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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转化的亚洲经验与范式建构
2014年05月25日 | 作者:潘鲁生 | 来源:民俗研究 2014年第2期 | 【打印】【关闭

“亚洲经验”(Asian Experiences)一词最早来自经济领域,主要指上世纪80年代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快速发展的经验,以及后来中国经济崛起的奇迹。如林毅夫所指出:“现代经济学的主要理论和体系绝大多数是由生活、工作在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根据他所观察到的,主要是最发达国家的现象提出的。无可否认,这些理论在解释发达国家现象的本质和产生的原因时有其价值。但是,由于发展阶段、先天禀赋、文化历史的差异,有些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看似相同的问题,实际上其成因和经济行为者在做选择时所面临的最关键的限制因素却经常不同,因此,运用来自发达国家的理论以解决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是经常遇到的‘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困境。”就文化发展而言,更有内在的复杂性,从亚洲自身的文化现实和视角出发,考察当前生态和语境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发展的基本经验,并探讨内在的架构和基本模式,具有现实意义。

一、亚洲国家历史文化资源丰厚

从不同维度看,“亚洲”的概念具有复杂性,汪晖在《亚洲想象的谱系》一文中曾就“亚洲”的概念论述指出,“这一概念是殖民主义的,也是反殖民主义;是保守,也是革命的;是民族主义的,也是国际主义的;是欧洲的,也反过来塑造了欧洲的自我理解:是和民族—国家问题密切相关的,也是与帝国视野相互重叠的;是一个相对于欧洲的文明概念,也是一个建立在地缘政治关系中的地理范畴”。仅就一般和传统意义人们心理范围的“亚洲”而言,大致包括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以及中亚、西亚和俄罗斯乌拉尔山以东地区。整体面积约占世界陆地总面积30%,人口约占世界总人口60%。

众所周知,古代亚洲为人类文明做出了卓越贡献。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有三大文明古国在亚洲,世界三大宗教都起源于亚洲,亚洲古老的东方哲学启迪着人类思维,亚洲人的伟大发明影响了世界文明进程。亚洲曾长期引领世界经济潮流。统计数据显示,西方工业革命之初,亚洲占世界GDP的比例在2/3左右,特别是中国和印度次大陆分别占32%和24%。重大的社会转折出现在近代,工业革命兴起后,亚洲逐渐在自我封闭中走向衰落。

亚洲有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在新的发展阶段需要有效地传承、转化和创新发展。比较突出的是,经济领域里亚洲传统文化价值观发挥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后,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阐述了‘东方价值观’的内涵,日本学者森岛通夫在《日本成功之路》中提出了‘新儒教’的概念,认为和谐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平衡稳定是经济成功的基础。奈斯比特也认为,亚洲的现代化绝非等同于西化,而是基于亚洲文化的亚洲模式。儒学作为东方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再度受到很多亚洲国家的重视和弘扬”,“许多东西方知名人士都认为,东亚经济发展的斐然成绩背后,有一个传承数千年的文化背景,包括重视教育,敬业奉献,社会和谐,包容开放等精神”,包括儒家学说在内的亚洲精神遗产,获得了新的时代含义,以天人合一、和而不同、中庸达观、诚实守信等为代表的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在亚洲人的实践中得到了继承和弘扬。应该看到,在更广泛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领域,还蕴藏着亚洲社会文明进步的巨大潜能,需要有效地加以转化和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有效转化与应用有助于增进亚洲国家的文化认同,深化亚洲国家共同的历史渊源和知识文化的共同体,为和平发展创造有利的文化氛围和环境;同时,传统文化资源的设计发现与应用有助于在信息时代为文化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二、亚洲国家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定与保护具有开创意义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立法保护的历史上,亚洲国家率先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并用法律形式加以固定,是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的重要进步。日本在1950年颁布《文化财保护法》,对有形文化财、无形文化财等提出了明细的界定和保护要求,将需要保护的文化财划分为有形文化财、无形文化财、民俗文化财、纪念物和传统建筑群等5类,其中“民俗文化财”又包括有形的民俗文化财和无形的民俗文化财。“无形文化财”包括演剧、音乐、工艺技术等,无形的“民俗文化财”包括有关衣食住行、生产、信仰、年中节庆等风俗习惯、民俗艺能等,因此首先提出了对“无形文化财”保护的法律命题。韩国于1964年颁布了《无形文化财保护法》,保护传统的民间文化创造。菲律宾在1970年开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立法和保护制度的建设。如果说非物质文化遗产问题的核心是人们怎么看待和对待历史文化资源问题,那么,亚洲国家较早认识到其中的重要价值并在法律层面加以认定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文学、历史、艺术等方面的价值与国民生产、生活的密切关系,在亚洲国家受到重视。此后,亚洲国家对手工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有者建立保护机制,先后建立“活的文化财”制度保护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有者。

亚洲国家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理念和经验在世界范围产生引领性影响。199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委会第142次会议期间,韩国代表根据本国保护无形文化财的经验,建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建立“活的文化财”保护制度,执委会接受建议并经过对相关国家类似项目的调查,开始实施“活的文化财”保护计划,目的是保存能够对成员国指定的、具有历史、艺术和文化价值的文化表达进行指定、表演、创造所必需的知识和技能。为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制定了《建立国家“活的文化财”制度指导大纲》。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保护”比“记忆工程”保护更具有现实意义,相关理念和经验得到进一步认识和推广。

作为亚洲乃至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较早开展了关于民间艺术的生产性活态传承,1952年举办了首届全国民间戏曲调演,1954年各地制定保护艺人的具体措施,并成立了浙江乐清县黄杨木雕生产社、江苏苏州市刺绣工艺美术生产社、天津市第一地毯生产社、湖南长沙湘绣生产社等工艺美术合作组织以及南京云锦研究组、江苏无锡惠山泥人研究所等研究机构,1957年举办“全国民间艺人代表大会”,1979年工艺美术出口产值达26亿元人民币,占当年全行业工业总产值的69%,1979年起开始编纂民族戏曲、曲艺、音乐、舞蹈、民间文学等十大“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2003年启动了“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在立法方面,1997年颁布了《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对国家保护传统工艺美术的原则、认证制度、保护措施、法律责任等做出规定,对作为民间文艺重要内容的传统工艺美术进行保护,此后,分别于2006年、2011年,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意义上,出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暂行办法》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对包括传统技艺、传统美术在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做出界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代表性项目名录、传承与传播等做出规定,建立国家、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体系,并进一步从立法和政策层面推进相关认定与保护工作。值得指出的是,台湾于1995至2003年推广民间艺术保存传习计划,内容包括剧本、曲谱、艺人生命历程、技艺特色、各剧种代表剧目录影、工艺传习录像等106个项目,现在建有台湾传统艺术中心和台湾工艺文化研究中心,前者重在开展典藏式保护与研究,后者侧重与当代设计结合,开展传统文化资源的设计转化。

三、亚洲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转化的基本经验

非物质文化遗产理念与实践演进的重要线索在于发现其重要价值并促进活态传承,保护和发展的关键是使之继续生存繁衍在当代社会空间中,发挥思想、文化、经济的多元作用,而不只是作为文化的标本、档案和历史记忆。所以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定和保护之外,“转化”作为一个重要环节日益受到重视,庞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亟需与当代设计挂钩,找到再造与重生的新的突破口。近年来,亚洲国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转化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经验,概括起来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是以当代设计观念转化“非遗”资源的传统文化样式。以东南亚地区为例,传统手工艺是泰国的强项,以细节丰富、锦上添花为特色。发源于传统手工艺的泰国设计,在传统和当代寻找灵感和平衡点,注重发挥既有的优势,一方面,利用精湛的工艺来塑造自己产品的独特性,通过现代设计方式激活古老的民间智慧;另一方面,在物料取材上,注重选用藤、麻等彰显泰国风情设计的典型材质,运用自然资源和元素,设计制造家具、家饰类产品,独辟蹊径地开拓了一条发展之路。从家具、时装、珠宝到生活用品,富有特色的泰式设计以其柔和的魅力融入世界潮流。随着新的生产方式、工作方式、生活方式、家庭模式、新的道德伦理关系的深刻变化,经济、社会、文化价值坐标体系也明显发生变化。生产的过分规模化、批量化、标准化和文化的过分精英化、山寨化,正逐渐让位于小型化、多样化、情感化、仪式化、原创化、娱乐化的趋向。在这种观念调整的时代背景下,设计的关注点必然更多地从物质走向文化,从功能靠向情感。传统手艺等“非遗”资源所蕴含的经济边际效用、生态循环意义、生活审美意蕴和人文社会价值等特点,恰好契合和满足了社会转型过程中民众对创新转化的心理需求。传统手艺等“非遗”资源是伴随社会发展和生活实践过程的一种生产、生活方式,具有情感传递和交流的功能,其优势在于个体主观的表现和创造发挥,与当代设计观念的高度融合,不仅可以满足民众生产、生活对日常用品的文化需求,而且可以快速融入现代城市生活空间,发挥设计服务大众的最大效能。

其二,是以当代设计语言转化传统文化元素。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库存中含有丰富的传统知识、象征符号、艺术形态、生态材料和文化空间,是当代设计重要的文化基础。以日本为例,在传承传统文化、打造国家设计品牌上是较好的借鉴。日本设计实行传统与现代双轨制并行的体制,一方面在服装、家具、室内设计、手工艺品等设计领域系统地研究传统,以求保持传统风格的延续,不用现代方式去破坏传统风格。既保证传统得以纯正延续,也解除了现代产品“传承传统的重任”,使日本产品从不为传统符号所累。另一方面在高技术的设计领域遵循着现代科学、经济发展以及现代人生活方式变化的要求,进行全新的产品设计。这些设计在形式上与传统没有直接联系,也不刻意去突出日本风格,但设计上明显受到传统文化观念、自然环境与社会生活等外部因素的影响,创造出小型化、便携式、多功能化、细节化、组合化、结构部件装饰化等特征,从而形成了现代日本产品特色。目前,中国在整合现在制造技术、设计创意和传统文化元素,塑造产品设计语言的过程中,主要关注三个要点:一为“传承”。能在“中国制造”全球推广体系下发挥设计创新的有效功能,使产品成为中国文化基因的携带者和中国人文理念的载体,用传统的价值观眺望未来。二是“尊重”。因大多产品选用自然材料、采取手工制作,故在制造、流通过程中摒除造成环境负担的因子,以示尊重自然生态与消费者的决心。三为“融合”。以人文与自然、设计与制造、使用者与创造者、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和谐关系为出发点,以文化精神、精工技艺和生态环保为产品语言追求,使中国设计重新回归民众的生活基底。

其三,是以当代设计创意产业转化传统文化产业。例如,中国发展农村文化产业,以20世纪90年代以来,工艺美术生产要素向农村转移并形成“经销公司+加工公司+中间人+农户”的产销组织形式为基础,进一步融入设计专业的教育和产业资源,整合优秀的艺术创造力量、工程技术力量与市场研究力量,借助新的科技思路、创意思路与营销思路,形成综合性、本土化的“创意产能”,在农村文化遗产保护、农村手工艺的产业开发中,真正使农民作为生产和文化的主体,全面提升工艺水平,突出文化内涵,拉长做大农村文化产业链,实现传统手艺产业的再造与发展。可以预见,未来传统的第三产业将面临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巨大机遇与挑战,实体经济的粗放式发展开始在更多领域让位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传统产业业态与新兴产业、新兴技术、新的国际惯例交相融合的趋势成为可能。产业业态与设计样态的互动衍生,将给设计产业自身以及相关产业延伸带来前所未有的调整机会。通过设计创新,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地将“非遗”资源优势转向设计发展强势,并与第一、二、三产业体系充分融合,实现“结构优化、产业升级、财富积聚”的跨产业、多行业联动效应。加强“非遗”资源战略性、生态性、生产性创意设计研发,促进传统文化与当代设计融合,培育和发展以创意设计为核心的“创意农业”、“创意生态产业”、“创意生活产业”、“休闲观光产业”、“创意会展产业”和“创意商贸产业”等新型业态体系,以此探索设计在社会空间再造、产业结构调整、发展方式转变和稳定劳动力就业等方面的应用和实践。

其四,是以当代品牌设计转化传统代工生产。亚洲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基本是依附国际企业、资本、技术和国外市场(特别是美国市场)的大循环来带动本地的小循环。在这个经济运作模式中,生产利润的绝大部分让外资获取。从产业链来看,除了发展低价格的劳动密集型贴牌代工之外,其他环节的版权和定价权几乎都被西方发达国家所控制。设计与品牌文化是国家经济成功突围的两大利器,从单项设计到工程、系统设计,都亟需传统手工文化智慧的启明,这些稀缺的国家文化战略资源才是我们创新的原动力。例如,印度拥有庞大华丽的神话体系,世界各地无数动画作家以神话为时代背景,创作了一系列动漫作品。以往印度主要作为国际动画外加工中心,当前正从代工向原创转型。据印度研究机构发布《印度娱乐传媒产业报告》显示,在印度制作一部大型动画片所需成本比美国便宜近60%,众多国际大型传媒集团进入印度,与印度动画公司合资制作。2012年印度动画产业市场规模达到11.92亿美元,其中包括动画教育、多媒体/网页设计、娱乐和加工制作。以当代品牌设计转化传统代工生产,印度政府加强对国产动画的扶持积极发展原创作品,鼓励发掘传统文化资源优势。对于亚洲发展中国家而言,将设计资源转化为品牌资源,还需依靠优良的设计、精湛的工艺和成功的国际市场开拓能力。让品牌植入到传统文化资源的设计创新中,让传统文化资源的创新支撑品牌,这对民族设计被世界广泛接受,是非常有效的方式。

四、亚洲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转化的范式

上世纪60年代托马斯·库恩提出了科学界的“范式转换”概念。如果将之作为一种“解决问题的模式”,在具有普遍性的经验研究数据支持的基础上,深化关于经验的理解和研究,具有现实意义。从亚洲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转化的基本经验来看,主要有两种基本范式,一是原生态、聚落化传承和发展的“手艺农村”范式,二是凝练传统文化元素和精神的“设计产业”范式。

首先,亚洲许多国家是传统农业国家,农村是传统文化的天然载体,传统工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往往富集于农村地区,以农民为创作和生产主体,发展农村手艺产业,不仅具有生态环保、劳动力密集以及循环经济的特点,以文化为核心驱动,通过整合农村自然和文化资源,拓展具有特色的文化产业空间,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活,实现文化富民;而且有助于促进手工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性保护,为传统文化传承提供物质保障,促进民族文化传统的弘扬和发展。以中国“手艺农村”的发展为例,当前,在具体发展形式上形成了三种整合发展机制,包括以农民手艺人独立生产为主,在区域范围内形成横向联合,实现专一产业的整合效应;以专一产业的规模化发展带动相关配套产业,突出辐射效应,实现产业资源优势叠加;多元产业交叉发展,相互借助产业优势,拓展产业空间,实现联动效应,工艺美术作为一种农业副业形成了一定的产业基础。就此而言,农村传统手工艺已不只是代代传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投射着古老文化的智慧之光,也不只是新的经济形势下,增收致富、惠益民生的经济项目,而是一个关联着文化、经济与乡土社会发展的重要的着力点,其潜力在于,以文化产业和创意经济为驱动,激发传统文化和农民的创造活力,在引入相关产业理念和机制的同时,形成创意及信息化时代对农村民众新的启蒙,使传统手艺及其所蕴含的文化精神真正植根生产生活,作为生态的、和谐的、幸福的发展范式,实现传统文化和农村社会的新生与重构。

其次,就设计产业发展模式而言,重在发掘和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文化辐射和驱动作用。从当代设计的角度来看,生活不是仅为衣食住行而运动的单一程序,它本身也需要一个内在的价值作为指引和督导,生活要在信仰内才能得到最大的体验和满足。近年来,“韩国式发展综合计划”,旨在把韩语、韩餐、韩服、韩屋、韩纸、韩国音乐打造为代表韩国的国家标签,核心在于发挥特色传统文化资源的文化影响力。中国当前也重视发掘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转化与辐射力,促进地域文化资源与产业对接,如杭州市于2012年作为“工艺与民间艺术之都”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创意城市网络”城市,以传统手工艺和民间艺术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为关键点,带动相关产业发展,正在进行一系列探索和尝试。台湾从植根传统文化的“生活美学”出发发展文创产业,从中华传统文化意象汲取养分,与当代艺术设计结合,形成了富有特色的“台湾设计”。总之,当我们越来越重视设计在产业转型、经济升级中的驱动作用时,还需深刻发掘设计驱动力的根源,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意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如果说“科技创新是通过效率的提高使人拥有更多的自我时间;文化创意是通过内容的创造使人在有限的自我时间中拥有更精彩的体验”,“科技创新在于改变产品与服务的功能结构,为消费者提供新的、更高的实用价值,或改变生产工艺以降低 消耗和提高效率;文化创意为产品和服务注入新的文化要素,如观念、感情和品味等因素,为消费者提供与众不同的新体验,从而提高产品与服务的观念价值”,那么,当技术研发到了一定高度和瓶颈后,也更需要“开始在设计上投注更多的心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好设计”必须立足于民族文化,看似即将退出历史舞台的文化,在现代设计师的努力下,以新的设计形式可使其文化价值重新被认识,实现新的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不应定格为历史档案,应该在当代设计的发现与转化中重获文化的生机。

五、“云”时代非物质文化遗产转化的挑战和机遇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不仅是文化自觉的考量,也经历着社会发展变化的种种考验和冲击。正如“知识经济”的命题尚处在不断研讨和应用之际,“体验经济”、“云经济”等概念范畴已经到来。在推陈出新的经济概念背后,是普遍意义上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深刻改变,这一切给非物质的、无形的文化传承与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以及融入和发展的新的挑战。如1996年世界经合组织发表题为《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报告,正式对“知识经济”做出定义,研究者发掘这一新兴经济形态的内涵指出,“在一个由知识经济驱动的经济里,消费与其说是行动不如说是一种关系;贸易与其说像交换不如说更像复制;消费将经常包括复制,而消费者将是生产线上的最后一个工人;交换包括金钱,但知识和信息也将双向流动。成功的公司将吸引住他们消费者的智力以改进他们的产品”,到2002年美国学者B·约瑟夫·派恩和詹姆斯·H·吉尔摩提出“体验经济”的概念,提出体验是既产品、商品、服务之后的第四大经济提供物,“在体验经济中,劳动不再是体力的简单支出,劳动成为自我表现和创造体验的机会”。正是在这样一个整体进程中,非物质文化遗产无形的文化价值得到了充分重视和开发。

当前,云计算、大数据以及广泛互联的智能终端格局正在形成,永不中断的云服务和彼此连接的人群与海量设备,包括PC、平板电脑、智能手机、游戏主机等常见的计算终端、不断研发形成的智能汽车、智能电视等新兴的无所不在的智能终端,以及数以百亿计的机器、企业、个人随时随地都在获取和产生的新数据,正在消弭真实与虚拟的界限,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化网络。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过往时代积累生成的精神文化财富,在非物质的、无形的价值受到重视和发掘的同时,又面临新的发展契机。简言之,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云计算条件下的数据化、信息化及其广泛的互联传播与应用。这将有别于以往数字化保护的转化与存储,而是深度的信息、数据分析与应用,所谓“将信号转化为数据,将数据分析为信息,将信息提炼为知识,以知识促成决策和行动”,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大数据的有效分析与处理,获得新的洞察力和价值。具体而言,云计算与大数据时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据化、信息化将成为大众互联时代活跃的文化因子,对其海量文化数据与信息的计算与利用将成为设计创新重要的文化根基和平台,对其数据关联性的有效利用将成为当代人文需求与历史文化传统对接的突破口。

这也将带来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转化范式的创新。从“范式”意义上看,在自然科学领域,科学家吉姆·格雷(Jim Gray)在2007年提出了“科学研究的第四范式”的图景,即基于数据密集型计算的科学研究,具体包括数据采集、管理和分析,仅数据分析环节及包括建立数据库、建模和分析、数据可视化等。就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言,解决数据管理问题,充分获取、存储和保护“非遗”数据信息;实现数据丰富,进一步发现不同数据间的相关性;以及增强“非遗”数据洞察力,“通过分析、呈现与决策工具,获得洞察力,并最终通过付诸行动,产生价值”,都将是新的技术条件和文化语境中,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转化发展的重要基础,相关设计转化工作也将在这一基础上实现更大的跨越和提升。

总之,亚洲国家有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在认定和立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引领性的探索和尝试,结合经济发展,以当代设计观念转化“非遗”资源的传统文化样式,用当代设计语言转化传统文化元素,通过当代设计创意产业转化传统文化产业,以及通过当代设计创意产业发展转化传统文化产业,取得了一系列经验,从“解决问题的模式”角度看,形成了原生态、聚落化传承和发展的“手艺农村”范式和凝练传统文化元素和精神的“设计产业”范式。当前,在云计算、大数据以及广泛互联的智能终端格局正在形成和发展,尤需进一步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云计算条件下的数据化、信息化及其广泛的互联传播与应用问题。应该说,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定与保护是一种文化自觉和自信,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转化与利用,则是对文化创造力的新的考验。亚洲国家有自身的文化历史和现实,在历史进程中也有过故步自封、闭关锁国导致国力日衰的教训,当前要以开放合作的视野和胸怀,促进丰厚文化资源的转化与发展,以文化为纽带,以文化为动力,在良性竞争的环境中健康成长,实现富民强国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