的家庭中;后来在由氏族间的冲突和融合而产生的各种形式的公社中。”社会基本组织单位从原始公社—部落—村社整体,再到家户、作为自然人的个体。组织单位愈小,独立性愈大,竞争性愈强,社会活力愈足。

在世界历史上,中国率先从原始公社、村社整体脱离出来,建立起以“家户”为基本单位的社会。家户作为寓血缘、生产、政治于一体的基本单位,具有相对独立性,即所有人都是国家的“编户齐民”,相互之间不再有人身依附关系。地主不是领主,农民不是农奴。家户单位的建立,使得发家致富、光宗耀祖成为农民生存的强大动力。而家户的独立性也使得家户缺乏共同体的保护,从而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家户制为横向竞争提供大量必备条件,如土地私有、土地买卖、租佃经营、人身自由,以保证土地始终能在会种田、能种田的人手中,并产出最大效益,满足家户生存与发家的意愿。

相对于古代社会的村社、部落、庄园一类的共同体而言,家户制的横向竞争动能更强,效率更高。从世界看,俄国村社制的重要特点是土地村社共有,定期重分,目的是抑富同一,村社集体至上。印度的村社制除了具有村社制的一般特征外,还有宗教和种姓的因素,造成身份世代传递,极大抑制了社会的活力。如马克思所说,村社制塑造一种消极被动的奴性,充分体现着内在的主-奴关系。“它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还有相当部分地区以部落为组织单位,实行共有共享制,生产力水平低下。从中国内部看:西部地区长期实行的是村社、部落、庄园制。人对自然、人对人的依赖关系强,横向竞争弱。而在中部和东部地区,以家户制为组织单位,横向竞争性强,农业生产效率高。由此中国有了“苏湖熟,天下足”“湖广熟,天下足”的说法。

古代中国,经济是自然成长的,国家不直接干预经济,国家的功能主要是收税,经济社会生活实行放任主义的“无为而治”。尽管政体属于君主专制(君主制、官僚制、民主制的复合体),但国家规模太大,对基层的管理,统治者鞭长莫及,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控制社会,社会主要依靠自我治理。晚清时全国吃“皇粮”的正式官员仅有2万人,却管理着一个有4亿人口的国家。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对中国与美国进行了比较,在他看来,“对一个享有较高物质生活水平的美国人来说,使他感到惊异的是,中国农民在这样困苦的生活条件下,竟能维持一种高度文明的生活。问题的答案在于他们的社会习俗,这些习俗使每个家庭的人员,按照根深蒂固的行为准则经历人生的各个阶段和变迁。这些习俗和行为准则,一向是世界上最古老而又最牢固不变的社会现象”。从一般社会常态来看,君主专制政体“虽则在名义上是‘专制’‘独裁’”,但“在人民实际生活上看,是松弛和微弱的,是挂名的,是无为的”。因此,用专制主义定义中国政治,只是看到表象,没有注意到专制政体下的人民是自由、自治的。这就是笔者所说的“东方自由主义”。只是这种自由、自治是横向的社会自由,而非纵向的政治自由。

专制主义,特别是威权主义理论来自久远的家长制。这种理论强调家国同构,家长的专断性权威不可替代。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家长作为家户首领,实行的是权责对等法则,即在享有专断权力时必须承担养家糊口、发家致富、光宗耀祖的责任。这使得家长在行使其专断性权力的同时,也必须考虑家庭共同体成员的积极性。因此,中国的家长制治理更多的是家长权威与家庭成员商议的集合。家庭成员不是家中的奴隶,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命运共同体成员,并负有家庭责任。这种责任机制使得社会拥有活力。

全能主义是对1949年后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的政治定义。全能主义来自对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概括。但是,在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与苏联有很大不同,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国家体制不能完全控制广大农村社会。中国农村实行的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集体所有制,农民集体和个人必须承担满足自我生存需要的责任,因此有一定的自主性。这种自主性空间,使得农民和基层干部能够自发地实行包产到户。1978年的改革只是将这一改革制度化,并由农村推向城市,形成了全方位的改革开放格局。特别是将古代社会原有的市场经济元素激活和放大,形成市场经济体制,大大强化了横向竞争,极大地释放和扩展了社会活力。

纵向整合是基于横向竞争而产生的。横向竞争势必造成社会分化、社会分裂、社会冲突,乃至社会爆炸。这就需要通过整合,弥合社会分裂,将冲突控制在秩序之内。在古代,实行部落制、庄园制和村社制的地方,横向竞争不强,应对社会分化与冲突,更多的是依靠社会自身内在的力量加以调节和自我化解。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以后,资本主义有内在的调节机制,如工人通过横向联合与资本家进行反复博弈,从而达到劳资平衡。

而在中国,社会一方面是横向竞争性强,另一方面是规模超大,社会难以自我组织起来在更大范围内通过横向反复博弈,自我化解由竞争带来的社会分化与对立,只能借助高踞社会之上的国家力量进行纵向整合,将冲突控制在秩序之内。横向竞争出活力,纵向整合出秩序。

中国很早就有了国家,特别是在无数小农户基础之上高矗着国家,且从未中断过(尽管王朝会更迭或一段时间内为地方割据)。正是借助着国家的力量,将一个个小农户统合在一起,调节冲突,保卫领土,建构秩序。纵向的国家整合是保持农业文明长期延续的必要条件,也是中国能够由一个地域有限的国家不断扩展规模,成为巨大国家的重要原因。当然,由于国家力量的自利性、国家能力不够等原因,纵向整合不好、整合不力、整合不了,则会引起爆炸,自我重建权威与秩序。

对于一个横向竞争强,规模超大,发展严重不平衡的国家,纵向的国家整合是必要的。不分不活,不合不强。当然,整合方式又可分两类:一是有机整合,即不损坏社会的基本活力,弹性治理;二是强制整合,社会活力完全为国家所吞噬,刚性治理。标志是社会的归社会,国家的归国家。

由于横向的自由未能扩展到规模宏大的国家领域,国家政体形态保持着稳定性,因此,国家治理对于中国政治显得十分重要,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中国创造了灿烂的农业文明。农业的基本生产资料是土地。中国对于土地的治理相当有成效,即实行土地产权的二元性,国家领土所有与土地地主占有的分离与结合,土地占有与土地经营的分离与结合。由此使得土地能够产生最大效率的同时,保留着国家对土地的终极控制权。换言之,在传统中国,土地既非欧洲封建时代的领主所有制,也非那时俄国的村社所有制,土地未能固化为身份。这是中国对土地治理的成功之处。与此同时,自汉代实行盐铁专营,盐铁由国家垄断。盐业造就的是商业资本,并转向对土地的投资,造成的是土地兼并。商人未能向新兴的市民阶级转变。铁的专营使得铁未能转换为机器工业这一工业资本的物质基础。正因为如此,中国长期只能在农业文明的轨道上缓缓运行,面对近代以工业为基础的西方国家的入侵,无力应对。

20世纪,中国面临的紧迫任务是“救亡图存”“独立统一”。在这一过程中,建构一个现代化强国成为主要目标,并采取了特殊的强力举措。但由于体制上的僵硬,横向竞争弱化,经济发展受到抑制。正是在此背景下,兴起了改革。

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目的是搞活,即极大释放长期被压抑的社会活力。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大量农民工进城务工,为工业化、城镇化提供了充足的竞争动能;非国有企业的出现,使得单一的经济体制显现出特有的活力;国有企业改革强化了企业参与市场经济竞争的能力,由此才有了经济持续增长的“中国奇迹”。

当然,在经济社会发生巨大变革的过程中,也出现了社会发展不平衡、社会分化、相对贫困化、权力介入竞争、利益固化、生态恶化、思想对立化等问题。这些问题依靠社会本身无法自我克服,甚至本身就是社会力量相互冲突造成的,因此需要超越社会之上的国家力量加以整合。

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一个新时代。从政治学角度看,可以说是进入一个国家整合的时代。通过强化国家的力量,强化国家中的政党力量,强化政党中的核心力量,将活力四射但又极不平衡的社会整合为一体。而如何将一个日益分化的社会整合为一体,需要足够的政治智慧和政治力量。新时代国家治理的理想状态是能够保持和增进活力的国家整合。

从中国的发展看,超越了原有被西方定义的政治限度。要重新定义中国政治,则需要建立横向竞争与纵向整合的分析框架。

在传统中国,从纵向关系的政体看是专制的,但专制政体并不直接干预经济。在家户制条件下,经济社会处于自由竞争状态,有内生动力和活力。而国家的纵向整合则为农业文明的长期延续和国家的扩展提供了保证。

近代以来,为了将分散、分化和分裂的社会整合为一体,国家权威被置于重要位置。但由于社会规模超大,特别是农村实行集体所有制,农村社会有自主性空间,也孕育着改革的动能。

改革开放是落实和增强人民的民主主体地位,激发社会的活力。如邓小平同志所说:“调动积极性是最大的民主。”改革开放极大增强了横向竞争,但改革开放是在执政党的领导下进行的,执政党通过强有力的政党力量将权利意识日益强化的民众整合为一体。没有集中的权力和强有力的权威,纵向整合就难有成效,横向竞争也会因为整合不力而难以持续。

由此可见,运用横向竞争与纵向整合的分析框架,比仅仅限于政体的视角更能全面准确定义中国政治。

 四、后来居上:从思维定式中解放出来

人类的政治现象是丰富复杂具体的。对复杂的政治现象加以高度归纳、概括,并运用总体性概念加以定义是必要的。但任何定义都有简单化的倾向。因此,人们可以从不同角度对政治现象加以定义,并在讨论中取得更多共识。定义权的“先占”原则使得概念和知识体系“先入为主”,并会形成思维定式。因此,对政治现象的定义要持开放态度,任何定义都是可以讨论、质疑和颠覆的。没有永恒的定义,只有永恒的讨论。

长期以来,社会科学研究的落后,使得对中国政治的定义更多的是被定义,即被他人定义。中国学者作为中国社会科学的后来者,对人类创造的有益的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应该吸收借鉴,但不能把一种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当成“唯一准则”。因此,中国学者还需要根据中国事实对中国政治进行自定义,以改变西方学者“先入为主”的限度。

当然,自定义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这在于人们一旦接受一种定义,就会进入一定的思维框架中,并受这一框架所规范,形成思维定式。因此,在重新定义时,必须深入分析原有定义所依赖的分析框架。分析框架是一种认识工具。改变定义,则需要借助新的分析框架。这种分析框架作为工具具有普遍性,能够更为准确地解释更广泛的政治现象。这就需要首先从固有的思维定式中解放出来。只有具有批判精神,转换思维频道,才能打破原有定义,重新定义政治,以达到“后来居上”的目标。

注:由于篇幅限制,省略了参考文献和注释,但不影响读者理解原文】

本文作者:徐勇,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政治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首批文科“长江学者”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