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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数民族文化的跨文化适应与地方文化建构
2014年03月20日 | 作者:荀利波 | 来源:黑龙江民族丛刊 2013年第3期 | 【打印】【关闭

引言

从20世纪晚期开始,出于应对全球化裹挟而来的“新民族主义思潮”的需要,文化认同与身份认同、文化意识与身份意识这些问题也成为了民族学、文化学、人类学、社会学、哲学等中外学术界热议的话题,形成了大批高质量的学术成果,像乔纳森·弗里德曼的《窗体底端文化认同与全球性过程》、阿尔弗雷德·格罗塞的《身份认同的困境》、迈克尔.a.豪格与多米尼克·阿布拉姆斯的《社会认同过程》、黄岩的《国家认同:民族发展政治的目标建构》、郑晓云与郑天一的《文化认同论》、吴晓萍与徐杰舜的《中华民族认同与认同中华民族》、祁进玉的《群体身份与多元认同:基于三个土族社区的人类学对比研究》、麻国庆等的《文化生产与民族认同:以呼和浩特、银川、乌鲁木齐为例》、朝戈金的《中国西部的文化多样性与族群认同》、张宝成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跨国民族视i-}}下的巴尔虎蒙古人身份选择)》、徐柏才的《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民族认同研究》等著作及大批学者的学术论文,他们或是从宏观角度站在全球或国家层面对民族、文化及身份等问题进行讨论,或是由宏观到微观以对典型个案剖析入手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与策略。

然而我们反思艰辛摸索的理论历程也会发现,不论是姜蕴刚、顾领刚认为的中国不存在民族而只有文化的地方性差异这一观点,亦或是马戎教授提出的“民族问题去政治化和文化化”,都使得我们将民族问题探讨的视角总是由民族而文化、由文化而民族,或是由民族而民族,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民族及其文化所赖以存在的“地方”即生存环境的讨论。因为,在全球化步伐愈加剧烈的今天,即便是我们所身处的在一段时期内为“封闭,“落后,“化外川”等语词所指向的西南多民族地区(主要指云南、广西、贵州及四川),也己经紧追随发达城市而不断在加快开放与开发的步伐,地处西北、东北及湖湘地区的少数民族也概莫能外。也正因此,使得少数民族文化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显得更为活跃。由于这种变化是基于全球化时代带来的经济、文化、政治和社会开放程度的大变革,使其己不是单一的由A及B式的变化,而是随着城镇化、商业化、信息化程度越来越高,文化交流和文化融合加快,呈现出民族文化从“传统”向“现代”、从“历史”到“今天”、从“他者”向“我们”的变化,少数民族文化在全球化进程中呈现出多样化形态:虽然纷繁复杂,但却从整体也表现出了其一致性倾向—少数民族文化正在从“我”走向“我们”而逐渐融入或成为了地方特色文化。基于地方性文化适应的地方属性,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民族文化相互兼容并包、和谐共生的同时,也促进了地方文化的建构。

作为多民族国家,民族及其文化是中国政治、经济与文化事业关注的重要内容,但我们在关注民族及附着于民族属性之上的文化的同时,不能忽略了任何一个民族作为社会属性的“人”所必须依赖的生存环境。不论是农耕文明还是游牧文明,生存环境对文化选择、文化形成都具有重要影响,是文化主体性差异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正是因为这种生存环境导致的文化生境的异与同,造成不同地域同一民族文化的相似和相异、同一地域不同民族文化的相异和相似,即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特别是在“大杂居、小聚居”居住模式下的多民族地区,在整体性生活环境的影响下,一方面出于自身民族发展历史及民族积淀表现出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另一方面又出于生存基础的相似性而形成地方性认同,包含对自我民族主体文化的认同、对他族文化的接受与包容等,进而构成了具有一定地方性特色的地方文化体系。“如果我们对这种民族之间的显著差距视而不见,反而试图用淡化民族色彩、模糊民族意识的‘文化化’的方式去处理民族问题,不仅无助于民族问题的解决,更会严重违背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的基本原则,对国家的安全稳定造成极大的危害。我们在分析地处多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文化的地方险认同和地方文化建构这一问题时,正是为避免单一的“文化化”,将问题放置于少数民族文化主体在自身文化形成和发展中所赖以存在的地域环境这一基础上,分析基于地方性自然环境认同的基础上的跨文化适应,并以跨文化适应为前提,探讨文化主体的自我文化对他者文化的整合与同化,并促进多民族文化的和谐共生以及建构形成地方性文化体系这一问题,以期形成少数民族文化研究的新视角—民族文化的地方性问题研究视野。

一、生存环境同一性与文化适应

文化适应与文化认同不同,“文化认同,是指个体对于所属文化以及文化群体内化并产生归属感,从而获得、保持与创新自身文化的社会心理过程。文化认同包括宗教信仰、风俗习惯、道德规约、价值规范等内容,它是民族及其群体获得认同的主要因素,也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关于跨文化适应,较早时的人类学家林顿和赫斯克维兹就提出其是“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或个体相互之间持续的直接接触,结果接触双方原来的文化都发生了变化。从理论上讲,这种文化模式的变化是双向的,也就是说接触双方的文化模式都要发生变化。但是就实际情况而言,双方接触过程中更多的变化往往发生在弱势文化的一方”。我们此处所表述的生存环境同一性,也是基于此观念,所指主要是在人类学研究中对于同一族群和不同族群所身处的地理位置及自然物产的描述,即在地理学上的同一地理区,并以这种生存环境的同一性为前提而使得跨文化适应成为可能。地处中国西南、西北、东北的云南、广西、贵州、四川、湖南、宁夏、甘肃、吉林、辽宁、黑龙江等地,拥有中国绝大部分少数民族,在千百年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其他社会活动中,部分少数民族间虽然也曾发生过小范围的冲突,但整体上形成了杂居共处、兼容并包的多元文化共存状态。形成这种多民族文化的大融合,其“首要条件是族群间具有共同生存空间,即地域空间上的共享属性,生产、生活空间的融通性。正因为这‘同一’的地域空间存在,使得族群文化交流与融合成为可能”。也正是在这种地域空间—即生存环境的同一性,使得族群文化交流与融合成为可能的前提下,使得同一区域中多民族的地方性文化适应成为可能,其原因在于:

1.文化生成受环境限制

在较早时期的比较文化研究中,许多学者就己经通过文化的比较研究意识到“文化要受到人本身生存发展与环境的限制”。例如,中国的舞蹈文化由于在千百年的历史发展中所依存的“文化传统不同于西方舞蹈文化,它是一种在农耕文化圈里生成的舞蹈文化,是与农耕文化圈内生成的各种文化因素紧密相联、交织在一起的、具有‘和谐’社会功能的舞蹈文化”[5]。本尼迪克特曾在其代表性论著《文化模式》中指出:“文化是通过某个民族的活动而表现出来的一种思维和行为模式,一种使该民族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模式。”每一种文化的存在都必然要依赖于一定的地域环境,不同的地域环境中的气候、自然物产、地形地势、人文传统都会有千差万别,不同的民族处于同一地域会因地域、地缘而在文化上产生相似、相同之处,同一民族在不同的地域环境中,则会因地域环境的差异而造成部分生产、生活等文化上的不同,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文化生成受环境制约:长期居住于草原的民族,由于得天独厚的牧草以及放牧需要不断的转换场地,故而使得他们的生存要依赖于草原,依赖于驯养,并在千百年的生活和生产积累中形成具有地域色彩的游牧文明,如内蒙古大草原;长期居住于黄河、长江流域的民族,虽然原始时代的渔猎、采摘等方式在较长的一段时期也还保留在他们的生产活动中,但当他们发现利用身边的土地和水源能使他们获得相对稳定的食物和财富时,种植业就逐渐取代了早期的渔猎、采摘等而逐渐成为主要劳动形式,并在上万年的传承与积累中,形成了中国最主要的农耕文化,如居住于湖南、江西、广西、广东、浙江、云南等地的苗族、壮族、彝族、哈尼族、水族、回族等民族。

2.文化选择受环境制约

不论是作为个体的人还是作为人类群体的族群,他们在自己的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之所以选择“这种”方式而不是“那种”方式,其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处于一个特定的社会与文化环境中,这个社会文化环境为他提供了选择标准”。也就是说,任何一个社会群体或族群在自身文化发展过程中,都存在对文化的自我选择,这种选择受到社会与文化环境的制约,什么样的社会环境、文化环境都会影响到他最终的文化形成与发展。在新中国建立之前,相对集中的居住在基诺山的基诺族尚处于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的过渡阶段。新中国建立后,在新的社会环境和新政权的影响与帮助下,基诺族的原始生活、生产方式得到跨越式发展,从原始社会的生产生活形态直接进入到了社会主义阶段;被誉为“神秘女儿国”居住于沪沽湖边上的摩梭人是现存唯一的母系氏族社会残存形态,虽然现在尚存的母权制、不落夫家、母系血缘、走婚等文化,使这个地方还留有浓郁的原生态民族味道,但同时也是在这种神秘的原生态文化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沪沽湖探秘热,使得现代的市场、现代的电子产品、现代的生活方式不断改变这个地方;居住于丽江的白族,他们来自大理的剑川与鹤庆等地,与大理白族属于同一族源,居住地属丽江境内纳西族聚居区但又临近大理白族聚居区,由于这种特殊的地缘位置和历史渊源,使得丽江白族文化兼具了许多丽江纳西族和大理白族的文化特征,如服饰文化就是其中之一,这种文化特征在丽江白族与纳西族和其他民族间关系和睦、区域文化和谐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作为多民族国家,特别是在多民族地区,处于多民族杂居环境中的各少数民族,不论是生存方式上的趋同,还是生活形式上的趋同,其重要的条件之一就是所处的环境具有同一性,即相同和相类似的环境之中。也正是在这一“地方性”基础上,使得他们出于相同的生存需求和文化选择而在不同民族“同”或是“异”的文化形式和文化内容上都有了天然的相互适应性,不论这种跨文化适应是此消彼长还是共融共存,它都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多民族地区多民族大杂居、小聚居和谐共处的基础。

二、文化整合与文化同化

当我们反思当前出现的民族主义思潮及世界上种族冲突导致的各种人道主义灾难之时,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在中国多民族杂居模式下,以多民族的跨文化适应形成的多民族和谐共处。正如前文所述,生存环境的同一性是文化适应的前提和基础,这也是使得不同的族群之所以发生联系、产生接触的前提,进而在这种相同的地域、相对固定的环境下(社会的和文化的)发生联系和接触,并显现出我之为我、他之为他的差异性。有了差异性的存在“文化间性”才会产生。由于文化内容是各民族文化的形式和内核,它包含生老病死、婚丧嫁娶、生产起居、节日庆典等方方面面,而文化内容的共生“并非是用其他民族文化完全取代某一民族的文化从而导致某一民族文化的消亡,而是在互相兼容和吸收的过程中,仍保留和发展本民族文化特色,即多元共生”。正因此,跨文化适应所强调的是以文化活动为内容的同一民族和不同民族的交往、接触与相互影响,它的基本模式包含两种:

1.文化整合

此处所提出的文化整合,是指文化主体面对新的文化内容的接受与认可,这种接受与认可的前提是不放弃自我文化传统。地处广西的“富禄镇是三江侗族自治县的一个偏僻的小镇,也是一个汉、侗、苗、壮、瑶等多民族聚居的古镇。地处桂黔毗邻地区,面积0. 5平方公里,现有1000多人口。周边全是苗、侗、壮等少数民族村寨。早在清嘉庆年间,客家人从广东梅县和福建永定等地到广西谋生,开发富禄镇。并与周边少数民族广结良缘,建立上百个多民族家庭,他们和谐共处,荣辱与共,白头偕老,构建了一个多民族和谐共生的特殊景观”。在这一地方,处于杂居状态的各民族,特别是新组建的多民族家庭实际上预示着一种新文化的进入和对新文化的接受。从全国范围来看,汉文化是属于主流强势文化,少数民族文化整体上相对弱势,但在富禄镇这个地方,因少数民族属于原住民,且人口众多、文化丰富而具有了强势文化之实,所以反而对客家文化造成深刻影响,这种影响“不是强权式的强迫客家人接受,而是自然渗透或客家人自愿兼容、择优、整合,在兼容中有所丰富和发展,在兼容的同时又保留着客家人自己独特的文化”。这一点,不仅仅存在于少数民族文化与作为主流的汉文化之间,对于身处多民族区域的众多少数民族来讲,都面临这样的文化整和“文化自觉的作用在于,在增强民族认同的基础上,理性看待本族文化,然后积极地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本族文化,最终增强人的自由活动能力。同时也需要主动地接受新的文化,以使本民族文化获得新的活力,这在千百年的文化发展中己为实践所证明,如回族、彝族、苗族、壮族、傣族、讫佬族、瑶族等。

2.文化同化

文化同化是指文化主体面临新的文化时,完全融入新的文化中而放弃自我原有文化“水族是一个生活在贵州、广西和云南三省部分县市的少数民族,现有人口40余万。其中50%聚居在贵州的荔波、榕江、都匀、独山、丹寨、雷山、从江、福泉、麻江、黎平、凯里及广西的南丹、环江、河池、宜山……和滇东的富源、曲靖等县市。; C97从整体来讲,水族是一个相对较大的民族群体,但居住于富源的却只是其中一部分,人口规模小,在他的周边虽然还有壮族、回族、彝族、苗族等少数民族,但整体上这里却是以汉族人口居多,汉文化为主,故而在这种杂居共处环境中,水族的传统习俗如端节、卯节等虽然尚存,但其建筑、服饰、语言、文字等均己全部或大部汉化,作为水族自身的传统文化大部分丧失。位于云南昆明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距寻甸县城62公里的金源乡属于少数民族自治乡,彝族占了很大的比例。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西方殖民主义的庇护下,基督教会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传教,该地区包括彝族在内的8个少数民族部分群众放弃了本民族传统的原始宗教信仰而信奉了基督教,使基督教文化对当地彝族的风俗、思想观念、民族精神、民族文化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各民族的杂居共处中,云南、贵州、广西的彝族、哈尼族、部分苗族、部分壮族、部分水族同胞都隆重庆祝的火把节,还吸引了周边大批汉族、回族等民族参与其中,使民族传统节日成为了区域性的共同文化。另外,如饮食文化、节日文化、祭祀仪式、人生礼俗等也都有类似情况,这种形式上的共同参与也表明“他者”对该文化主体的认可,一定程度上也使得“他者”被该文化所同化。

每一种文化元素的产生都是为了满足人类的需要。今天的任何一种文化元素,都在社会中具有一定的功能,否则它就不会存在。人类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知淹没了多少人、多少事、多少物,特别是在各民族的迁徙、融合过程中,各种文化不断的经历冲突、磨合与适应,在整合与同化中,部分得以保存和传承下来,另有一些则淡出了历史。同样也正是在这种整合与同化中,中华文化显示出其宽容、博大与共融性,促进了各民族的和谐共处。

三、地方性文化建构问题

文化研究不能仅仅从文化而文化,应该回到其植根的土壤,进而以“地方性”视角探讨其面临的新问题,这也是本篇文章提出“少数民族文化地方性建构”的理论基点,这一点笔者在前文己有详述。回到笔者前面讨论的少数民族文化生存环境与文化适应模式,讨论这些问题的目的在于强调文化存在之根本及其“和谐”区域社会的价值。我们必须将目光转向文化所植根的土壤—地方,不仅探讨少数民族文化如何依赖地方,更要探讨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如何服务于地方。因为“共同地域渊源和共同生产方式,在一般条件下互为条件。是民族、存在和发展的物质条件和基础。地域是空间场所,经济是联系的纽带。共同族源与共同语言、文化、风俗习惯、心理认同密切相关,语言是交际的工具,文化是交际的精神纽带,心理认同是这几个特征的必然结果,是民族稳定性的重要条件”。那么,作为植根于地方的少数民族文化如何实现地方性的建构?下面是笔者的初步设想:

1.要规避文化分离与文化边缘化

在文化研究与民族研究中,如果我们一味地将研究视角集中于从文化而文化、从民族而民族、从文化而民族以及从民族而文化,那么我们必将忽略了文化的地方性,同时也会在这种泛民族研究中导致文化分离与边缘化,不利于民族文化的内在价值和普世特性的发挥。那么如何做到规避文化分离与文化边缘化?文化分离是对本民族文化的完全放弃,文化边缘化是对文化主体的拒斥,这都是不利于民族自身发展、不利于地方经济文化建设的观念。所以,为避免这种文化分离和文化边缘化,就要将民族文化纳入主流视野,而地方无疑是构成这种主流的基础单元。所以,规避文化分离与文化边缘化,就要让少数民族文化主动参与到地方经济文化建设中,使其获得社会主体感,淡化边缘性,强化地方性,摒弃狭隘民族主义,使其归属地方、服务地方。

2.要强化民族文化的地方认同感

众所周知,“文化是属于一定社会的文化,特定的人类族群产生特定的文化;文化又是属于一定时代的文化,特定的历史阶段产生特定的文化”。同时,文化不仅是属于特定民族,更是属于地方,而要实现少数民族文化的地方性文化建构,其首要的任务就在于强化民族文化的地方认同感。从文化认同角度来讲“认同不仅是个人、群体、民族和国家获得外部一致性的社会现象,而且是一种重要的权利……人们对自己文化的认同权应该得到应有的尊重和维护”。例如,城市街道、城市公共设施、区域标志性建筑等建设中突出各个民族传统文化的元素,让各个民族在自己所身处的地方获得一种归属感,在作为文化主体的“我们”感受到自己“被认同”的前提下,才能使其对地方产生认同感,这是让少数民族文化群体以地方性文化主体参与地方文化建构的关键。

3.要加强民族文化的地方性发展

“任何一种文化现象,都是为了满足人类和社会的需要而创造或采借的。因此,无论何种文化,一旦产生或采用,便在社会中发挥其职能,对人们的生活发生影响。但身处于我们现在的时代,特别是在全球化影响日益加剧、文化软实力竞争成为事关国家发展大局的今天,文化不再只是满足人们的一般需求,而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元素,特别是在市场经济竞争中越来越显示出其重要价值。作为多民族国家,我们拥有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但每一种民族文化资源的挖掘与价值的显现都是从其植根的地方逐步获得,如广西桂林以壮乡风情与民族民间传说编导的《印象·刘三姐》、贵州具有浓郁地方民族民间风情特色的《多彩贵州·黔印象》,云南具有浓郁地方民族特色的《勋巴拉娜西》、民族歌舞艺术综合展演的《云南映象》等,无不是地方民族文化资源文化产业实践的成功典范。这种实践方式为民族文化的地方性发展拓展了路径,并且也只有加强民族文化的地方性发展,才能使民族文化在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与地方经济文化融为一体,进而促进少数民族文化的地方性建构。

跨文化适应根本上也是一种文化选择行为,是一种人类不断延续和发展的形式,在全球化及市场经济环境下,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愈加频繁,交流愈加深远,不仅跨越了族群,即便地域的界限也在不断被重新阐释,而对于正在加大文化发展与繁荣力度、正在加快地方文化体制改革与文化发展步伐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跨文化适应能力及其适应模式也正在发挥作用并还需要不断创新,这样才能促进少数民族文化与地方的结合,才能加强少数民族对地方的认同,才能促进少数民族的地方性文化建构。

结语

在之前的许多文章中,笔者曾一度将民族认同问题作为民族问题研究的一个主要话题,但也正是在不断对这个问题讨论后,笔者深深意识到以“民族认同”概念难以解决少数民族及其文化与地方文化建设方面的问题,特别是对于多民族地区来讲,其问题尤为突出,正如都永浩研究员在《民族问题研究的基本思路和重要课题》一文中所说:“在现实社会中,除宗教信仰而外,文化对民族的成员并没有实际的用处,即使拥有完全相同的文化,也还有可能避免不了民族内部的压制。但我们以跨文化适应理论为基础,并引入文化地理学及斯图尔德的文化生态学的理论与方法,恰恰能解释民族文化与地方文化间的逻辑关系,并寻找到少数民族文化在地方文化体系建构中的实践路径。

作为多民族国家,不论是在千百年的历史演变中还是当下,我们都坚信民族交流交往对于中国和谐社会与和谐文化建设的重要性。民族交流交往过程的本质“就是不同族群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他们通过文化交流和实际体验,使他们对共同体意义的分享就具有了融合的基础,实现了新的民族文化的再创造,形成了新民族的共同精神结构、价值系统、心理特征和行为模式。”(任勇,2012)同样也成为地方文化创新的重要元素和增长点。当然,本文初次提出这一设想,一方面在于抛砖引玉,另一方面也在于进行一种大胆尝试,以期在民族问题与地方文化研究方面获得一种新的研究里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