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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伦理思想探析 ———基于儒家和道家伦理的视角
2014年06月03日 | 作者:林常清 | 来源:教育教学论坛 2014年2月 | 【打印】【关闭

生态伦理学是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当今时代的共同课题。《地球生命力报告2012》和《中国生态足迹报告2012》显示,1970年到2008年间,地球生命力指数下降了28%,处于“很不健康”的状态。专家指出,如果以这种超出地球资源极限的方式发展,到2030年,人类将需要两个地球来满足生存需求,到2050年,人类需要2.9个地球。伴随着快速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中国的生态系统面临着日益增长的资源需求挑战,中国生态足迹总量已居全球第一位,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一直处于生态赤字之中。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寻找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不仅将惠及中国的生态安全和人民福祉,也将对全球可持续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在城市规划与建设过程中加强生态理念,挖掘和凝练传统的生态伦理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在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思想体系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智慧,尤其儒家和道家在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都表现出深邃的传统生态伦理思想。

一、“天人合一”的和谐共生思想

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思想的世界观基础就是中国古代朴素整体论的哲学思想,它建立在中国古代哲学关于人类与天地万物同源、生命本质统一、人类与自己生存环境一体的直觉意识的基础之上。而这种中国古代的整体论哲学思想也通常被概括为“天人合一”思想。“和谐”是“天人合一”生态文明的核心价值观,它渗透和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儒家的“天人合一”宇宙观和道家的“天人合一”整体观在思想上是完全一致的。天人关系是古代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中国古人在看待天人关系时秉持的是一种非线性、非机械论、非二元论的系统思维。他们都把人与自然看作一个整体的有机系统即“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思想包括天地育人、天人一体、天人相通和效法天地四个方面。

1.天地育人。在道家的生态自然观中,以庄子之论最为丰富和具有深度。庄子在老子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提出了“天人合一”的思想,成为中华民族哲学思想的核心。庄子哲学的最高范畴是“道”或“自然”,提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齐”的伦理主张。在道家看来,万物的生存都离不开自然环境,万物都是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中自然而然地产生,最后又自然而然地复归于大自然。儒家文化在对待自然的态度上,从根本上讲与道家是一致的,自然应采取顺从、友善的态度,以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2.天人一体。中国古代思想家认为人与自然是一个有机整体,如庄子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朱熹的“天地万物一体”。这些观点都体现了平等对待万物的思想,都把“天人合一”作为处理个人和社会、个人与自然关系的最高境界和主导思想。儒家伦理从根本上来说是关于“生”的伦理,“生”是儒家伦理的基本精神,表现为“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自然观。儒家突出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的亲善和谐,认为人的自然生命与宇宙万物的生命是协调、统一的,应该与自然和谐相处,而不是征服自然、与自然对立。

3.天人相通。《中庸》把“至诚”看作是人、物、天地互相沟通,达到内在统一的必由之路。我国古人认为“圣人之虑天下,莫贵于生”,“生”便是崇尚绿色生命和人类求生存发展的道德。历代先贤都主张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孔子和孟子提出君主不要“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中,应限制田猎活动,减少对生物种群的破坏“。俭”是老子推崇的一项重要品德,“俭”就是将人的欲望控制在“自然”范围之内,以维持生态持续性和自然保护。

4.效法天地。孔子主张“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认为一个高明的统治者应懂得使老百姓按季节节律耕耘和收获,不得延误农时。老子指出“: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第25章)“治人事天,莫若啬。”(《道德经》第59章)意思是管理社会和对待自然最好是像种庄稼那样因势利导。

二、尊重自然的固有规律思想

中国古代生态伦理思想主张尊重自然、兼爱万物的伦理原则,尤其强调尊重自然的固有规律,并以此作为衡量人的行为善恶的准绳。儒家文化也是一种生命文化,对“生”的尊重体现在每一个层面,在论述“仁”的概念时,经常把道德范围(道德行为的对象)扩展到生物界和自然界。孟子说:“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他将仁爱的道德规范从“亲”推广到“民”,又延伸到“物”的领域,从而把珍惜爱护自然万物提高到君子的道德职责的高度。《中庸》更是明确提出,只有平等看待人与物,两者的关系才能趋于和谐。《中庸》甚至把“尽物之性”放在“尽人之性”之上,“尽”的意思就是实现。人想实现自己的本性,就要让万物实现自己的本性。如何“尽性”,也就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意思是:万物同时发育而不相互妨害,各种规律同时运行而不相违背。人与物的价值平等观,是儒家世界观的一个重要基础。人与物只有实现了共存而不相害,才是人类生存的一种理想境界。荀子说得更为直接:“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而王阳明认为,人不仅要对鸟兽之死、草木摧折要有不忍之心,对于瓦石毁弃,也要有顾惜之情。这种对生命的尊重,已超越了通常所说的生命。中国古代思想家普遍承认自然的内在价值,尊重自然的固有本性。庄子提倡“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他主张质朴混沌的大自然本身是最为完善的,万物的生长都有自己内在的规律,万物的存在都有自己的方式,在利用自然资源方面要顺应自然规律,维护社会长久发展需要。“以鸟养养鸟”(《庄子·至乐》) 即要按照鸟惯常生活的习惯来养鸟。庄子说“: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庄子·齐物论》)因此,自然万物在权利上没有什么差别。庄子主张“:天在内,人在外,德在乎天。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那么何谓大,何谓人呢?庄子举例说:“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故曰: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得殉名。谨守而勿失,是谓反其真。”(《庄子·秋水》)这里的“天”是指天性或者说自然本性,“人”是指人为或人事。庄子认为天性蕴藏于内心,优良品德是天然形成的,懂得自然与人类活动的规律,方能以顺应自然为根本,反映了庄子尊重其他物种的生存权利的宝贵思想。

三、敬畏生命的人文主义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最具超越性的智慧,就体现在人对自然和万物生命的尊重上。热爱生命与敬畏自然,一直是中国人修养和天性的一部分。在生命观念上,中国传统文化通常把生与死视为一体,将两者结合起来考虑。儒家强调重生、乐生,但在生死与仁义道德的选择上,又突出了“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道德选择及生命价值。这种思想为传统中国人的敬畏生命提供了深厚的哲学基础。老子认为,天地万物是“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道德经》第51章)“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道德经》第7章)因此,人类对待万物,应“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道德经》第64章)“衣养万物而不为主”。(《道德经》第34章)所以说“,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道德经》第13章)意思是说,人类只有能以珍重自身生命和爱护自己的身体那样去爱护天下的生命万物,贵天下若贵其身,爱天下若爱其身,才能真正担当起自然界的监护者的神圣职责,只有这样的人才可以把天下寄托给他。庄子继续了老子敬畏生命的原则,认为生命重于富贵、财宝,乃至天下。他说“:能尊生者,虽贵富,不以养伤身;虽贫贱,不以利累形。“”重生,则利轻。”将“尊生”置于重要位置,提出“达生”“、遂生”“、养生”等命题。他认为“物得以生,谓之德。“”天下有道,则与物皆昌。“”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异乎俗者也。”(《庄子·天地》)为此,在个人修养及人格涵养上应致力于“四心”的培育,即对自然要有感激之心、忏悔之心、敬畏之心、谦卑之心。儒家六经之首的《周易》中,就把“生生”(尊重生命、长养生命)作为人之“大德”“,天地之大德日生”。孔子把保护树木禽兽纳人到“孝”的伦理规范,对于保护自然具有实际意义。孟子继承了孔子的思想,他主张仁爱万物。“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孙丑上》)倘若对其他生命体无侧隐之心,胡作非为而无羞恶之心的话,孟子认为其不但不是仁者,甚至根本不能称其为人。荀子也说:“圣人者以已度者也,故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类度类。”(《荀子·非相》)认为尊先祖隆君师是道德之本根,上事天下事地是教导人们因循自然规律来行事,尊重和保护自然万物,做大自然的忠实守护者。荀子把上事天下事地纳人伦理道德的约束框架之中,把保护自然看作是伦理道德的内在要求,这与当代生态伦理思想大有异曲同工之妙。

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着“天人合一”、“仁民爱物”、“取之有时,用之有节”以及“天地万物,一本之仁”等宝贵的生态思想精华。道家伦理所构建的“道法自然”生态观蕴含着尊重自然,人与自然平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以及保护自然资源造福于民的生态责任意识,为当代生态伦理学的发展提供了思想源泉。用今天的眼光看,这些观念无疑蕴含着非常前沿的生态伦理与生态良知。现代西方环境伦理学创始人之一的法国学者A·史怀哲(A·Schweitzer)在创立生态伦理学时曾吸收借鉴中国古代生态伦理的智慧。他认为:“中国哲学家孟子,就以感人的语言谈到了对动物的同情……列子认为,动物心理与人的心理差别不是很大,即没有像人们通常所想象的那么大。程朱反对动物只是为了人及其需要而存在的偏见,主张它们的生存具有独立的意义和价值。”可见,我国古代生态传统观念,无论是对控制人类的生态足迹,还是重建一种新的生态伦理,都是一种极为丰富的文化资源。中国古代生态伦理思想中的“物我两忘”、“德生敬命”等思想讲求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与当代生态伦理学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目标取向、尊重自然固有规律的价值取向和遵奉敬畏生命的人文主义是完全一致的。建设生态文明需要弘扬传统的生态伦理精神,必须从文化上去重新理解人类与地球的关系,只有当这种认知有足够的力量形成新的文化共识,形成一种文化潮流之时,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人们对生活方式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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