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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现我国反贫困战略的有效路径
2014年08月15日 | 作者:陈志超,胡 薇 | 来源:内蒙古大学学报 2013(3) | 【打印】【关闭

反贫困是一个同时具有经济理论与政策实践双重涵义的概念。从制度化、规范化的角度讲,要求保障贫困人民的基本生活水平,使其能够生存和生命延续。从体制和政策上讲,要求缩小贫富差距,促进收入分配的公平,谋求经济社会稳定、和谐与持续发展。缓解和消除贫困是人类面临的共同任务和难题,世界各国都高度重视对贫困问题的研究,著名的经济学家西奥多·W·舒尔茨曾疾呼道:“我衷恳地希望经济学家们在构筑自己的理论大厦时不要忘记给贫困问题留点地位。”我国作为发展中的人口大国,党和政府更是高度重视,并始终致力于农村扶贫问题的探索和创新,不断调整反贫困战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反贫困战略的伟大成就。但由于农村贫困人口依然庞大,按2009年起开始实施人均纯收入1196元的新扶贫标准计算,有4007万人成为新的扶贫工作对象。因此,总结我国反贫困战略经验,探寻农村贫困根源,提出发展农村文化产业的对策,显得十分迫切和必要。

一、我国农村反贫困战略路径:救济式扶贫———开发式扶贫———智力式扶贫

新中国成立时,广大农村面临着普遍的生存性贫困问题。由于贫困人口庞大,国家财力紧张,这一时期的反贫困战略主要是小规模的物质扶贫,即依托自上而下的民政救济系统,对边远落后地区、因灾致贫人口和战争伤残人口进行生活救济。这种“输血式”的扶贫战略,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贫困人口的临界生存问题,但“救急不救穷”,不能从根本上摆脱贫困。同时,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和一系列错误指导方针的实施,反而加剧了当时的农村贫困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农村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开始凸显,贫困人口呈现出明显的区域集中特点,主要分布在“老、少、边、穷”地区,需要推行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的帮扶措施。为此,我国于1986年成立了专门扶贫机构———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并在逐渐明确具体对象的扶贫过程中,确立了救济式扶贫和开发式扶贫两种模式。前者又称为“输血”式扶贫模式,后者则对应地被称为“造血”式扶贫模式。我国政府根据这两种扶贫模式,依托贫困地区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和重点项目带动,采取整村推进、劳动力培训、产业化扶贫等措施,有效增强了贫困地区的自我发展和自我脱贫能力。但是,“输血”式扶贫模式救济难以保障有温饱需求的绝对贫困人口。“造血”式扶贫模式帮扶的是已解决生存问题,但长期性收入依然十分低下的相对贫困人口。反贫困的任务十分艰巨。

进入21世纪后,面对农村反贫困工作新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举措。2001年以后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的扶贫开发阶段。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目标,即“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2006年2月,中央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首次把农村文化建设提到与经济、政治、社会和党的建设同等重要的高度。2008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指出:“坚持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占领农村阵地,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提高农民思想道德素质。”2009年3月,根据我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国家综合国力快速提升的现状,为提高扶贫成效,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实行新的扶贫标准———人均1196元,对农村低收入人口全面实施扶贫政策。2011年颁布实施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2011—2020年)》明确了2020年要实现的扶贫目标。因此,新世纪的反贫困工作,就任务而言,不仅仅局限于解决绝对贫困人口的温饱,而是把脱贫致富作为首要任务,注重缩小贫富差距,建构长效扶贫机制,增强贫困人口的持续、自我发展能力。新形势下,改变过去的物质扶贫战略,通过文化扶贫以提高人的自身素质,建设文明的新社会成为反贫困战略的有效路径。文化扶贫就是通过科学文化普及和思想道德教育,树立新风和塑造新人,即形成“文化力”,以反作用于经济,促进经济发展,实现脱贫致富。我国的扶贫工作从“输血”扶贫、“造血”扶贫到“树人”扶贫的新发展,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二、文化贫困与贫困文化是实现反贫困战略的主要障碍

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对文化的不同理解,决定了对文化贫困的界定。从狭义的角度讲,文化贫困是指某一群体、家庭或个人在知识水平、教育程度、科学技术修养、思想道德素质、价值观念、主体性、心理素质、思维方式、行为趋势上落后于当代经济社会发展,从而影响到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状态。从广义的角度讲,文化贫困是指一些国家或地区文化滞后于时代发展,并影响到其生存与发展状态。它既包括教育、科学技术的落后,又包括价值观念、体制、发展战略、知识创新的落后等等。贫困文化是指特定社会群体或个人在思想道德、文化知识与能力、价值观念、价值取向等方面的匮乏或滞后,以致影响物质生活资料的获取和精神生活需求满足的生存状态。它是一种社会贫困现象。贫困文化论者认为,贫困虽然表现为一种经济条件,但它同时也是一种自我维系的文化体系,穷人长期生活在贫困之中,出于对贫困现状的无奈反应,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和特定的思维模式,以及特定的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体系。听天由命、消极无为,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思想保守、观念陈旧,情绪低落、依赖性强,懒散怠惰、好逸恶劳等,都是贫困文化的表现。实际上,贫困者之所以选择这种生活,是因为他们对贫困生活的无奈适应,他们掌握的资源是十分有限的,残酷的现实使他们不敢去冒更大的风险来动用只够眼前生活的资料以改善他们的生活,所以他们只好“等、靠、要”。“贫困文化”就这样形成了。

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贫困的重点主要在农村,农村贫困问题是关系到构建和谐社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当前,文化因素已成为贫困农村发展的“瓶颈”,文化贫困与贫困文化是实现反贫困战略的主要障碍。在文化生产力迅速崛起的今天,面对着农村贫困文化和文化贫困的状况,文化扶贫显得十分必要与紧迫。

中国扶贫开发协会会长胡富国认为,当代中国农村贫困的主要原因,已经由地缘因素、交通因素逐渐上移至信息、教育、资本、文化等深层次因素,对农村的扶贫工作已经不仅限于物质上的支持,而更需要为农村提供信息、教育、文化上的支持。要从根本上改变贫困,必须借助外部效应,引入外生变量。在我国的扶贫中,作为外推力的物质扶贫可以解决的是阶段和局部贫困,而打破贫困文化思维定势才是脱贫的内生动力的源泉,所以文化力是转化贫困的内部动力。上海财经大学张雄教授认为,“文化是精神生产力,是引领社会发展、历史变革的灵魂和内在动力”。应该把先进文化作为一个外生变量,由外界植入,在发展的过程中再逐步内生化,促使外延式扶贫与内涵式扶贫相互动,推动农村贫困地区经济的发展。

三、发展农村文化产业与实现反贫困战略的关联性分析

1文化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规律为探索以农村文化产业为载体的扶贫战略提供了理论支撑

马克思揭示的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不平衡规律对我们理解文化经济发展问题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有至关重要的意义。19世纪50年代,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在论述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时认为,物质生产能够直接影响文化生产,物质生产水平的高低也直接决定文化生产水平的高低,故得出了资产阶级文化生产和物质生产是按比例发展、绝对平衡的结论。1857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对此予以了批驳,第一次提出了文化发展和经济发展之间的不平衡规律。他认为:在一定的经济规律支配下,文化和经济在发展中既有平衡,也有不平衡的时候;既有成比例,也有不成比例的时候;既在同一社会水平线的对称点上相应,又在历史长河中呈螺旋形的曲线交叉向前推进。

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在物质经济基础比较落后甚至严重落后的农村,文化产业完全可以率先发展,没有必要等物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才开始发展文化产业。而发展农村文化产业又与解决“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之间存在一致性和内在的联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伟大战略的实施,给农村文化产业发展带来了重大的机遇。除了满足城市居民的文化消费品需求以外,无论从新农村需要新农民的角度,还是从新农村必须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并进的要求看,农村文化产业都是较为合适的载体。”“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号角吹响之际,发展农村文化产业恰逢其时。”

2发展农村文化产业,促进农村生产发展,为实现反贫困战略奠定物质基础

贫困虽然表现为物质的匮乏,但其根源却是精神的匮乏、智力的匮乏、信息的匮乏,总之都是文化的匮乏。要促进农村生产发展,首先要不断增强农民投身新农村建设的各种技能、本领,提高农民建设新农村的思想认识和自觉性,为新农村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要积极引导、扶持农民发展农村特色文化产业,让农民在致富奔小康的进程中真正尝到文化的甜头,体会到文化的价值,从而激发他们在新农村文化建设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农村发展文化产业,主要是依托当地的历史文化资源或自然文化资源的优势。特殊的文化资源是可供开发利用的重要资源,而文化产业具有的产业链长、辐射面广、群众参与性强、投资见效快、资金回收周期短等特点,决定了其完全可以作为群众增收致富的产业。党的十八大报告将“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这一战略在文化建设中加以明确定位。因此,梳理和开掘可供作为扶贫项目的文化中产业资源类型,探索以文化产业为载体的扶贫项目发展方向,提出实施乡村文化产业扶贫项目的战略措施,制定文化产业扶贫项目实施方案,把当地独特的文化资源变成财富,把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产业,把独特的文化资源作为一种品牌推向市场,为贫困地区的农民找到一条新的致富方式,是目前文化资源丰富但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地区实现脱贫致富的一条新途径。这样,农民不仅可以耕田种地,而且可以从事文化旅游、文化服务、民间工艺加工、民俗风情演出等第三产业,使农民的社会身份发生深刻变化。从而不仅可以丰富农村文化生活,提升农民劳动素质,调整农村产业结构,提高农民工资收入,而且还会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全面发展,为顺利实现反贫困战略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3发展农村文化产业,达到“文化共富”,为实现反贫困战略提供精神动力

新农村建设中的“生活宽裕”,不仅是指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和温饱问题的解决,同时也包括在生活富裕的同时,满足农民的文化需求,达到“文化共富”。文化共富是指通过社会制度,以缩小阶层、族群或地区间文化差距,并通过各种方式提高民众的文化能力,提升民众的艺术生活内涵及文化素养,达到全体民众平等享有文化权益的发展状态。因此,只有当农民拥有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的时候,才能说农村真正、全面达到了生活宽裕。在新农村建设中,发展文化产业,可以为“文化共富”的实现提供必要内容,也将为民众提供更多的文化选择。从经济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上看,人的福祉才是根本,而文化服务正是百姓幸福感不可或缺的组成因子之一,发展农村文化产业,是解决文化层面的人民生计的有效途径。“十二五”期间,推动我国文化发展,除了要创新公共文化服务方式,使之进入城乡居民日常生活消费直接惠及民生,还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此外也要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实行文化消费直补,弥合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要把丰富农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化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建立结构合理、发展平衡、服务优质的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完善各级文化服务设施,改善农村文化服务条件,形成多层次、多样化的覆盖网络,让农民便利地享受现代文化服务。要把“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当做新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使其成为农村基层群众获取优秀文化信息、提高文化娱乐档次、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和实用技术技能的重要平台,让农民群众充分享受现代文化的建设成果。

四、发展农村文化产业的现实对策与路径选择

作为一种新型的经济形式———农村文化产业,其包括农村生态旅游、影视拍摄基地、动漫创作基地、手工艺品加工生产、民俗活动展示、民间游艺展演等等。发展农村文化产业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文化行为,而且还是一种经济行为,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和应然选择。“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胡锦涛强调指出:“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人民生活虽然有了很大提高,但发展不平衡,广大农村地区相对还比较贫穷,走共同富裕之路既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愿望,也是中国共产党贯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具体体现。当然共同富裕不可能通过平均发展或平衡发展来实现,也不可能通过单纯救济来实现。因此必须制定科学的反贫困战略及措施,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加强区域协调,认清各地区的基本情况,了解其资源特色和优势,看准市场在哪里,在此基础上认真分析,做好规划,找准发展文化产业的道路和方向,发展各自特色文化产业,从而实现文化产业在各区域间的均衡发展。

1加强政府在农村文化产品创作生产的引导作用

农村文化产业的发展是一条政府扶持的道路。政府在推动农村文化建设过程中,除了在资金、土地、房屋建筑使用等方面提供优惠政策外,还要始终重视加强对文化产品创作生产的主导作用。文化产品不同于一般产品,具有精神文化属性和一般物质商品属性的双重属性。文化属性又主要分为民族文化特性和意识形态性。不同民族由于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在文化价值观、审美取向、心理定势、娱乐需求等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特点。胡锦涛指出:“真正从群众需要出发,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优良传统,吸收借鉴世界有益文化成果,推出更多深受群众喜爱、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统一的精品力作。要引导广大文化工作者和文化单位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坚决抵制庸俗、低俗、媚俗之风。”为此,要做到以下几点:一是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遵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努力创作出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优秀精神文化产品,以更多、更好、新颖、精致的主导文化产品占领市场。二是要坚持思想性、知识性、艺术性、观赏性的有机统一和始终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三贴近”原则。三是要努力营造有利于文化创新、有利于优秀文化产品竞相涌现的良好环境,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

2积极发展农村特色文化产业

文化产业是一个涵盖面极广的产业系统,农村文化产业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寻找一个最为合适的市场切入点,将文化产业的特有优势和广大的农村市场紧密结合起来。必须认识到,地域性文化产业发展由于受条件所限,不可能面面俱到,因而只能抓住特色,发挥优势。农村文化的落后是发展的落后,是在科技、人才和资金等方面实力相对薄弱,但地区文化资源优势比较明显。农村蕴藏着丰富且极具地方特色的乡土文化资源,这些具有差异化竞争优势的文化资源,是发展农村文化产业的重要依托。一方面,我们要注重这类资源的稀缺性和独特性,充分估计它的价值及其在发展文化产业中的地位和作用。从拥有丰富而宝贵的文化资源这一点出发,可以进一步增强文化自信心和文化责任感,激发人们“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强烈意识;也可以立足于本地实际,走出一条有自己特色和比较优势的路子,如充分发展文化旅游业,既是一种现实的选择,也是长远发展的需要。但另一方面,我们还必须全面地认识资源及其功能,避免走入“单一资源论”和“唯资源论”的误区。因此,欠发达地区既要重视自身资源,又不能单纯依赖资源。必须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注重对资源的有效整合和深度加工,不断提高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质量水平,增强特色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和市场竞争力,争取最佳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从而实现由资源型向效益型的转变,由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的转变。目前,特色文化产业的发展在许多农村区域形成了聚集态势,柳编、刺绣、木雕、石雕工艺、陶器等民间工艺品产业在产业规模的扩大及国际市场拓展方面都有较大的发展。

3努力打造农村文化产品品牌

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进一步把发展文化产业作为主导产业,体现了最高决策层对文化产业的高度关注。近年来,我国的一些文化品牌特别是名牌精品,如舞蹈《千手观音》、《风中少林》和音乐剧《蝶》等,得到中外观众的一致认可,取得了良好的市场效果,彰显了文化品牌的双重价值。农村地区如何抓住机遇、乘势而上,将自身文化品牌在全国乃至全球更大范围内进行推销,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

农村地区在实现品牌化发展过程中应注意以下三个问题:第一,文化上的差异就是优势,就是特色,我们要以现代眼光来审视和认知农村文化的独特价值,敏锐地洞察文化发展和消费的潮流及趋势,根据市场需要打造具有独特性的文化品牌。第二,充分发挥地域文化资源特色,精心打造独具特色的文化精品。在我国辽阔的土地上,每一个区域都拥有独特的文化资源。这些丰富多样的文化资源是我们创造品牌文化产业的灵感源泉和原始材料。要打造特色文化精品,首先就要对本区域的文化资源的特色、优势进行科学定位,凸显其独一无二的特质,切忌雷同和边缘化。第三,要对本区域的文化资源进行一次高层次的调研,进行全面摸底,理清哪些是可开发的,哪些是现时不能开发的,从而做好文化资源开发的科学、合理规划。在区域文化资源开发方面,有的省市做得有声有色,已凸显其优势。如云南省近年来采取多种形式努力挖掘云南特有的文化资源优势,打造云南独有的文化品牌,在文化产业界形成了独特的“云南现象”,如丽江的“丽江金沙”、杨丽萍的“云南映象”、大理的“风花雪月”等歌舞演出。这些都是云南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精心打造的在全国颇具影响力的知名品牌。

4大力培育农村文化产业人才

人的因素是发展的关键因素。有理想、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是发展农村文化产业的关键。新农村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最终都要落脚到新型农民的培育上,都要紧紧围绕农民脱贫致富、农村发展的总体目标。大力培育农村文化产业发展所需要的新型农民,是一项系统工程,它需要多方面的努力和配合。第一,应该把文化扶贫摆到重要的位置上来,积极弘扬农村优秀的传统文化,高扬时代主旋律,努力根除农民头脑中的陈旧观念,重塑农民的价值观。第二,促进贫困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第三,加强农村贫困地区的文化“硬件”建设,丰富农民群众的业余生活。要组织农民群众参加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尊重农民的文化首创精神。第四,加强农村文化实用人才的挖掘和培养,着力培养农村新型民间艺人,增强农村文化可持续发展能力,激发农村自身的文化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