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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贫困必由之路:我国农村贫困地区“文化扶贫”的关键解读
2014年02月20日 | 作者:王俊文 | 来源:农业考古2007年6月 | 【打印】【关闭

贫困地区贫困表面看是经济问题,因为衡量贫困的客观指标,都是人均纯收入、人均口粮数等经济指标,贫困一般表现为食不裹腹、衣不蔽体、房不避风等物质现象。但从深层意义看,就会发现隐藏在经济贫困背后的文化贫困,正是这种文化贫困,它严重阻滞了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步伐,越来越成为制约贫困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

一、“文化贫困”概念的提出

所谓文化贫困就是人们所拥有的一种 “贫困文化”,也就是说贫困人口长期生活在贫困中,形成的一套特定生活方式、行为规范、价值观念体系等等。如强烈的宿命感、无助感、自卑感、目光短浅,视野狭窄等等。正是这种贫困文化,牵制人们思想、禁锢人们手脚,使之陷入麻木僵滞的精神状态,驻足贫穷荒野而难以跨越。著名反贫困理论专家,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 缪尔达尔认为:“不发达国家民众巨大的贫困至少部分是由于他们的宿命论、他们的麻木和他们对于改变观念和制度、维护现代技术、改善卫生条件等努力的冷漠。”这是一种比经济贫困更深重、更难以摆脱的贫困。尽管这种“贫困文化”表现方式、程序存在差异性,但总体看,其鲜明特征就是价值观念落后,无为的人生哲学。他们安贫乐道、听天由命、得过且过,并且这种文化在贫困地区主要表现为教育、科学技术水平低下。正是这种文化贫困,极大束缚了贫困地区人民的开拓进取精神。他们宁愿守着土地受穷,不愿冒险外出经商打工,长此以往养成一种好吃懒做的习惯,不去寻找脱贫致富办法,而是寄希望于国家支援救济,等、靠、要依赖思想严重,甚至以吃救济、拿补贴为荣耀,以致无法从贫困泥潭中解脱振作起来。

二、我国农村贫困地区“文化贫困”的表象描述目前我国贫困地区农村的文化贫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生活方式陈旧落后。在经济困窘情况下,人们只满足温饱,无暇顾及饮食结构合理性。如中、西部一些贫困乡村,村民饮食结构非常单调,冬春季节基本没有蔬菜,居所缺乏起码卫生条件,营养不良,疾病缠身,精神萎靡人口比例较大。在一些村落,人们卫生观念极差,穿住脏乱是共有现象,有些村民人畜同居,住所空气污浊,直接导致人们诸多不良生活习惯,亚健康状态比例较高。由于疾病频繁,医疗费用支出导致许多家庭倾其所有,负债累累,经济陷入困境。此外生活观念、方式陈旧落伍,极易形成消极沉沦,懒散怠惰,不求上进的劣性心态。

第二,婚育观念陈旧落后,具体表现为本能拒绝计划生育、优生优育。

受封建传统观念和落后生产、生活方式影响,多子多福、无后不孝的迂腐观念,在一些村民头脑中根深蒂固。生育过多,一方面造成家庭人口增多,消费支出上升;另一方面加重家长生理、精神负担,沉重的家务劳动把他们压得喘不过气来,没有更多精力投入生产活动。优生优育观念落后主要表现为通婚地缘狭窄和亲缘间通婚,造成人口素质退化下降,以致痴呆、畸形现象增多。这些终生残废人口丧失劳动能力,只能靠家庭养活以维持生命。近亲通婚、低能人互婚及较小地缘范围的长期交错通婚,是导致贫困人口增加的重要根源。如宁夏泾源县,痴呆等缺少生存能力人口占全县人口的10%,平均每户负担1人。这些人从根本上缺乏生产、生活自理能力,一般应将他们列入社会救济对象,而不是贫困扶助对象。此外贫困地区单身青年男性日益增多,性别比例失调导致的“旷夫”之怨,已成为一个值得注意的社会问题。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1999年对中、西部192个贫困县调查表明,造成这种状况主要是贫困地区女性青年一般有机会通过婚嫁进入相对富裕地区,男性贫困者则更愿意与自己境况接近的女性来往,以减轻心理承受压力,表现在男婚女嫁上,男性贫困者大多愿意娶比自己更贫困的女性为妻。

我国贫困农村人口增长率,普遍高于非贫困地区和城镇。在许多贫困地区,人多地少,生存压力迫使人们不断毁林开荒,进而不断强化水土流失、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人口剧增使人均耕地面积不断下降,尽管在人口繁育增长与收入水平之间,未必呈现简单的负线性相关关系,但愚昧生育文化,即我国民间文化中多子多福,养儿防老,“早栽树,早乘凉”的传统观念抑制反贫困进程则是无疑的。

第三,受教育程度低,文盲、半文盲较多。

大量事实表明,贫困地区相当数量的脱贫致富者,多数是受过一定教育,具有一定文化知识的乡村“能人”。据国家统计局农调队调查表明,乡村从事传统农业的体力劳动者大多是文盲或半文盲村民,而受过一定教育、具有一定文化知识的人则大多从事第二、三产业。正如约翰·梅尔分析的那样:“教育在激起农民变化方面能够起重要作用,因为它能够开阔农民及其子女的视野使之放眼世界,而且还可能引起消费和生产方式发生变化,也许更重要的是,它会通过为农民以及未来农民提供实行变革的方式,来激起他们实行变革。”。可见文化素质高低是能否脱贫致富的关键条件。据1992年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显示,贫困地区每1000人中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5.45%,比全国平均少24%;农村12周岁以上人口文盲率,贫困地区约占50%,比全国平均高2/3。西藏文盲率高达77%,青海、甘肃、云南文盲率超过50%。在抽样调查18个贫困地区的47个县中,22岁以上的人口文盲半文盲占44.2%,比全国的23.5%高出20.7 .%。宁夏回族自治区农业人口中文盲、半文盲占57.6%,个别偏远县、乡的文盲率高达80%以上。另外据1999年贵州省21个贫困县统计,12岁以上的5589.83万人中,文盲、半文盲占57.6%,并且比率呈进一步扩大之势。我们知道教育对贫困地区人力资源、社会经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目前我国贫困地区许多儿童,却由于家庭贫穷付不起学费而被迫辍学,而贫困地区学校收费并不高,平均每年每学期每个学生大约在25-30元之间,远远低于全国学校收费平均水平。可这不多的学费对还不能解决温饱的贫困家庭来说,仍是一笔无法支付的费用。目前我国贫困地区还有近十多万儿童因家庭贫穷而失去教育机会,并且在校学生流失率高达45%。这源源不断的文盲大军,使得贫困地区劳动力文化素质、科学技术水平十分低下,其结果必然导致贫困地区劳动生产率增长异常缓慢,经济水平处于贫困状态。总之贫困地区与经济发达地区的差距,并不是资源多少的差距,而主要是人才的差距、科学技术水平的差距、文化观念的差距。以致贫困地区摆脱贫困始终步履维艰。

因为贫困,教育事业困难重重,不断滑坡。中国农民传统的耕读为本、崇文尚贤的人生态度在生存压力下逐步消解,受小农意识,急功近利等意识影响,新的“读书无用论”在乡村流行,失学率不断上升。不少青壮年文盲尚未扫除,新的文盲群体又在涌现,村民文化素质退化对乡村两个文明建设构成严重妨害,科学技术游离乡村生产生活之外。这种状况不仅使“集约农业”成为空想,而且由于缺乏科技知识,助长了乡村社会巫术迷信的泛滥,以致文化生活落后,陈规陋习流行。此外经济体制转轨以来,贫困地区文化事业经费短缺已成为一个共性问题。受经费因素困扰,不仅城市文化团体送书、送戏、送电影上山下乡中断,而且贫困地区大部分乡镇文化站基本瘫痪或解体,健康文化生活的匮乏导致贫困地区赌博等行为十分普遍。第四,价值观品味、层次较低。

价值观是精神动力,价值观品味高低,直接决定人们生存状况和生存实践。当前我国贫困地区文化贫困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价值观品位较低,即贫困价值观,具体主要表现为:消极无为、听天由命的人生观;安贫乐道、得过且过的幸福观;小农本位、重农轻商的生产观;懒散怠隋、好逸恶劳的劳动观;血缘伦理、重义轻利的道德观;不求更好、只求温饱的消费观;崇拜鬼神的迷信观;老守田园、安土重乡的乡土观;多子多福、香火旺盛的生育观等等。正是这些消极落后甚至是封建愚昧的价值观僵化了村民思想,遮蔽了他们的视野,束缚了他们的手脚,形成了一种落后愚昧的文化心理,使之身在贫中不知贫,安于现状度春秋。

刘易斯和威尔逊都看到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文化贫困”现象,但刘易斯看到的是穷人拥有的贫困文化,而威尔逊看到的则是富人拥有的贫困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威尔逊提出的“贫困文化”对我们更有警示意义。近几年笔者在乡村调查获得的大量资料表明,经济繁荣不一定带来文化进步,有时恰恰相反。在一些富裕乡村甚至小康村我们看到,村民虽然脱贫致富过上小康生活,但乡村文化却极为贫困,社会风气污浊,精神文明衰败,被人们称之为“乡村病”。这种文化贫困不仅对乡村社会全面进步形成严重障碍,而且强有力掣肘乡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不但阻滞农民致富奔小康步伐,更为担忧的是这种文化贫困竟将一部分脱贫村民重新拉回贫困,即出现“返贫”现象。

第五,务实敬业、艰苦创业精神消失。中国传统农耕信仰和农耕生产,孕育了农民敬业精神和创业精神。中国传统农民不仅把农业生产看作谋生手段,而且看成神圣职业,荣誉象征。但随着传统信仰否定及商品经济发展,农民这种敬业精神正逐步消失,代之而起的是一股奢侈豪华、铺张浪费之风。正如丹尼尔·贝尔在分析20世纪20年代美国小城镇清教节俭价值观被享乐主义所取代的文化背景那样:“消费社会的出现,它强调花销和占有物质;并不断破坏着节约、俭朴、自我约束和谴责冲动的传统价值体系。”在一些贫困乡村,勤俭节约被认为“活得太累”,艰苦创业被讥讽为“牛马生活”,而奢侈浪费则被看作体面。近年来我国乡村兴起的建房热、吃喝风等,很能说明问题。乡村社会的这种奢侈浪费之风,不仅污浊社会空气,而且严重影响乡村经济发展,并使部分村民由此陷入二度贫困。

第六,视商品交易为畏途。

置身贫困地区封闭环境的个体或群体,其社会经济关系仍较多囿于家庭、宗教、邻里、亲友、村落等血缘及狭窄地缘社区。人们价值取向的传统属性与生存经验,都根植并依赖传统农耕社区,如贫困地区民间集市贸易活动,人们许多交易行为,是根据社区血缘人伦的感情原则,而不是等价交换的商品经济原则。数千年重本抑末、轻商贱役的历史文化传统,在贫困地区仍然直接支撑单一传统农业,阻碍商品经济发展。在贫困地区相当部分农民,视商品交换、讨价还价为羞耻之事,视商业收入为不义之财,许多人不屑或羞于到市场出售自产农副产品。可见贫困地区经济道德更多仍是保守的传统伦理型,而非商品等价交换的现代型,从潜意识中,他们视商品交易为畏途,为不道德,以致形成延续至今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并不断滋生随遇而安、知足常乐、得过且过的观念与行为,加之心理长期受挫,又进一步强化了听天由命的生活态度。人们缺乏接受新事物的愿望与能力,缺乏创业冲动与进取精神。在贫困地区,某些人因缺乏商品经营意识及经验而舍本或破产的例证,常引起强烈示范负效应,许多贫困者对此津津乐道,并直接影响他们选择。

人们行为的普遍特征是遵从长辈、习俗和惯例,冒险失败者被讥为“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于是做生意、办工业、搞饲养都被视为危险之事,只有种庄稼才最“保险”。在中、西部贫困地区,许多人的生活理想是“糊汤杂面不断,天天能吃饱饭,不求两转一响,惟求瓦房一间”、“人生在世无非是肚子、妻子、房子,儿子”。人们忙时种庄稼,农闲外出打工的目的,一是为了吃饱肚子,二是挣点油盐零用钱。“有粮吃,有衣穿,温饱知足求平安”,小“富”即安心理与行为是贫困的重要原因之一。

笔者在安徽滁洲市河池乡一户家徒四壁的农民家中,曾见到其堂屋正中设有财神神位,两边张贴供奉“聚宝盆”与“摇钱树”的对联。贫困地区普遍存在信仰祖先鬼神、崇拜自然灵物及佛道的民间泛神迷信,这从另一方面不断浸润贫困者灵魂,培养听天由命、自我畏退、不思进取的人格特征。再者数十年之久的输血照顾式和撒胡椒面式的救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等、要、靠依赖思想。在贫困地区,部分贫困者常年享受救济粮款而心安理得,甚至还有因救济粮款稍有迟缓便破口大骂者。“反正共产党不让饿死人”,在贫困地区已经成为部分贫困者懒惰和混日子的依据。更严重的是,借贷和救济已构成部分贫困农户必需的生存条件。贫困地区农民乡土观念极为浓厚、顽固,没有相当把握,绝不轻易离土经营非农生计,“金窝银窝,不如自家土窝”,这种守旧观念给移民解决贫困问题造成困难。在某些场合,还有因移民导致贫困的情形,这除了政策性移民往往忽视社区重建工作的原因之外,还有移民不能适应新环境而导致文化心理综合性失调等方面原因。此外在生活方式上,节令岁时,婚丧嫁娶、生老病死及建屋乔迁等节庆礼仪,虽给单调的贫困生活带来变动、期望、节奏感,但其间的无度浪费及非生产性超额支出,直接阻滞人们把有限积累用以扩大再生产的可能性。

三、对我国农村贫困地区“文化扶贫”的若干思考

给扶贫注入文化活力,这是对于我国贫困地区扶贫所达成的一致共识。文化扶贫是近年来颇为流行的热门话题。具体地说,文化扶贫是一个系统工程,它旨在通过文化精神和现代观念的渗透、信息的输入、使贫困人口素质得以提高。文化扶贫还可概括为“扶贫扶人、扶智扶文”,其中扶人是主要的,着眼点是素质脱贫。依据我国农村贫困地区贫困状况,结合近几年文化扶贫特点,笔者认为,文化扶贫更重要的还需要进行贫困人口精神状态或者说文化价值观方面的革命。即通过贫困人口价值的改造、转换,根除其消极无为、安贫乐道的劣性心态,重建其不甘落后、积极向上的价值体系,形成一种反贫困的内在精神动力。通过综合分析贫困地区贫困的原因,我们就会发现其贫困的本质根源就是精神文化上的贫困。所以得下力气进行文化扶贫,不能光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是治穷致富的根本之道。通过文化扶贫,重塑贫困乡村农民的心理结构,消除农民心理上、精神上的羁绊。使他们在乡村文化重建过程中,形成一种积极向上的现代价值观念,从而使他们以一种健康向上的精神投入到脱贫致富的变革中去。因此针对我国贫困农村实际情况,通过文化扶贫提高贫困农村人口素质,转变贫困农民的价值观念,已成当务之急。那么如何来进行文化扶贫呢?笔者认为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扭转精神文化建设可有可无的观念。

应该认识到,格调高昂的文化艺术能净化和改变社会空气,促进和推动社会进步,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同时针对文化事业经费短缺,应把文化事业的建设与扶持层层落实,使文化事业建设费用落到实处。思想扭转过来后,可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健全各级文化网络,把群艺馆、文化馆,乡镇文化站建立起来,广泛吸引群众参与文化活动。再次,对一些有社会效益的,但需要投入较大的文化事业给予扶助,如图书馆等。在发展乡村文化事业方面,可以发挥贫困地区当地人才的智慧。例如前不久,《中国贫困地区》杂志专门报道过这样一则事例,湖北省有一个地处深山的苗家寨麻栗坡的“农民业余美术学校”,通过学员自带行李、口粮的方式在农民画家王建成创办下,共举办培训期19期,培学员335人次,王建成及学员的作品多次入选国家级画展,并有儿童作品参加国际展览,在当地引起强烈反响。

第二,县乡两级领导要强化实施“文化扶贫”的领导责任制,把文化扶贫落到实处,成立领导小组,组成专门办公室。尤其要保证人员,保证时间,保证资金,实行包村办点专门抓。对贫困村实行领导包村责任制,一包两年或几年,不改变精神面貌不脱钩。规定精神文明不达标,包村领导不能评先进,不更换办点单位,直到达标为止。

第三,从群众思想意识着手,抓好“文化扶贫”工作。

首先,开展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帮助农民树立高尚的道德情操,认真开展助人为乐、克己奉公、敬老爱幼、扶贫帮困、见义勇为等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教育,组织农民开展创“文明村”、“五好家庭”、“遵纪守法户”、“小康户”活动。其次,帮助农民树立正确苦乐观、价值观。提倡勤俭持家,勤劳致富,乐于吃苦,克服小富即安、金钱至上、个人第一的错误思想,帮助农民处理好个体与群众、自己与他人、奉献与索取的关系。最后开展移风易俗的教育,加强推广科普工作,帮助农民树立健康文明新风尚。要做到这些,村干部起着关键性作用,可选派贫困后进村一把手、致富带头人、当家人到发达地区先进村参观学习,帮助他们打开思路,提高认识。

第四,“文化扶贫”要选准形式,营造生动活泼的环境。多建立一些农民感兴趣的科技文化组织。由武装部、妇联、团委、农技站、文化站牵头,成立“特种养殖科技联合小组”、“经济作物种植联合小组”、“农业生产技术服务小组”、“文学、新闻创作小组”等科文组织。建立农民拥护的群众团体,如 “红白喜事理事会”、“妇女禁赌会”、“养老帮残协会”、“综合治理联防会”等,通过这些组织的活动,净化社会风气,确保一方平安。同时开展农民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如“春节龙狮比舞”、“三八”妇女节“树立贤内助标兵”、“五一”劳动节卡拉+,大奖赛等活动,将农民从牌桌边、神龛边拉到课堂上、舞台上、市场上。

第五,加强宣传、改变贫困地区村民落后观念。贫困地区大多既经济贫困同时人口众多,且素质低下。这严重制约着贫困地区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所以必须坚持计划生育和开发式扶贫紧密结合。一方面,加大计划生育宣传力度,转变村民多子多福的观念,另一方面,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以控制贫困地区人口数量的增多。如加强对婚龄育孕妇女的登记管理制度、逐步建立农村人口养老保险制度、推行实施社会福利养老基金,让农民老有所养、老有所托,免除其所顾之忧,切实把计划生育工作做好,另外还可以参照安徽金寨县“贫困地区要想富,少生孩子多栽树”和四川省旺川县运用经济手段控制人口增长的经验。其四,发挥科学技术在脱贫致富中的巨大作用,改变贫困地区对科技的忽视排斥观念。科学技术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有第一生产力之称,贫困地区农村居民由于文化素质低,一些简单的科技知识都掌握不了。如湘西凤凰县火炉坪村,几年前把发展果树种植作为扶贫项目进行扶持,但由于农民知识水平太低,学不会果树种植技术,结果种植果树不但没有收益,反而费时费力,得不偿失。要改变这种状况,一条切实可行的措施就是召集贫困地区各级干部进行科技培训,让他们掌握一两门简单易学的实用技术使得这些干部成为科技致富的带头人。同时组织各级科技干部到贫困村去“蹲点”,组织科技人员、能工巧匠帮助农民搞科技承包,充分发挥科技在脱贫中的重要作用,在科技扶贫的过程中,对农民传授科技知识,要有耐心和信心,只有让农民真正得到实惠,他们才会改变对科学技术的冷淡态度,从排斥到吸收再到欢迎。有了这点认识,他便不会轻率地让小孩辍学在家。

总之,文化扶贫目的在于提高农村人口素质,改变贫困农村居民的价值观念,使他们想改变现状而不是安贫认命,然后在外力正当方式援助下,走自力更生、自我发展道路,最终依靠自身力量摆脱贫困。正因为经济贫困、文化滞后、观念保守陈旧,三者相互影响制约,互为因果条件,所以从文化视角看,消除或缓解贫困的努力,不应只帮助贫困者暂时增加一些收入,应包括传统经济道德转变、传统生活变迁,传统人格与行为的重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